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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对北魏与唐朝女性的参政问题

发布时间:2021-09-09 16:3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 要:女性参政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北魏与唐朝时期女性参政活动较为频繁,具有代表性,故有一定研究价值。 女官制度在北魏正式确立,为隋唐所继承发展,女官负责宫廷事务,对于前朝政治也具有一定影响。 后宫嫔妃与公主活跃于政坛,深刻

  摘 要:女性参政问题对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北魏与唐朝时期女性参政活动较为频繁,具有代表性,故有一定研究价值‍‌‍‍‌‍‌‍‍‍‌‍‍‌‍‍‍‌‍‍‌‍‍‍‌‍‍‍‍‌‍‌‍‌‍‌‍‍‌‍‍‍‍‍‍‍‍‍‌‍‍‌‍‍‌‍‌‍‌‍。 女官制度在北魏正式确立,为隋唐所继承发展,女官负责宫廷事务,对于前朝政治也具有一定影响‍‌‍‍‌‍‌‍‍‍‌‍‍‌‍‍‍‌‍‍‌‍‍‍‌‍‍‍‍‌‍‌‍‌‍‌‍‍‌‍‍‍‍‍‍‍‍‍‌‍‍‌‍‍‌‍‌‍‌‍。 后宫嫔妃与公主活跃于政坛,深刻影响了国家的发展进程‍‌‍‍‌‍‌‍‍‍‌‍‍‌‍‍‍‌‍‍‌‍‍‍‌‍‍‍‍‌‍‌‍‌‍‌‍‍‌‍‍‍‍‍‍‍‍‍‌‍‍‌‍‍‌‍‌‍‌‍。 世俗平民女性也关心并参与政治事务,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国家的发展。 女性参政之风的兴起,与胡汉民族交融、文化认同等因素有一定的关系,加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涵容,不仅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同时也能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推动国家更好发展。

  关键词 女性参政 北魏 唐朝 民族交融 文化认同

女性参政

  拓跋鲜卑族是我国历史上首个入主中原、建立北魏封建王朝的北方民族,结束了十六国纷争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广大北方地区,开启北朝,孕育隋唐,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与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北魏之崛起与中原汉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北魏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拓跋鲜卑的封建化进程; 同时,鲜卑族文化也反过来深刻影响了后世汉族王朝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女性多从事家庭内部事务,较少参与社会治理。 但北魏与唐朝时期却多见女性参政的现象。 北魏王朝虽成功由部落向中原王朝转变,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鲜卑母系氏族社会的遗存、民风民俗等,故女性拥有一定的管理内外事务的权力。 而唐朝采取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社会呈现出多元开放、兼容并蓄的局面,女性参政之风兴起。

  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李唐一族之所以崛兴,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1]244也就是说,李唐家族具有鲜卑族血统。 所以笔者认为,唐朝之统治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魏遗风的影响。 学界对于两朝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例如,孟志伟的《北魏内官制度杂考》、罗春雄的《论唐代的妇女参政》等都对北魏和唐朝女性参政问题进行了研究。 但是以往学者的研究往往只着重于研究后宫女性本身,没有以女性参政为切入口探究民族融合的相关问题。 故可据此为切入,在继承和借鉴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北魏与唐朝女性参政为研究中心,对北方民族与汉族的社会文化、民族交融等问题做一定的探究分析。

  一、女官参政之确立与发展

  女官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女官是指妃嫔御嫱和司掌宫中各项事务的宫人,狭义的女官则单指内宫中与天子无配偶名分而掌管后宫事务的各级女性管理人员,这里的女官即专指狭义之女官。 《周礼》:“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以听天下之内治,以明章妇顺,故天下内和而家理。 ”[2]1681首次记载女官制度,并提出基本的职能划分,但其属于理想化的设想,并未真正在周代建立和实施。 秦汉时期,后宫女官从属于后妃,没有真正与嫔妃相分离。

  1.北魏女官制度的建立。 北魏孝文帝借鉴《周礼》,效仿秦汉朝后宫设置,“置女职,以典内事”[3]321,在妃嫔之外,另立系统,女官职秩与外官相对应,正式建立女官制度。 北魏女官的职责主要在于管理后宫事务,而非直接参与国家治理。 也可以理解为此时的女官,正处于从家庭向社会管理过渡的阶段,至后世唐朝女官则真正进入到参政的领域。

  北魏选拔女官最初大多是因罪没入宫中,因此地位较低,在正史中没有相关的记载。 孝文帝改革后,逐渐出现从宫外以及贵族家族中挑选女子入宫为官的现象。 例如,渔阳太守阳尼妻高氏,由于有学识而被孝文帝选拔入宫为官,《魏书》卷九二《列女传》记载:“渔阳太守阳尼妻高氏,勃海人。 学识有文才,高祖救令入侍后宫。 幽后表启,悉其辞也。 ”[4]1982-1983于忠妻王氏“微解《诗书》”[5]746,有一定的文化修养,故被灵太后任用为女侍中。 由此可见,女官的选拔涉及女性的文化水平、个人能力、才学修养等诸多方面。

  北魏女官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北魏历代国君重视学校教育密不可分。 太祖道武帝建国后不久,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6]1841-1842,开始官学教育。 孝文帝执政后,积极学习汉文化,拓跋鲜卑族向学之风兴盛,女性文化修养也有所提高。 在北朝时期,高门大族,有条件对子女进行教育。 士族女性“女教”之风盛行,其内容不仅包括妇德礼法及女工技艺,还涉及经史学术及文学才艺各方面,尤其重视儒学经术的学习。 此外,士族女性享有与男子大体相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家庭教育普遍男女同授,且在私学教授的过程中也存在女性旁听的情况,例如私学教授郭瑀的女儿就会旁听其父讲学。 这样的事例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女性受教育的情况[7]392-399。

  随着汉族文化逐渐普及,北魏女性文化水平、个人修养、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不再为家庭所束缚,而是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关心国家治理。 北魏王朝首次将女官制度正式确立下来,体现了统治者对于《周礼》等汉族经典文化典籍的熟识,能够仿照汉族政权机构构建自己的政治体制,故汉文化无疑成为帮助北魏封建化的强大助力之一。

  2.唐朝对北魏女官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北魏女官制度为隋唐所继承,成为隋唐女官制度之先声。 隋朝设六尚局分掌二十四司。 唐承隋制,区分以妃嫔为主的内官与宫官之制,明确职能划分,“拟外百官,备位内职”。 设三夫人以及尚官、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等六局二十四司,又设“宫正掌戒令、礼禁、谪罚之事,司正、典正佐之”[8]341-361‍‌‍‍‌‍‌‍‍‍‌‍‍‌‍‍‍‌‍‍‌‍‍‍‌‍‍‍‍‌‍‌‍‌‍‌‍‍‌‍‍‍‍‍‍‍‍‍‌‍‍‌‍‍‌‍‌‍‌‍。 且继承北魏女官设置,增设女史若干人,由此,唐代后宫中便形成了一支等级严格、职责分明的女官群体。 唐代女官机构为三夫人六局二十四司,同时朝廷内设三省六部二十四司,故可将女官制度看成中央政府在后宫内的一个缩影。

  唐中期的宋若莘、宋若昭、宋若伦、宋若宪、宋若荀五姐妹以才学蜚声于当世,被德宗召入禁中,授以官职,呼为学士。 穆宗拜若昭尚宫,掌六宫文学。 宋若昭历仕三朝,“自宪、穆、敬三帝,皆呼为先生,六宫嫔媛、诸王、公主、驸马皆师之,为之致敬”[9]2198-2199。 唐朝女官制度完善,类似于宋氏姐妹的杰出女性被皇帝所重视,她们积极参与国家治理,成为唐朝政治体制中独特的一环。

  由此观之,北魏统治者积极学习汉文化,不仅推动了其自身的封建化进程,促进王朝的发展,还为后世王朝女官制度开创先河。 唐朝在此基础上加以继承创新,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女官体制。 加之李唐宗室与鲜卑族的血缘渊源,胡化之风盛行,多元文化融合,社会风气开放包容,对女性的禁锢色彩逐渐淡薄,唐代女性登上政治舞台,形成中国古代女性参政的高潮。

  二、后妃、公主参政之风的发展

  在北魏和唐朝时期,出现了公主、后妃直接临朝议政的情况,武则天则直接改元称帝,建立武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女皇帝。 事实上,其他王朝也存在一定的女性干政现象,但相比而言,这两个朝代的女性参政活动较为频繁,具有代表性。

  1.北魏女主政治的兴盛。 在北魏政治舞台上,女主专政对于皇朝治乱安危、政治兴替有重大的意义。 献明皇后、乳母皇太后、文明太后、胡灵皇后,她们都对于北魏的发展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 现以称为“千古一后”的文明冯太后为主要研究。

  冯太后出身北燕王室长乐冯氏,为辽西郡公冯朗之女。 北燕灭亡后,没入太武帝拓跋焘掖庭,充为奴婢,后被选为文成帝的贵人。 文成帝过世后,年幼的献文帝登基,由于北魏有立子杀母的成规,因此其生母李贵人被赐死,冯皇后被尊为文明太后,冯太后除掉把持朝政的太原王乙浑,自己临朝听政。 后扶植儿子拓跋宏登上皇帝大位,是为孝文帝。 冯太后有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其姑妈冯左昭仪“雅有母德”,对文明太后进行了早期的“抚养教训”[10]328-330。 《文成文明皇后冯氏传》记载:“太后性聪达,自入宫掖,粗学书记。 及登尊极,省决万机。 ”她受到的良好的汉族文化教育也影响了她后世许多政策方针的颁行。

  冯太后被称为“千古一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两度临朝称制达20年之久的皇太后,她改革内政,重用李冲、崔光、李彪等汉族士人; 推行汉化政策,例如三长制、均田制、俸禄制等; 还培养了北魏一代明君——孝文帝拓跋宏。 文明太后在推进北魏的封建化进程、促进民族融合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北魏女主政治的兴盛,与北魏王朝皇族汉文化素养提升有一定关系。 由于冯太后与孝文帝推行汉化政策,尤其是迁都洛阳后,北魏后裔汉化程度日渐加深,其门第也随之士族化,与汉族士族联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嫁入北魏王朝的汉族女性,将汉族优秀儒学文化、风俗传统带入拓跋鲜卑家族中,潜移默化地重塑了北魏皇族的文化气质,促进了鲜卑族与汉族间的民族融合与文化认同,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鲜卑社会的封建化进程[11]466-480。

  2.唐朝女性参政之风的发展。 在唐朝这个封建经济高度发展、文化兼容并包、社会风气相对开放的时代,女性参政之风得到很大发展,出现了女性干政的繁荣局面。

  唐朝宫廷政治与其他时代迥然不同之处就在于女性劝谏之风的兴起。 长孙皇后主事后宫十年,常与皇上商略古事,提出建议。 她赞誉魏征直谏,劝唐太宗从善如流; 临终时仍劝谏太宗“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愿,省作役,止游政”,太宗因其逝世而悲叹:“以其每能规谏助朕之阙,今不复闻善言,是内失一良佐,以此令人哀耳。 ”[12]2164-2167之后,武则天、太平公主、上官婉儿、平阳公主、中宗韦后、肃宗张皇后、顺宗牛昭容、宪宗妃郭氏等杰出的女性活跃于政坛,对于唐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也是古代女性参与政事地位的最高体现。 她掌理朝政近半个世纪,其间社会稳定,政通人和,建立了“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功绩。 武则天执政称帝,开创了女子参政的新局面,妇女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极大提升,极大地激发了女性参与国家政事的热情。 在她的影响下,出现了许多活跃于政坛的女性,例如武则天的女儿太平公主,佐政于武后、中宗、睿宗三朝,“军国大事,事必参决”[13]4739,曾两次参与宫中拨乱反正重大政变的谋划,权倾朝野[14]226-233。 再如原为奴隶的上官婉儿,因才思敏捷而为武后欣赏,任用为女侍从,执掌皇帝文书诏令的起草工作。 后被中宗封为昭容,从宫官变为内官,《旧唐书》载“自圣历已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 中宗即位,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15]2175,婉儿成为实际上的“女中宰相”。

  平阳公主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三个女儿,是一位青史留名的巾帼英雄。 在隋末李渊起兵之际,平阳公主帮助联络反隋的义军,勒兵七万,其“娘子军”势如破竹,威震关中,连续攻占了户县、周至、武功、始平等地。 后与父亲李渊会师,分兵攻入长安,为李唐大业立下赫赫战功。 唐定都长安后,公主享受到开国功臣的极高荣誉。 公主死后,破格按朝廷武官军礼待遇厚葬[16]3642-3643。

  唐朝出现女性参政的高潮,不仅仅体现出女性地位的提高,社会风气的开放,更反映了多元文化并存、胡汉民族融合的局面。 正是由于统治者较为宽松开明的治国方略,使得女性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也提高了自身素质,从而涌现出一大批才能卓越的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可以说,以鲜卑族文化为代表的北方民族文化对于唐朝社会各方面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宫外女性对国家政务之关注

  1.北魏女性文化素养提升‍‌‍‍‌‍‌‍‍‍‌‍‍‌‍‍‍‌‍‍‌‍‍‍‌‍‍‍‍‌‍‌‍‌‍‌‍‍‌‍‍‍‍‍‍‍‍‍‌‍‍‌‍‍‌‍‌‍‌‍。 由于世家大族普遍重视女性的经史学术教育,使得女性文化素质得到提升,不仅仅能够对自己的子孙进行良好的教化,也为女性关心国家大事,参与社会治理奠定了基础。 《魏书》记载,中书侍郎清河崔览妻封氏,“有才识,聪辩强记,多所纠知”。 再如,清河房爱亲妻崔氏,“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 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17]1980。 她们才学洽闻,品性高尚,以至于一些地方官员都常向其请教。 北魏女性虽然没有直接进行社会治理,但是通过良好的“母教”、与社会名士官吏的交往等方式,使得她们也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2.唐朝宫外女性参政现象。 唐代宫廷以外的妇女对国家政事也表现出积极的参与精神。 在抗击游牧民族入侵时,邹保英妻奚氏,在平洲保卫战中,帮助时任刺史的丈夫固守城池,击退契丹,封为诚节夫人[18]5145; 古玄应妻高氏,固守飞狐县城,卒免为突厥所陷,封为循忠县君[19]5146。 在平息叛军时,中原妇女侯四娘、唐四娘、王二娘三人于安史之乱爆发后,“相与歃血,请赴行营讨贼”[20]253,肃宗授三人果毅将军,准其从军作战; 德宗时项城县令李侃妻杨氏,面对李希烈叛军攻城,一面阻止丈夫临阵逃脱,一面亲自召集军民守城; 徐州刺史许勃妻刘氏,助夫平叛,功封彭城郡君。 许多宗教女性,例如女巫、女尼等,被贵族王室邀请,参与到国家政治的治理体系中。 如中宗时,女巫赵氏曾被封为陇西夫人,并时常出入宫禁,参预政事[21]2173; 肃宗朝女道士许灵素曾参与张皇后矫诏谋立太子之事等[22]110。

  由于胡汉文化的交融与逐步认同,女性地位与自身素养得到提升、文化多元开放,女性参政之风在宫外的平民阶层也逐步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国家的发展。

  对比研究北魏与唐朝女性参政的相关问题,其相同点是:两朝女性的地位、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不再仅仅被束缚于家庭,还可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治理与建设。 不同之处在于:北魏女性参政现象少,但出现女主政治,影响较大; 唐朝则蔚然成风,女性参政程度高且范围广,平民女性也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

  通过女性参政可以窥得: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方民族与以唐朝为代表的汉族,在社会文化方面具有一定的交融性、互鉴性。 胡汉文化对于构建两朝政治文化体系、推动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北魏统治者将汉族文化运用于政治制度构建、社会风俗改良、人民文化水平提高等方面,增强了本国国力,推动了国家封建化进程,促进北魏王朝的兴盛。 而胡汉民族融合,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也有利于唐朝的政治开明、经济繁荣与社会开放,对于大一统王朝的繁荣兴盛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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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融合与认同不是某一方强制性的文化输出,而是双方对彼此共同的文化认同与涵容。 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文化认同对于推动社会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而在我国当今社会,加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与涵容,不仅能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 同时,也能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推动我国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2]十三经注疏·周礼正义·昏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3][4][10]魏书:卷一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

  [5]魏书:卷三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魏书:卷八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作者简介:张羽,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历史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北方民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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