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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学人的恩师安岗

发布时间:2021-11-15 20:0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安岗是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为经济日报的成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开创性工作。 他特别注重经济理论宣传,培养和起用年轻人,在社会上特别是经济学界是有口皆碑的。 对社外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界年轻人,如果名不见经传,安岗知道必会充当伯乐。 笔者有幸在开启新闻工

  安岗是经济日报首任总编辑,为经济日报的成立和发展做了大量基础性、开创性工作‍‌‍‍‌‍‌‍‍‍‌‍‍‌‍‍‍‌‍‍‌‍‍‍‌‍‍‍‍‌‍‌‍‌‍‌‍‍‌‍‍‍‍‍‍‍‍‍‌‍‍‌‍‍‌‍‌‍‌‍。 他特别注重经济理论宣传,培养和起用年轻人,在社会上特别是经济学界是有口皆碑的‍‌‍‍‌‍‌‍‍‍‌‍‍‌‍‍‍‌‍‍‌‍‍‍‌‍‍‍‍‌‍‌‍‌‍‌‍‍‌‍‍‍‍‍‍‍‍‍‌‍‍‌‍‍‌‍‌‍‌‍。 对社外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界年轻人,如果名不见经传,安岗知道必会充当伯乐‍‌‍‍‌‍‌‍‍‍‌‍‍‌‍‍‍‌‍‍‌‍‍‍‌‍‍‍‍‌‍‌‍‌‍‌‍‍‌‍‍‍‍‍‍‍‍‍‌‍‍‌‍‍‌‍‌‍‌‍。 笔者有幸在开启新闻工作生涯之初,就能在安岗这样的老一辈新闻工作者领导下,从事经济日报理论宣传工作,亲身体会到他开阔的办报思路、敏锐的新闻嗅觉、务实的办报作风和乐观开朗的胸怀。

经济学论文

  1983年至1986年,安岗(1918年-2013年)担任经济日报总编辑。 那几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城市改革步伐明显加快的几年。 改革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是个新课题,怎样改并无先例,这使改革增加了难度,对于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来说则提供了广阔空间。

  当时,从事经济理论宣传的媒体很少,经济日报成为经济学界交流研究成果屈指可数的学术园地,也是广大读者了解经济研究信息为数不多的渠道之一,经济日报理论部的编辑们都感到担子不轻。 值得庆幸的是,安岗对经济日报理论宣传这一块特别重视,加上大家齐心协力,经济日报理论宣传在理论界和全社会引起广泛关注,对推动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

  重视从实践中选题立项,是安岗抓理论宣传的突出特点

  我是1983年调入经济日报的。 当时报社分三个地方办公:西黄城根国家经委九号院、回民中学和宣武区福州馆一家半导体器件厂内。 安岗在九号院报社总部办公,理论部在福州馆。 我与安岗初次见面,是我到报社上班不久他专程到理论部座谈。

  他先让大家漫谈选题。 由于和总编辑面对面讨论的机会不是很多,庄怡、卢贸千、周铭、江海波等资深编辑,以及年轻老同志黄文夫踊跃发言,简明扼要地谈了看法。 我由于刚来,只是觉得报纸理论宣传应当及时传播理论研究的信息,刊登有价值的经济学术方面的论文,但是,面对浩如烟海的理论学术信息和论文,有限的报纸版面如何选择,心里感到没有底,所以会上没有发言。 但是,安岗在那个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他说,理论部的编辑不能只在办公室编稿子,一定要有活动能力,能调研,能通气,能把好稿子拿来,年轻人在一线跑是经济日报的特点,年轻人应当以跑为主。

  对于跑什么稿子,他说,不能靠拍脑袋定题目,也不能乱去碰,要深入了解改革进程,围绕现实问题抓选题,比如,买难卖难如何解决; 价格改革的难点在哪里; 上海经济为什么有活力; 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曾经有辉煌时期,为什么现在落后了? 马克思关于市场的理论与“让王府井亮起来”之间的关系; 如何用马克思关于首都的论述指导首都的文明建设、住宅建设; 要宣传马克思关于效率的重要论述,推动解决机关事业单位办事效率低的问题; 分析排队是不是社会主义固有现象; 马克思如何看待技术革命; 资产阶级理论家如何看待技术革命; 新技术对于世界将带来哪些影响? 他说,只有密切关注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有很多地方可以跑,就知道重点该往哪里跑。

  当时,报社正在酝酿开办周末论文专栏。 这个专栏在报纸一版开设,具体由理论部负责。 他在座谈会上强调,周末论文必须要有周末特色,既要有生活趣味,也要敢于触及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让读者想看爱看。 为了办好专栏,必须集中一批问题,分头邀请一些真正了解情况、有见解的专家学者撰写文章。 比如,精神污染有没有个边界; 为什么会出现出口转内销; 到杭州虎跑泉才能喝到真正的龙井茶说明什么(当时全国还很难喝到真正的龙井茶)。 要学会运用理论武器进行批评,通过摆事实讲道理,让涉及问题的各方心服口服,努力想办法改进工作,消除读者各种疑虑。

  他还说,理论编辑除了跑出去,还要学会请进来。 经济日报就要搬到王府井原人民日报社址集中办公,可以在王府井找个合适地方,搞一个与老舍茶馆相类似的喝茶的地方,由理论部出面在茶馆里搞理论沙龙,请各方面专家来这里梳理一些现实问题,并从理论上进行探讨。 还可以把一些社会难题每月做一公示,然后在沙龙挂牌讨论,一个月谈明白一个问题也好。 如果需要,还可以搞双周座谈会,推动首都的理论界活跃起来。 他还风趣地说,赶上饭点,给大家买些包子,大家不在乎吃什么,能够把问题谈明白,对他们来说可能收获更大。 北京理论界活起来了,还可以在上海、天津等地开办理论沙龙。 沙龙成员不一定都是决策部门的负责人,因为他们在体制内不好说话,可以找一些离退休的老专家、权威人士。 他特别强调,经济日报如果不联系千百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作者,不抓读者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打开局面根本不可能。

  第一次见面会就听到这些幽默风趣、耳目一新、鲜活具体的讲话,我感到他不仅是一个富有感染力、办报经验丰富的总编辑,更是一个眼界开阔、思想解放、讲究务实的新闻行家。 掌门人的一席话,使我这名新闻战线的新兵有了工作方向,做好工作的信心也更足了。

  不久,报社办公地点搬到王府井,我们同安岗见面的机会也多起来。 我们经常给他送理论版的大样请他审阅签字,他也时常到理论部办公室谈他的新想法、新思路,当然也忘不了布置一系列题目,比如:农村供销社如何发挥在农村的作用; 怎样认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如何看待消费,等等。 他还嘱咐我们,有些题目可以请省部负责同志写,因为这些同志有马列理论功底,对于分管的工作比较了解,容易把理论和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有些针对实际问题的文章虽然也可以请理论家来写,但是绝不能太空洞,而是要言之有物,要符合报社读者口味。

  按照安岗办理论版的思路,理论部的同志分头落实,每个人对自己负责的工作都心里有数,有时还要加班加点。 可惜的是,由于理论部推进工作进展,永远赶不上他活跃的思维,胆子也沒有他大,步子还是有些迈不开,茶馆理论沙龙沒搞起来。

  他也感觉到布置工作太多,有些事情由于各种原因沒做到位,他也并不过多苛责,他布置的任务落实后,每次都会通过分管理论版的副总编丁望转告大家几句鼓励的话,高兴起来还会亲自到理论部给大家加油鼓劲。

  理论沙龙虽然沒办起来,但是理论部召集专家学者的座谈会却沒有断过,报社会议室里常常高朋满座,为理论宣传献计献策。 在归纳整理各方面意见建议基础上,理论版和“周末论文”专栏陆续刊发了《论森林赤字》《如何看待厂长负责制》《中国汽车市场向何处去》《论企业破产法》《小城镇大问题》等一批特色鲜明的文章,引发读者普遍关注,取得了良好宣传效果,理论部特别是我们这些编辑部的年轻人都很有成就感。

  重视中青年作者队伍建设,是安岗抓经济日报理论宣传的突出特点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学界很少听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声音。 这除了有理论界讲究论资排辈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青年敢说,但说出来不一定很成熟。 特别是,一些中青年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观点、方法,借鉴西方经济学比较多,对传统经济理论颇有微词。 有些党报党刊对稍微偏激一点的理论稿件在选用上过于慎重,淹没了许多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

  安岗却非常喜欢和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打交道。 这也许与他不服老、性格活泼外向很有关系。 他18岁参加革命,20多岁就在胜利报、晋冀豫日报、新华日报(华北版)、新华通讯社晋冀鲁豫前线总分社等岗位担任编辑部主任、社长、副总编辑、特派记者等要职,30岁开始,先后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兼新华总社负责人‍‌‍‍‌‍‌‍‍‍‌‍‍‌‍‍‍‌‍‍‌‍‍‍‌‍‍‍‍‌‍‌‍‌‍‌‍‍‌‍‍‍‍‍‍‍‍‍‌‍‍‌‍‍‌‍‌‍‌‍。 建国后,历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经济日报总编辑,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但他从不倚老卖老,和年轻人交流没有一点架子和隔阂,他在报社大会讲话从不用稿子,但是风趣尖锐,年轻人听得入神可以坐在会场两个小时不动窝。

  除了他的性格禀性因素之外,我觉得他注意倾听年轻人的声音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他常说的,传统的经济理论应当冲一冲,如果没有理论上突破,改革就很难前行,理论突破没有年轻人参与怎么行? 许多接触过安岗的中青年学者常对我说,你们老安虽然是新闻界泰斗,但是思想解放,言语锐利,可不像六七十岁的人。 我听后常以此为傲,因为那个年代说谁保守、迂腐、落后和骂人差不多,谁愿意听别人说自己的老总老态龙钟、保守封闭呢?

  安岗培养和起用年轻人,在社会上,特别是经济学界是有口皆碑的。 报社内,他从顶尖高校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所引进一大批研究生,打破论资排辈的选拔干部旧规,把他们全部安排在报社编辑部重要岗位,日常工作中放手让他们去干,并注意倾听他们的工作建议。 对于家属在外地的工作骨干,他亲自过问,能调北京的尽量调入,消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他一手培养起来的记者部主任庹震、评论部主任冯并、总编室主任李东东、工交部主任詹国枢、农村部主任高以诺、科技部主任郭晓等,不仅在经济日报一线岗位长期挑大梁,有些还在人民日报、新闻出版总署、经济日报等中央新闻宣传单位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理论部也选了1954年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的黄文夫。 他和理论部几个年轻人相比,虽然年岁只大一两岁,但他来报社时间比几个老同志还要早,而且办事稳重、乐于助人,对理论界情况很熟悉,选他当副主任我们是服气的。

  对社外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学界年轻人,如果名不见经传,他知道必会充当伯乐。 1984年,一位生长在偏僻的陕北农村青年,考入大学并进修经济专业研究生,他虽然资历浅薄,但是很有勇气,把论文直接寄给经济日报总编辑安岗。 看了这位年轻人的几篇论文后,安岗深为其超前的思维、鲜明的观点和严密的逻辑所打动,对这位20岁刚出头的青年才子赞赏有加,破例将这篇文章安排在头版显著位置——这个位置可是京城著名经济学大腕们也难以挤占的。 很快,京城内外经济学界都知道了这位初露头脚的年轻人——张维迎。 后来,他去英国留学,并在国家体改委、北京大学等单位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硕果累累。 他发表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观点经常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1994年,在海南改革研究院举办的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遇到张维迎,他深有感触地说:“安岗是我的恩师。 ”

  1984年,安岗还给湖北黄冈一位名叫程抱全的年轻人以“伯乐”之助。 这位年轻人当时也是20多岁,他花费几年心血撰写了一篇关于统计学方面的论文,拿给一些据说是经济界名家的人看,结果不是被视为歪理邪说,就是直接被拒之门外。 他找到安岗,安岗并没有因为其年轻而怠慢,当他确信此文具有新意后,拿出一个整版篇幅刊登了这篇论文(当时经济日报还只有四个版)。 程抱全的研究成果很快引起国外同行的关注,英国剑桥大学聘请他参加专题学术演讲,他的学识渐渐被人们承认和了解。 后来,他被黄冈地区破格提拔为经委副主任。

  安岗热情关心和扶植年轻人的这些美谈,被经济界口口相传,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联系我们,把研究成果拿到经济日报刊发。

  安岗对中青年学者的关心爱护,最集中的体现,还是要数经济日报主办,或者参与主办的三次中青年经济科学研讨会。

  第一次,是1984年7月3日在经济日报举办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 当时,报社刚刚集中搬到王府井办公,许多地方还未装修好,像个大工地。 参加会议的30几位年轻人,都是中央和国家机关以及高等院校的经济研究的佼佼者,大家围绕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气氛十分热烈。 如此大规模地召集年轻人探讨改革攻关,这可能在全国还是第一次。 后来在经济学界颇负盛名的周小川、楼继伟、周其仁、田源、卢健等都参加了这次活动。 安岗在会议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广大青年才子踊跃投身改革的伟大事业之中。

  第二天,经济日报在一版刊发消息,并配发了根据安岗会议讲话撰写的评论《任重道远》。 文章指出:“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改革实践中,已涌现出和正在涌现大量的新事物和新课题,我们应当满腔热情地扶植和研究这些新事物和新课题,对它们给予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论证和引导。 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历史使命正落在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肩上”。 7月6日,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贾春峰给理论部打来电话说,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引起巨大反响,经济日报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次,是1984年9月在浙江省德清县召开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研讨会。 这次会议是朱嘉明、黄江南等北京部分中青年学者倡议和推动,由经济日报理论部、中央电台理论部、中国青年报、经济学周报、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的,是全国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首次大聚会。 我受报社指派全程参与了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和筹备工作。

  6月12日,经济日报发出消息《本报等五单位将召开中青年经济学术讨论会,广泛征集论文邀请入选者作为正式代表出席》,征文消息得到全国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的热烈响应,短短两个月时间里,收到1300多篇论文。 按照“不徇私情、不讲关系、不讲职业、不讲名气、凭论文水平确认代表资格”的原则,经过近两个月的集中筛选,最终挑选了120余篇论文的作者为会议代表。 我认为,这些论文总体上看,体现了当时中国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

  通过参加会议筹备和论文评审,我感到这次会议很重要,于是向报社领导作了汇报,还特别讲到有些部委对于这次研讨活动抱有怀疑和观望态度,其本意无非是希望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支持关注这次会议,在报道中开“绿灯”。 没想到,安岗了解筹备情况后当即决定亲自到会,并要副总编辑丁望一同参加会议。

  9月3日上午9点,会议在莫干山450号大教堂旧址召开。 安岗在会议上宣布,经济日报要大张旗鼓地为改革造舆论,筹备组挂帅,我们当好后勤。 经济日报可以给这次会议十个专版,质量好还可以再加版。 会议代表感到很受鼓舞,以热烈掌声对经济日报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能够参加这次会议,有的小夫妻熬几个通宵撰写论文; 有的是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构思论文; 有的代表连倒几次车,由于火车拥挤一直空着肚子从山东济宁站到杭州; 有些获得参会资格的代表由于单位不给报销车票自费赶到莫干山。 安岗听到这些情况非常动情,特别是听说有的单位威胁代表如果参加会议算旷工,超过规定时间就开除,他动火了,在会上公开表示对这些年轻人同情与支持,并提高了声调说:“单位砸了你的铁饭碗,我们给你一个铜饭碗、银饭碗、金饭碗”。 他的慷慨陈词,再次博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这次会议分为宏观、企业、开放、流通、金融、农村、理论等七个组进行讨论。 会议争论得十分激烈,有时甚至一直开到晚上10点,有的代表通宵达旦准备会议发言‍‌‍‍‌‍‌‍‍‍‌‍‍‌‍‍‍‌‍‍‌‍‍‍‌‍‍‍‍‌‍‌‍‌‍‌‍‍‌‍‍‍‍‍‍‍‍‍‌‍‍‌‍‍‌‍‌‍‌‍。 一位当年负责与会人员餐饮的阿姨至今依稀记得,那些年轻人的胃口都很好,讨论到深夜,就跑进厨房“搜刮”馒头。 到后来,山上的面粉都不够吃。

  9月10日晚上,在全体代表举杯欢庆会议闭幕之时,我从会务处要辆车连夜下山赶到杭州邮电局,逐字逐句地将新闻稿抄写到电报稿纸上发回报社夜班总编室,经济日报第二天在一版显著位置刊发,成为最早报道莫干山会议的消息。 会议组织者在充分讨论基础上,形成七个专题报告上报,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有些对策建议在改革中付诸实施。 经济日报理论版陆续刊发了十八篇论文,一些议题在全国引发了更加深入持久的讨论。

  至今,许多人把这次莫干山会议称为“中国改革开放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 ”对于我来说,那是我新闻生涯中一段难忘的经历。 近年来,一些媒体曾经采访多位参与会议的代表和工作人员,试图尝试着拼凑出那次会议的本来面目。 据我所知,有些代表已经身居党和国家要职,有些代表在理论研究、高校教学或者经济管理部门成为骨干力量,有些代表则已经过早离世再也回不到这里。 当年会议旧址毁于2001年一场大火,值得庆幸的是,经过修复莫干山会议旧址目前已经向游客重新开放。

  第三次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理论研讨会,是在1985年4月中旬在天津召开的。 这个会议由经济日报和中宣部理论局、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红旗杂志社、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 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那时,京津高速还没有开通,近70岁的安岗乘车一路颠簸到天津后略显疲惫,但他一扎到年轻人当中,立即焕发了活力,大会小会都尽可能参加。 当他得知出版社要将代表论文汇编成册出版发行时很高兴,亲自为这本书起了一个动听的名字——《腾飞的构想》。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提出,积极发掘、热情扶植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是经济日报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宣布,为了给中青年理论工作者提供一个园地,经济日报将成立经济工程部,专门攻克各地各条战线改革的重要课题,同时推出全国第一份中青年经济理论刊物——《中青年经济论坛》。 可惜的是,由于他1986年退休,这些设想或半途而废,或不了了之。

  这三次中青年理论研讨会,对于引导和激励广大中青年经济工作者积极投身改革实践,减少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盲目性,加强改进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理论宣传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安岗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把理论宣传搞活,是安岗在经济日报担任总编辑期间的始终追求

  如果在当时的全国新闻界评选一位最有活力、最有朝气、最有生气的总编辑,绝对非安岗莫属。 无论说话还是办事,他都才思敏捷、点子频出、风风火火。 他最先主张经济日报办地方版、系列报,在上海合资搞信息中心; 他拍板决定让罗开富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之际重走长征路,刊发了《半条棉被》等来自长征路上的独家报道; 他接连派记者早晨蹲守部委门口记录迟到的车牌号、夜间给部委值班室打电话查岗,督促领导机关干部带头改进作风; 他精心组织策划“让王府井大街亮起来”系列报道,把全国各大城市夜市的灯火点亮……

  对于理论版,他十分厌恶死气沉沉的“老三块”,积极倡导清新朴实的文风,在理论宣传上蹚出一条新路。 安岗上任不久,就和编委会成员邀请陈岱孙、马洪、厉以宁、高尚全、卫兴华、刘国光、王珏、吴敬琏、蒋一苇、杨启先等首都经济理论界知名人士在北京饭店聚会,听取他们关于改进理论宣传的建议。 同时,要求我们深入到高校、党校、社科研究机构广泛收集意见,到社区、乡村了解群众的理论需求。 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安岗搞活理论宣传举措陆续推出。

  一是大力倡导小切口大问题

  他看问题总是慧眼独具,善于从日常经济生活中,发现和挖掘其中蕴含的理论思维。 在他看来,经济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现象,上升到经济、心理、法律、社会学的理论高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其中的趋势性的倾向,能够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建议,就是好的理论文章。 理论部主任卢贸千曾经在天津大公报工作过,他对我们讲,安岗所说的这种理论文章,很像当年大公报的周末论文,跳出理论谈理论。 于是,我们在领会安岗要求的基础上,参照大公报周末论文的样式,约请作者写了一批文章。

  1983年,费孝通在江苏省吴江县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时,看到久已萧条的小城镇正发生着由衰转兴的变化。 他预言这是中国农村大变革的开始。 于是,他总结梳理所看到的和想到的写出了《小城镇大问题》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 经济日报及时把他的这一见解刊发在经济日报上,对推动中国城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1984年前后,哈尔滨出现了“君子兰热”,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到几百元甚至上千元。 哈尔滨居民的月平均收入不过几十元,买一盆君子兰就得几个月的工资,而除了观赏以外,并未发现君子兰还有其他使用价值。 难道月收入几十元的普通居民竟有如此的需求冲动? 张维迎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君子兰的主要需求者是机关团体,君子兰的价格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公家报销”人为地抬上去的,“公家报销”会导致价格扭曲。 经济日报在一版发表了张维迎这篇文章,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不仅君子兰价格开始暴跌,公款消费之风一度也有所收敛。

  一个时期,各种报刊充斥着“战略”“机制”“平台”等牵强附会的生硬名词,安岗为此专门来到理论部办公室,提醒我们不要受这股风气影响,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不要用这些故弄玄虚的名词吓唬百姓。 他再次重申不要迷失理论报道的方向,用通俗易懂的话把群众关心的事说清楚的才是真正的好文章,解决老百姓的思想疑惑才是报纸理论宣传应该干的正事。 他还提议我们写篇短论——《“战略”狂轰滥炸可以休矣》。

  二是倡议和推动写短文章

  经济日报办报初期,报纸版面很紧张,理论版每周只有两块版。 安岗总是说,理论版是寸土寸金,要惜墨如金,每篇文章都要物有所值。 他要求理论版要扩大信息量,文章要尽可能短,这一要求执行起来常常近乎苛责。

  有些内容平淡、篇幅较长的理论文章,即使部主任和副总编辑已经签字上版,也往往被他在最后一关撤下来。 因此,理论部编辑让他签版,如果是长文章,都会感觉心里没底头脑发怵,在他签字后方如获得大赦。

  这倒也逼得大家练就了压缩稿子的本事,一些名家七八千字的稿子到我们手里,往往被压缩成只有3000字。 开始,有些资深专家学者很有意见,我们打出安岗这张牌,许多作者出于对安岗的尊重,火气也会稍稍收敛,时间长了也就自觉写短稿了。 对于有些打交道比较少的作者,我们约稿时把字数约定在前,避免事后发生不愉快。

  在我们沉浸于“刀斧手”的快活时,安岗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能够用两百字说明白的观点绝不能用千字文! ”在安岗的“高压”之下,理论部经过研究,1985年2月18日在理论版推出了一个新栏目“理论信息”‍‌‍‍‌‍‌‍‍‍‌‍‍‌‍‍‍‌‍‍‌‍‍‍‌‍‍‍‍‌‍‌‍‌‍‌‍‍‌‍‍‍‍‍‍‍‍‍‌‍‍‌‍‍‌‍‌‍‌‍。 我们每次把四至五篇文章,删成每篇200字左右的超短文,集纳在这个专栏刊出。 他看到后非常高兴。

  但是,好景不长。 又经过一段时间,安岗提出:要把“理论信息”在理论版置顶或者头条刊出。 听到这个要求时,编辑们都惊愕地大呼“天吶,这不可能吧! ”说是说,做是做,总编辑的意志还是要体现在版面上,这是新闻工作的基本规矩。 至今还清晰记得,当我第一次把“理论信息”专栏置顶的版面找他签字时,他没有顾及浏览其他内容就痛痛快快签了字,其他编辑于是照方抓药。 为了版面比较均衡,把“理论信息”专栏置顶时,不得不放几篇短文章在其他位置,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编辑部约的一些篇幅较长的重头稿件严重挤压,我们有些一筹莫展了。

  有位编辑为了突破困局,一次在安排版面时,把一篇关于搞活合作经济问题的稿子作了通栏处理,“理论信息”专栏被放在了下面。 原因也是说得出口的:一是议题重要,作者又是位资深部长; 二是题目由安岗亲自布置,作者也是他钦点。 原以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总编辑也会手下留情。 没想到,安岗见后不由分说地将“理论信息”调到版面下边,至于其他如何调整让编辑自己想办法。

  碰了这次“硬钉子”之后,我们认栽了,又咬牙坚持了一段时间。 最后,由于种种原因,安岗自己做了妥协。 但是,“文章要短、信息量要大”这个理念,却在理论部全体编辑心里雷打不动了。

  三是大胆尝试出版“理论周刊”

  经济日报创刊后,经济类报纸陆续增加,特别是世界经济导报、经济学周报等报纸,凭借全理论版的优势,吸引走不少经济日报理论版的读者。 面对咄咄逼人的竞争态势,屈屈几个理论版,不仅不能适应报业竞争态势,更重要的是,不能满足广大读者日益增长的了解经济理论信息的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安岗决定尝试每星期出版一张理论专刊。

  根据安岗意见,理论部迅速拿出了方案。 主要想法是,打破原有经济日报的编辑风格,四个版完全围绕理论宣传进行设计; 理论文章标题采取消息报道方式; 增加理论文章的配图等等。 具体安排:一版理论消息; 二版是调研报告一类深度报道; 三版是学术理论文章; 四版偏重国际经济理论。

  1985年10月26日,第一张经济日报理论专刊推出,读者反应不一。 有些理论工作者连呼读着过瘾,实际部门的读者因为习惯了每天在经济日报一版阅读时政新闻,在二版了解省部经济工作动态,三版浏览各种专版,四版看看国际期货、汇率、原油等信息,现在说没就没了,感到很不适应。 报社编辑部内意见也不统一,有些人的版面被挤掉了,发牢骚说:“我们干脆打包回家算了”; 占主流的意见是,既然迈出了这一步,就要一鼓作气试出分晓。 安岗支持占主流的意见,并亲自上夜班,和理论部的编辑们逐字逐句敲定理论专刊。

  一天,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召开,我们第一时间拿到稿子,并决定作为头版头条突出处理。 当晚,安岗和我们一起上夜班,当我们正在热烈讨论标题怎样出时,安岗沉吟片刻,脱口而出:

  万里长江巴山轮上

  中外学者畅谈宏观经济管理

  他还为这则消息亲自选定巴山轮行驶在长江之上的照片,把这则消息装点得格外引人注目。

  由于种种原因,理论专刊的实验还是没有坚持下来。 其主要原因是,经济日报与那些专门报道经济理论的报纸职责定位不同。 经济日报是党中央、国务院指导经济工作的重要舆论阵地,是传播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是国内外了解中国经济发展信息的重要窗口,不可能在版面上对于理论过于倾斜。 在难以扩版的硬约束下,对于理论专刊不得不忍痛割爱。

  大家虽然有点失望,但是却始终认为,安岗作为总编辑大胆实验理论专刊的作法是极其富有远见的。 就在安岗从经济日报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经济日报进行了扩版,新一任总编辑认清大势、把握大势、顺应大势,抓住时机把安岗当年设想和实验的理论专刊重新推出,并且冠名以“理论周刊”。 这一举措,使得用科学理论武装人有了用武之地,也赢得了广大读者普遍欢迎。

  四是理论宣传要讲究时效。 安岗强调新闻工作要快是出了名的。 这种凌厉作风对待理论宣传也是一视同仁。 他反复强调,改革发展步伐加快,每天都有新情况、新问题发生,理论宣传如果滞后,刊发出去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因此,理论编辑必须反应快、行动快,赶上改革发展的节拍。

  他这样讲,也带头这样做。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刚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就打电话布置理论部抓紧筹备几个专题研讨会。 按照他亲自决定的选题,理论部接连组织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研讨会、价格改革研讨会、政府管理职能改革研讨会等。 邀请决定起草组主要撰稿人和相关领域专家到会发言。 每个研讨会都是当天开会,第二天刊登发言摘要的专版见报,绝不拖拉。 后来,这种作业模式成为了报纸理论宣传重点的标配。

  研究理论报道时,安岗经常是今天布置开会第二天就要把会开成,今天布置论文题目明天就要专家学者稿子见报。 为了达到安岗要求理论宣传要“快”的硬任务,我们往往在中央有关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会议召开之前,就通过各种关系与写作组成员联系,会议结束之后,这些同志就已经准备好研讨会发言,或者把已经撰写好的稿件交给编辑部。 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等待安岗那一声号令了。

  由于我们召开研讨会、布置写稿任务几乎都是第一时间,搞得一些媒体对我们抱怨说,我们邀请专家学者召开研讨会,这些人说刚刚参加经济日报研讨会; 我们组织专家学者写稿,这些人又说刚刚把稿子交给经济日报。 听了这些话,我们由衷赞叹安岗的行动神速,紧张筹备会议和着急约稿组稿的疲劳感顿时烟消云散。

  作者简介:高善罡:1955年6月生,河北人,中央党校经济学专业研究生班学历,大学本科毕业‍‌‍‍‌‍‌‍‍‍‌‍‍‌‍‍‍‌‍‍‌‍‍‍‌‍‍‍‍‌‍‌‍‌‍‌‍‍‌‍‍‍‍‍‍‍‍‍‌‍‍‌‍‍‌‍‌‍‌‍。 曾任经济日报理论部主任,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正局级),中国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长,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所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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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经济学人的恩师安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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