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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12 16:2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保卫延安》是作家杜鹏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全面描绘了发生在1947年3月到7月的延安保卫战，塑造了一大批丰满、生动、高大的英雄形象。 其中，既有周大勇、王老虎这样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基层指挥员，又有普通战士、炊事员、李振
《保卫延安》是作家杜鹏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全面描绘了发生在1947年3月到7月的延安保卫战，塑造了一大批丰满、生动、高大的英雄形象。 其中，既有周大勇、王老虎这样叱咤风云、威震敌胆的基层指挥员，又有普通战士、炊事员、李振德等革命根据地的老英雄，还有彭德怀、陈允兴、李诚、赵劲、卫毅等指挥若定、驰骋疆场、有胆有识的解放军将领。
小说通过对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西北野战军在战场上开展的青化砭伏击战、羊马河伏击战、蟠龙镇攻坚战、长城线上突围战、沙家店歼灭战和九里山阻击战等几场重大战役的描写，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雄伟气魄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延安保卫战中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这一历史发展过程的全貌，进而深刻反映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军事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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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逢时”的创作
1949年，杜鹏程开始动手创作《保卫延安》。 最初，杜鹏程是想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 他打算从1947年3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撤离延安写起，直到1949年年末一野一兵团进军帕米尔高原为止，记述西北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 谈及自己的创作初衷，杜鹏程在《保卫延安》手稿中曾专门写下这样一段“开头的话”：
讲人民解放军艰苦奋斗、英勇善战这种故事的人，实在不少了。 我为什么还要讲这一篇故事呢? 说起来话长:
一九四七年三月，部队从晋中出动，过黄河保卫毛主席的时候，我到二纵队X旅X团第一连当文化教员。 后来又调到营部当工作员。 部队从陕北打倒(到)西安，从西安打倒(到)甘肃、青海，过祁连山，以后万里进军，通过塔里木盆地的戈壁沙漠，一直进到帕米尔高原……在帕米尔高原上保卫国防，在塔里木盆地上参加生产。 战士们常常说：“把咱们打仗的事情编起来吧! 这是满有味道的。 ”战士们这样说有两个意思：第一，我们部队有些新同志他们听了部队过去艰苦奋斗的故事，会受到一番教育。 第二，老战士希望把这个故事编起来，一方面回忆过去艰苦奋斗的战争，可以增加今天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的信心; 一方面把我们部队那些活着的和牺牲了的英雄们的名字和事迹记下来。 大家推我来编。 [1]
杜鹏程动手创作《保卫延安》时，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整个国家百废待兴之际。 此时的中国文学也步入了一个新的起点、新的征程。 那一年，文艺界负责人周扬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直截了当地向全国作家发出倡议：
假如说，在全国战争正在剧烈进行的时候，有资格记录这个伟大战争场面的作者，今天也许还在火线上战斗，他还顾不上写，那末，现在正是时候了，全中国人民迫切地希望看到描写这个战争的第一部、第二部以至许多部伟大作品! 它们将要不但写出指战员的勇敢，而且还要写出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战术思想，要写出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如何在人民军队中贯彻，这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历史的最有价值的艺术的记载。 [2]
这个倡议表明，当时中国文艺界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文学的创作走向进行了一种设计：作家要描写战争，通过战争的胜利来歌颂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来表现中国历史的本质的发展。 于是，歌颂革命战争，并通过描写战争来普及现代革命历史和中共党史，成为20世纪50年代公开发表的当代文学作品中最富生气的部分。 刚刚结束不久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成为众多作家竞相反映的热门题材，而延安保卫战正是解放战争时期一场关乎中国革命走向的关键一战，所以，杜鹏程创作的《保卫延安》“正当逢时”。 而且，杜鹏程又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1947年，26岁的杜鹏程加入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第四旅第十团二营六连，成为一名随军战地记者，西北野战军著名的战斗英雄王老虎就在六连。 在部队，杜鹏程与战士们同吃同住，给他们讲政治课、教他们识字，还替他们写决心书、写家信。 渐渐地，杜鹏程与六连的干部战士结下了深厚友谊，并逐渐熟悉他们的身世、性格、生活习惯以及战斗表现。 与此同时，杜鹏程还经常接触到西北野战军各级指挥员。 二纵司令员王震得知杜鹏程是记者，还曾特意找他谈话，鼓励他要经受住战火的考验，并努力写出反映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的好作品来。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爆发。 国民党的胡宗南率精锐部队二十多万人，在数十架飞机的配合下，分别从洛川、宜川出动，声言三天之内攻取延安。 而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将军的指挥下，以装备远远不及对手的两万余人，与胡宗南在陕北周旋、拼杀，展开了一场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殊死搏斗。 战争进行得十分残酷，几个月后，杜鹏程所在的西北野战军二纵即减员过半，他所在的六连由原来的九十多人锐减为十多人，长期与他住在一起的王老虎以及第一次见面就送给他一条新毛巾的营长黄培枢，都在榆林三岔弯的战斗中壮烈牺牲; 战士许柏龄临上战场前，留给杜鹏程两封信，一封写给党支部，另一封写给他孤寡的母亲，而他最终也没有回来; 曾经给杜鹏程很多帮助和鼓励的团参谋长李侃，为了使山沟里的数千名战友脱离险境，和一些战士英勇无畏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些感人的英雄事迹激励着杜鹏程，他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一个又一个难忘的战斗场面。 有时他将装日记的包袱放在膝盖上写，有时是在宿营以后趴在老乡的锅台上写，即使在硝烟弥漫、子弹横飞的阵地上，他也照写不误。 数年之间，杜鹏程写下近二百万字的日记和素材。 1949年7月，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第一野战军分社主编。 同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后，杜鹏程随一野一兵团司令部乘飞机由甘肃飞抵迪化(现乌鲁木齐市)。 随后，杜鹏程跟随部队参加了在新疆的多次扫清余匪的战斗，他们穿沙漠、过草原、跨戈壁、越高山、趟河流，1949年年末进军至帕米尔高原。
历时两年多艰苦卓绝的解放战争以及无数英雄人物所表现的自我牺牲精神，都给了杜鹏程巨大的冲击，使他萌生了要将西北战场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诉诸笔端、昭示后人的强烈冲动。 他说：
难道这些积压在我心里的东西，不说出来，我能过得去吗? ……也许写不出无愧于这伟大时代的作品，但是，我一定要把那忠诚质朴、视死如归的人民战士的令人永生难忘的精神传达出来，使同时代的和后来者永远怀念他们，把他们当做自己作人的楷模，这不仅是创作的需要，也是我内心波涛汹涌般的思想感情的需要。 [3]
艰难的创作之路
1949年11月下旬，杜鹏程被任命为新华社野战二支社社长兼记者。 不久，刚刚新婚的杜鹏程带着妻子张文彬随同一野一兵团二军进驻南疆重镇喀什。 在喀什，杜鹏程整日采访、报道，筹办报纸，带领记者进行社会调查，忙得不可开交。 张文彬则为他保存战友遗物，整理一些必要的资料。 一间刚接收的平房，成为了杜鹏程的办公室与写作间。 1949年12月，杜鹏程开始列写作提纲，前后反复四次，其间还到随军采访的原独四旅进行深入调查。 二军政委、喀什军区政委兼南疆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得知情况后，给予了杜鹏程极大的支持和关怀，当面勉励他说：
不管有多大困难，也要把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这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书写出来，让它安慰死者，鼓励活者，教育后者。 [4]
那时的喀什纸张奇缺，张文彬就特别留心搜罗，甚至托人从各处收集来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簿册以及老百姓用以糊窗户的麻纸。 当杜鹏程在这些花花绿绿、大小不一的废纸上写作时，为了省纸，他不得不把字写得小之又小。
经过充分准备，1949年年底，杜鹏程正式动笔创作这部报告文学。 当时他所能依靠的创作资料有：一本油印的毛主席《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新华社各个时期关于战争形势所发表的述评及社论，自己在解放战争中所写的新闻、通讯、散文特写、报告文学和剧本等，还有他在战争中所写的近二百万字的日记，以及部队中的油印小报、历次战役和战斗总结等。 一捆捆材料堆在他那狭小的写作间的地上，要想进屋里去，必须跳着“翻山越岭”。 那一时期，杜鹏程白天还要骑马出去采访、发消息、写通讯，反映我军打仗和生产建设情况。 只有晚上夜深人静时，忙了一天的他才能坐下来写这部作品。 两个月过去，杜鹏程“夜不成眠，食不甘味，时序交错”，不知熬过多少通宵达旦，按时间顺序把他在战争中所见、所闻、所感真实地记录下来。 1950年2月，近百万字的初稿完成，全是真人真事，稿子用的是部队缴获的国民党的粗劣报纸和宣传品的背面，还有前文提到的张文彬平时留心搜罗，甚至托人从各处收集来的一些旧报刊、旧标语、旧簿册以及老百姓用以糊窗户的麻纸等。 这样写就的初稿足有十几斤。
谈及这次写作经历，杜鹏程曾有过深情的回忆：
写着，写着，有多少次，遇到难以跨越的困难，便不断反悔着，埋怨自己不自量力。 可是想起了中国人民苦难的过去，想起了那些死去和活着的战友，抚摸烈士遗物，便从他们身上汲取了力量，又鼓起勇气来……钢笔把手指磨起硬茧，眼珠上布满血丝，饿了啃一口冷馒头，累了头上敷上块湿毛巾。 写到那些激动人心的场景时，笔跟不上手，手跟不上心，热血冲击胸膛，眼泪滴在稿纸上……[5]
初稿完成的当天，杜鹏程疲惫至极，倒头便睡，直至两天两夜后，他才从睡梦中惊醒。 由于几天没吃东西，他饥饿至极，便拉上几个记者一同上街吃羊肉包子，他的食量和狼吞虎咽的样子令同事们大惊失色。 过后，有位记者对张文彬说：“你这老杜可不得了，一下子吃了那么多包子，这哪儿是吃，简直在喝油。 ”
初稿完成后不久，杜鹏程就开始对这部报告文学进行修改。 1951年2月，他在新疆喀什完成第一次修改。 不久，他接到从家乡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电报，心急如焚地去找自己的兵团司令。 这位领导当即特批让杜鹏程搭乘当时西北唯一的一架军用飞机赶回陕西。 杜鹏程在西安下了飞机，在严寒和风雪中步行数日，终于回到家乡。 当时，他只随身携带了一大捆自己刚刚创作完成的报告文学《保卫延安》手稿和一把手枪。 当他赶到家中时，母亲早已没有了呼吸。 杜鹏程坐在自己随身携带的那捆稿子上，伸出双臂，抱起了永远不能再回答他的母亲，放声痛哭。 为母亲办完丧事后，杜鹏程搬到韩城县人民政府，他打算在这里对这部初稿进行第二次修改。 该稿名为报告文学，实则是对杜鹏程自己“战地日记”初步整理的资料长编，文字质朴无华，极具真实感。 杜鹏程“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把这部稿子修改了一遍”。 在修改时，杜鹏程的眼前常浮现出母亲的面容，还有那血染的山川河流、戈壁沙漠。 从母亲身上，杜鹏程看到了中国人民悲惨的过去; 从战士们身上，杜鹏程又看到了被压迫、欺凌了百年的中国人民奋起抗争的那种排山倒海的力量。 1951年5月，杜鹏程完成了对这部报告文学的第二次修改。 但修改后，对于自己眼前这部长篇报告文学，杜鹏程认为“虽说也有闪光发亮的片段，但它远不能满足我内心的愿望。 从整体来看，它又显得冗长、杂乱而枯燥”。 于是，杜鹏程“苦苦思索，终于下定了决心：要在这个基础上重新搞，一定要写出一部对得起死者和生者的艺术作品”[6]。
正是这次回乡，让杜鹏程决定将自己最初一百多万字的稿子重新进行删减、修订，体裁也由报告文学转为长篇小说。 1951年春夏之交，杜鹏程背着稿子重新回到自己在新疆的工作岗位。 此后，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对这部作品不断进行修改。 无论他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着这部手稿。
“调我到大城市学习，我就把稿子带到大城市; 让我到草原上工作，我就把稿子驮到马背上; 外出开会，或者去看非看不可的电影，便把稿子抱在怀里，生怕把它烧毁在经常失火的边疆城市。 ”[7] 在1952年2月23日的日记中，杜鹏程曾写道：“到北京新华总社来学习一两个月，每天利用夜里、中午休息、下午休息时间均用来修改作品。 ”[8]
1951年7月、9月、11月，1952年2月，杜鹏程在迪化先后对《保卫延安》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修改。 1952年5月，《保卫延安》第八次修改完成于北京。
1953年春，杜鹏程对《保卫延安》的修改还在进行中。 这时突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使杜鹏程有了充分时间完成最后的修改。 当时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计划创作一部保卫延安的电影剧本。 当他们得知杜鹏程正在创作《保卫延安》小说，便写报告给彭德怀和习仲勋同志，要求借调杜鹏程参加剧本创作。 杜鹏程到北京后，电影剧本创作班子一时集中不起来，后来又在剧本主题方面意见不统一，剧本创作暂时搁置。 杜鹏程便充分利用这一难得的时间，在总政文化部的一间小房里，一边等待剧本创作开工，一边夜以继日地修改。
为了将这部作品修改为自己认可的小说，杜鹏程不断推翻之前的稿子，进行新的创作。 他“把百万字的报告文学，改为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又把六十多万字变成十七万字，又把十七万字变成四十万字，再把四十万字变为三十多万字……漫长岁月里，九易其稿，反复增添删削何止数百次”[9]。
经过近五年的创作，《保卫延安》由报告文学初稿二十二回一百多万字，变为长篇小说八章六十五节三十多万字。 作品结构框架发展变化十分明显，其中有两点表现最为突出：
1.初稿以二纵军事活动为主线; 定稿小说中心线索则变为周大勇及其连队的战斗生活。 这一变化使得全书结构更加紧凑。
2.初稿多展现的是战斗场面，一味对打，整体感觉单调枯燥; 定稿小说中的战斗则虚虚实实，不乏战斗间隙的部队生活场景。
不久，小说《保卫延安》被解放军总政治部列入“解放军文艺丛书”，准备1954年中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解放军文艺》杂志在此书尚未出版时，抢先在1954年1、2月分别选发了“蟠龙镇”和“沙家店”两章。 1954年6月，《保卫延安》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冯雪峰评点《保卫延安》
1953年夏季，杜鹏程在北京再次完成对《保卫延安》的修改。 总政治部审定后，中央军委准备将该稿交由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出版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 得知该信息后，杜鹏程特地做了一份打印稿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并随稿附了一封信。 他希望冯雪峰能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来阅读自己的这部稿子。 其实在这次路过西安拜访恩师柯仲平时，柯仲平便特地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好友冯雪峰，希望冯雪峰如可能的话，对自己学生杜鹏程新作《保卫延安》多提宝贵意见。 寄出稿件后，杜鹏程很想当面求教冯雪峰，他也曾几次去拜访冯雪峰，但都没有寻到，杜鹏程对此颇有些失望。
1953年12月初，杜鹏程突然接到冯雪峰的来信:
你的信及《保卫延安》打字稿，我都收到了。 心里很感激。 你几次找我都没遇见，我都不知道，这是很惭愧的。 你的作品，我一定挤出时间在最近一星期看完。 本月15号左右你来找我如何? [10]
收到《保卫延安》的打印稿后，冯雪峰真的是“挤出时间”来抓紧审读这篇小说。 那时，冯雪峰工作很忙，他只得在晚上回到家中读这部书稿。 一天晚上，他的夫人听到他咳嗽得很厉害，便过来看他。 原来炉子的火熄了，冯雪峰又没有披大衣，手脚都快冻僵了。 摸他的头，很烫，看来是冻感冒了。 见到夫人过来，冯雪峰站起来，搓着手，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说:“这位作者在哪儿住着? 现在，我想找他谈一谈。 ”他的夫人见他病成这样，便说:“夜里四点了，你到哪里去找人? 我马上给机关打个电话，让车子开过来，拉你到医院看病。 ”冯雪峰竟大声说:“看什么病! ”
为了抓紧一切时间阅读这部小说，冯雪峰白天在上下班乘坐的东四大街有轨电车上，也聚精会神地看稿子。 甚至在开会时，他也抽时间低头看稿。 冯雪峰越看越喜欢这部战争题材小说，一见到相熟的作家朋友，便把这部作品详细而激动地介绍给他们。 他有时甚至不去乘车，而愿意步行，边走边思索，旧呢大衣的腋下，也总是夹着这部《保卫延安》打印稿。 很快，冯雪峰又给杜鹏程写来第二封信:
你的小说，我兴奋地读着，已经读了一半以上，估计很快可以读完，我因事多，否则，我一定一口气读完，不愿意中断的。 如果你有时间，十一日五时半到我家吃便饭，趁吃饭，我们谈一谈。 [11]
冯雪峰在当时中国文坛地位颇高。 他的会见邀请，使32岁的杜鹏程“心里掀起巨大的感情的波涛”。 12月11日下午5时多，杜鹏程依约来到冯雪峰位于北京崇文门内苏州胡同16号的小院。 此时，天已傍晚。 杜鹏程按响门铃，冯雪峰亲自开门，他们没有客套寒暄，只是很亲切地点点头。 进了门，借着灯光，杜鹏程才看清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他“瘦而高，身板硬朗，面孔微黑头发苍白，一双不大的眼睛里闪着诚挚的光芒”[12]。 当杜鹏程坐定后，冯雪峰没有任何客套，指着放在茶几上的《保卫延安》打印稿，开口便问:“你觉得你写的作品怎么样? ”听到这句话，杜鹏程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 当冯雪峰再次问他时，杜鹏程说:“我心里很矛盾，甚至可以说很痛苦，我简直说不清……”
听到杜鹏程这样说，冯雪峰用手按着那一大摞书稿，很有感触地说:
这是可以理解的，一个运动员全部精力向前跑的时候，终点和周围的事物，他都是顾不上看的。 ……像这样年纪就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能写出描绘彭德怀将军形象这样的文章，真是很不容易。 要我写我也不一定能写出来。 ……这是一部史诗，虽然在艺术上还比不上《铁流》、《水浒》及《战争与和平》那样辉煌。 可以说这是一部史诗的初稿，将来你还可以不断修改。 我之所以说修改要在将来，而不是现在，是因为这个作品不足之处反映了我们现有的文学水平。 等待将来我们水平提高了，你的经验也多了，你自然有能力把它搞成和古典杰作争辉的作品。 [13]
接下来，冯雪峰也直率地指出小说在人物、叙述描写、语言以及抒发感情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冯雪峰指着第六章第一节的开头说:
你写“无定河呜呜地向东流去”! 你去看看中外的那些好作品，人家绝对不会这样去写一条历史上有名的河流! ……你写东西是创作，读者读作品也是在进行创作。 要相信和尊重读者。 要含蓄，要让人有回味余地，不要一有机会你就跳出来讲一大套道理，而且不管人物处境如何，……生活的实际情况是怎样就怎样写; 尊重生活，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 [14]
听到冯雪峰指出自己作品中存在的问题，杜鹏程浑身冒汗，满脸通红。 看到杜鹏程这种窘状，冯雪峰也感到自己的话可能有些重了，他缓和了一下自己的语气说:“虽然指出了作品一些缺点，但这些意见你可以听，也可以不听; 最重要的是，这部作品为我们的新文学事业带来了一些新东西，这使我非常高兴。 ”[15]
第二天，冯雪峰又给杜鹏程打来电话，说昨天的谈话感到犹未尽兴，希望杜鹏程晚上能再到他家交谈一次。 当再次来到冯雪峰家后，冯雪峰坐下来便直入主题谈了起来。 他告诉杜鹏程，他已经向《人民文学》杂志做过推荐，希望他们先选发该书的部分章节。 随后他又说，自己已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位负责同志商量过了，希望作者用两周时间将一些地方作点修改，然后加快印刷，争取3月出版。
随后，杜鹏程根据冯雪峰及出版社编辑部提出的意见，又用了两个星期，对稿子再次进行了修改。 当人民文学出版社依修改稿将清样送来后，杜鹏程又作了修改，出版社只好又进行重排。 等二校清样送来后，责编嘱咐杜鹏程，千万别再大动了。 可杜鹏程又对清样进行了修改，有些章节改动有些大。 结果这些章节出版社又要重排。 等三校清样送来时，责编再次嘱咐杜鹏程绝对不要大动了。 可杜鹏程仍对清样进行了些许改动，这使得一些已经排好的页码又要重排……编辑有些受不了了，便去告诉冯雪峰。 冯雪峰后来见到杜鹏程，笑着对他说:“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你把稿子反复修改，非常赞成。 可是编辑部的同志说吃不消。 这是一个矛盾。 ”对此，杜鹏程也感到有些抱歉。 但冯雪峰却认真地说:“别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一个作家就是这样。 果戈理初稿很粗糙，也是经过多次修改，一次比一次更好——这从别林斯基的评论文章中可以看出来。 ”[16]
对于这部自己非常喜爱的小说《保卫延安》，冯雪峰不仅积极推荐发表，还亲自上阵为该书作评论。 一天晚上，杜鹏程来看望冯雪峰。 当他进屋时，冯雪峰正在书桌台灯下奋笔疾书。 见到杜鹏程，冯雪峰示意他坐下。 借这个机会，冯雪峰夫人赶紧对丈夫说:“你还没有吃饭! ”冯雪峰焦躁地摇着头:“开了一天会，刚坐下写了几个字，吃什么饭。 ”接着，他将自己正在写的评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递给杜鹏程：“你看看，这是我写的文章。 ”这篇两万字的长文，在总体上给予了《保卫延安》极高评价，从细节的叙述、人物效果的刻画等方面，指出小说《保卫延安》为中国新文学带来的不可忽视的、有价值的元素。
《保卫延安》出版后的影响
小说《保卫延安》一经面世，便轰动全国，好评如潮。 短短三年内再版三次。 1954年6月，该书第一次出版。 初版本为小三十二开竖排本。 1955年年底，杜鹏程对该书又进行过一次修改，删去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 对于这次修改，杜鹏程在1958年9月所作的“后记”中有提及：“一九五六年初，这本书重排的时候，我曾经修改过一番：删去了数千字，增添了两三万字，虽然个别地方改动比较多，但是从总的方面说这些修改都是属于技术性的。 这次重排也在字句方面作了一些改动。 ”
1956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此基础上修改出版了《保卫延安》第二版，该版为大三十二开竖排本。 1958年，杜鹏程又对该书作了一些修改，不久便以大三十二开的横排本出版。
《保卫延安》第一次出版后，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文艺报》主编的冯雪峰，在1954年第14、15两期《文艺报》上先后发表两篇重要评论：《〈保卫延安〉的地位和重要性》《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 在《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中，冯雪峰高度评价《保卫延安》这部小说：
这部作品，大家将都会承认，是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 ……他所描写出来的人物的性格，都是深刻的、丰满的、生动的。 ……这部作品确实成功地、辉煌地创造了像周大勇、王老虎、李诚、卫毅等这样的人民英雄的典型。 关于彭德怀将军的这一幅虽然还不够充分，然而已经传达了人物的真实精神的生动的肖像画，是我们文学上一个重要的成就。
1960年7月22日，时任文化部部长、现代文学大师茅盾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的报告。 在报告中，茅盾对杜鹏程给予了积极称赞：
杜鹏程的风格的发展，是值得注意的。 只要把《在和平的日子里》同《保卫延安》作一比较，已经可以看出显著的不同……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好像是用巨斧砍出来的，粗犷而雄壮; 他把人物放在矛盾的尖端，构成了紧张热烈的气氛，笔力颇为挺拔。 [17]
周恩来总理阅读该小说后，对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我们部队打仗就是这样，彭总这个人也就是这样。 [18]
柳青曾评价杜鹏程：“说他不隔，和生活不隔。 ……老杜的感情和战士不隔，世界观和战士不隔。 ……不用和老杜交谈，看作品就知道作家吃了多少苦。 ”[19]
1956年2月4日，杜鹏程因在《保卫延安》等文学作品上的杰出成就，在中南海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保卫延安》中的人物源自现实
杜鹏程在小说《保卫延安》中，以实际生活中的西北野战军军人为原型塑造了众多英雄群像。 小说所反映的“延安保卫战”在毛主席正确战略思想的指引下，西北野战军打了一场又一场漂亮的胜利仗，而处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总指挥彭德怀更是令人瞩目。
在谈及自己创作《保卫延安》中的彭德怀形象时，杜鹏程说：
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的不是抽象的意念，而是激动人心的巨大形象。 伟大的中国革命，造就了许多光辉灿烂的巨人——我是带着广大指战员强烈的崇敬心情来描绘彭德怀将军的形象的，他来自现实斗争生活，也是来自广大指战员的心里。 [20]
在行军途中和群众、部队聚会上，杜鹏程曾听到过许多有关这位“彭大将军”的战斗故事。 这使得杜鹏程很想近距离接触这位将军。 1948年秋，在陕北黄龙山的一个窑洞里，彭德怀召集西北野战军全体前线记者谈话，这让杜鹏程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彭德怀。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一讲就是三四个钟头，他谈到延安保卫战的重大意义和新闻工作者的责任，也谈到了他自己：“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要说有一点长处的话，那就是不忘本。 ”[21]当杜鹏程亲耳听到彭德怀的话语时，激动不已。 采访中，彭总质朴谦和，平易亲切，他说甘愿当“扫帚”供人民使用，觉得他自己就是比群众和战士多吃一口野菜，也是深为惭愧的! 杜鹏程深深感受到彭德怀总司令那颗对党忠心耿耿，时时把人民群众和战士们放在心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这颗赤子之心正是彭德怀一生的真实写照。
小说主人公周大勇则源于杜鹏程所在西北野战军二纵一位名叫温广生的连长。 在保卫延安战争中，曾有一个排与部队失联后重新归队。 作家由此真实事件衍生出周大勇率领连队孤军奋战长城内外的故事。
小说中的孙全厚则是由报告文学中的老范(范绍通)、老阎等几个实际人物合并构成。 1948年，杜鹏程曾发表过一篇报告文学《英雄老范》(合写)，在初稿中这个人物便是以真实姓名出场。
而宁金山这个人物初稿中已经出现，但没有其弟宁二子。 杜鹏程设计兄弟二人同为“解放战士”，又在“迎新”会上相认，这是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形成的。
团参谋长卫毅的原型是西北野战军二纵某团参谋长李侃，孤胆英雄王老虎的原型即二纵四旅同名基层指挥员。
对于这些人物，杜鹏程说过：
干部、战士们的英雄行为，思想品质，深深地教育和感染了我。 我深切地爱他们，他们的音容笑貌在我脑海中都是活生生的，经久不忘。 我能讲出许多干部、战士的出身、经历、性格特点、生活习惯，特别是他们的战斗经历等。 ……《保卫延安》中的周大勇连队的故事就是以这个连队为基础的。 ……我和他们相处多年，对他们的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生活语言等等，虽然没有深入研究，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可以说，假设没有这几年的生活基础，也是写不出《保卫延安》中陕北人民群众的形象的; 写不出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斗争和生活状况。 就是在语言方面，我也深受陕北人民的影响。 ……在大时代中结识各种人，认识各种事物。 作家丰富的阅历，人生的经验，是他创作的财富。 [22]
正因如此，在阅读《保卫延安》时，读者能感到一种真实。 这种真实不仅是文学的真实，更是历史的真实，同时还是情感的真实。
《保卫延安》手稿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
杜鹏程对于《保卫延安》手稿视若生命，历经几十载，他都将其珍藏在身边。 在他去世后，为给这些手稿找寻最好的归处，张文彬20世纪90年代曾亲自来到位于北京西三环万寿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向当时的负责人舒乙提出捐赠意向。 舒乙问张文彬：“有多少? ”张文彬用手一比划，说：“两尺多高的，两摞。 ”随后她又补充了一句：“一个人背不动。 ”很快，文学馆便派了两位同志前往西安杜鹏程家中取回《保卫延安》等手稿。 这两位同志不久便背回了两大捆书稿。 其中《保卫延安》手稿最多，有《保卫延安》的写作大纲、人物表，有《保卫延安》报告文学版第一稿、第二稿。 其中，第一稿共3514页，一百多万字。
在该稿最后一页，杜鹏程写着：“1950年二月初草拟，‘五一’劳动节完稿于喀什噶尔，一九五一年二月五日～即农历除夕之日二次修改，一九五一年五一节三次修改完于韩城。 ”第二稿则有1451页。 在该稿第1213页，杜鹏程写有一段特别详细的修改时间：“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喀什写提纲到一九五○年二月初稿完成于帕米尔高原下。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次修改于新疆喀什。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次修改于韩城(陕西)。 一九五一年七月四次修改于迪化。 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次修改于迪化。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次修改于迪化。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次修改于迪化。 一九五二年五月八次修改于北京。 ”读完此段文字，笔者感觉此稿可能不是报告文学第二版。 但因该稿并不完整，也没有任何其他线索可以说明该页的由来。 小说版书稿共有五稿。 第三稿有270页，第五稿有428页，第七稿有228页。 在每一稿中，杜鹏程都作了较大修改，密密麻麻数的修改处数不胜数。 正是这些修改，让我们看到杜鹏程为这部文学作品到底付出了多少艰辛。
当张文彬女士向现代文学馆慷慨捐赠这些珍贵手稿时，文学馆人感受到了一份来自家属的沉甸甸的信任与嘱托。 我们相信杜鹏程家属肯定希望中国现代文学馆不仅能很好地保存，还能利用好、研究好、展示好这些资料，让这些文学档案真正地长久地“活下去”，从而发挥出它们最大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 正因如此，2010年11月，《保卫延安》手稿入选《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品大系·手稿卷》。 2017年6月，杜鹏程和《保卫延安》成为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的《文艺报·经典作家》当月研究主题。 2019年9月，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初心与手迹——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红色经典手稿大展》，《保卫延安》手稿再次入选该大展。
2021年5月5日，是杜鹏程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谨以此文，向这位创作了不朽的红色经典小说《保卫延安》的作家致以最高的敬意。
注释：
[1]赵俊贤：《读〈保卫延安〉手稿劄记》，《新文学史料》2017年第2期。
[2]周扬: 《新的人民的文艺》,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1950年版, 第90页。
[3]熊坤静：《长篇小说〈保卫延安〉诞生前后》，《百年潮》2007年第8期。
[4]王乐飞：《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后的悲喜人生》，《档案天地》2012年第5期。
作者：慕津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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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鹏程和他的战争小说《保卫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