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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古诗十首》中的旋法与和声特点探究

发布时间:2021-11-15 15:5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 要】冼星海创作的艺术歌曲集《古诗十首》是他在生命后期完成的。 本文通过探索其中的深层旋法特点与和声运用特点,透视作曲家的古诗词歌曲艺术特征和晚期技法特点。 【关键词】旋法; 和声; 拼贴; 审美 一、《古诗十首》的创作背景 冼星海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他

  【摘 要】冼星海创作的艺术歌曲集《古诗十首》是他在生命后期完成的‍‌‍‍‌‍‌‍‍‍‌‍‍‌‍‍‍‌‍‍‌‍‍‍‌‍‍‍‍‌‍‌‍‌‍‌‍‍‌‍‍‍‍‍‍‍‍‍‌‍‍‌‍‍‌‍‌‍‌‍。 本文通过探索其中的深层旋法特点与和声运用特点,透视作曲家的古诗词歌曲艺术特征和晚期技法特点‍‌‍‍‌‍‌‍‍‍‌‍‍‌‍‍‍‌‍‍‌‍‍‍‌‍‍‍‍‌‍‌‍‌‍‌‍‍‌‍‍‍‍‍‍‍‍‍‌‍‍‌‍‍‌‍‌‍‌‍。

  【关键词】旋法; 和声; 拼贴; 审美

古诗十首

  一、《古诗十首》的创作背景

  冼星海创作的古诗词艺术歌曲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古诗十首》,是一部难得的经典之作。 这部作品属于古诗词系列的第六部歌集。 1944年底,冼星海患病在床,此时他已经不能创作钢琴协奏曲,也无法开展其他的宏大计划了,便开始思考艺术歌曲的创作,打发无聊的时光。 于是,他选取了四年前在乌兰巴托所录的十首中国古诗,以西方音乐文化中的旋法和现代和声进行富有创意的改编。

  在冼星海的《古诗十首》中,最有影响力的是《行行重行行》《七哀诗》《饮马长城窟行》,比较受关注的有《白头吟》《风雨》《陇头歌》,在当前阶段比较受欢迎的是《竹枝词》《西湖竹枝》和《卜算子》,以及具有重要意义的《蝶恋花》。 这十首艺术歌曲是相对独立的,但都围绕着自然、历史展开,诉说着自然变化和人生境遇,从而组成了一组具有古典韵味的古诗词歌曲。 这些艺术歌曲都配以钢琴伴奏,但是每首伴奏篇幅不等,所占的乐段规模也不是很大。 冼星海采用了中西糅合的作曲观念和创作技法,将古今风情一起融在作品中,展现出浓郁的古典风格,该系列作品中独特的民族精神、艺术气质都被集中地体现出来。

  冼星海创作的这部艺术歌曲集属于他的晚期作品,他的晚期作品还有《杨柳枝词》《忆秦娥》《诗歌十首》(op.18)等,都展现出他晚年创作的艺术风格。 《古诗十首》(op.25)这部艺术歌曲集所展现出的中国传统诗词的古风雅韵,是作曲家深谙古诗词韵律和配乐技法与规律的成果,也是作曲家在艺术歌曲创作中发挥创意的表现。 无论是自己偏爱的题材,还是体现民族风俗、充满文化情趣、曲调婉约的小调,在冼星海数量颇丰的艺术歌曲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二、《古诗十首》中的旋法特点

  《古诗十首》中的旋法具有多种风格特征,也是冼星海在作品中进行民族性旋律创作的集中体现。 在《古诗十首》中,与旋律配合的还有具有功能性和背景性的西洋和声。 这些强调功能性特征的和声所具有的内在张力,在不断推动旋律、音乐主题展开时,形成了多样性的民族风格气质。 音乐的曲调借助多变的旋法技巧,产生了复杂的变化形式,从而推动了音乐的律动改编,最终获得音乐发展的内在动力。

  (一)吟诵式的曲调特征

  我国的古诗词具有一定韵律,适于吟咏,在诵读时可以产生吟诵式的曲调。 作曲家充分运用了《古诗十首》中诗词的音调和韵律特征,在创作旋律时强调诗词古拙、朴雅的特点。 因此,古朴的吟诵式旋律成为了这部歌集的突出特点。 比如,采用五言古诗创作的艺术歌曲《行行重行行》就是一首富有吟诵性的作品。 这首歌曲源自汉代的乐府民歌,原诗中散发出的自然质朴的气息和深沉含蓄的意蕴,使得作曲家的旋律创作颇具古韵特点。

  整首歌曲由8个富有变化的模进乐句构成,每个乐句经过不断的模进、变化又形成新的结构特征。 在这首歌曲中,每一乐句不仅都采用了近乎完全相同的节奏特点,还在音型的贯穿与变化方面体现出前后一致的特征。 每个乐句内部都是由完全重复的两个乐节组成,但是所对应的歌词却是完全不同的。 整首乐曲在规模上被扩充了整整一倍,与原诗对应的结构形成了长达16个乐节的段落,旋律则是在贯穿性展开中进行的。

  因此这种类型的旋律和音型,对于原诗的五言格律特征和吟诵性的韵律都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这种吟诵性的乐句,还有一个最具特点的元素是弱起。 由于每一乐句都在开始的时候避开了规律性强拍,所以后面的节奏意味较为深长,尤其是这种弱起常在其后附有附点音符,从而让第三个词在音调和语气上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强调。 即使是最后两个八分音符和附点二分音符,也使得整个乐句的音调和吟诵特征显得更加轻松、自然。 因此,这首作品中的吟诵性旋律的特点,不仅体现在作品不同段落的快慢、松紧变化和特殊位置、节奏的张弛对比上,还体现在旋律展开过程中被凸显的古诗词歌曲自身所具有的运动性特点和吟诵意味中。

  (二)民歌风格的旋律

  这部艺术歌曲集中,有一些旋律的线条起伏不大,甚至说比较平淡、朴实,但却充满了格调音调性特点。 比如,歌曲中的大部分乐句都是平稳进行的,展开的音域也都控制在三度和四度音程之内,展开时还有装饰音、同音反复等辅助元素,而且有很多级进部分。 但是作曲家冼星海却通过不同的调式转变、转调,以及音区上行模进等办法,加以不同的力度变化和伴奏织体变化,对其进行加强或减弱等,造成高潮的推进。 这种朴素的、直接的旋法不仅可以模仿语调上的诗词音韵,还可以发挥诗词的吟诵性特点。 更为重要的是,作曲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将诗词中最为强烈的情感很自然地释放出来,从而赋予作品以一种自然、质朴的气质特征和节奏律动特点。

  在另一首作品《七哀诗》中,同样运用了五言诗格律和民歌旋律相结合的方式,作曲家在这首歌曲中一改之前其他几首歌曲平稳、朴素的民歌旋律特点,运用了各种民间戏曲中的装饰性行腔,使乐段中的每个乐句都具有广长的气息特点,从而使整个旋律线条变得更加宽广、悠长,富有抒情性民歌的特点。 尽管这首歌曲中的节奏、音型变得较为复杂,但是乐段中的旋律线条依然围绕着古诗词中的自然音调有规律地展开,而且还将一连串音阶式的下行滑音运用到作品的乐句落音中。 此时的音程也比其他歌曲中的音程有所扩展,呈现四度、五度、六度等特点,与古诗词的朗诵语气和语调也都几乎完全吻合,只是多了一些富有变化特征的音调特点,比那些纯粹的古诗词朗诵音调复杂了许多。

  三、《古诗十首》中的和声特点

  《古诗十首》中的和声也较有特点,这在艺术歌曲《行行重行行》中体现得较为明显。 歌曲开始时的乐段旋律为d羽调式,整个乐句的调式特征非常明显,但在伴奏织体中则呈现出一种声部间彼此配合的和声结构,而且是配以d小调和声的结构形式,从而形成一种调式与和声间的交替色彩效果。 在这个乐段中,和声具有一种混合和声、调式和声的色彩和功能。 而当作品的曲调从d羽调式乐段转向c商调式时,旋律上呈现出一种近关系调的调式转变特点,和声也呈现出新的变化特点。 除了采用bB大调的和声进行伴奏外,旋律部分还在bB宫调式上进行,直至结束,调式和声也随之被设计成近关系调,最后停留在g小调的主和弦开放排列上。

  再如,在艺术歌曲《西湖竹枝》中,作品的旋律以d羽调式为基础,这种五声调式特征成为整首歌曲旋律的主调。 在乐段转变的中间,运用同宫系统转调的技法进入到同调系统的F宫调中; 在最后的旋律发展中,调式再回到原来的d羽调式主调。 在钢琴伴奏构成的和声中,则强调以平行大小调为基础,运用功能和声序列和逻辑构成三和弦的分解式进行,尤其强调琶音的伴奏音型运用,并通过多重变化将其贯穿于作品的始终。

  和声与调式的彼此相融,是这部作品集的基本特点之一。 在有些作品中,冼星海将彼此区别的乐曲和声通过移植、交汇民族曲调的方式,实现两种不同因素的直接融合——将民族调式与西洋和声进行拼贴,或者对和声进行大胆的民族化尝试,或者将民族调式纳入西方和声的功能体系中,等等,这些都是冼星海大胆尝试民族性的旋律曲调与功能和声进行相融的方式‍‌‍‍‌‍‌‍‍‍‌‍‍‌‍‍‍‌‍‍‌‍‍‍‌‍‍‍‍‌‍‌‍‌‍‌‍‍‌‍‍‍‍‍‍‍‍‍‌‍‍‌‍‍‌‍‌‍‌‍。

  在上述几部作品中,也有局部性的特殊和声运用模式——采用典型的民族六声(加变宫)宫调式为基本和声序列,并且将其贯穿在全曲中。 这些调式素材一般采用钢琴模仿琴筝的奏法特点,分布在钢琴的低音区和高音区,主要是通过两个不同结构的琶音和弦进行色彩模仿。

  比如,这些和弦一般都被设计在F大调的主三和弦上,然后根据具体特点增加二度音程的特殊效果,并且最终形成具有民族五声调式特点的混合型和声色彩和调式旋律。 在这种和声的运用中,可以通过特殊和弦音的延留,产生出一种横向的线性旋律感,也可以通过延留与重复,最终转化出纵向的柱式和声色彩。 在作品的高潮处理方面,作曲家同样展现出他的创造性观念——以同样的方式处理钢琴的伴奏织体与旋律之间的混合、混生关系,实现二者在和声与旋律方面的灵活转化。 即在横向上,可以通过琶音和分解和弦构成旋律,纵向上,可以通过织体的改变和重复音、延留音的变化造成新的和弦特征。

  西洋和声技法在这些艺术歌曲中表现得很明显,比如强调属和弦作为第一个乐段的终止功能作用,强调对比型的b乐段进行衔接时调式和声的对比、混合作用,尤其是阻碍进行Ⅵ级和弦的使用,容易使得旋律的最高音成为全曲的最高潮,而且形成一种极具张力特点的重属和弦进行。 冼星海还擅长运用Ⅵ级副属和弦进行代替人们期待中的属和弦进行,形成意外进行或者阻碍进行。

  当然,作曲家还喜欢在此时刻意地采用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副属和弦进行,形成一种不解决的音响色彩,以期通过和声之间的内在紧张和不协和关系,造就一种旋律的涨落起伏效应与和声更替特征。 这种和声运用特点在艺术歌曲《竹枝词(二)》中也同样有所体现。 比如,第7-10小节体现出整首作品的整体和声布局特点:通过富有民族旋律色彩的声部交替,造成一种西方功能和声的交融效果,这些民族性的音乐曲调在自身上也同时保持着内在的旋法逻辑——与精心设计的功能和声、功能逻辑安排等进行结合,从而成为支撑旋律发展的混合性力量。

  综上可见,作曲家在探索艺术歌曲的民族性曲调与伴奏和声方面已经达到灵活自如的程度,尤其在伴奏织体中,他通过将西洋和声功能体系融入民族旋律的方式,追求一种古诗词中特有的细腻、复杂、精致色彩,同时发掘和声音响的意境特点,试图让民族性曲调在功能和声框架体系中获得民族内涵与审美的表现能力。

  参考文献:

  [1]杨金花.高为杰古诗词艺术歌曲的审美意蕴研究[J].音乐创作,2018,(12):60-61.

  [2]钟家明.民族音乐之灵魂时代精神之呐喊——浅论冼星海音乐创作的思想特色和艺术特征[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12,(6).

  作者简介:唐 曼(1996-),女,汉族,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视唱练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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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古诗十首》中的旋法与和声特点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