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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论文投稿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群众路线实践研究

发布时间:2015-02-05 17:3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成熟并逐渐运用于实际的关键阶段。面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向下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例如,为壮大抗日队伍,建立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成熟并逐渐运用于实际的关键阶段。面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形势,中国共产党在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坚持走群众路线的思想,并在这一思想的指向下开展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例如,为壮大抗日队伍,建立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保障前线及后方的经济供给,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并组织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为纯洁党的思想、坚定革命信念,在全党进行了较大规模整风运动。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党群众路线的实践,为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推进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学报论文投稿,抗日战争,群众路线,实践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条以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为核心宗旨的工作路线。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的概念。之后,随着党革命事业的不断推进,群众路线理论也逐渐成熟与完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丰富和发展群众路线内容的基础上,更是将这一理论应用到了革命战争的实践中。

  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生动实践。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依靠政府军进行单方面作战的方法很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效。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才能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各界群众及爱国人士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民族矛盾迅速激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蚕食,1933年1月,毛泽东与朱德发表题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提出“发动群众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主张。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表达了愿同国民党政府携手合作、共同救国的愿望。12月9日,北平学生发起了爱国救亡的“一二九运动”。运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响应,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确立。同年12月底,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1)瓦窑堡会议明确了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思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正确立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蒋介石却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共产党进行疯狂围剿。严峻的战争形势,激起了许多国民党爱国官兵的抗战热情。为逼蒋抗日,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高级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及国民党军政大员几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协调下,事变以和平的方式予以解决。“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时局的关键点,对于形成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重大意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由此揭开。事变爆发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通电全国,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2)同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以及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就目前国内形势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并起草了一份题为《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文章。在文章中,毛泽东指出,“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政府必须和人民团结起来。”(3)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发表的第二天,蒋介石即发表了关于国共合作的谈话,这标志着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统一战线的确立扭转了国内的战争形势,将抗战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中国的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关键一点就在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了一条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的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不论是在抗战初期的战略防御阶段,还是后期的相持反攻阶段,统一战线思想始终贯穿其中,成为推动抗战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关键。尤其在后期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情势下,广大人民群众给予了共产党最坚定的支持。

  二、确立“三三制”政权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根据地建立的,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权制度。它的确立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壮大了抗战队伍,为赢得抗战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0年7月,毛泽东在为延安《新中华报》撰写的文章《团结到底》中,第一次提出了“三三制”的概念。事实上,早在3月份《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就已经对“三三制”政权的内容进行了初步地阐述。“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4)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政权建设中所具有的民主思想,是进一步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法宝。

  “三三制”的核心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团结各阶级阶层,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其中,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派,是实践“三三制”政权的重要原则。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对这一指向原则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就是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是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就是发展全国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儿童等等的民众运动,就是争取全国的知识分子,就是扩大民主的宪政运动到广大人民中间去。”“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但在同顽固派斗争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要注意区分顽固势力中的抗日派与降日派。对于抗日派要积极争取,对于降日派则应坚决打击。(5)   “三三制”政权一经提出,便得到了社会各界群众的广泛支持。各根据地也都积极响应,晋冀鲁豫、晋西北、山东等根据地先后建立起了“三三制”政权,并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些潜逃至敌占区的地主乡绅开始回乡,并在党的领导下帮助当地群众一起恢复发展生产。群众的队伍更加团结,也更加民主。可以说,“三三制”的建立,不仅成功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积极性,巩固了统一战线,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根据地的民主政治,为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三、组织大生产运动

  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物资保障。一方面,充足的物资补给是确保前方战事顺利的关键;另一方面,在生产建设过程中满足群众基本需求,改善群众生活水平,将有利于激发群众的革命热情,维护根据地政权的稳定。

  组织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开展大生产运动,是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的集中体现。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日军“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政策的引诱下,国民党内部出现了消极抗日的情绪。党内顽固派势力逐渐占据上风,并加紧了对一系列反共活动的策划与实施。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示下,国民党政府开始派重兵对中央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战胜眼前困境,最大限度地保存革命力量,中共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开展以经济自给为主要目标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

  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第一届参议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同年2月,在延安军民生产动员大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在严重的困难面前,是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我们的回答是‘自己动手’。”(6)于是,一场军民大生产运动就此拉开序幕。为更好地激发群众的生产热情,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制定出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等奖励措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也亲自参与到生产劳动中。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大生产运动取得了颇为显著的成效。“全边区机关、部队、学校‘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实现了蔬菜全部自给,粮食也实现了部分自给,最低达到15%,最高达到40%以上。”(7)

  大生产运动中取得的积极成果,对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形成了巨大鼓舞。为稳中求进保存胜利果实,毛泽东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中又进一步提出了明确指示,要求“各级干部要重视对党政军群众、人民群众等广大劳动力的组织,注重全面发动群众生产运动,并在运动中,将实行按家计划、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举行生产竞赛、发展为群众服务的合作社等各项政策落到实处。”(8)

  大生产运动是我们党发展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不仅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封锁抗日根据地、扼杀共产党力量的企图,拯救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危机,同时它还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促进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在党的历史进程中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坚持贯彻“减租减息”政策

  “减租减息”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为调节农民与地主间利益关系而制定的一项土地政策。该政策的实行,不仅有利于改善根据地农民的生活状况,缓解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同时又照顾了地主富农的利益,从而充分调动双方革命生产的积极性,为赢得战争创造有利条件。

  实际上,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就已经遵循“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原则,将减租减息思想初步运用到了土地改革的实践中。但是到土地革命后期,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建立起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迫在眉睫。为最大限度地凝聚一切可以凝聚的力量,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文中,对减租减息政策进行了部分调整,提出“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同年8月,在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中,提出了进行“减租减息”、“改良人民生活”的主张,并决定将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最初,这项政策只在少部分地区实行。抗战爆发后,随着敌后根据地的不断开辟,减租减息作为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与革命热情的一种重要手段而被广泛应用。

  减租减息的根本的目的在于调和农民和地主两大阶层的矛盾,消减对立抵触状态,使其团结一致,共同御敌。针对减租减息的具体内容,毛泽东在其文章《论政策》中有过简要介绍,“一方面,应该规定地主实行减租减息,方能发动基本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但也不要减得太多。另一方面,要规定农民交租交息,土地所有权和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地主。”(9)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根据地农民的负担,使其在生活上有了保障。经济上的刺激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抗日积极性,许多农民自愿参加革命,革命队伍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壮大。

  减租减息政策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的一项有效举措。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它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革命热情充分调动了起来。另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党的政权建设,增强了广大群众对共产党的认同与信任,为今后相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五、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党内一些不良作风进行的一次重要的思想教育活动。整风即整顿党的作风,其重点就是要求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处理好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以及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等问题。

  整风运动首先从党的高级干部开始。1941年初,中共中央组织党内一百多名高级干部在延安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党的一些重要文件。同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毛泽东就目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态度和主观主义作风进行了严厉地批评。“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些都是极坏的作风。”(10)随后,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又严厉地指出了党内存在的宗派主义和党八股问题,并提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目标。1942年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同时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指示,要求全军上下都要进行整风学习运动。延安整风自此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普遍开展起来。直至次年6月,整风运动基本结束。   整风运动是在全党全军进行的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不仅肃清了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纠正了部分党员干部的错误思想,同时对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判与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没有千千万万具有革命觉悟的群众,就无法凝聚强大的革命力量;没有群众坚定的革命信念与伟大的牺牲精神,就难以铸就无坚不摧的民族意志,抗战也就无法在短时期内取得胜利。群众路线理论在这一时期的成功实践,不仅孕育了抗日战争的辉煌战果,同时也为今后党事业的发展进步提供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5,356,742,745,746,767页。

  [3]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7,799,911页。

  [4]张建儒、杨健.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71页。

  注释:

  (1)《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5页。

  (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54,356页。

  (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42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45,746页。

  (6)张建儒、杨健:《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0-71页。

  (7)张建儒、杨健:《陕甘宁边区的创建与发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1页。

  (8)《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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