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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科制度视域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进阶理路与思考

发布时间:2021-01-09 15:5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 要] 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下,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层级蕴涵着学科会获得更丰饶的资源和更好的发展空间,也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当前,我国国家学科制度正处在深度转型与变革之中。 论文基于国家学科制度视域,认为在巩固已有内在知识

  [摘 要] 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下,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层级蕴涵着学科会获得更丰饶的资源和更好的发展空间,也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当前,我国国家学科制度正处在深度转型与变革之中‍‌‍‍‌‍‌‍‍‍‌‍‍‌‍‍‍‌‍‍‌‍‍‍‌‍‍‍‍‌‍‌‍‌‍‌‍‍‌‍‍‍‍‍‍‍‍‍‌‍‍‌‍‍‌‍‌‍‌‍。 论文基于国家学科制度视域,认为在巩固已有内在知识观念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之地位和层级,完善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形成独特与多元并存之研究范式,树立开放与包容之学科视野,构建现代学科之认同,是未来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进阶的理路与选择。

  [关键词] 国家学科制度;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进阶理路

出版科学

  1 问题的提出

  学科具有两种存在形态,即知识形态与组织形态。 学科建设是知识形态的内在观念体系建设和组织形态的外在社会建制建设的统一[1]。 知识形态层面的内在建设主要包括概念范畴、理论体系、方法范式、知识传统、学科精神和学科认同等,组织形态层面的外在社会建制建设主要包括学科专业目录、专业研究机构、人才培养组织、学术交流机制、学科成果传播平台等。 由此在逻辑上一般存在两种学科建设路径:一是以传统经典学科为代表的由内向外的路径,先形成学科独特的知识体系、方法范式,再推动外部组织建制的形成,如申请列入学科专业目录,建立专业研究与人才培养组织,成立专业学会,建立学术成果传播与交流机制等; 二是“大科学时代”以现代新兴学科为代表的由外向内的路径,根据外部需求形成制度化的学科专业组织、人才培养组织、学科知识积累和传播平台,再逐步完善内在知识体系。 前者过程较为漫长,后者效率较为快捷,两种路径交错存在于各类学科的发展史之中。 与学科、学科建设、学科建设路径密切关联的是学科制度。 现代学界则普遍认为学科制度是一种内在知识生产、专门人才培养、外在组织建制同步进行的融合性制度[2]。 在该制度下,学科既要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格规范的方法范式,又要以开放的机制汲取百家之长,以此避免学科知识生产的固步自封[3]。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学科管理模式,一者为以我国为代表的统一、权威为特质的国家学科管理模式,二者为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以提供统计功能与信息服务为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学科管理模式。 两种模式孰优孰劣难以定论,存在即合理,都有其存在的历史性与逻辑性。 编辑出版学作为一门以研究编辑出版活动规律为独特研究对象的学科,在我国经多年发展和学界、业界共同推动,内在知识形态建设和外在组织形态建设均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形成了有别于新闻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逻辑概念、知识范畴、理论体系,取得了在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研究生专业学位目录中的合法“户籍”,全国范围内建立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化的人才培养组织、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了较为顺畅的学科交流机制、学科成果传播机制等。 但遗憾的是,在最能彰显学科社会组织形态建设成效的国家研究生一级学科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仍未取得“席位”,还遮蔽于相关学科之下。

  在内在知识体系方面,编辑出版学科还未能提供掷地有声、令学界信服的重大理论成果,未能形成明显有别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独特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未能完全构建起现代学科的文化自信与认同。 当前,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体系正处在深度转型与深入变革之中,其中两个动向值得关注,一是国家不再颁布二级学科目录,只颁布统一的一级学科专业目录; 二是国家层面的学科评估和双一流评估进一步强化了一级学科的独特地位。 在此背景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之路何去何从,需要我们作深层次的思考和回应。 今年,值国家学科目录调整之际,编辑出版学在国家学科制度体系视域下如何沿着“最优”的学科建设路径,在巩固已有内在知识观念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升级其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层级,完善内在理论体系,形成独特与多元并存的研究范式,树立开放与包容的学科视野,构建现代学科认同,是未来编辑出版学加快学科建设进阶路径必须思考的“大文章”。

  2 我国国家学科制度的真实意蕴

  2.1 进入国家学科目录体系蕴涵着学科将获得更丰饶的资源和更好的发展空间

  放眼世界,目前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学科制度,一是以提供统计功能、信息服务为特征的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一是兼知识分类和权力管理为特征的权威、统一的国家学科制度[4]。 我国施行的学科建设管理模式即为后者。 在国家学科制度下,一门学科的成立与其内在知识体系的成熟度不完全存在正相关性,学科准入、学科划分、学科专业设置、学科人才培养更多时候是由政府依据社会需求统一规划、统一组织、统一主导、统一设定,学科制度的权威性、统一性、合法性等特质集中体现在学科目录及其功能上。

  一门学科进入学科目录,意味着该门学科学术新人培养和科学研究的“合法性”“特许性”,也蕴涵着该门学科会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5]。 学科的“合法性”伴生带来的是与其相应的组织、机构、职位、项目、经费等资源的“红利”,资源的“红利”意味着该门学科会比其他学科更容易吸引到一流学科人才、一流生源,一流的学科人才聚集会产出一流的学科知识成果进而巩固其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的地位,螺旋式循环往复,形成学科发展的良性生态链。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理解老一代编辑出版学者笃志创建编辑出版学并推动这门学科合法化的缘由之一吧。

  2.2  升级在国家学科目录体系中的层级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我国实行的是国家学科制度,学科专业目录是学科制度国家化的显性标志,其由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组成,是国家指导和规范专业人才培养,实行学科准入审核与管理的重要依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学科目录按三级口径设置,依次包括学科门类、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从学科门类到一级学科再到二级学科,是一门知识不断精细化、具体化,方向不断拓展的过程。

  而从二级学科上升到一级学科再到学科门类,不仅仅是其资源占有不断增加、发展和服务空间不断拓展的过程,同时也是研究对象范围不断扩大、内涵与外延不断丰富的过程[6]。 在这一制度下,学科的升格不仅意味着学科在社会组织建制层面的“升级”与“提拔”,而且蕴含着学科需要在内在理论体系、方法范式、学科视野、学科自信等方面予以升华,需要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方面产出更大的成果以回馈国家和社会。

  2.3 国家学科制度体系的改革动向蕴涵着学科需要前瞻性地谋划转型升级之路

  相较于国外学术共同体学科制度下学科目录形成过程呈现出的“自下而上”特质,我国国家学科专业目录是由国家围绕科技发展最新趋势,结合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在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学术共同体论证的基础上,“自上而下”严谨有序地形成的。 学科专业目录的异动和调整是传递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体系改革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历史上学科专业目录的每一次调整一方面是因应“大科学时代”学科知识体系的变化和分野、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和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服务与学科密切关联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因此,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内在地蕴含着各个学科需要紧瞄科学发展新动向、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从内在观念体系建设、外在组织建制、学科人才培养方案创新等方面前瞻性地谋划转型升级之策,以保持和国家学科制度改革的“同频共振”。

  目前,值得关注的一个动向是,随着学科目录的不断改革演进,随着赋予高校在一级学科下设置二级学科更大的自主权,国家不再颁布统一的三级学科目录体系,只公布指导性的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二级学科在2011年学科目录中被取消。 按照一级学科进行学科准入授权审核、高校在学科专业设置中自主权增强,成为近年来我国国家学科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从国家颁布的“双一流”建设政策和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设置来看,“强一级学科、弱二级学科”的变革动向非常明显,二级学科的弱化问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虽然说取消二级学科建制是顺应大科学时代学科发展趋势的战略调整,但是二级学科建制的取消,对于“掩映”在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编辑出版学而言,不仅无法体味到政策调整所带来的益处,反而面临学科外在组织建制层面的危机。 在此背景下编辑出版学何去何从值得慎思。 鉴于我国学科制度变革的新趋势、新走向,以及国家学科制度下学科所承载的获取社会资源、赢得生存空间、服务社会需求的更深层次的真实意蕴,以及出版业的大发展与转型升级,需要前瞻性地谋划编辑出版学的转型升级之路,当前不仅要巩固编辑出版学的现有学科地位,还要努力推动这门学科向一级学科升格,进一步完善这门学科的内在知识体系,以适应国家学科制度改革的新变化。

  3 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进阶理路与思考

  3.1 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层级

  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下,学科在学科目录中从挂靠依附学科升级到独立学科,从没有“户籍”到取得“合法户籍”,从二级学科升级到一级学科,不仅意味着学科在知识体系成熟度上的提升,意味着学科在社会组织建制上的拓展,更意味着学科发展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

  目前,编辑出版学已在知识形态层面的内在建设和组织形态层面的外在社会建制建设方面有了较为坚实的积累。 如在内在知识层面,出版了大量的编辑出版研究论著,形成了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理论和知识,形成了有可归属的、具有独特研究内容的方向领域; 在外在组织建制建设层面,进入国家本科专业目录和研究生专业学位目录,形成了从本科到博士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编辑学会、出版研究院、编辑出版学重点研究基地等学术组织和学术平台,举办了10余种专业期刊。 这些学科建设成果为编辑出版学从挂靠学科、依附学科向自立门户的独立的一级学科的升级打下了较为成熟的内外基础。

  考察学科的衍生路径与生成逻辑发现,大科学时代学科的合法性不再单一地建立在知识体系成熟的基础上,更多的新兴学科是建诸于社会的需求之上。 出版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出版业的新技术、新业态、新链条,出版业的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等都对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新更高要求。 而现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并没有“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席位”,大多数高校通过挂靠依附“新闻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等相关一级学科的方式开展编辑出版学专业或方向的人才培养工作。 由于所依附的一级学科不同,人才培养的规格、口径、标准、理念和模式千差万别,人才培养的质量参差不齐,在一定程度上会制约我国出版业的创新发展[7]。

  可见,解决不了在国家学科目录体系中独立的一级学科“席位”的问题,就满足不了出版业大发展对高层次出版人才的需求,满足不了建设出版强国、文化强国的需求。 2020年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一轮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期,我们应该通过强化编辑出版学科的内涵建设,抓住国家学科目录调整的机遇,实现编辑出版学由依附学科向一级学科的跨越和升级,争取在国家学科体系的“庇护”下聚集强大的社会资源,培养专业的学科人才,产出一流的学科成果,加快学科内在知识体系的发展成熟,进而巩固其在国家一级学科体系中外在组织建制的地位,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学科专业知识来进一步服务出版业的实践需求。

  3.2 完善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

  成熟、完整的知识体系是一门学问得以成为学科、得以立足学科之林的根本‍‌‍‍‌‍‌‍‍‍‌‍‍‌‍‍‍‌‍‍‌‍‍‍‌‍‍‍‍‌‍‌‍‌‍‌‍‍‌‍‍‍‍‍‍‍‍‍‌‍‍‌‍‍‌‍‌‍‌‍。 考察我国30多年来的历次学科目录调整及具体实践,不难发现不少学科在建立之初,其内在的知识体系和精神规范尚未完全成熟。 编辑出版学这一学科也不例外。 30多年来,尽管编辑出版学已经形成内容较为丰富的学术成果,但仔细考证和反思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学理和学科建制史,我们发现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建设更多强调的是外在组织建制以及外在社会需求、行业发展需求,其学科理论体系根基的夯实还不够牢固,理智层面的深度思考还稍显不足,编辑出版学在基本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是有历史欠账的,一些基本的学理问题还未完全解决[8]。

  如:编辑出版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其学科边界及其内涵是什么? 研究对象是什么? 研究方法与研究范式是什么? 编辑学与出版学的关系问题,编辑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的关系问题等。 如果不能在编辑出版基本理论研究上有较大突破,完善编辑出版学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即使升格为一级学科之后,因其自身理论之基的薄弱也存在在将来学科目录调整中被“下岗”的可能性。

  所以,当前建设和发展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不仅意味着学科在学科目录中所处层次上的变化,更重要的是需要开展编辑出版学的元研究,廓清编辑出版学理论的内涵和外延,建构编辑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框架与范式,发展学理性的编辑出版学,需要产出一批原创性理论学术成果,以赢得社会认可、赢得学科自信。 由于一级学科是一门学问中研究领域相对一致的知识体系的集合,一般有若干方向领域构成。 所以在学理层面上,建设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需要我们不断拓展学科的对象范围,不断深挖学科的内涵。 既要重视完善编辑出版学科的概念、规律、方法、范式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又要重视选题策划、编校、印刷、装帧、设计、发行、传播、经营、版权、新技术等方面的应用研究[9]。 要通过学科对象范围的拓展、学科特色方向的凝练、学科内涵的丰富,从史学研究、思想研究、哲学研究、文化研究、范式研究等层面构筑起编辑出版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一级学科的理论框架体系[10]。

  3.3 形成独特与多元并存之研究范式

  范式犹如学科的“标签”,是学术同行间共同的语言表达体系、学术研究规范和知识基础规范的融合体,规范的范式是学科成熟的标准。 一门学科如果没有范式,不仅学者间的交流变得困难,知识的传递和积累无从实现,而且学科的精神归属、文化认同更是无从谈起[11]。 就编辑出版学科来看,因其一直“庇护”在其他学科的“羽翼”下,受出版业社会需要的驱动,大多数研究仅着眼于解决出版业实践问题,导致学科的研究主题较散,多为就事论事,“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研究方法特色性不足,相当一部分学术成果多为泛泛的文献分析、比较借鉴、问题探讨等定性的描述,精确的实证数据支撑不足,没有建立起独特的研究范式。 因此,开展有范式的编辑出版研究是当前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这就既需要进行以问题为导向的应用性研究,更需要加强以内在理论问题为核心的学理性研究; 既需要概念逻辑层面的思辨分析,更需要精准数据层面的实证支撑,据此发展出规范的研究方法体系; 需要建立有聚合力、吸引力的研究团队,形成有影响力的学术流派,构建有原创力的理论成果; 需要学界研究者与行业实践者的精诚合作,也需要学会、期刊等外在组织的有力支撑,通过设立重大科研项目、征集期刊用稿选题、开展学术交流研讨会议、出版重磅学术成果等方式集聚研究力量,推动学者之间的对话交流、碰撞批判,推动知识的传播和交流,推动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研究范式。

  随着科学的高度分化与融合,学科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学科交叉融合与学科范式的相互借鉴越来越成为科学的常态,“一家独大”的单一的学科研究范式已成为不可能,多元研究范式的并存已成为今日学科建设常态,这在人文社会科学里表现得更为突出。 编辑出版是一个横跨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自然学科,多元交叉融合的社会活动,只有借鉴不同学科的研究范式,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认识,才有可能掌握其全貌。 因此,对于编辑出版学来说,在努力构建知识体系、形成独特研究范式的同时,应该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姿态,认真学习、借鉴、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范式,要在推动构建共同的话语体系和独特的研究规范的基础上,形成相互补充、多元并存的研究范式体系。

  3.4 树立开放与包容之学科视野

  传统学科制度一般由学科准入、学科划分、专业人才培养等制度组成,有将知识分门别类并按一定的层次进行外在组织形态的建制化的偏好,其合理性、价值性在于顺应社会分工日趋细化发展的需要,易于形成学术共同体和学术研究规范,推进学科知识向纵深方向拓展; 利于建立学科间的激励竞争机制,使学科发展有更强的内在自觉力。 其弊端同样明显,学科之间因外在组织建制的显性标识而“门派”分明、恪守“城墙”,形成学科之间的壁垒,不利于学科间的交流与对话[12]。 在国家学科制度下,进入学科目录是学科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但必须看到,进入学科目录虽然能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有了组织庇护之所,但因为学科目录功能的“溢出效应”,如果编辑出版学与新闻传播学、图书情报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之间相互独立、分割,容易导致高校中编辑出版学科组织独立分设,人才培养口径狭窄,研究视野局限和学科队伍结构单一。 编辑出版学如果局限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关在学科制度的“藩篱”里“自弹自唱”“自娱自乐”,就会失去创新发展的活力。

  因此,我们在维护强化编辑出版学的学科地位,争取把编辑出版学升格为一级学科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成为一级学科之后尽管学科的内涵会进一步地丰富、外延会进一步地拓展,但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与一级学科之间的“围墙”阻隔会依然存在,特别是在国家强化基于一级学科的学科建设和学科评估之后,一级学科的边界似乎得到进一步固化,学科壁垒较过去可能更加坚硬牢固。 所以,为了推动编辑出版学的健康发展,在努力推动建设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的同时,须从一开始就要未雨绸缪,要树立开放与包容的学科视野,认真汲取部分一级学科建设的经验,弱化学科的边界,在学科组织设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学术成果传播等方面推动编辑出版学的开放和交流,特别注意利用相关学科的营养和成果来综合提炼形成编辑出版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和学术研究范式。

  3.5 构建现代学科之认同

  学科认同是学科从业人员对自己所从事之学科的知识体系的独立性、完整性,组织形态的合法性、合规性,以及对学科地位、学科使命、学科立场的价值判断[13]。 编辑出版学的学科认同主要是指编辑出版学人对自身“编辑出版学学者”社会身份的自我感知和自我评价,同时也包括对他者针对编辑出版学的评价展开自觉性反思的主动意识。

  编辑出版学在外在组织与社会建制上虽不断完善,但学科文化自信、学科认同的问题却一直存在,甚至有人抛出编辑出版学没有学术,不是一门学科的论调,认为当下的编辑出版学更多停留在一种编辑出版实践实务的探讨、现实问题的解决。 探究此种解读的原因,应该说与编辑出版学理论体系尚未成熟、研究范式尚未成型、研究议题问题化倾向严重、学科标识模糊有很大的关联[14]。 编辑出版学如何在学科内在知识体系构建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中,树立学科精神和学科自信,形成学科文化和心理认同,这是关系到编辑出版学一级学科建设走向和成败的关键之所在。

  树立学科精神和学科自信,构建学科认同,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强化:首先,重视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与完善。 尽管外在社会建制是学科生存的重要条件,但内在的观念知识体系才是一门学问立足学科之林的“定海神针”,一门学科只有通过完善知识体系,廓清学科内涵,厘定学科边界,形成学科范式,才能真正树立起学科自信。 其次,要重视学术共同体建设。 编辑出版学缘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它是由学术同行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的集合体。

  作为新兴交叉学科的编辑出版学,精准而专业地表达其真正的学科价值,不仅要有知识体系支撑和多学科基础理论统摄,还要建立专业委员会、专业服务机构、专职研究队伍、专业出版物、人才培养实体机构等学术共同体组织建制,这是增强学科自信、构建学科认同的根本。 当前尤其要重视发挥中国编辑学会、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等专业组织的作用,通过提供专门的研究职位、经费和社会资源,定期组织一批学者开展学科基本理论研究,对于学科建设至关重要。

  同时要重视发挥专业理论研究期刊的平台作用,通过专辟理论研究、学术争鸣、学者互动等栏目可以将不同时空的研究者联系起来,推动学术交流与学术批判,推动知识积累与学术传播。 最后,增强学术认同还要重视研究议题的设置。 研究议题不仅反映该学科的知识向纵深方向拓展的动向,反映该学科的学科视野和学科边界,还反映从业者的学科立场和价值追求,是学科认同形成的标志。 随着出版和科技的深度融合,传统出版向新兴出版的转型升级,出版业新业态、新技术、新流程的不断涌现,需要编辑出版学界及时关注出版业出现的这些新变化,设置重大议题,总结纷繁复杂的出版活动中蕴含的内在规律,产出最新研究成果,指导出版产业的新实践,通过提升服务社会需求的能力,进而提升学术共同体的学科自信。

  出版论文范例:专业出版社大众图书长期发展的思考

  4 结 语

  在我国国家学科制度视域下,进入学科目录体系,进而从学科体系的低一层级上升到高一层级,会是大多数学科遵循的建设路径,因为进入并升级在国家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和层级,蕴涵着学科会获得社会学意义上的“资源红利”,会拥有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但也蕴涵着学科需承载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进入一级学科目录体系不意味着学科建设理路的“终点”,而是学科内在观念知识体系建设和外在组织建制建设的“新起点”,需要编辑出版学学科共同体围绕学科建设目标,进一步完善立身之内在理论体系,创建独特与多元并存之研究范式,秉持开放与包容之学科视野,树立现代学科之文化自信与认同,争取产出一流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成果,以实现学科内在理智和外在组织的有机融合,进而赢得其在学科体系大家庭中“不可撼动”的稳固地位。

  注 释

  [1]刘小强.学科建设:元视角的考察[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19-22

  [2 ]鲍嵘.学科制度的源起及走向初探[J].高等教育研究,2002(4):102-106

  [3][美]华勒斯坦.学科·知识·权力[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2-42

  [4]沈文钦,刘子瑜.层级管理与横向交叉:知识发展对学科目录管理的挑战[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2):25-37

  [5][6]刘小强.关于建设高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思考[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1):20-24

  [7]方卿.加强出版学科建设应提上议事日程[J].出版科学,2020,28(1):1

  [8][10][14]赵树旺.反思编辑出版学:历史、学理与现实[J].现代出版,2012(6):76-80

  [9]万安伦,庞明慧.比较视域下的中国特色出版学科体系建设[J].科技与出版,2020(6):5-14

  [11]刘小强.方法与路径:研究生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方法论思考[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8(2):1-5

  作者:裴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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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学科制度视域下编辑出版学学科建设的进阶理路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