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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整体性思维架构及其理论特征

发布时间:2021-11-23 16:0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儒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的诞生,既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又受至上神崇拜、祖先崇拜、巫史传统以及宇宙四时转换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儒家学派在形成与发展的早期阶段伦理性与形上性兼具。在这种双重性质的支配下,儒家在将天、天道纳入对人道讨论的思维架构中时

  摘要:儒家学派在先秦时期的诞生,既植根于深厚的历史土壤之中,又受至上神崇拜、祖先崇拜、巫史传统以及宇宙四时转换等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儒家学派在形成与发展的早期阶段伦理性与形上性兼具。在这种双重性质的支配下,儒家在将天、天道纳入对人道讨论的思维架构中时,还实现了对于人具有宇宙本体论式价值与意义的积极挖掘与显扬。与儒家这种宏阔而整体性的思维架构有关,先秦时期儒家政治哲学整体上呈现为德性特质与政治伦理化、家庭主义与天下情怀、执两用中与改良立场这三大重要理论特征。先秦儒家这种带有综合意义的政治考量方式,不仅影响了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于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论构建,而且对于传统社会政治事务处理与政治体系运转也产生了切实而又长远的影响。

  关键词: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思维架构;构成要素

哲学论文

  产生于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后的先秦儒家,在思考与应对现实政治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反复从三代政治文化中找寻思想资源与汲取养料,这实际上是一种法先王的历史观念,体现了儒家的一种“向后看”的理论视角。这种思维路径,即是以历史资源为反思和评判现实政治的参照依据,以现实问题为发掘和转化历史资源的导向与指归。此外,儒家还注重“向上看”。

  哲学论文范例:论新时代中国特色工匠精神及其哲学基础

  儒家认为,尽管务实的做法、现实主义的立场,在解决具体问题时往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政治制度、政治体系以及政治治理等并不都是具体入微的现实问题,也不只是一系列礼乐的规范性制度,而是广泛牵涉道德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天地等诸种关系的复杂系统。只有从理论上探寻这一系统内的现实问题、规范性制度以及诸种关系等产生与存在的根源,才能转而为现实政治的运转提供必要的价值依据与形上支撑。

  一、“向后看”与儒家政治哲学的构成要素

  除了受历史传统和道家的影响而对“天”偶尔作自然式的理解以外,在《论语》文本中,儒家更多的是对“天”作道德式的理解,从而为儒家的道德修养与出仕干政提供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难以辩驳的理由与牢固的形上依据。孔子对“天”的这种立场也影响了孟子,以至于在《孟子》文本中,孟子将人的心性与上天作了贯通式理解,从而为人道德尊严的挺立作了更为细致的阐述。

  如此,儒家对于人道的体认与把握就不仅仅是平面式的,当然如果止步于平面式的理解的话,儒家的这种运思方式就更多地呈现为伦理性特点,而因缺失形上的思考而使其在形式上并不具有多少哲学意味。当儒家将天、天道纳入对人道讨论的理论框架内,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理论具有了较为开阔的空间与张力。在郭店简《性自命出》和传世文献《礼记·中庸》中对人的探讨上可达于“天”,下可贯于人事,故而儒家视野中的“人”不仅仅是生物性的人,而且还具有宇宙本体论式的价值与意义。

  这样的人不仅要承载起人文化成的伦理价值与功能,还要更进一步,成为“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的人——杨儒宾则将此称为“大生命的同胞之感(weness)”①,故而这就不仅要求“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同时还要“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贲卦·彖辞》),从而将人文置于天人之际的理论框架与宏阔视野内,这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伦理价值②。

  这样能够与天地相并立的人,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实际上就是“德为圣人,尊为天子”(《礼记·中庸》)的舜可以有条件做到,而从理论上讲便是与“天之道”相合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的圣人才是最为理想、最为完满地能够做到“赞天地之化育”的人。根据《礼记·中庸》的阐述理路来看,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之所以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其在根本上是以天的高度与方式来要求自己的修身、修道(《礼记·中庸》即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进而在完满的事亲和为政中实现与“天之道”的相合,真正成为具有宇宙本体论式价值与意义的人③。

  实际上,《论语·泰伯》所言“唯天为大,唯尧则之”,《孟子·尽心上》所言“上下与天地同流”,《礼记·中庸》所言“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等内容,都蕴含着这样的思维框架与价值诉求,从而彰显了先秦儒家政治哲学将或道德的或“自然的、宇宙的整体性和人的生命存在结合在一起来解释”④的鲜明特点。根据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政治哲学在先秦时期的致思对象与范围主要是由横向层面的个人(家族)—社会(国家)—天下,以及纵向层面的道(天道)—人(人道)—地(地道)构成的。

  由于崇尚天地宇宙自然运转所呈现的过程、态势与趋势,并以之为最佳和最合理的样态,故而道家认为个人、社会乃至国家最为理想的境地便是要与天地宇宙自然运转所呈现的过程、态势与趋势合而为一,所以老子呈现给世人的是“人—地—天—道”这样趋向于合理、最佳的次级序列。与道家构建的序列有所不同,儒家整体上呈现出的是“下学上达”——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双向互动,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对于横向与纵向两种思维方式的双重重视。当然,整体上看横向层面的家—国—天下,属于人事、人道的范围,也从属于纵向层面的人道和地道。故由此来看,儒家思想体系整体上可以用“下学上达”来加以概括。

  如果我们的这种概括能够比较准确地彰显出儒家思想的结构特点与学派性质的话,那么应该可以说,儒家所言说的“上达”就确实具有哲学的性质与特点,而“下学”又不离人事、政治,“上达”与“下学”的关联确实会形成一种哲学式的观照,而在这种哲学式的观照下,人世间的政事与政治权力运作又被赋予了形上的价值与意义,故而如此便形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与结构性特点⑤。在此,我们可以说,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讲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不仅如此,我们还试图通过对先秦儒家类文献的考察与整理而归纳出儒家政治哲学的构成要素,具体来说可以这样来概括:先秦儒家以探究人(人道)为本,以三代政治(王道)为据,以天道为价值指引,整体上呈现出天地人相贯通,过去、现在、未来相衔接的立体式思维结构。先秦儒家政治哲学所呈现出的这种结构,恰恰体现出在儒家的立场与视野之下,政治哲学是有着强烈的价值指向的,而与西方学者所讲的强调价值、道德中立的政治科学并不相同⑥。从儒家的学派性质和理论指归上来看,称儒学为人学毫不为过。

  生活于礼乐崩坏、动荡激变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的诸子,多少都具有一定的人文情怀,儒家更是如此。儒家强调修身,注重习礼,周游列国游说君王,以及著书立说等行为方式,无不指向了对人本身的重视与关怀,其理论创建与实践行为无不彰显了对人(人道)本身价值与意义的开掘与显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李洪润在其译著《政治哲学史》的译者前言中所言:“政治哲学旨在探讨人类最好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为此要研究人的本性或本质,国家的起源或基础,社会经济制度的组织原理,道德或价值取向的根据,正义或公正的实质等基本问题。”[1]

  1实际上这些基本问题最终都可以被归结为人如何更好地生存与生活这一根本问题上,无论是宏观地探讨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还是具体地研究人性、国家与社会经济制度都以人的生存与生活为最终目的,也可以说,人本身就是政治哲学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要解决人生存与生活的问题,从理论上看,主要便是历史的和哲学的这两种思维路径。如前文所说的“向后看”,以三代政治为据,主要体现的便是历史的思维与方法。儒家为何在礼乐崩坏的春秋晚期战国时期要向后看呢?三代政治会给儒家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儒家对于传统文化采取的是“因”“损”“益”的态度:“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对于传统文化,儒家强调既要去传承,还要有创新,是创新条件下的传承和传承立场下的创新。这种复杂的历史文化态度,不仅体现了儒家对待前期文明的历史观念,也充分彰显了其在处理传统与现代、传承与创新问题上的辩证发展态度。当然,儒家的这种态度,不仅仅反映在历史文化方面,对于政治制度与礼乐文化他们也是持有如此的立场。诞生于宗法血缘伦 理社会的儒家学派,孔门弟子大多出身贫寒,在早年多数都有着基层社会生活的经历与体验,对于这种由血缘伦理所构筑的共同体式的生活群体具有天然的亲切感。

  弟子们之所以能够走出血缘共同体围绕在孔子身边而形成一个共同体性质的存在,这当然与他们中的多数人有着共同或相似的生活体验与记忆有关。我们固然要重视孔子因超于常人的德性和知识所产生的威严与魅力,也要重视弟子们求学问道的精神与决心,但也绝不能忽视礼俗社会与传统生活对于他们能够结成新的共同体式的群体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而这种影响往往是不太容易引起研究者们的重视与兴趣的⑦。可以说,儒家群体的形成与此相关,而儒家对于传统文化与三代政治的立场也与此关系甚大。除上述原因外,儒家对于三代政治的服膺还与夏商周三代,尤其是西周时期政治与宗法伦理相杂糅的特点密切相关⑧。

  这样的政治体系与政治特点,就是有别于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王道政治,只不过在儒家文本中被不断美化与理想化了,从而成为儒家心目中最为理想的政治制度, 故可以称之为王道政治理想。王道政治是生成和适应于王权社会(由原始氏族公社进入国家形态的初级阶段)的政治运行机制与政治价值理念。这套政治运行机制与政治价值理念以礼乐制度与礼乐文明的方式有效理顺和维护了天下层级实力格局,从而使得君臣、父子、夫妇得以各安其位,各负其责,在家国同构的基础上初步实现了伦理与政治的双向互动与一体化。

  但是,当历史由西周进入春秋战国,政治体制由“封藩建卫”的周制向政治权力日益向君王集中的秦制过渡,而这种政制的变化在文化典制上的集中表现便是礼坏乐崩。与这种糟糕不已的社会历史现实两相对照,儒家更倾向于认同和恢复周天子与诸侯共治天下的稳定政治秩序。可以说,孔孟之所以言多称周制,是因为西周政治制度所彰显的政治文化特质与儒家以道德的进路来推进政治治理的立场并无二致。不仅如此,儒家还往往会将家和家族视为个体修身、学习和为政的起点,私领域的伦理规范是公领域社会事务完成好坏的基础与前提。

  这种将血缘亲情伦理向公共领域、社会事务上投射的做法,彰显了儒家对于血缘亲情伦理价值的充分信任与肯定。他们对于伦理价值的这种信心甚至扩展到了政治领域与公共事务上,致使伦理价值的影响超出了私领域的范围,从而轻易地进入到了儒家对于政治理论与政治文化的构建当中。既然儒家所深为信任的伦理价值需要在政治领域中得以印证,再加上天下失序、礼乐崩坏社会现实的刺激,那么在春秋晚期战国时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儒家对于三代尤其是西周政治制度与礼乐文化的重视、推崇与理想化阐述就再正常不过了。

  当然,由于深受早年生活经历的影响,儒家对于群体性生活的依赖与认知想必无比深刻,故而他们对于个体生命的安顿不是如隐士般置于山林和偏僻乡间,而是置于家庭家族、村落乡党和庙堂之上。正是因为如此,儒家才非常重视政治生活,强调社会对于个人价值实现的作用与意义。反过来说,儒家也十分强调人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或者说,人的价值与意义正是在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良性互动中得以完整呈现的。如果没有社会与政治生活的存在,人的价值与意义反而无从显现,这实际上是在强调个人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良性互动关系,个人也只有被置于社会与政治生活当中才能充分彰显其所应有的价值与意义⑨。

  二、“向上看”与人的价值尊严

  虽然我们一再强调社会与政治生活对于儒家彰显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但是不能否认的是,正如上文所讲的,儒家还有“向上看”的理论视角与思维路径。换句话说,仅仅“向后看”还不足以充分论证与彰显人存在的合理性、价值及意义,由于至上神崇拜、祖先崇拜、巫史传统以及宇宙四时转换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再加上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与天时、气候、季节关系密切⑩,从而使得儒家思想理论不仅具有显著的人文理性精神,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宗教色彩,而这种宗教色彩实际上便是儒家“向上看”的表现与结果。当然,儒家能够“向上看”受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是毫无疑问的,但这还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三、两种视野下的先秦儒家

  政治哲学之特点以上,我们主要对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构成要素以及由此所彰显的人的价值尊严进行了研究,接下来,我们再对先秦儒家政治哲学的特点作出相应归纳、阐述与论证。在上文研究的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儒家政治哲学在先秦时期主要呈现为德性特质与政治伦理化,家庭主义与天下情怀,执两用中与改良立场这三个特点。

  (一)德性特质与政治伦理化

  政治哲学,当然要关注政治,只不过由于受儒家立场与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使其具有了自己的显著特点。儒家对于血缘宗法伦理的推崇,对于周制中所蕴含的伦理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于王道理想的阐述与构建,都让儒家政治哲学呈现出浓厚的德性特质。换言之,儒家认为,政治制度与政治事务存在的价值并不在于政治本身,而是维系与推动人更好的生存、生活与发展,而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存在方式,人必然会被附加上德性目标与要求。

  (二)家庭主义与天下情怀

  由于氏族性社会结构在三代的延续以及宗法血缘伦理浓厚的特点,在传统语境中,尤其是先秦文献所一再言说的“家”。

  (三)执两用中与改良立场

  有鉴于春秋晚期战国时期王侯卿相大夫们的种种不端行为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诸子在思考这些社会弊病时往往将其原因归结于人的无限欲望,因而常常会流露出一种节制、克制,不走极端的人生立场与态度,这在老子那里尤为显著。从《老子》文本可以发现,老子对“退”“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不争”“不言”“不召”“损”“不恃”“不处”“不害”等行为方式所透露出的品质非常重视与肯定,而老子之所以会肯定这些带有一定克制、节制、不强梁(《老子》第四十二章云“强梁者不得其死”)的精神品质,是因为这些精神品质与“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七十七章)的天道之自然精神相接近,而“天法道”(《老子》第二十五章),那么天的运行自然是道之精神的具体表现。

  结语

  综上,我们主要以“向后看”(历史主义的思维方式)与“向上看”(哲学形上性的思维方式)这两种思想视野来对先秦儒家政治哲学作出研究。基于深厚的历史土壤,儒家对于其时社会政治的考量具有浓厚的伦理性与现实性,又由于儒家所持有的济世理想与人文情怀,使其对于政治理论的构建并不满足于历史主义式的考索,而是以上达天道的方式,以“道”来观照“器”,从而为儒家的政治理论探索赋予了显著的形上性质与哲学意味。可以说,先秦儒家这种带有综合意义的政治考量方式,不仅影响了后儒尤其是宋明理学家对于政治文化方面的理论构建,而且对于传统社会政治事务处理与政治体系运转也产生了切实而又长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希,主编.政治哲学史[M].李洪润,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译者前言.

  [2]干春松.世界和谐之愿景:《中庸》与儒家的“天下”观念[J].学术月刊,2008(9):48-54.

  [3]干春松“.天下”与“中国”:寻求突破的中国哲学——最近十年的中国哲学转向扫描[J].学习与探索,2009(3):10-13.

  [4]向世陵.儒家视域中的“天下一家”观[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9-15.

  [5]洪元植“.家的发见”与儒学中“家”的特殊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7(3):1-8.

  [6]蔡孟翰.论天下:先秦关于“天下”的政治想象与论述[J].文化纵横,2017(2):60-73.

  作者:李友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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