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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9-23 17:0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第一个观点：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存在系统的范式上的区别，以数量和品种为范式的参照系，彼此互为特例与通则。 1.0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存在基本范式上的差异。 在价值论范式上，工业经济的前提假设是同质性假定，数字经济的前提假设是异质性假定。 (充分而非必
第一个观点：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存在系统的范式上的区别，以数量和品种为范式的参照系，彼此互为特例与通则。
1.0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存在基本范式上的差异。 在价值论范式上，工业经济的前提假设是同质性假定，数字经济的前提假设是异质性假定。 (充分而非必要的区别条件)
1.1价值论范式对应技术范式，同质性对应简单性(简单系统科学)，异质性对应复杂性(复杂系统科学)。
附释1：阿瑟的复杂经济学将技术复杂性界定为正反馈，并内生为报酬递增。 同样观点见诸瓦里安和夏皮罗[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 / [美] 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 ]。
经济论文范例： 甘肃省企业对外贸易经济困境与对策
附释2：复杂性(范式)不同于复杂(现象)，其技术特征包括节点的异质性、多样性(不可还原性)、小世界网络结构、结构扁平性、节点间联系有机性、正反馈和涌现生成(技术报酬递增)等。 因此可以把“复杂”的金字塔结构和科层制排除在外，甚至可以把同质化的市场视同简单性范式。
1.2与技术范式对应的结构范式(分工范式)，是专业化与多样性。 分工引致专业化与多样化，是斯密的基本观点。 其中专业化对应的是技术上的简单性范式，它决定针对规模的效率的高低; 多样化对应的是技术上的复杂性范式，它决定针对范围的效率的高低。
附释：多样性讨论的经济学渊源包括杨格、张伯仑、斯蒂格里茨、杨小凯等的“水平模型”传统。 强调内生最终产品品种与中间产品品种。 其中，杨小凯超边际分析针对既定分工水平的新古典范式，将分工多样性带来的结构变化(发展)，与专业化同时内生进入经济分析。
1.3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代表两种不同的技术经济范式。 技术经济范式(tech-economic paradigm，C.Perez，1983)是指内生技术的经济范式(主要指生产率范式，或称技术效率改进范式)，内生工业化技术的技术经济范式为规模经济，内生信息化技术的技术经济范式为(基于复杂性的)范围经济。
附释1：范围经济的学术范式存在中美差异。 可竞争市场学派的范围经济理论[鲍莫尔(Baumol)、潘泽(Panzar)、威利格(Willing)，1988]提出的是多产品范围经济，是基于简单性范式的范围经济。 数字经济的中国学派[谢康(1999)、姜奇平(2007)]提出的是多品种范围经济。 多品种范围经济实质是基于复杂性范式的范围经济。
附释2：设信息技术包括工业化技术与信息化技术，以信息技术达成工业化经济效率改进的称为工业化(的信息)技术，以信息技术达成信息化经济效率改进的称为信息化技术。
1.4与技术范式对应的资源配置方式，同质性范式对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市场机制，异质性范式对应的资源配置方式是网络机制。
附释1：网络机制可视为复杂性的市场机制(市场机制可视为简单性网络)。 其复杂性表现在节点多样性、连接有机性、一对一精准营销、情境定价、合作的关系和信任特征等方面。
附释2：政策推论，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网络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例如，发挥一对一精准配置资源相对于粗放配置资源的主导作用)。
1.5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基本范式上的差异，在实证上，表现为产品无差异与产品差异化。 (必要条件)
附释1：必要条件是指，即使不承认价值论上的同质性或异质性假设，仍可在实证上接受产品无差异与产品差异化的设定。
1.6在经济学基本问题与均衡范式上，工业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市场机制如何达成数量与价格的均衡与最优; 数字经济的基本问题是网络机制如何达成品种——数量——价格的均衡与最优。 前者是简单性经济的基本问题，数量-价格是简单性均衡范式; 后者是复杂性经济的基本问题，品种——数量——价格是复杂性均衡范式。
附释：数字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对经济学基本问题的重新设定——“一个市场机制能否导致社会最优的产品种类和产品数量”(Dixit & Stiglitz，1977)，针对的是作为参照的新古典范式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也可以说是工业经济的基本问题，“一个市场机制能否导致社会最优的产品数量”。 区别在于均衡基本范式中，是否包含品种(variety，即产品种类，以N表示)。 斯蒂格里茨解释这样做的动机在于：“市场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特征就是能够创造出许多多样化的产品，标准的新古典范式忽略了市场经济这个重要特征。 ”1将多样性(variety)以品种形式内生嵌入新古典范式的数量——价格均衡，可以有效解释市场经济从工业经济发展为数字经济后从多样性变量角度观察到的均衡点的变化。 而在标准经济学中，这一部分变化属于未观测经济(Non-observed Economy，简称NOE)。
1.7工业信息与数字经济互为特例和通则。 工业经济是N=1时特例下的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N> 1时工业经济的通则; 数字经济是Q=1特例下的工业经济，工业经济是Q> 1时数字经济的通则。
附释1：N=1代表经济学的简单性范式，对应价值范式上的同质性假定，技术范式上的技术简单性，分工带来的专业化，市场上的同质化价格竞争，实证上的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如传统“中国制造”); N> 1代表经济学的复杂性范式，对应价值范式上的异质性假定，技术范式上的技术复杂性，分工带来的多样性(市场结构的复杂化)，网络中的多样化质量竞争，实证上的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与服务。
附释2：在这里，只采取了复杂性的一个特征——多样性(variety)——代表整个复杂性。 因为它是现有经济学中唯一得到内生的均衡的基础变量(其他变量还停留在自然科学——如复杂系统科学——研究水平，或经验水平)。 多样性是经济学与复杂系统科学目前的唯一共同语言。 复杂性的其他关键特征，如正反馈特征，将纳入低一层次的成本范式中加以内生(见第三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在均衡价格上，相差一个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之差，这个差在宏观上对应的是质量、创新驱动与信息化。
2.0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之间，存在均衡模式上的区别。 以多样性为区别标志，无差异(N=1)的均衡对应工业经济均衡; 差异化(N> 1)的均衡对应数字经济的均衡。
附释：存在两种基本的均衡模式：完全竞争均衡与垄断竞争均衡。 完全竞争在此指新古典范式下的完全竞争(水平需求曲线)，但在实证模型中对应张伯仑意义上同质化的完全竞争(向下需求曲线)。 完全竞争以同质性假定为价值论的前提，以单一品种(N=1)为实证论的前提; 垄断竞争以异质性假定为价值论的前提，以多品种(N> 1)为实证论的前提。
2.1工业经济均衡与数字经济均衡的价格之差，等于完全竞争均衡与垄断竞争均衡的价格之差(以下称“成本差”)。 工业经济或完全竞争均衡中，P=minMC或P=MC; 数字经济或垄断竞争均衡中P=AC。 工业经济均衡价格与数字经济均衡价格之差等于固定成本FC，为平均成本与边际成本之差，即FC=AC-MC。
附释1：由于我们把多样性作为数字经济区别于工业经济的标志，因此内生多样性(品种)成为均衡差异的唯一标准。 内生品种以比较完全竞争与垄断竞争的均衡之差，始自D-S模型(Dixit & Stiglitz，1977)。
附释2：在新增长理论中，成本差对应补贴(针对研发投入的固定成本的补贴)。 罗默据此得出创新需要政府补贴的结论。 但互联网实践表明，一旦企业以平台免费形式(在增值开发者，即APP开发者中)分享固定成本，该固定成本可以通过APP开发者的租金加以市场化的补偿(在苹果商店模式中，租金为APP收益的30%)。 这说明复杂系统(如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开放合作，可能使FC获得市场补贴，从政府主导的创新驱动，转向市场主导的创新驱动。
2.3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存在的均衡点差异，对应产品差异化等多样性经济带来的成本加成的消费者剩余与“过剩的生产能力”，以往被认为偏离最优，实际上是新常态中的最优。
附释1：成本差在宏观上对应质量(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创新驱动(对多样性能力的供给)和信息化(使多样性成本递减，证明见第三个观点)，这意味着工业经济质量在成本上不经济、创新驱动在成本上不经济、信息化在成本上不经济，而数字经济则在成本上表现出质量经济、创新驱动经济和信息化经济。
附释2：成本差在微观上对应垄断竞争对应成本加成的消费者剩余与“过剩的生产能力”(设成本不变计算产出)，以往均被认为偏离帕累托最优。 由于GDP(宏观上的数量与价格之积)不计算多样性(没有品种这一计量维度)，则数字经济弥合成本差的所有产出，都将是NOE。 相反，计算成本差背后的多样性所得，意味着GDP增速下降时，由于质量提高、结构变化而带来的NOE，可能抵偿GDP增速下降所失。 因此，“新常态”一旦与数字经济全面发展结合，可能形成新的、不同于传统“中国制造”模式的新均衡。
第三个观点：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生产率区别在于，数字经济可能从多样性成本不经济，转向多样性成本经济。
3.0存在两种改进方向相反的生产率，一种是工业经济的生产率，特征是规模报酬递增; 一种是数字经济的生产率，特征是内生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 后者可能使多样性成本不经济，转为多样性成本经济，即相对于多样性增加的平均成本递减，报酬递增。 这意味着复杂性从成本上不经济，变为成本经济。
附释：生产率被定义为效率改进。 生产率改进方向在此特指对效率变化率的斜率方向的改变(对应口语中所说“转变生产方式”)。 关于效率与生产率的联系与区别，可参见科埃利、拉奥、奥唐奈、巴蒂斯《效率与生产率分析引论》。
3.1与现有各种成本理论相比，中国数字经济学者的贡献在于第一次发现基于品种的范围经济，这是对内生增长理论的创新与突破。 它显示了范式变化(从简单性范式转变为复杂性范式)对于实证分析的根本性影响。
在平均成本曲面中，a、b分别代表平均成本的最低点。 价格(P)——数量(Q)所代表的工业经济均衡平面中，同质性平均成本曲线AC，在报酬递增(ra)、报酬不变(a)和报酬递减(av)之间的变化。 在价格(P)——品种(N)所代表的数字经济均衡平面中，多样性平均成本曲线A’C，在报酬递增(rb)、报酬不变(b)和报酬递减(bw)之间的变化。 经济学现有成本理论可分为四类，av(含a点)代表新古典范式经济学(规模报酬不变及规模报酬递减); ra代表新增长理论(又称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主张规模报酬递增); bw(含b)代表新增长理论隐含的多样性成本结论(范围报酬递减); rb是由中国数字经济学者发现并首次提出的基于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 美国的范围报酬递增理论均建立于Q轴的超平面上(因此称为多产品范围经济)。
附释2：基于品种的范围报酬递增，在经验上对应电子商务中的“因小而美”，是指在规模无关条件下(即不论是企业规模做大、做小或不变)，仅因多样性的增加(如生态化)而导致的(无形的)平均成本降低。 “小”有两重含义，一是规模缩小(如Q值的减小); 一是多样性的增加(如N值的加大)。 这里所指“因小而美”是指后者。 N值加大之所以被称为“小”，是因为多样性将导致市场集中度下降，生产更加分散(小批量多品种)。 多品种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规模加大或不变，一种是规模缩小。 前者称为“大规模定制”，后者称为“个性化定制”。 极限情况下的“因小而美”(个性化定制)是指增值应用开发者可能既在多样性提高，又在规模缩小条件下，获得收益不变条件下的成本经济(所谓“美”)。
附释3：基于品种的范围经济理论，第一次在均衡水平证明个性化定制可以在成本上是经济的。 (当然也可以是不经济的，例如在bW区间)。 个性化定制经济不经济，在实践中主要取决于作为平台的固定成本(FC)是开放还是封闭，开放(例如在针对APP的分享型经济中)由于可以取得前述租金回报，因此可以具有市场补贴效果(准确说是网络生态这一新市场机制的补偿效果); 封闭(例如在知识产权条件下)由于产品与服务不分，不可能通过增值服务租金补贴产品的免费，只能通过许可使用从产品层面收回固定成本，因此在市场不利条件下可能需要补贴，甚至政府干预(如罗默所说对研发投入的补贴)。
3.2 基于品种的范围经济成本理论对互联网现象富于解释力。 由于基于新成本范式的范围经济理论有效解决了多样性的成本经济性问题，使得互联网条件下全球经济从简单性竞争(同质化降价竞争，走向低端竞争)向复杂性竞争(“标歧立异”，提价竞争，走向高端竞争)的转型升级，得到内涵性的解释。
附释1：长尾曲线(long tail)是互联网经济最典型的现象之一。 如图1所示，长尾曲线不过是规模经济与定义在N轴上的范围经济的等成本线在底平面的投影。 长尾曲线的经验解释，就是托夫勒对第三次浪潮的描述，即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向小批量多品种经济的转变。 但托夫勒的文字表述只相当于品种——数量平面的描述，缺了价格轴维度。 因此，它无法描述rb这段成本曲线在经济转型中的特殊作用。 可竞争市场学派的范围经济理论虽然可以解释多样性的成本经济性，但对rb区间的原理缺乏显示度，处于黑箱状态。 数字经济下的多样性成本经济，是复杂性范式下的成本经济，而不光是“复杂”的简单性范式下的成本经济(如多产品范围经济，如一般的实体多角化经营)。
现有复杂经济学(如阿瑟的复杂经济学)缺乏对成本约束的数理描述，因此主要是对技术复杂性相关的收益递增的解释，而缺乏复杂性成本经济不经济的解释。 突出的表现是，只有对与正反馈对应的收益递增的解释，缺乏对bw区间(范围不经济)的理论解释，相当于无成本约束的最优，因此是不全面的。
附释2：智慧化是数字经济有别于工业经济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 智慧化的本质从成本角度来说，就是复杂性从成本不经济到成本经济的过程。 例如大数据提高人们对复杂多样化数据的洞察力，使复杂性不再是难题。 从经验上看，智慧(SMART)就是事物越复杂，决策越轻松自如。 决策的平均成本(由于在云计算等过程中被摊均)相对于任务复杂度(如决策涉及的相关要素的多样性)递减，这种多样性效率就表现为“灵”。 相反，工业经济中的“工业病”则是市场需求越复杂(越多样化)企业的反应越迟钝，官僚化等成本随复杂性上升而递增。 可竞争市场学派的范围经济理论由于没有内生品种概念，更没有把variety提高到均衡范式认识，因此在对大数据的解释上，就会有天然的局限。 大数据的基本特征(3V)中最主要的一个V，就是variety。 没有对variety的有效理论抽象，解释力肯定有不足之处。
参考文献：
1.张伯仑：垄断竞争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年.
2.Dixit, A.K. & J.E. Stiglitz ,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Product Divers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3), June,1977年.
3.Baumol,Panzar,Willing.Contestable Markets and the Theory of Industry Structur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88年.
4.谢康：知识优势——企业信息化如何提高企业竞争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
5.姜奇平：长尾战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年.
6.姜奇平、高邦仁：3%[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4年.
7.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 / [美] 哈尔·瓦里安(Hal Varian) ：信息规则：网络经济的策略指导(Information rules : A strategic guide to the network economy)[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8.科埃利、拉奥、奥唐奈、巴蒂斯：效率与生产率分析引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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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经济与数字经济均衡理论的联系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