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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普及教育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空间

发布时间:2021-02-08 15:3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2019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国际通行的普及化阶段。 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将改变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国人口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源进入高层次开发阶段。 后普及教育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将以实现高等教育

  摘要:2019 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国际通行的普及化阶段‍‌‍‍‌‍‌‍‍‍‌‍‍‌‍‍‍‌‍‍‌‍‍‍‌‍‍‍‍‌‍‌‍‌‍‌‍‍‌‍‍‍‍‍‍‍‍‍‌‍‍‌‍‍‌‍‌‍‌‍。 这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将改变全球高等教育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国人口文化素质和人力资源进入高层次开发阶段。 后普及教育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将以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为目标,持续扩展需求空间、人口空间、结构空间、国际空间、质量空间、文化空间,实现以质图强,建成世界级高等教育强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后普及时代; 高等教育; 战略空间; 高等教育现代化; 高等教育强国

中国高等教育

  实现普及化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标志性历史事件。 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是实现从第一个百年向第二个百年的转折之间,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收官之年,更是中国从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到整体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奋进之年。

  高等教育论文范例: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与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2020年2月,教育部最新发布的教育统计报告表明,2019年中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为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提前完成了全国教育“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目标,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的202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 的目标高出11.6个百分点,正式成为全球第65个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1]。

  中国作为一个拥有14亿人口、人均GDP刚刚达到10000美元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中标志性的事件; 中国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使得全球高等教育普及化人口覆盖规模翻了一番,对于21世纪世界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将产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

  从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历史来看,1941年,美国高等教育在学比例超过15%,第一个进入大众化阶段; 1971年,美国在全球率先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 1973年美国著名学者马丁·特罗在系统研究和比较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特点后,提出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理论,首次将高等教育入学率在0—15%确定为精英阶段,16%—50%确定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确定为普及阶段,对于高等教育发展理论做出重要贡献。

  [2]2004年,马丁·特罗先生进一步调整、修正了原文的观点,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维度,吸收了英国学者约翰·布伦南的研究成果,即在全球范围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三种形式:精英——培养统治阶层的心智和个性,为培养精英做准备; 大众——传播技术,为培养更大范围的技术和经济精英做准备; 普及——为‘全民’适应社会和技术的快速变革做准备。 ”[3]同时,进一步分析了高等教育发展三阶段的特点与表现。 “后普及教育时代”是高等教育进入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具有以平等参与为核心的普及教育和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终身教育的双重特点。 普及性、全民性、多样性、终身性和卓越性是后普及教育的鲜明特征[4]。

  中国教育正在从战略追赶进入自主成长的发展阶段,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国进入到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新时代,正在实现从“战略追赶”到“战略自信”国家行为模式大转变。 战略空间是发展战略的重要核心要素之一,是战略思维、战略意图、战略资源、战略实施所具备的现实与虚拟空间的总和。 对于战略空间的判断、认识和把握能力,将对一个组织或国家未来战略前景产生不可估量的长远影响。 教育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发展受到人口规模结构推力、产业层次结构拉力、城市成长张力、外部内部竞争压力等方面的影响,在政府与学校管理者治理能力的作用下,同时形成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机制。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进入后普及时代,从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依然拥有十分巨大的战略发展空间。 教育经济学研究表明,教育发展动力来自外部的推动力和内部的成长力。 经济社会发展宏观环境、发展需求和国家能力为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与制度创新提供发展空间和发展动力。 具体而言,后普及教育时代,无论是高等教育体系演进,还是高等学校个体发展,同样面临规模、结构、质量和效益四大战略问题。 综合后普及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的宏观与微观环境、外部与内部影响因素、优势条件与发展趋势,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将面临需求空间、人口空间、结构空间、国际空间、质量空间和文化空间等六大重点发展空间。

  一、高等教育需求空间更加广阔

  中国高等教育布局经过了三个比较明显的阶段:一是1950年代初期与国家重点产业发展相适应的重点布局阶段; 二是1990年代后期与国家区域发展相适应的重点区域布局阶段; 三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高等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阶段。 后普及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的需求空间更加广阔。

  (一)国家现代化呼唤高等教育强国

  教育强则国强,教育恒强则国恒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基础。 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呼唤教育强国。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2018年9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进一步强调指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5]从教育层级分析,教育强国要包括基础教育强国、职业教育强国、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成为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性战略选择。

  (二)高等教育现代化引领国家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引。 2018年10月,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高水平本科教育,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加快实现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6]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为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7]

  教育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高等学校承担着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四大重要任务。 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加快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增强中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为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和竞争力做出重要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等国家发展战略,其目的是为了加快经济一体化的步伐,打破省际、城际行政界限,打造区域性院校集群,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资源,谋求经济上融合共进的局面,提升教育对区域发展的支撑和服务能力。

  (三)国家综合实力支撑高等教育强国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30年前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 国家综合实力的持续增长,既对高等教育发展和高层次人才培养提出战略需要,更为高等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巨大的政策支撑、经济支撑和资源支撑。 2018年,全国高等教育经费总投入为12013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8.15%,增长比例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依据过去10—15年数据初步预测,未来10年高等教育经费平均增长率将高于GDP 增长的速度。

  2020 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量化了对2024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展望,即到2024年中国GDP将占全球的21.4%(2018年为18.7%),美国将占13.9%(2018年为15.2%),欧盟、印度和日本将分别占14.6%、9.58% 和3.5%(2018年分别为16.3%、7.74% 和4.13%)。 这种趋势是众所周知的,甚至可以说是不可阻挡的[8]。 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将支撑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目前,中国共有12所高等学校进入全球排名100位。 中国将有更多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到2035年中国大学将可能进入世界排名前10位,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将持续增强。

  二、高等教育的人口空间稳步扩展

  促进人口发展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与职责。 2002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突破15%,进入国际规范的大众化阶段。 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在校生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第一‍‌‍‍‌‍‌‍‍‍‌‍‍‌‍‍‍‌‍‍‌‍‍‍‌‍‍‍‍‌‍‌‍‌‍‌‍‍‌‍‍‍‍‍‍‍‍‍‌‍‍‌‍‍‌‍‌‍‌‍。 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一次历史性转变。 同时,按照全国(除港、澳、台)31个省市自治区“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规划目标,到2020年至少有23 个省级单位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9]。 据OECD《教育概览2016》统计,在加拿大、以色列、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25—64岁的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直逼甚至超过50%,但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这一比重仍低于10%[10]。

  (一)学龄人口规模将持续扩大

  从学龄人口规模上预测,以2015年18—22岁学龄人口规模9055 万人作为基数,对于2020—2035 年中国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进行了预测。未来15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规模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2020—2023年学龄人口规模逐渐下降,从2024年起将缓慢上升,到2035年进入退出比上升为2015年总规模的90%以上。 受到学龄人口平稳增长和高等教育入学率持续上升的双重影响,中国未来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仍将继续扩大,有望从目前的4002 万人增长到5000—5300 万人左右,即存在1000—1200万人——未来高等教育规模仍将有25%—30%的增长空间。

  (二)特殊地区特殊人群是新增长点

  在讨论普及化问题的过程中,马丁·特罗早就强调指出:“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是群体成就的平等而不是个体机会平等,普及高等教育是努力反映社会的阶层、种族、民族合理分布的高等教育。 ”[11]不同人群之间教育不平等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政府。 我国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贫困地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相对缺乏,人口文化素质差距较大。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表明,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17年,西部地区为8.28年; 西部欠发达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与东部地区最发达地区相差3.5—7.0年,接受高等教育人口比例相差10个百分点以上。 因此,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任务艰巨,高等学校布局向地市延伸空间巨大。

  (三)终身学习为高等教育创造广阔空间

  公民接受终身教育的需求,为未来高等教育发展提供潜在体系空间。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将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作为战略目标的第一条,凸显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在教育现代化建设中的核心战略地位,对于未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 教育发展的社会空间上,终身学习体系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协同学习,体现了学习的全民性、全方位、全系统和全过程特征。 未来十几年,需要建立起以终生教育思想为理念、以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为基础、符合国际教育标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能够充分满足市民终生学习需要的开放的、立体的、现代化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

  三、高等教育的结构空间潜力巨大

  高等教育普及化将进一步引发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发生更为深刻的变化。 日本著名学者天野郁夫在研究了美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特点之后,进一步强调“‘全国化’与‘地方化’这两个方向不同的动向直到现在仍是支撑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12]。 同样,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教育布局结构调整的总体方向,一是地方化——以区域为中心向下延伸,满足高等教育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是都市化——以城市群为中心向上集中,满足特大城市群人口、产业、社会服务高度聚集的要求。

  (一)教育布局结构向下延伸

  建立与人口布局结构大体适应、基本合理的高等教育布局体系,是新一轮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战略任务。 未来即将进入与人口布局相适应的高等教育布局阶段。 未来要积极鼓励地方特别是有实力的地市举办普通高等学校,争取在10—15年内,形成以国家、省级和地市相结合的“三级”高等学校办学体系,形成比较稳定成熟的现代化高等教育办学和管理体制。 整体提升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探索与城市综合实力相匹配“三级办学、三级管理”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为适应国家和地方综合实力成长,适应区域人才培养的需要,采取集权管理与对分权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进行相关内容的必要修改。 分布于地方的高等教育,既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更能够通过富有效率的竞争性,促进国家整体高等教育健康发展。

  (二)教育层次结构持续提升

  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形成学术型与应用型两大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系统,是支撑创新型国家和制造业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 在高等教育层次结构提升方面有三个重要生长点:一是在现有普通高等学校范围内,增设硕士点、博士点和博士后工作站,持续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提升全国人口中拥有高学历人口比例。

  二是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通过职业院校升格为职业大学,较大规模增加专业硕士、专业博士培养规模,形成高层次人才培养“双轨体系”。 三是紧密结合经济和产业发展,坚持分类指导和特色发展,推动高校分类发展,建设优势特色专业,提高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服从和服务于国家重要发展战略和民生工程,整体提升地方高等学校培养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培育高水平地方性特色一流大学。

  (三)教育体系结构更加完善

  构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21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战略任务。 职业教育从教育层次演变为教育类型,形成以中等职业教育为基础,专科与本科职业教育为核心,专业硕士与专业博士一体化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成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翼。

  自2010年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大力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支持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形成命运共同体,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 2019 年,中国有普通高等学校2688所(其中独立学院257所),比2018年增加25所。

  在2688所普通高等学校中,有本科院校1265所,高职(专科)院校1423所,二者比例为1∶1.13; 本科院校与职业院校在校生分别为1750.82万人和1280.71 万人,二者之比为1.37∶1。 2019 年,经教育部同意,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本科层次学校,定名为“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随着职业类高等学校在校生比例上升,初步实现了高等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的转变,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

  (四)教育专业结构迭代发展

  高等学校专业成长是高等教育发展的重点战略空间。 现代产业深刻地影响着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与专业布局,产业结构提升促发专业结构整体创新、迭代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发展新动能,加快发展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智能化为引领的高端装备,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新能源、节能环保、数字创意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将面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优先布局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农业,重点发展高水平职业特色大学、应用型高等学校和小规模特色学院。 “以服务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为突破口,形成一批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和先进技术转移应用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大学、学院。 ”[13]伴随国家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布局体系和专业体系,发展与新知识、新产业、新技能需要相适应的新兴专业,提升为地方和国家经济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和专业服务水平。

  四、高等教育的国际空间亟待开发

  国际教育是世界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国际教育合作、国家教育综合实力的重要舞台。 开创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提高开放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是中国教育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

  世界大学排名(QS)从学术声誉、雇主声誉、每个教师的论文、师生比、国际教育比率、国际学生比率等六个指标,衡量高等学校学术研究、教育效率、国际化程度。 到2020年,进入世界前100名的中国大学有12所,其中大陆分别有清华大学(第16名)、北京大学(第22名)、复旦大学(第40名)、浙江大学(第54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第89名)[14]。 中国的世界级大学无论是名次还数量,都有了巨大提升。 泰晤士高等教育2021世界大学排名显示,清华大学成为首次进入世界排名前20位的亚洲大学(并列第20位)。 中国大陆进入前100位的高校数量破纪录,共6所,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15]

  (一)国际发展空间持续拓展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旨在打造国际留学中心,成为世界重要的留学目的地国家‍‌‍‍‌‍‌‍‍‍‌‍‍‌‍‍‍‌‍‍‌‍‍‍‌‍‍‍‍‌‍‌‍‌‍‌‍‍‌‍‍‍‍‍‍‍‍‍‌‍‍‌‍‍‌‍‌‍‌‍。 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首次突破60万大关,达到60.84万人,同比增长11.74%,持续保持世界最大留学生生源国的地位[16]。 从2010—2019年,中国连续10年成为国际学生最大来源国,这种趋势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政府将人民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动员国家和人民的力量,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果断处置,打赢一场防疫阻击战,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卫生安全形象,受到了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的普遍称赞,从中长期来讲将会有助于吸引国际学生来华就读。 从近期来看,中国教育国际化进程可能要看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后的全球地缘政治经济变化情况。

  (二)国际合作空间趋势明显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不会改变世界教育国际化的总体趋势。 2019年3月,英国政府出台的《国际教育战略:全球潜力、全球增长》提出到2030年将英国教育出口总额扩大到每年350亿英镑、英国国际学生总数增加到每年60万人的总目标[17],除美国可能对国际留学生加以限制以外,主要发达国家教育国际化战略持续实施。 伴随“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与世界各国持续开展教育国际合作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必然选项。

  未来高等教育各领域对外开放将向深度融合发展。 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公约》,提高中国高等学校国际教育合作水平和质量。 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深度参与国际教育规则、标准、评价体系的研究与制定。 培养一批通晓国际规则、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形成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机构,都将成为高等教育的新的发展空间。

  (三)国际竞争空间更加复杂

  国际教育竞争分为国家教育市场竞争、教育质量竞争、高端人才竞争和国际教育规则竞争等方面。 伴随着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和高等教育竞争能力增强,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将从“望其项背而追赶”转变为“短兵相接”,中国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的国际竞争不可避免。 从2017年起美国将我国界定为主要战略对手和竞争者,对华政策从合作与竞争并重转为以遏制为主的状态。

  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的引导下,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将从对中国留学生开放高等学校各个学科向“关闭高端专业、开放一般专业”转变。 2019年,来华留学生规模已经超过60万人,中国成为继美国、英国之后全球第三大留学生目的地国。 与此同时,中国高等学校对外开放留学的优势,也将从语言类、区域性、短期学习向各学科、全球性和长期学习转变,初步预测到2030年来华留学生将突破100万人大关。 高等学校在科技、工程、中医、现代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学科优势,将使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交流中心。

  五、高等教育的质量空间任重道远

  后普及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最大挑战与提升空间是教育质量。

  (一)发展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

  教育质量是教育发展的永恒主题,是高等教育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中国高等教育从规模增长为主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以质图强”的核心是要坚持教育的科学发展,实现从以量求大到以质图强的战略迈进,提升教育教学水平、科学研究能力和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实现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转变。 这是中国21世纪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转型。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 ”其核心要体现三个方面的内在要求:一是要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是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属性。 二是要体现世界先进水平。 先进水平是中国高等教育所具备的世界性的共同价值。 三是体现优质教育。 优质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所应具有的发展水平和品质特征。 这既是中国未来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更是中国教育包括高等教育最为重要的成长空间。

  (二)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是衡量教育发展水平与质量最核心的要素。 教育培养学生独立、自信、分析、判断和决定的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和方向:一是要“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生的有用人才”,解决人的现代化问题; 二是要“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现代化奠定强大基础。

  (三)教育质量标准更加完善

  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高等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做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制定覆盖全学段、体现世界先进水平、符合不同层次类型教育特点的教育质量标准”,对接行业标准、职业标准和岗位标准,健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制定紧跟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现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高标准、高要求和高质量; 制定紧跟时代发展的多样化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建立和完善高等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实现新时代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高标准和高质量发展。

  “根据国家、社会及学生成长规律,设计并制定有益于学生个性发展与创造天性的管理制度,探索多元人才培养模式,确保人才培养体系有利于学生的人格健全性、知识综合性、能力多样化。 ”[18]

  六、高等教育的文化空间优势明显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创造物的总称,包括物质技术、社会制度和精神[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教育法律、标准制度、教育治理、教育质量和人才质量标志等。 实践和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文化具有时代性、先进性和优越性。 经过未来10—15年的努力,我们将建成更加完善、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体系,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作坚强保障。 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依据。

  (一)坚持体现本土特色的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文化

  办学方向是高等学校的灵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高等学校的正确方面,是中国高等教育制度文化的核心内涵。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制度的最大优势和核心文化内涵。 坚持教育的中国特色,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发展之路。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的20字工作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美统一、高度契合,在更高层级上体现出中国教育以人民为中心的本质特性。 中国共产党始终如一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高度重视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和分步实施,教育发展水平、综合实力、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 继承中国古代书院优秀文化传统,将德业并重的目标追求、自由活泼的为学品格、创新争鸣的开放气度、谨严纯正的治学精神与知行合一的践履理念等优秀教育文化发扬光大; 紧密结合社会主义改革、建设和发展进程中形成的社会主义优秀大学文化,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文化体系。

  (二)快速普及化体现出的中国高等教育效率文化

  与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相比,中国高等教育表现出了明显的制度优势和效率优势‍‍‍‌‍‍‍‍‌‍‌‍‌‍‌‍‍‌‍‍‍‍‍‍‍‍‍‌‍‍‌‍‍‌‍‌‍‌‍。1995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 全球有47个国家进入大众化阶段,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9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50%。 概括而言,发达国家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平均年限为17.29年; 从大众化阶段到普及化阶段平均年限为26.5年。 相比之下,中国1993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5%,2002 年达到大众化阶段的15%,2019年超过50%,从精英阶段到大众化阶段,再从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分别用了9年和17年,充分体现出中国高等教育的后发优势。 这种效率优势既是中国教育发展历史的证明,更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坚持和依靠的效率文化。

  (三)深度学习融合国际经验提升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文化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悠久。 教育史学家认为,创办于中国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的长安太学,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正规大学。 中国最早的私立书院是张九宗书院(公元635年),最早的官办书院是丽正书院(公元724年)。 中国现代大学文化一路走来,先后向日本、德国、苏联、美国学习,在涅槃中重生,在否定中重塑,在曲折中成长,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质量文化。 现代中国大学形成了以德为先的标准文化、有教无类的公平文化、因材施教育的多样文化和知行合一的学习文化。

  面向国际教育竞争和中国现代化的未来,高等教育需要以发展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为己任,构建更加完善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课程体系和质量文化; 需要以构建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质量标准为己任,形成现代专业素质标准、高端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未来大学质量评价标准; 需要以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为己任,共建数字化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形成全社会优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文化,面向学习者个性化、多样化的学习与发展需求,为每一个公民创造适合的教育。

  (四)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繁荣中国高等教育创新文化

  创新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高等学校的重要使命是思想创新、知识创新、文化创新。 拥有一批创新大学、一种创新文化和一支创新型大学教师队伍,是形成中国大学创新文化、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关键所在。

  直面当今世界,总体而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依然处于科学技术研究的领导地位,社会科学研究、学科创新仍居优势地位。 中国大学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在于缺乏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善于创造而不善于创新; 善于追求1到100的规模增长,而不善于实现0到1的突破创新。 中国大学存在的人才种族、肤色、语言与文化的“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多元文化、多元思维的文化生态,容易形成审视科学问题的单一视角、科学研究的单一思维和科学组织行为的单一方式,不利于思想碰撞、观点交锋、创新思维。 善于单兵作战,不善于团队合作; 善于解释知识,不善于创新知识; 善于模仿学习,不善于自主创新。

  一流的科学中心需要有一流的创新人才。 在中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更需要高度重视创新文化培育。 要更加注重培养一种集体主义文化,更加尊重每个个体的独立性,排除一味遵从科学权威的习惯,创设一种尊重创新的社会生态,尊重科学研究中普遍原则,强化尊重创新的文化规范。 “为构建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提供生态基础,促使创业型人才素养得以全面提升,最终为社会输送优秀的创业型人才。 ”[20]现代化高等学校需要培养一种开放理念、包容态度、自主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一代新人,在未来科学技术发展中做出与世界级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地位相适应的人才贡献、知识贡献和智慧支撑。

  总之,中国高等教育在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正在从做大向做强转变,做大依然有一定空间; 高等教育发展模式正在从规模扩张为主向质量提升为主转变,质量提升空间巨大; 高等教育服务能力正在从适应产业发展向伴随产业提升转变,人力资本要素对于产业迭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后普及时代的高等学校,一方面布局结构体系逐步向地市延伸,另一方面伴随城市迭代进一步向国际化城市群集中。

  进一步明确地说,后普及教育时代的中国高等教育依然具有广阔的战略发展空间和成长空间,经济社会、政府市场、需求供给、质量结构之间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新的战略动力,并将与政府和学校的现代化治理能力紧密结合、形成合力,共同发挥正向推动作用,实现后普及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易梦春.普及趋势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格局——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相关数据的分析[J].教育研究,2018(4):23.

  [2]MARTIN TROW.Problems in the Transition fromElit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J]. Paris:OECD,1974:55-101.

  [3][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高等教育的反思:二战后现代社会高等教育形态与阶段[J].大学教育科学,2009(3):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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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高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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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普及教育时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