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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3-09 16:2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当前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新兴领域，提升中国环保形象的战略意义显著上升。引入图式理论的研究视角，通过对英国公众展开深度访谈，探索英国公众所持有的中国环保形象认知图式的表征、来源及相关影响因素。英国公众对中国环保形
摘要:当前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新兴领域，提升中国环保形象的战略意义显著上升。引入图式理论的研究视角，通过对英国公众展开深度访谈，探索英国公众所持有的中国环保形象认知图式的表征、来源及相关影响因素。英国公众对中国环保形象的负面图式具有静态、类型化的特点，主要受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负面图式集中在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气候治理角色等方面，并且图式的同化现象比较突出。英国公众对中国环保形象的正面图式具有动态、细节化的特点，主要受个人经验以及社交网络的影响，正面图式集中在环境改善成效、环保意识提升和清洁能源应用等方面。通过揭示英国公众对中国环保形象认知图式的特点和来源，并且基于对图式建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助于判断中国环保形象传播面临的机会、阻力和突破口，从而以图式为鉴，消解国际传播信息理解过程中的隔阂与防御，提升中国环保形象，推进中外环境治理合作，共同应对全人类环境挑战。
关键词:中国环保形象;形象传播;英国公众;形象认知
随着气候变化、资源能源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威胁日益加剧，环境问题成为国际社会争夺话语权力和利益博弈的新兴领域。国家环保形象的优劣，将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文明发达和国际贡献的标志。[1]正面的国家环保形象可以使国家在环境外交上处于有利的国际地位，便于开展国际交往合作，同时也能为中国经济转型和能源升级赢得时间，为中国品牌在海外市场建立口碑;而负面的国家环保形象则引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担忧与质疑，降低中国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可信度，对新时期全球环境合作与治理造成隔阂与阻碍。
因此，无论是出于实施中国对外战略的需要，还是推动中外环境合作、共同应对全人类环境危机的需要，提升中国环保形象的战略意义都在不断上升。从国家形象认知的角度而言，国家形象的建构是个体对信息的选择性记忆。只有通过认知主体过滤系统的那些信息，才能得到识别、接收和理解，完成解释和重构过程。[2]
换言之，传播者发出的信息是否有效，取决于信息与国家形象认知主体原有认知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对国际公众展开深入调研，把握国际公众的认知图式，成为走出国家形象传播“对空言说”的困境、争取国际社会理解与尊重的关键。通过对前人研究资料的考察可知，当前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是整体形象或者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形象，聚焦于国家环保形象的研究很少，针对中国环保形象的国际公众调研更是付之阙如。因此，笔者试图丰富国家形象的研究领域，拓展相关的研究思路，从认知图式的理论视野出发，采用质化研究中的访谈法，探索英国公众对于中国环保形象所持有的图式，分析图式的相关影响因素及变化条件，为修复中国环保形象、共同应对全人类环境挑战提供一些启示。
一、相关研究综述
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涵盖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环保形象的研究，二是国际受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研究。
(一)关于中国环保形象的研究中国作为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在经济发展获得世界瞩目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学者们开始关注中国环境问题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呈现。一些学者在论文中提到了“环保形象”或“环境形象”的概念，但目前为止学界对于这一概念还有没有统一的界定，也很少有学者对其内涵展开阐述。而且在这些论文中，“环境形象”与“环保形象”的提法经常互换使用。①由于“环境”一词的含义比较宽泛，既可指生态环境，也可指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为避免歧义，笔者使用“环保形象”这一概念。
一般而言，环保形象是指一国在生态环境与环保领域所呈现的形象。笔者从建构主义的方法论出发，将“国家环保形象”定义为:在国际体系中，通过一国与他国或国家集团的交往互动以及媒体传播等渠道，国际公众所形成的关于某国的自然生态环境、政府环保能力、民众环保意识、环保文化和环保习惯等的整体认知和共享观念。这个定义把落脚点放在国际公众认知上，在承认国家生态环境状况是环保形象的重要来源的同时，也强调重视国际交往互动、媒介形塑和公众认知的作用。[3]
现有的关于中国环保形象的研究大多以西方主流媒体涉华环境报道为对象，采用内容分析、批评话语分析、修辞学等研究路径，探讨中国环保形象的建构与呈现。学者们指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环境报道体现了较为明显的意识形态和权力的关系。[4]
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西方主流媒体通过“复杂议题简单化”[5]“弱化与强化、话语置换与议题转移”[6]“意象性话语生产、责任归属框架下的多重话语置换”[7]等议程设置和话语策略建构了负面的中国环保形象。在国际舆论中，中国俨然成为“气候变化的症结”和“环境污染者”的代名词。[8]
(二)国际受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研究为数不多的针对国际受众的调研大多是问卷调查，调研内容多是关于整体的国家形象。比如韦路等对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进行电话抽样调查发现，美国人对中国的认知水平整体上受传统媒体的影响更大;而单从对中国的正面认知水平看，新媒体的影响更突出。[9]张昆、张明新开展的“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表明，美国公众对英、法的了解程度和亲近度更高，对中国的好感度很低。[10]
洪俊浩、严三九进行的美国大学生对中华文化以及中美价值观认知的问卷调查显示，冷战思维模式仍在影响美国公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11]另外，“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世界公共舆论网”和“环球扫描”等国际舆论调查机构和中国外文局等机构也定期发布涉华民意调查报告，但未见关于环保形象的专项报告。现有研究中的国家形象调查对象大多为美国公众，少有对其他西方大国公众的调研。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关于对外传播和国家形象的研究汗牛充栋，聚焦于国家环保形象的研究却是近年来伴随着全球环境问题的升温才刚刚起步。现有的研究以对西方主流媒体的内容分析为主，对于国际受众的研究比较欠缺。少量关于国际受众的问卷调查针对的是整体的国家形象，比较模糊与抽象，缺乏关于环保形象的专项调研，而且在调研对象上，大多为美国公众，对于其他西方大国公众的调研明显不足。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上有所创新。
在研究主题上，前人关于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是整体形象或者传统安全领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形象，聚焦于国家环保形象的研究很少，且主要是对国际媒体环境报道的内容分析，欠缺对中国环保形象的受众调研。本文聚焦国家环保形象这一新兴领域，展开国际公众调研，在主题上对国家形象研究有所拓展;在研究对象上，前人关于国家形象的调研对象大多为美国公众，由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不同，在对环境问题的理解上，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是存在差异的。
选择前人研究比较少的英国公众作为对象，有利于寻找到提升国家环保形象的突破口;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质化研究中的访谈法，区别于量化研究对整体特性的重视，访谈法更能深入个体认知图式的动态演进，在受众调研上具有独特价值;在理论框架上，引入图式理论，从认知建构的角度来探讨英国公众眼中的中国环保形象是如何形成的，检视英国公众所持有的认知图式的特点及其变化条件，反思中国环保形象传播面临的机会和阻力，进而寻找提升环保形象的突破口。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设计
(一)图式理论图式(schema)一词最早见于哲学家康德的著作，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指出:“新的概念只有同人们已有的知识建立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12]英国实验心理学家巴特利特(Bartlett)在其著作《记忆:一项实验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中，将图式定义为“人们过去的反应或经验在大脑中的动态组织”以及“个体已有的知识结构”。
[13]简言之，图式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基础。人们利用图式来组织现有的知识并为今后的理解提供框架。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图式可以帮助我们加工、提取、记忆相关信息，解释新的信息、推理和评估结果、对未来进行预测等。个人独特的经验可以使人获得个体图式，社会群体共有的知识经验反映在这个社会群体的心理思维或行为上，产生了社会图式。[14]图式对选择性记忆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它使个体在社会知觉中，主动地选择注意对象，并且自动记忆对认知个体有意义的或者是以前知道的事情。“作为与环境交互过程中建立的用来组织经验的认知结构，图式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它所体现的现实。”
[15]也就是说，我们按照基于个人经验和社会文化积累的图式来加工、处理进入大脑的信息，在头脑里对世界进行建构，再根据这个建构结果对真实世界做出反应。图式具有较强的主观性，而且图式一旦形成，人们往往不愿意去修改，从而可能会限制人们对事件的全面认知，做出错误解释，形成认知偏差，产生刻板印象。[16] 图式的概念与社会学家戈夫曼(Goffman)提出的“框架”十分接近。在戈夫曼看来，框架指人们用来认识和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经验的归纳、结构与阐释都依赖一定的框架，框架使得人们能够定位、感知、理解、归纳众多具体信息。
[17]不过框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引入大众传播研究后，更强调传播者框架和媒介的新闻框架，而图式理论更侧重认知层面，强调接收者的个人框架。正如菲斯克(Fiske)和林维尔(Linville)所言:图式是人们的认知结构，是关于某一概念或者某类外界刺激源(stimulus)的知识，包括它的特质及所有特质之间的联系。[18]由此可见，虽然图式与框架的概念比较接近，但是图式与受众认知结构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化研究中的访谈法，对英国公众做半结构式访谈来收集资料。鉴于前人关于国际受众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调研多采用问卷调查法，本研究试图发挥质化研究的独特价值。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作为研究方法各有优势和弱点。一般而言，量化研究方法比较适合在宏观层面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和预测，而质化研究方法比较适合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量化研究从研究者自己事先设定的假设出发，收集数据对其进行验证，而质化研究强调从当事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看法，注意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
[19]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了解国际受众认知图式的形成和转化，针对这一研究目的，访谈法具有独特优势。通过对受访者进行深入、细致的访谈，有利于在历时性的讲述中追踪国际受众认知图式的变化过程，从而对研究问题得到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性理解。
三、研究发现
(一)静态、类型化的中国环保形象负面图式访谈发现，英国公众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关注度较高，有较强的接收意图和兴趣，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形成了认知图式。大部分受访者对中国环境问题的了解程度明显高于对俄罗斯、印度、巴西和日本等环境大国的了解。英国公众对中国环保形象的认知以负面图式为主，具有静态、类型化的特点。他们对中国现阶段的环保政策、环保状态、具体问题了解程度很低，却从媒体的报道中形成了一些刻板化的印象，形成了在大多数英国公众眼中的“要发展不要环境”和“逃避环保责任”的负面环保形象。1.负面图式的主要表征具体来看，英国公众的中国环境负面图式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气候治理角色。
(1)中国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方面借鉴了西方工业文明的先进经验，取得了国民经济高速发展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一些发展策略的制定与实施未能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护，导致近年来中国的环境问题集中突显。在谈到中国环境问题时，大部分受访者提到了负面的糟糕的印象。如“惊人的雾霾”(1号受访者);“中国正在大规模地破坏环境”(7号受访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污染国家，环境问题令人担忧”(9号受访者);“中国的环境问题在持续恶化，中国政府并未采取充分措施改善环境，而是更加恶化这个问题”(14号受访者)。访谈中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对中国的环保政策和措施缺乏认识和了解。
(二)动态、细节化的中国环保形象正面图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数受访者持有关于中国环保形象负面图式的同时，访谈中也有少数受访者呈现了一些中立甚至正面的图式。在这部分受访者眼中，中国是“环境治理的贡献者”和“清洁能源的引领者”。这部分受访者关于中国环保形象的图式是动态的，往往经历了从负面图式向中立或者正面图式转化的过程;另外，他们对中国环境问题及观点的表述大多是具体的，带着很多生动的细节。这类受访者虽然是少数，但是从图式的历时性变化过程当中可以探究图式正向转化的条件，非常值得深入分析。
1.正面图式的主要表征
正面图式主要集中在环境改善成效、中国人的环保意识提升和中国对清洁能源的应用上。
(1)中国生态环境有了切实改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生态环境治理迈入了新阶段，环境治理成效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比如10号受访者提到:“我在中国几个城市和乡村旅行，看到的情况很不相同，空气污染和水污染的情况有的地方好，有的地方差……中国很大，并不像我在英国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只有一面。”36号受访者提到:“我去过南京、上海，我看到这两个城市的天空是蓝色的。
我认为中国的空气污染并不像英国媒体报道的那么严重，媒体可能过度渲染了。”41号受访者提到:“从我这么多年去中国看到的情景来说，中国政府对环境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河道发生了明显变化，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43号受访者提到:“中国人口众多，生存和发展不容易……环境保护需要合作，发达国家应提供先进的环保经验来帮助中国解决实际问题，中国也正在向这些国家学习。”
(2)中国人的环保意识在提升当前环保话题正在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和民众关注的焦点。民众对环境问题有了更多深入的了解，环保人士不断涌现，通过自身行动减缓对环境的破坏和影响。这一新的社会现象得到英国公众的关注和赞赏。跟中国人的交往细节也让英国公众的印象发生转变。如13号受访者提到:“我在国内时看新闻给我的印象是，中国人看起来没有什么环保意识。
(三)图式的“同化”效应明显
认知主体持有的图式决定了其对信息进行选择、阐释、提取、储存等一系列过程。并且图式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人们一旦形成了既有图式，一般不太愿意改变他们已有的认知框架。所以，人们倾向于将与自己原有图式比较符合的新信息纳入他们的世界观，而且越接近某人已有图式的新信息就越容易被同化。反过来，当人们遇到与自己原有图式相冲突的新信息时，往往会视而不见。这就是皮亚杰(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同化现象(assimilation)。[26]在国际传播中，对他国图式的建立主要来自媒体信息，“媒体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公众会接收和理解什么样的信息，进而以这些信息作为自己的认知框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预期”。[27]本次访谈印证了这一点。
虽然有少数正面图式的存在，但是负面图式持有者占大多数，英国公众在接收和理解中国环境信息的过程中，负面图式同化现象比较突出，这是修复中国环保形象面临的重大障碍。一是对负面信息的接受程度远远大于正面信息。这一点在英国公众最为关注的气候变化议题上表现明显。虽然中国在许多国际场合提出，中国的二氧化碳历史总排放量和人均排放量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受访者大多有意无意忽略这个信息，而是把关注重点放在“碳排放大国”上，强调中国应该对全球变暖担负主要责任。
如35号受访者提到:“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这一点是确定的，我们不大关注历史和人均碳排放量数据。”有的受访者即使承认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低，但也并不能削弱其对于中国总碳排放量的不满，如5号受访者提到:“中国的人均碳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可能是真的，但是有如此多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报道，看起来中国的总排放量应该是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在全球气候治理方面，受访者更多记住的是发达国家对中国是国际气候谈判的“障碍”和“劫持者”的指责，而不是中国根据自身国情推动《巴黎协定》、贡献中国智慧的积极努力。
如38号受访者提到:“中国政府对气候问题投入了一些关注，但是我认为还很不够，似乎仍然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目标对立起来。”二是对正面信息进行负面解读，纳入负面图式。在接触到一些正面信息时，英国公众容易做出负面的解读，从而把正面信息也纳入负面图式。比如，把近几年中国的环保努力归因于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33号受访者提出:“中国迫于国际社会压力才签署二氧化碳减排协议。”
49号受访者提到:“中国由经济成功的雄心驱动，这也赋予其人民团结和民族自豪感，所以中国始终将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优先……中国之所以实施一些环保举措是因为其他国家在这样做，是受到其他国家的压力，同时也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但不是真的认识到环保的重要性。”又如，把中国在环保法制方面的进步与行政腐败、低效相联系。当访谈中被告知中国出台了新的《环境保护法》和《大气污染防治法》时，受访者大多表示对新的环境法规不了解，但同时又对新法规执行效率提出担忧。比如2号受访者提到:“考虑到中国在法制上的一些问题，这些法案在中国将很难实施和监督。”
四、结论与讨论
访谈资料表明，随着全球工业的扩张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中国的环境问题引发英国公众的强烈关注。受英国传统主流媒体“中国环境威胁论”的影响，英国公众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忧思与国家利益、外交博弈、制度冲突、意识形态碰撞等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以负面为主的认知图式。英国公众的负面图式集中在生态环境状况、经济发展模式、气候治理角色等方面，具有静态、类型化的特点，形成了大多数受访者眼中“要发展不要环境”和“逃避环保责任”的负面中国环保形象。
负面图式的同化效应明显，阻碍了英国公众对涉华正面环境信息的接收和理解，这是修复中国环保形象面临的重大障碍。这一研究结果从传播效果层面印证了之前学者对于国际媒体涉华环境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证明了媒介内容偏向对受众的刻板印象形成的影响。①值得引起重视的是，英国公众所持有的图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个人经验和社交媒体的使用，对图式的正向变化产生显著影响。英国公众的正面图式集中在中国环境改善的成效、中国人的环保意识提升以及中国对清洁能源的应用上，具有动态、细节化的特点，赞赏中国作为“环境治理的贡献者”和“清洁能源的引领者”的角色。
由此可见，英美虽然同属西方，在对中国评价上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但并不是铁板一块，由于历史经验和现实利益不同，在对中国环境问题的理解上，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与美国之间是存在差异的。相比较而言，欧洲国家在环境外交中持有更为积极的立场。受访者大多表达了对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国际环境治理中发挥更主动作用的期待。访谈结果带给环境传播和环境外交诸多启示，以图式为鉴，有望找到增进理解、建立共识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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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对国际公众认知图式的探索可以为共情传播提供实现路径。通过访谈可以看到，英国公众对中国环境信息的接收和解读是在不断地与已有图式相比较、碰撞和竞争中发生的。如果不考虑到图式所揭示的英国公众媒介接触、文化环境、个人经验等的影响，我们很多的传播行为都会是一厢情愿，甚至南辕北辙。汀·图梅认为共情(empathy，也可译作“同理心”“移情”或“神入”)是跨文化交流的基础:“通过共情，我们愿意去想象着把自己转向于我们并不熟悉的其他文化世界，并去感受他们的感受。”[28]正如吴飞所言，国际传播不应该只是“从我”“为我”，而应该是“从你”，为“我们”，开展共情传播。[29]
将受众认知图式研究结果运用于国际传播中，有利于冲破共情传播的最大障碍———自我中心主义。譬如，研究发现，由于文化环境和媒介接触的影响，大部分英国受访者不了解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在消除贫困、发展民生的同时进行环境保护所面临的艰巨挑战，不认可我们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笼统地将环境污染与中国经济发展现状联系起来，谴责中国只要经济不要环保。面对这样的图式，如果我们的国际传播一味宣传中国的经济发展，只顾讲自己的成功故事，就会陷入自说自话，其结果是适得其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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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邱鸿峰.美国主流报纸的中国环境形象建构:“议题关注周期”视角.新闻界，2015，9:18-25.
[9]韦路，吴飞，丁方舟.新媒体，新中国?网络使用与美国人的中国形象认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7:15-33.
[10]张昆，张明新.中美公众的世界观念调查报告(2016).学术前沿，2017，1:56-67.
作者：赵莉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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