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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4-27 15:4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对苦力进行概念史意义上的考察可以发现，近代苦力一词源自于东方国度，发轫于西方语境，成为体力劳动者的蔑称，其涵盖行业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明进程，其来源群体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城乡关系和人口流动，而其社会形象更映衬出苦力行业的运行态
[摘要]对“苦力”进行概念史意义上的考察可以发现，近代“苦力”一词源自于东方国度，发轫于西方语境，成为体力劳动者的蔑称，其涵盖行业体现了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和文明进程，其来源群体反映了转型时期的城乡关系和人口流动，而其社会形象更映衬出苦力行业的运行态势和生存状态。“苦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更是反衬时代、体映行业和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解读“苦力”概念无疑就是解读一部近代中国城市底层社会史。
[关键词]概念史,近代城市,苦力
作为一种新兴的分析方法，概念史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所谓‘概念史’，主要是研究概念的历史，侧重分析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背后的文化、政治脉络”①。这种新兴的研究方法强调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致力于研究某一概念形成背后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从政治、社会、文化的角度加以解剖解读，追溯概念之起源衍变，探究时代之语境世情，以达到窥一词而见“全豹”之目的。就如冯天瑜提出的“历史文化语义学”那样，注重在概念的变迁中探讨历史文化的演进，以关键术语和核心概念为关注点，通过对概念作历史性考察，探析概念背后的故事②。
本文所关注的“苦力”，相关个案研究颇多③，然真正界定诠释概念衍变者寥寥。本文力求追本溯源，从苦力概念入手，呈现其词汇的本源衍变与指向特征，爬梳其行业的变迁衍化与外延缩展，诠释其群体的来源成分与形成因素，解读其形象的社会认知与印象表征，力求探求词汇形成发展背后所反映出来的近代中国转型时期的概念生成、行业变迁、城乡关系及社会思想的多元化与复杂性。
一源自何处：“苦力”词汇的本源衍变
从中文词源上讲，古汉语中的“苦”和“力”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已经出现，两者都有较强的独立性，可单独成词。《说文解字》中对“苦”的解释为：“大苦，苓也，从，古声。”《尔雅·释言》中则为：“咸，苦也。”后引申出其他释义，有痛苦(《灵枢·师传》：开之以其所苦)、疾病(《素问·血气形志篇》：知手足阴阳所苦)、苦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苦伤气，咸胜苦)、为某种事物所苦困(《素问·脏气法时论篇》：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劳苦(《管子·乘马》：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刻苦(《孟子·告子章句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穷尽(《管子·版法》：故用财不可以啬，用力不可以苦。用财啬则费，用力苦则劳)、竭力(《朱子语类》：某尝欲注此语于《遗事》之下，钦夫苦不许)、遗憾(《后汉书·岑彭传》：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等之意。
而“力”的基本含义是“筋”，《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力，筋也，象人筋之形，治功曰力，能御大灾”，引申为能力、才干，有威力(《后汉书·鲁恭传》：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勤劳(《荀子·荣辱》：然而人力为此而寡为彼，何也)、功劳(《国语·晋语六》：今我战又胜荆与郑，吾君将伐智而多力)、徭役(《陶潜书》：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劳)等之意。而且其本身就有“干苦工的人”之解，《宋书·王僧达传》中有“立宅于吴，多役公力”，还有仆役的意思，《正字通》中解释为“凡为人役者，曰力”。
把“苦”与“力”合在一起，最早见于南北朝时江淹的《自序》：“淹尝云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①宋朝叶适《法度总论三·铨选》中也有：“学士大夫，勤身苦力，诵说孔孟，传道先王，未尝不知所谓治道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但其意却与近代“苦力”大相径庭，此处“苦”取“辛苦”“劳苦”之意，“力”取“努力”“用功”之意，用前者修饰后者，是一个复合短语，形容用功程度之重，乃为“竭尽心力、刻苦努力”。
由此可知，古汉语的“苦力”为复合短语，“苦”被形容词、副词化，“力”则多为名词或动词，“以前者修饰后者，为复合短语，具体语义随语境而变，有较强的灵活性”②。近代，我们所熟知用作名词的“苦力”一词，乃是西风东渐的舶来品，但这个舶来品的原产地却是印度。
《韦氏英语大辞典》中对“Coolie”一词的释义是：源于印地语qūlì，印地语本意为雇工;英文意思包括两方面，第一，指东方当地的非技术工人，第二，指从事重体力劳动而工资廉价的人，尤指从东方输送而来的人。《汉语外来词词典》中则更为明确地指出其涵义为“帝国主义者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重体力劳动者的蔑称。又作‘咕喇、咕哩’。英Coolie，Cooly;印地语qūlì，雇工’，可能来自koli，印度Gujarat的种族或种姓名”③。根据晚清学人的论断：“苦力二字，非清国固有之言语，自英语之Coolie或Cooly之文字转音而来，以发音相同，意义又相似，遂适用苦力二字。
初仅西洋人用之，现今则清国人亦用之。矣若清国元来之言，语足当此二字意义者，如做工的人、卖力的人，即苦力等也。英语苦力之文字，有雇入清国人印度人劳动者之意义，其源则发印度语。”④近代学者杨荫杭也称：“近人用苦力二字，乃由西文译音，而兼译其义。西文原名Coolies或作Coulies，本印度犷悍之民族，繁殖于求耶拉脱省Gujerat。此类民族，皆在孟买诸地作苦工，欧人因通称印度工人曰苦力。其后乃混称东方工人曰苦力。凡由印度、中国运往美洲及西印度诸地者，一例谥之曰苦力，几成一特别阶级。”⑤当代学者的考证也验证了“苦力”一词从印度泰米尔语中演化而来，经过英语中介，最后变成汉语⑥。同样的，德语和法语语系中的“苦力”一词的来源也都指向了印度⑦。
由此可见，“苦力”词汇的确经历了“东词西借”和“西词东用”的过程。作为一个中西合璧的词汇，“苦力”以其音义锲合、形象准确而被中国的汉语体系所接纳。“从意义上讲，汉字的‘苦’含有‘非佳’的意义。从‘非佳’的含义中指出‘劳’与‘勤’两项含义来注释‘苦力’中的‘苦’是最贴切的了。至于‘苦力’中的‘力’，作为‘服劳役’或‘干苦工的人’解，也十分贴谱。以上是从意义上讲的。若从语音上看，汉语的‘苦力’与泰米尔语的kuli及英语的Coolie或Cooly都十分相似。”⑧
至于近代苦力的指向，在最初的西方使用者来说，就是为东方人量身定做的，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时，就开始使用“Coolie”称呼当地“身份卑微的雇佣者”，亦用于称呼从印度输出的廉价劳力，后逐渐延伸至中国输出的劳力。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苦力就是“欧洲人对亚洲不熟练的劳工或搬运工(特别是印度或中国这类移民)的轻蔑称呼”①。
这里特别提到了印度和中国，即“专指从印度、海峡殖民地和中国沿海口岸被强行掠贩到海外从事奴隶劳动的契约劳工而言”②。对于这种西方语境中的“苦力”称谓，林语堂曾专门撰文指出：“我们现在谈到苦力之谜，中国从来没有苦力，苦力之意，出之于欧洲人的口中，亦只存在于欧洲人的脑中。中文里边并没有这个名字，我们有所谓‘做苦力的’，但是从不把‘苦力’用作名词，并且也不去袭用它，因此作苦力的本来不是苦力，而是欧洲人在心目中把他降低下去。他也许是一个自重的工人、司阍、侍者、工匠等，他也许是一个家佣，但是中文不呼他为苦力。”③
在林语堂看来，西方人眼中的苦力是没有“灵魂”、没有自尊的，是比“小工”更低人一等的劳动者，也包含着一定意义上的种族歧视。词汇是一种文化符号，它本身的存在和消亡既有其历史因果，也代表着一种文化信息。“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产物……它不仅包含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蕴藏着本民族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而且还深深刻上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足迹。”④“苦力”一词本源于东方，中国古汉语中的“苦力”丝毫没有近代词汇的意义，而印度的“苦力”被西方语系吸收后，反过来又成为对东方民族的贬称，更发展为对中国人的歧称。在美国西部，“苦力这一术语竟然变成了中国移民的同义词，而且由此产生的负面影响甚广，并极大贬低了中国人在西部的整体形象”⑤。甚至在一战时作为协约国参战的中国华工也摆脱不了西方人眼中“苦力”的命运，“一战华工作为所谓‘苦力’实际上是‘苦’与‘力’的结合”⑥。其待遇也表明了“苦力”的身份：“这些华人苦力并非像普通乘客一样有自己独立的舱位;他们就如同大批的货物、牲口一样，被统一装在一个船舱中打包运输。”⑦语言的背后是时代的烙印和历史的记忆，“苦力”一词之所以在近代大行其道，无疑与西方强势崛起，而东方民族积贫积弱有着莫大的关联，它所体现的是西方霸权主义的文化定位与惯性思维。
二称呼何人：“苦力”概念的行业界定
在人们的认知中，“凡劳苦卖他自己的气力的人们就叫做苦力”⑧，但“苦力”一词确切外延的界定，即它所涵盖的行业，则是随着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的。在传统中国城市中早已经出现被归入“苦力”的行业，如水业、粪业和装卸工人。按照中国的习惯，通常以“夫”来代指从事这些职业的男性，因此被相应地称为“水夫”“脚夫”“挑夫”“车夫”等。随着“苦力”一词的广泛使用，在近代报纸中，“苦力”开始被笼统地称呼诸多行业的劳动者，有脚行的搬运工：“近日上河船货运到者二十余万石计，前时行价五两二三，今则行价五两七八，尚无受者。盖运粮之苦力甚少，以致不能销售。”⑨有车行的人力车夫：“昔有人东游日本，适逢甲午之役。
一日早出，见凡拉人力车者胸前无不携带日报数种，初以为受人雇送也，继而见其静坐时，则出各报喃喃对诵，或笑或骂或诘或驳，一若深得报中三繻者，异而询之，则曰：吾辈苦力不能时购各报，日必向卖报人赁报数分，午前得暇辄读，午后即送还卖报人。”瑏瑠有轮船上的海员：“据美国政府所查各国商船员(劳银)(苦力工资)表。”瑏瑡也有官僚的“下人”：“常十向充德武官处苦力，被革后昨在李姓首饰铺窃盗物件甚多，经李$明，当于初八日向奥捕官处具控，立即扭获，严刑之下坚不承招，押候覆讯。”瑏瑢修城筑墙的工人：“近时俄人拟于哈尔滨地址修筑城垣一方，特广招苦力人等。”①
打扫卫生的清洁工：“河北关下一带积秽之处，近因民人渐渐倾倒积秽甚多，昨经卫生局饬派苦力多名，随带马车四辆，开往各处粪除清理，以免臭气熏蒸云。”②从事工程的杂工：“卫生甜水公司近由沪上招请美国某工程司人一名……所需铁管及招用苦力工资置购地段等费，则在小包工之内。”③在同时期的官方文书中，“苦力”的使用也已经非常频繁，这种苦力多是指因为触犯法律而被罚做劳役的杂工，如“犯罪甚轻仅应折工作数日数旬……凡不能入习艺所习艺者，随时罚充除秽苦力”④。“小关著名土匪董洛迭经犯案，均由该处绅董禀保得释。
后因招赌，经前副巡捕官胡讯明羁禁，并由捕官谟君出示招告在案，迄今案已久悬，遂将该犯判罚一年苦力。”⑤外国人也莫不如是，“前有美国官员解送美国兵丁二名，交都署罚充苦力，已发至军械所充当苦工，派有印兵看管”⑥。一般公文中也有，如“吴楚公所东总医院内，已蒙卫生局梅君饬派黄袖巡捕四名，在医院门首照料弹压，又派本局苦力三十余名，前往打扫庐室云”⑦。这里的“苦力”只是泛称，并没有职业的成分在里面，相当于古代的劳役者。1910年的《中国经济全书》把中国的工人分为旧有工匠、工场里的劳动者和苦力三种。
至于“苦力”的行业范围，则把传统中国旧有的一些行业和新生行业全部囊括在内，“一闻此二字，即令人想起清国最下等之贫民，如下所列记之劳动者是也，盖是类之人皆从事于无智能技术之业者也”。一为从仆下婢，包括管家、跟班的(下人、底下人)、打杂的、老妈、丫鬟;一为从事搬运之劳力者，包括推小车的(一轮车)、赶车的(马夫)、轿夫、拉车的(人力车)、挑水的(未设水道之都会为代人挑水之业)、挑脚的(为人运搬货物者)、管栈的、看门的、带水的(引船出港之人)、打包的⑧。此书译自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的1908年版《支那经济全书》，书中很多行业都有与日本行业的比较，如“跟班的，或云下人、底下人，较日本之下男少胜”;“打杂的，司最下劳动之事，与日本之下男相类”⑨。
因此，这里的“苦力”范围难免以日概华，有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嫌疑，比如第一类中的老妈、丫鬟虽然也属于出卖劳动力之类，但和“苦力”毕竟无法相比，如果实在要划入工人行业，应该属于“奴隶工人”或“奴隶的劳工”，因为这类人是没有人身自由的，“主人用钱买来，订立一张契约，就视同他的财产，和其他的私有物品一样，他们的生活就处处要服从主人，他们处处要受主人的束缚……所谓自由，在他们是完全没有了”瑏瑠。
这类劳动者是不同于现代工人的封建制度下的余弊，“完全受主人的命令而动，决没有丝毫自主底能力，所以为奴隶性”瑏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苦力”的定位，“苦力”正式被列入无产阶级队伍，称为“苦力工人”：“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码头搬运夫和人力车夫占多数，粪夫清道夫等亦属于这一类。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其经济地位和产业工人相似，惟不及产业工人的集中和在生产上的重要。”瑏瑢在以后的用法中，“苦力”就大多被贴上“工人”的标签。
在1925年出版的马超俊的《中国劳工问题》中则使用了“血汗工人”，所谓血汗工人，“就是专靠卖力气来吃饭的工人。他们没有什么知识，也没有什么技能，他们的本领就在双手两腿一只肩膀上”。作者把这类工人分为三种：一是由雇主召集在指定地点工作，二是包工人向雇主包揽工作，三是自由劳动的血汗工人。第一种有矿工、路工、水手，第二种有搬运夫、土木工，第三种有车夫(包括人力车夫和小车夫)、轿夫、驴夫①。
这里的血汗工人与“苦力”应该是两个词语一个概念。“当某个词汇成为概念时，必须是在一定的社会和政治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不断地被使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指向功能，其被固定下来之后，于是便成为大家所接受与认可的‘概念’。”③“苦力”一词，形成于特定时期，植入于特殊时代，流行于特别时段，衍化为特有涵义，随时而动，随境而迁，承载着社会的型变，演绎着行业的兴衰，凝结着群体的血泪，反映着文化的思潮。
与经济政治变革相互影响，与社会文化发展彼此互动，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成为反衬时代变迁、体映传统行业、折射底层群体的缩影。“苦力”概念自诞生起就是一个“矛盾集合体”，它有着东方血统，却诞生于西方语境，散发着浓郁的帝国主义霸权思维下的种族歧视;它的外延指向近代工业，却又包含传统行业，体现着中西文化博弈融合下的“西词东用”;它的群体来自于乡村，却生存于都市，凸显出畸形的城乡经济所导致的社会流动;它的形象貌似恶霸，却又地位卑微，映衬出传统行业垄断陋规背后一个个悲惨的“底层个体”。与此相对应，“苦力”的功用也是正反两面、褒贬不一。
他们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码头工人无疑是近代城市物流的润滑剂，“人力车使城市的交通近代化，并且使人们在城市中活动的速度提高，其作用类似于电话线使城市之间的联系更为便捷，也类似于工厂的大规模生产对生活效率的提高”④。而“大多数的市民，所排泄的粪尿，均须仰仗粪夫去清除，假如粪夫停止工作一日，马桶厕所，粪台高筑，就感觉莫大的不便。由此想到：向来被人视为卑贱职业的粪夫，他们的地位，却极重要，是不可轻视的”⑤。
但是，这也是社会进一步转型发展的障碍。码头工人的廉价制约了机械作业，“对洋老板来说，码头工人的廉价劳动力比机器要合算得多，使用机器的费用远远超过低微的工资”⑥。人力车夫砸毁电车，阻止汽车⑦，粪夫工人抵制粪业改革①，可以说，“苦力工人在促进社会转型的同时，又拖了社会转型的后腿”②。
对于他们的感情也是“一分为二”，有高呼“劳工神圣”③者，寄托以希望者，“尽管中国正在遭遇被外国欺侮的命运，但这里仍然是世界上不可忽视的一方国家。不可忽视的原因……是那些苦力的存在……苦力们是中国的恩人、救世主，可谓苦力大明神”④。也有对此否定者，“有人说他们是负有完成历史任务的无产大众，这个观念是绝对错误，不能轻易置信的”⑤。“窥一斑而见全豹”，“苦力”所具有的多元性正是近代中国转型期复杂性的集中体现，“历史沉淀于特定概念，并在概念中得到表述和阐释”⑥。从这个意义上说，解读“苦力”概念无疑就是解读一部近代中国城市底层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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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史视域下的近代城市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