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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6 16:0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从1960年代中期起，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环保主义运动对其各项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轨迹，并非单向度的绝对增长，而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有着自身的高低起伏。 同时他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质量
摘要：从1960年代中期起，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觉醒和现代环保主义运动对其各项环境政策的出台和执行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不过美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轨迹，并非单向度的绝对增长，而是随着时间的演变，有着自身的高低起伏。 同时他们对环境问题和环境质量的关心也与其自身的工作和就业状况、美国的经济形势、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等问题交织在一起，呈现着复杂的因应反馈和协同演变态势。 在对公众环境意识的认知上，我们不能笼统地概说，而必须深入具体地分析。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不同时期公众的环境意识变化及其与政府公共政策的互动，在环境史研究中践行真正的人本主义。
关键词：环境管制; 公共舆论; 因应协同; 人本主义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起，美国工业化高歌猛进留下的污染积弊逐步显现，洛杉矶光化学烟雾和多诺拉烟雾事件就是典型代表，民众身心健康深受其害，环保意识逐渐萌发。 尤其是1963年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启蒙了美国民众的环保意识，人们对环境的关注度此后日趋增长，最终汇聚成现代环保主义运动。
政治方向论文范例：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工业结构优化升级研究
国内外学术界从环境公共政策的角度多关注如火如荼的环保运动本身，激进高昂的环保主义挟带着“政治正确”的本能，使得人们误以为环保主义始终是单向度和绝对化地演进，其实不然，它有自身的高低延宕起伏。 在协同演化的理论视域下，以环境公共舆论和公共政策的互动关系为切入点，梳理20世纪70—90年代美国环境治理与公共舆论的演进轨迹。 一方面，可以看到公共舆论的强弱波动是民意变化的指示器; 另一方面，民众可以运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发挥对环境问题的影响，从而左右政治高层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和决策。 政府与公共舆论在环境问题上的互动很好地反映了二者之间的因应协同，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能够有效疏导公共舆论，维护社会稳定。
作者：刘 向 阳
一、20世纪前半期环境问题在美国国家事务中处在相对边缘的地位，这一时段有关环境问题的公共民意调查相对较少。 直到1964年路易斯·哈里斯实施的详细民意调查才显示“公众关注兴趣渐强的就是空气和水污染这类容易频繁复发的环境问题。 ”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值得政府优先考虑的3个全国性问题之中，公众对空气和水污染问题的关注度已经从1965年的17%上升到1970年的53%，增长了36个百分点。 舆论研究公司对空气污染是否非常或有些严重的调查中，持肯定态度的公众从1965年的28%上升到1970年的69%，增长了2倍多， 即大部分人都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比较不同的民意调查结果，可以发现1967年到1970年间，公众的关注度和环保意识都有较大提升，表明了问题的普遍性。 从人们对治理空气污染的态度看，“路易斯·哈里斯的调查显示1967年的调查对象中有44%的人愿意每年缴纳15美元的税款，1970年这一数据增加了10个百分点。 不愿意政府降低污染控制开支的比例，则由1969年的38%增至1970年的55%。 ”
这些数据说明，1965—70年间，美国民众对环境问题和空气质量的关注程度有了极大的提升。 尽管如此，“1970年之前社会调查和舆论取样的数据显示，在大部分人的眼中，污染尚未占据头等重要的位置”。 地球日之后，公共舆论对环境质量的关注达到高潮。
盖洛普在地球日活动发生10天后所做的公共舆论调查显示， 1965—1970年的五年间，与民生直接相关的十个问题中，“降低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排名从1965年的第9位上升到1970年的第2位，参与调查的人群中，对它的关注度仅比排名第一的降低犯罪率低3个百分点。 ”1970年尼克松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对环境优先性的强调反映了公众的这种变化，反过来说，总统的这种态度也是顺应民意的结果。 总之，“到1970年说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了一个全国性的共识性问题，一点儿也不为过，因为大部分公众表现出了对环保的支持，仅有极少数人表现出了反环保的态度”。
这时期公众环境舆论的高涨是推进国家环境公共治理的重要力量，诸多具有里程碑式的环境立法得以通过，环境管制机构得以成立，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国家环境政策法》，《清洁空气法》的出台以及国家环保署和总统环境质量委员会的成立。 不仅如此，这时期的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对环境问题亦表现出了强烈的关心，对当时的环境立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据此可以断定1965—1970年环境公共舆论的高涨对政治上层的环境态度起到了强有力的鞭策作用。
进入1970年代，针对环境问题的公共调查渐趋增多，而且涉及的问题不再是简单的支持环境保护还是反对环境保护，而是涉及在环境保护和高物价、高税收、低增长甚或负增长、高失业率等诸多问题间的取舍。 总体而言，人们愿意为环境质量付费。 那么，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美国的环境公共舆论是否持续高涨，经久不衰呢?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有数据显示大约在1970年以后，公众对环境质量和环境保护的关注度开始下降。 无论是全国性调查还是州的专门性统计，1970年的指数皆处于最高点。 以1970年为拐点，此前其数据都呈现出上升趋势，此后持续到1970年代中期，其数据逐年递减。 例如，在路易斯·哈里斯的全国性调查中，“1970年自愿把生态和污染视为人们面临的最大问题之比例达到了41%。 在1973—1975年间，这一比例分别降至13%、9%和6%。 在密歇根州，自愿把污染和生态等纳入国家最重要问题之列的数据，在1968、1970和1972年分别为2%、17%和10%。 ”尽管总体比例不高，但也反映了先升后降的趋势。 这从一个侧面恰恰折射出密歇根州作为汽车工业的重镇，反环保的势力强大，当地居民对环境管制的意愿不强，环境保护和空气污染控制的措施相对宽松。 另外，波动幅度更加显明的是华盛顿州，1970年该州支持政府花费更多资金用于污染控制的比例高达70%，短短四年之后，数据比例骤降至32%。 从以上全国性和区域性的数据来看，1970年之后的几年中，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有着明显的降低。
另外根据据波托马克河-环境质量委员会的调查结果，1972—1974年间公众对空气污染的关注程度从60%下降到了46%，其他各项调查的结果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 譬如，罗普尔民意调查认为：“环境治理法律法规执行不力的数据比例由1973年的34%下降到了1974年的25%，与此对应的是认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执行过度的数据由13%上升到了17%，认为环境保护花费太少的比例则由1973年的61%下降到了1975年的53%，认为花费太多的比重则从7%上升到10%。 ”
究其原因，我们不能忘记美国此时经历的能源危机和经济滞胀。 “受阿拉伯石油禁运(Arab Oil Boycott)的影响，1973年9月汽油零售价从每加仑35美分上升至1974年6月的每加仑55美分。 在1974年1—2月严重短缺的时段，每加仑价格超过1美元，电力价格犹如火箭冲天，纽约城居民用电每千瓦时的成本从1973年2月的4.5美分上涨至1974年2月的6.4美分。 ”经济形势恶化，能源成本迅速抬升，就业和清洁空气的潜在矛盾冲突增加，以致1975年的环境质量委员会报告认为“过去几年美国经济严重困难，通货膨胀、失业、资本短缺制约着每个个体。 ”在失业和通货膨胀成为1975年最为担心的经济问题的前提下，国家环境战略始终受到经济增长、就业、通货膨胀的扰动与牵扯，使得环境管制与民生息息相关，民众必须在涉及自身利益的众多问题中做出理性选择。 此外社会的价值目标具备多元性，特定情势下国家和政府不可能同时满足民众所有的社会诉求。
二
1970年代前期公众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下降态势，是否意味着1970年代中后期的情况同样如此? 是否说明美国公众真正不在乎环境质量? 从事实看，自1976年起至里根入主白宫之前，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情况变得复杂起来，诸多统计数据的结果说明环境公共舆论的波动打破了此前单一的递增或递减趋势，结果是有升有降，升降交织，呈现出环境管制与商业成本，经济增长和能源供给的多重考量与左右拉锯。
国家民意研究中心(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re)综合1973—1979年之间的数据，发现“1973年认为环境治理花费太少的比例高达60%，到1979年这一比例降至48%，31%的人认为环境治理投入适中，15%的人认为投入太多，超过1978年的10%。 ”1975—1978年间，未来资源研究所调查针对 “在支付环境治理的成本，公司可能牺牲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政府可能增加税收的既定前提下，你是否愿意为保护环境承担更高的成本，还是付出更低的代价允许空气和水污染的存在这一问题”，1975年愿意承担更高的代价以保护环境的比例为58%，愿意支付更少的代价允许空气和水污染存在的比例为17%。 到1979年针对同一问题， 45%的人选择愿意承担更高的代价，执行尽可能严格的标准，而36%的人选择了降低环境标准，允许适度污染的存在，12%的人表示视情况而定。
在对待环保主义的态度上，“1978年未来研究资源所的调查发现62%的公众将自己界定为环保主义者，这与1980年的数据相同。 但1980年的调查发现仅7%的公众认为自己是环境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低于1978年该项调查的13%。 ”1979年洛普尔民意调查(Roper Poll) 针对 “环境保护法和管制是否过度”的问题，其中认为刚好平衡的为36%，管制不充分的为29%，仅仅有24%的认为管制过头。 而1973年该项调查认为政府管制过头的比例仅为13%，这种波动与其他调查对1973—1979年间的公共舆论研究揭示的规律大致吻合。 可见坚持不计代价执行环境保护政策的比例大幅下降，1977—1980年间这一比例持续下降。 1977年民意研究公司(the Opinion Research Corporation)和未来资源研究所展开的调查显示，“不计成本强力支持环境治理的比例从1977年的55%下降到了1980年的42%。 主张执行最严格的标准，认为污染控制已经物超所值的比例从1977年的19%下降到1980年的13%。 认为我们取得巨大进步，应该降低成本的比例则从20%上升到34%。 ”
据1980年环境质量委员会的调查，“在与前面提及的相同的十个重要问题的排名中，降低污染已经从1970年的第二位跌至第六位，公众的总体支持率仅仅略高于1965年的水平。 ”总体而言，1970年代后期公众对环境治理的支持呈现出适度地和不断地下降。 但这并不意味着环境问题和环境治理真正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仅仅相对于其他问题而言，它们暂时在公众视域的中心发生了位移。 “整个20世纪70年代，环境运动似乎明显地失去了具备广泛基础的公众支持。 然而，在地球日取得巨大的成功之后，在政府为改进环境质量做出大量努力之后，运动并没有使它的重心和目标完全脱离公众的注意。 大众支持可能有所下降，或经历了自然降低，但它并没有明确地消失”。
譬如，1979年1月哈里斯民意调查中69%的人倾向于大幅削减联邦政府开支。 如果这部分开支打算用于环境保护的话，又有57%的人反对大幅削减开支。 1979年10月哈里斯为土壤保护局所做的针对“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孰更重要的问题”的调查显示，认为环境保护更加重要的比例为52%，认为经济增长更重要的比例为24%，另21%的人持中立态度。 显然支持环境保护更为重要的比例超过了支持经济增长的两倍。 1978—1979年间，哈里斯民意调查设计了在“没有明确陈述、空气有一点脏和空气非常脏”三种不同的条件下，人们是支持还是反对在他们的社区实现工业增长这一话题。 第一种情况下，支持与反对的比例为59% 对 36%，第二种情况下支持与反对的比例为 49%对 36%，第三种情况的比例为15%对80%。 显然当空气污染特别严重时支持工业增长的比例极少，而大多数人选择保护环境。 盖洛普1980年2月为新闻周刊所作的民意调查显示87%的民众愿意增加政府水污染控制。 未来资源研究所就“降低增长保护环境、放松环境标准满足增长和同时实现共赢”三个问题展开调查，1980年认为牺牲增长保护环境的比例为27%，1978年这一比例为58%，认为应该实现共赢的比例1978年为18%，1980年为39%，认为应该放松环境管制的比例没有变化，大约为20%。 罗杰·西曾温协会(Roger Seasonwein Associate)为联合碳化物公司所作的调查有相似的结论，“大部分美国人认为消费者最终为政府管制买单，他们把健康、安全和环境管制视为对消费价格的巨大影响。 不过大部分人明显认可他们付出的代价，因为他们需要做出各种类型的精确管制而不是放松标准。 ”这说明如果不考虑现实情况，被迫在理想化和抽象的语境中做出选择的话，大多数人选择环境质量而不是经济增长。
总体而言，1970年前后美国公众环境舆论的升降变化受多方面原因的影响。 首先，1970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是在地球日刚刚结束不久的四月末实施的，这时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热情自然要高一些。 其次，不断变化的社会情势毫无疑问地会影响不同时期人们的首要选择。 “经济滞涨使得降低失业和通胀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从1970年的第七位跃升到1980年的第二位。 ”能源危机同样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尽管公众强烈支持环境管制，不愿意为经济增长牺牲环境标准，但在与能源问题的取舍中，公众并不愿意牺牲充足的能源供给来保护环境。 民众意见的分歧，取决于具体情况的变化。 1973年以来，罗普尔每年都就“你是更多的倾向于充足的能源供给还是更多倾向于保护环境”这一问题展开调查，1973年10月到1979年9月的10次调查中，仅仅1976年支持环境保护得占多数，其余与1979年9月的结果相似，43%选择充足能源，38%选择保护环境，10%没有选择或认为二者不冲突。
1979年初到1980年哈里斯展开了有关“环境-能源取舍”的五次调查，结果显示61%的人愿意放慢清洁空气和水污染的速度而有效解决能源问题，而1976年这个比例仅占45%，公众舆论向能源问题的倾斜与1979年7月第二次能源危机和石油短缺密切相关，另外的调查显示55%的人愿意放松保护环境的法律和管制，以生产更多的能源。 197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调查显示41%的人倾向于能源生产，而43%的人更钟爱环境。 1979年9月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调查显示，47%的人认为倾向于建立输油管道，倾向于保护环境的比例为40%。 1980年1月末到2月初，密歇根大学选举研究中心针对环境与能源的调查后认为，即便能源生产受限，仍有29%的人倾向于不放松环境保护的手段，34%的人则认为应该放松环境管制的标准，15%的人认为应有条件放松，22%的人表示不确定或不知可否。 可见当时屈从于能源问题的公共舆论占据上风。
1980年未来资源研究所就国内最关心的九个问题展开调查，结果显示最令人关注的是通货膨胀，80%的人对此强烈关注，与1974年的调查相似。 能源短缺同样受到大量关注，从1974年的57%上升到1980年的73%，与其他调查的结果无异。 而对贫困和环境问题的关注仅占44%，远远低于对通货膨胀和能源短缺的关注。 未来资源研究所也调查了公众对六种主要环境问题的认知和取向，1980年1—2月，38%的公众非常关注水污染治理问题。 1980年3月罗普尔的调查中，“54%的人表达了对水污染治理的关注，不过在同其他问题如国防和经济问题的比较中，环境问题的重要性降低。 对空气污染的关注程度从1972年的60%下降到1980年的36%。 对工业危险废弃物的处理的关注度达64%，对有毒化学物质处理的关注度达46%，都呈上升趋势。 ”
上述人们对能源和其他紧急问题的支持率的上升与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下降共同表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受到其他社会问题和其自身生活状况的直接影响，有着相当的复杂性。 不过更重要还在于政府环境治理实践行为带来的影响。 尼克松时期政府解决环境问题的作为自不待言，卡特政府同样付出了巨大努力，在1977年《清洁空气法》的修改过程中他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此外，“卡特政府的核心部门任命了大量支持环境保护的人士，公众有理由相信政府正在一丝不苟地解决环境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公众对环境质量关注的适度下降就在情理之中了。 ”由此可见，政府的环境治理作为和民众的关注度呈现此消彼长和相反相成的关系。 政府大力强化环境管制、努力改善环境质量的行为可以缓和不同主体在环境问题及其治理上的矛盾与冲突，民众对这类问题的注意力自然也就会转移分散。 反之，情况未必如此，对里根政府期间环境公共舆论的追纵可以提供证明。
1981年里根政府掀起了一股反环境逆流，压缩环保预算，消减环保署的工作人员编制，推行一系列环境去管制政策，并“认为环境质量改善的立法阻止了经济力量的运行和达标成本的最小化。 环境立法目标太高，与联邦政府的职责演进不匹配，环境管制的立法导致了成本激增和资源损失，强加的不可预见的成本难以解决不可预见的问题。 ”伴随里根政府推出一系列反环保的政策措施之后，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又重新高涨起来，有数据十分清晰地展现了里根执政期间环境公共舆论的新变化。
在洛普尔的两项民意调查中，“倾向于支持环境保护的数据比例由1981年的40%上升到1989年的57%，同期支持能源问题的比例从39%下降到24%。 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执行程度上，认为执行不足的比例从1981年的31%上升到1989年的55%，同期认为执行过度的比例从21%下降到11%。 在全国民意研究中心对政府环保预算的调查中，认为美国在改进和保护环境质量上开销太少的数据比例从1982年的50%上升到1989年的70%，相反，同期认为支出过多的比例则从12%下降到了4%。 ”坎布里奇的民意调查显示“愿意牺牲经济增长的比例从1981年的41%上升到1989年的52%，同期愿意牺牲环境质量的比例从26%下降到了21%。 ” 纽约时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调查表明“认可不计一切代价进行环境改进的比例从1981年的45%上升到1989年的74%，同期对此持反对态度的比例则从42%骤降至18%，认为政府环境保护作为太少的数据比例从1983年的35%上升至1989年的58%，同期认为作为过度的比例则从11%降至9%。 ”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美国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度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中一些数据的上升幅度较大，而且这种上升的势头甚至还延续至老布什当政时期。 这说明里根在降低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愿方面，没有取得些许胜利，恰恰事与愿违。 据此推论，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整体性变化后，环境质量再次成为“共识性”的问题，正如1970年前的情况一样。 大部分美国人对环境保护的支持度日益高涨，绝大多数人反对当前正在弱化的政府环境治理行为，充分说明里根的反环境逆流引起了人们环保意识的反弹。 此外，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都有了更加深刻地认知。 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对环境问题严重性之认识的变化，可以更加清楚的透视这一时段民众环境舆论的演进。
根据洛普尔民意调查的结果发现，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将空气污染视为一个严重环境问题的比例足够之高。 它在1980年就达到68%，1988年上升至82%，如此之高的民众认同率，在我们已经分析过的所有调查数据中实属少见，说明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了它的严重性。 在空气污染引发的温室效应问题上，认为它是一个非常或有些严重的问题之人数年年攀升，从1982年的43%上升到1989年的75%。 ”另外依据坎布里奇的民意调查，对毗邻人居环境的总体评价中，认为其状况在不断恶化的比例从1983年的34%上升到1990年的55%，即便涨幅指数不及其他，但依然过半。 自愿把环境问题视为当今美国面对的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的比例从1982年的2%上升为1990年的21%。
里根执政后期，基于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人们对其产生的危害性有着更为深入的理解。 在有关环境危害性的十个调查项目中，直接或间接涉及空气污染的高居六席。 大致而言，认为它对环境构成高危害风险的比例在1987年仅占47%，短短两年的时间，即1989年这一数据上升了20个百分点，达到67%。 有关臭氧层的消耗，1987—1989两年时间内，人们认为它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度上涨了19个百分点。
其他如汽车、工商业引发的空气污染和酸雨等问题，人们对其危害性的认知也有较大程度的提升。 不过最为明显的是温室效应，人们认为它对环境的高危害性在1987—1989年间上涨了26%，两年时间中数据比例整整翻了一番。 人们认为它对人体健康的高危害性更是上涨了28%，足见当时空气污染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 在危险废弃物的问题处理上，1987—1989年间对环境的危害性和对人体的危害性认知分别提高了6%和7%。 这也是里根政府时期即使总体上呈现反环保的态势，但《超级基金法》依然能顺利修改通过的内在缘由。
因此可以断定，里根政府的反环境政策，不仅促进了美国环境公共舆论的重新高涨，而且使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本身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就使政府在环境问题的治理程度上有了更高的目标诉求，印证了公众对环境政策的关注度与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之间存在的反向关联。
三
固然，里根时期美国环境公共舆论的高涨是对其环境政策的直接反动，但值得思考的问题是，里根上台以前，美国在空气污染治理方面已经采取了许多重要举措，付出了大量艰辛实践，为何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后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这说明解决环境问题的难度之大，受诸多复杂因素的牵扯，以前的相关政策不可能求得问题的完全解决，需要进一步探求新的治理途径。 1977年《清洁空气法》修改时众多企业要求延长排污达标期限的要求，加州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治理空气污染的路径转向，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环境问题本身的严重性使然，辅之以民众舆论压力的推动，环保支持者的力量强于反对者，才使老布什在竞选时对这一问题抱以较大的热情，并宣称自己要做环保总统。 正式入主白宫之后，很快就促成了争论已久的《清洁空气法》的第三次大规模调整完善。 它的具体规定与公众所认知到的相关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程度密切关联，在此环境公共舆论的变化与政治高层形成了有效互动。 “环保行动主义的迸发——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激发出一系列有着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立法——很可能被我们的子孙后代视为二十世纪历史的重大转折”。 这无疑是对环境公共舆论高涨之影响的最好表述与正面肯定。
对于美国环境公共舆论的了解，除一般性公共舆论调查外，还有一个很好的途径，就是观察选举过程中国会有关环境问题投票情况的波动。 资源保护选民联盟提供的立法机构针对环境问题的投票统计资料，为我们从这一角度考察环境公共舆论的变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依据其统计，将美国分为九大地区，观察各地区1971年和1989年州众议院的环境选举得票统计情况，我们可以发现，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中，所有九大地区对环境问题的投票支持率皆呈上升态势。 差别在于上升幅度有别。
譬如，“山区各州的上升幅度仅6.7%，新英格兰、平原区、南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各州的上升幅度，却分别高达20.8%、21.5%、32.0%和19.1%。 ”整体而言，全国范围内众议院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程度和立法支持率普遍增强，其背后蕴含的则是所代表的选民对环境问题关注度的上升，与前文的公共舆论分析揭示的趋向一致。 那么是否意味着这种上升是单向度和绝对的，而没有起伏呢? 是否意味着各州的情况大同小异，而没有地区差异呢? 观察南大西洋各州和密歇根州投票数据的比例变化，能够得到清晰的答案。
1971—1989年间南大西洋五州每届州议会有关环境问题投票比例的变化无疑都呈极强的上涨态势，涨幅远远超过其他地区的平均水平。 例如“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佛罗里达三州的支持率皆突破了60%，”其蕴含的变化趋势与全国的总体大趋势无异。
然而，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在近二十年的时间中，这些数据从来就是变动不居，高低起伏不定，大致存在这样的走向：1971—1981年间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1981—1989年间的平均水平，表明前十年这一区域的各州议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度低于1981年之后的年代，与前文所述环境公共舆论在这段时间的适度下降极其吻合。
里根上台后，这一区域各州的环境问题支持率经历过短暂回落后急剧上升。 一方面表明里根的反环保逆流对这一区域各州的立法机构产生过实质性影响，另一方面快速上涨的环境公共舆论迫使它们必须作出迎合选民意志的决策。 本质上这反映了1971—1989年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深刻变化。 即使在环境管制倾向相对宽松的密歇根州，相关数据表明环境立法投票的支持率依然上涨。
从以上环境公共舆论的变化和选民投票的情况看，公民环境意识的总体增强是毫无疑问的，但当环境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交织缠绕时，公众的取向就有着极端的复杂性和变数。 这很好地反映在普通个体面对诸多问题时所做出的选择与应对上。 例如，1974年公众关注度较高的是犯罪、毒品、家庭收入和支付能力等问题，给予强烈关注的是政府官员的职责履行、燃料和能源危机、通货膨胀与高物价问题，其中选择后三个问题的比例分别高达40%、46%和56%，而当时选择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比例却只有12%。
到了1986年公众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发生了巨大变化，1974年颇受关注的三大问题此时受到关注的数据比例分别下降至16%、7%和27%，下降幅度高达24%、39%和29%。 这与1970年代中后期环境公共舆论下降的趋势十分耦合，为我们对它的理解增添了新的维度。 同时说明环境公共舆论的高涨，其内涵主要是公众将其视为国家和政府必须着力解决的重点问题，理所当然是政府职责所在，而作为个体在进行选择时，则会综合考虑社会总体情势制约下的就业、收入和经济等问题。
对通货膨胀和高物价而言，关注度的急剧下降意味着里根新保守主义改革在经济上取得了重要成效，打消了民众对此的担忧和质疑。 “1983年以来美国走出了经济滞胀开始经济复苏和发展，这固然是由于产生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某些客观因素已经逐渐发生变化，而且也是由于里根政府吸取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历任总统经济政策的经验教训，适时地改变国家干预过多的政策的结果”。
此时人们对里根经济改革的支持和认可成了首选，环保政策上的倒退暂时性地退居次席。 “人们倾向于更大程度的环境管制，但又希望‘更小的政府’。 或者说他们理论上支持能源保护，但又不支持燃油税的适度增长。 当公众面对真实而又剧烈的地方或地区冲突时——环境政策将被认为损害了就业或经济形势，他们对环境保护的总体倾向会普遍弱化”。 主观的理想状态与现实困境冲突的矛盾，使公众在不同价值目标上面临着多重取舍，反映了环境公共舆论的复杂性和普通公众生活的真实逻辑。
“美丽的诺言是容易许下的，但当公众不愿意为环境治理作出必要的个体牺牲时，它就变得有名无实了。 这在1990年代反对工业管制的过程中，当环境政策日益需要个体行为做出修正时，显得特别清楚”，在被管制的对象需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时候尤为如此。 隶属国会的卫生和环境专门委员会的环保偏好直接影响着制造业的污染治理投资。 当国会环境友好型的成员把持着专门委员会的职位时，制造业公司需要增加污染治理的资金投入。
精确的说，“专门委员会的环保倾向每增加1个百分点，制造业公司投入平均增加大约90100美元。 通常重污染工业应对专门委员会的环保倾向的成本高于污染较少的工业，具体分别为106118美元和8381美元。 ”但这些成本最终以税收和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普通公众和消费者，结果赋税的增多和消费价格的提高使得公众必须在自己的收入水平和环境质量之间做出平衡与妥协，也是里根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去管制的原因。
如此就可以理解，里根虽然反环保，但为何环境问题对他的连选连任几乎没有多少影响。 一方面固然是他采取了一些支持环境治理的补救措施，不过更重要的是，其经济政策绩效解决了作为个体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情形，1982年9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纽约时报对部分选民进行了抽样调查，当问到“是否存在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如果候选人与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一致时，你因此会改变你的投票吗? ”回答“是”的比例占48%，当他们被进一步要求明确这个问题时，选择环保的比例仅占1%，远远低于选择经济增长的16%和选择堕胎的7%。 当然不能忽略的是，正是因为里根解决了与民生最直接相关的经济问题之后，民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热情又重新高涨起来。
进一步细化挖掘，不同群体在环境治理问题上有着更加个性化的利益取向。 比如，“非裔美籍人群更关注饮用水和噪音污染问题，2/3的非裔非常关注水的问题，1/3的非裔群体关注噪音污染。 与住在郊区的人相比，住在250000人以上的大城市的居民更关注空气质量、有毒化学物质和饮用水的问题，年龄在55—64岁的中年人群体尤其关注化学废弃物的处理，18—34岁的群体更加关注空气污染问题。 ”
未来资源研究所以高层建筑、燃煤电厂、核电站、大工厂和危险废弃物处理场五大污染源为例，调查周边污染源的选址距离问题，结果显示“31%的公众并不担心高层建筑的距离问题，如果离家距离达到14英里，80%的公众都可以接受，仅4%的人极力反对。 对于危险废弃物的处理和核电站，分别仅有5%和10%的人不在乎，很少有人同意在5英里之内建造相关设施，大部分人只有在超过100英里的时候才接受，不过公众对燃煤电厂的敌意远逊于核电站，在离家14英里的范围内仅有28%的人接受核电站，但有63%的人能够在此范围内接受燃煤电厂。 ”
未来资源研究所还针对需要支付巨额成本的致癌化学物质的管制开展调查，设计的问题为“政府是否应该等到化学物质在运用中已经暴露出问题后再采取行动还是出现问题之前执行严格的审查以确保其安全性，”结果83%的公众选择所有化学物质在运用之前都应该得到严格审查，仅有8%的人选择出现问题后再采取行动，剩余8%的公众不知可否。 不同公众环境欲求的多样化与个性化必然反映在环境公共舆论的总体波动上，因此环境公共政策的制定必须在总体社会情势下考虑公众的多样化需求，寻求社会可以普遍接受的价值标准，方能实现环境史倡导的真正的人本主义。
综上所述，环境公共舆论的高低起伏与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有着密切关系，同时公众个体有关环境问题的选择，受社会总体情势的变化与其真实生活需要的制约。 公众在环境问题选择上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决定了环境政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 公众对环境质量的关注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其“价值可能是明显的和共享的，但不可能像大萧条或1970年代滞涨发生时失业问题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样。
清洁环境的价值几乎人人共知，当公众被直接和单纯的问及环境问题是否严重时，他们回答是。 然而，环境问题又并不是一个特别‘紧急’(salient)的问题，公众对环境质量至多是适度热情的支持，折射出了公共舆论分析者所称之为的‘条件性共识’(permissive consensus)”。 基于环境公共舆论的这种特性，政府也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同问题解决的顺序和优先目标。 里根政府为解决经济问题，首先掀起了反环保逆流，为重污染企业去管制，结果激起了环境公共舆论的高涨，后又被迫采取相关补救性措施，不能不说是对“条件性共识”的最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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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90年代美国环境政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