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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2-01-05 10:3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 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参知政事等，甚至拜相又罢相，这些仕途经历使得王安石对百姓与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同时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其散文创作蕴含政治思维。 本文以王安石散文为切入点，从内容、形式、艺术构造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发掘其中政治思维的
【摘要】 王安石历任扬州签判、鄞县知县、参知政事等，甚至拜相又罢相，这些仕途经历使得王安石对百姓与社会有深刻的认识，同时知识分子的责任感使其散文创作蕴含政治思维。 本文以王安石散文为切入点，从内容、形式、艺术构造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发掘其中政治思维的深层表现与价值意义。
【关键词】 王安石; 散文; 政治意识
一、政治意识在内容方面的体现
王安石作为文学家的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其“从儒家传统的普遍理念来审视政治与伦理的关系”[1]，在这个价值标准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其追求的人生道路，因此在创作中也就无可避免地会流露出士大夫的家国情怀。 此外，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熏陶之下，学而优则仕的政治理想成就了其即有书生气又有冷俊气的散文风格，这也造就了在王安石的散文创作中既有书生的儒雅与理想感，也有现实的残酷与责任感的共存之态。
王安石曾提到所谓文，是“务为有补于世”，所谓辞，则“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从此处的文辞之辩便可以看出王安石认为内容要经世致用的思想倾向。 于此，在他的创作中，有关政治问题探讨的政论文比比皆是，其中治理国家、改革任人是论述的核心。 下面，将通过王安石的散文具体分析其中所体现的政治意识。
《上人书》是王安石所写的一篇书信，也是一篇论述文。 宋代仁宗年间，古文运动兴起，提倡文以载道，王安石顺应潮流，主持熙宁变法，也提倡“重文轻辞”。 此文的核心观点便在于文以明道，而文学又为政治提供支持。 王安石写下这篇文章与其当时提倡变革、推行新法有着密切的关系，文章所指的政治目的也则是要推行有补于世的政策新法。
王安石还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在《洪范传》中提到“修其心，治其身而后可以为政于天下”，将修心治身作为治理天下的准备阶段，认识到了道德前提的重要性。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道德起到基础性的作用，而政治又以培养民众的道德为最终目的[2]，王安石的此类思想便根源于此。 而在谈论到礼法问题时，王安石也于《取材》中指出“必也习典礼，明制度，臣主威仪，时政沿袭，然后施之于政事。 ”道德与政治的结合，更是为现代的德治与法治提供了思想基础，是政治思维的一大进步。
还有王安石对人才评判任用的议论。 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以人为核心，对政治变革起到直接作用的也是人，尊贤使能是统治的关键，人治思维的文化背景促使了王安石对人才的关注。 在驳论文《读孟尝君传》中，王安石指出：“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 ”对孟尝君能得士的普遍观点予以反驳，发出了“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的宣言。 这也与时代背景和王安石作为改革家的身份有关。 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取得了改革科举制度法令这一大成果，使选取的人才更有利于经世致用。 他想要表达的深层含义则是要打破旧观念，要用新的眼光、进步的眼光来看问题。 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改革提供支持。
王安石在道德与政治相统一的基础上，重视个人品德修养的政治性意义，强调社会人伦的政治性手段运用，关注人才、在关注社会弊病、寻求改革良方，在散文中鲜明地表达出鲜明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
二、政治意识在散文形式方面的体现
王安石散文在“接受了秦汉古文的议论纵横和简朴平实，六朝骈文的构制工巧和雅洁精致，唐代散文的熔铸新词和峭厉雄健的手法和风格”的宋代散文大背景下[3]，又受到理学与世俗文化影响，在这一基础上发展出了精炼、务实的文风，体现出传承性与时代性的特点。
王安石的散文包括了札子、表、书、记、议论、书信等，文风上继承了韩愈散文化的复古革新，内容朴素深刻。 形式上从句式入手，如散句单行的特点更符合人们的心理表达，自由化倾向则为表情达意提供了良好的途径与极大的包容度，使得文章的对象与传播范围更为广大，从而得以更好发挥其社会功用。 王安石便是灵活地通过其外在的变化与儒家精神融合，使形式更好地服务于内容，使其政教之用可行于世。
举例来看，《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写到“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 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 句子字数不定，有长有短，铿锵有力。 这样的句式在表达政见时情感流畅，不会因为刻意追求形式而造成意义晦涩，同时也使得文章更显活泼，读者更易接受，能对当今的法度有所反思，这对于内容的表达是十分有利的。 在这样的表达基础上，文章内容的功能性扩大，对王安石来说，有利于政治见解与政治主张的表达。
王安石散文的发展也贯彻在对韩愈的批判继承过程之中。 “汉只有文，六朝只骈体，昌黎始倡古文”，韩愈对于散文的突破作用是基础，文以明道可以说是起到了纲领性作用，它与儒家思想融合，强调现实作用，鲜明地与骈俪文无病呻吟之特点对抗。 但韩愈强调文道并重，又过分讲究语言形式[4]。 王安石则更多配合政治领域，表现出了其政治家的立场。
三、政治意识在艺术手法方面的体现
王安石运用优秀的艺术手法，对思想的表达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 其散文擅长直抒胸臆，又工于转折艺术，在这之中，仿佛看到了政治上的风起云涌。 无论是其对孟尝君的反思，还是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慷慨激昂的反驳，抑或是《游褒禅山记》中理趣与议论的融入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映射出王安石创作中的政治思维。
具体来看，王安石在《读孟尝君传》中对“孟尝君能得士”的反思批判，体现了其政治上的改革创新意识。 文章通过“鸡鸣狗盗”这一个故事来展开，开篇将世俗的观点“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摆出，接着提出反面论点，再辅以设问的形式分析孟尝君为何没有“南面而制秦”。 一方面引发读者思考，使结论更加具有说服力，另一方面可使得结构紧密、突出中心思想，是政治思维的运用。 此外，文章借鉴了微言大义的笔法以及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证手法，在几十个字的思辨中多次转折，论述简练而直切要害，是文短气长的典范。
从文章的主题及构思结构即可看得出来，王安石秉持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思维模式。 文章论证过程富有逻辑，颇有妙趣，于表达上气势豪迈、流畅自然，结构上逻辑缜密、构思巧妙，思想上深刻脱俗、有所见地。
在《上人书》中，作者开门见山，认为文章的核心作用是在于礼教治政，因此内容为首，而文辞为辅。 在论述过程中，王安石依次分析韩子、子厚与孟子三人，通过正反比较，运用古贤人之言行来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接着，作者运用比喻，进一步分析出适用才为本的道理。 层层深入，从而多角度、多方面地进行论证。
文章的一大亮点是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将写文章的内容与形式之辩比喻成器与刻镂绘画。 比喻形象生动，逻辑缜密，可让读者清晰地理解文辞之关系。 本文的虚词也运用得当，“者”“尔”“也”“矣”等使得语言朗朗上口，极具韵律与节奏，富有音乐美。 同时，虚词的韵律感也给文章增添了雅致之气，使其富有情韵。 在修辞手法的帮助下，王安石的政治思想能够以一种较为温和的方式呈现，并且合情合理，生动形象，提高了人们对其政治观点的接受程度。
此外，极具代表性的还有王安石的《游褒禅山记》，以游记之形，抒发政治理趣。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篇游记，对山水风景缺乏描写，反而却多为议论，分析道理，这给读者带来陌生感的同时也突出了议论的主题思想。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的理趣也流传至今，不仅仅是指“非常之观”，也指“政治理想”，是作者对政治改革之路即艰险又心酸的理性表达，暗含着自我鼓舞与激励。 这些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王安石的政治理性思维，在这一思维的影响下，作者对景的审美性降低，转而关注社会现实与人生道理，于山河之间寻求政治理想抱负。
四、余论
王安石散文中具有的政治色彩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倾向，但王安石以其较高水平的文字驾驭能力与特殊的政治身份而得以凸显，这是时代与自身共同作用的结果。 儒学的道德价值观与社会责任感、朝政上的瞬息万变、罢黜之路上的心酸苦难，这些都在王安石的心里埋下了忧患意识的种子，为其增添了“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感悟。
文学要抒真情、写真心。 从王安石的散文中，可以看到一个高举旗帜、奋力高呼的勇者，可以看到朴素真性情的古风遗存。 政治意识凸显入世精神，忧患意识使得王安石散文与社稷百姓挂钩。 这一系列政治诉求落脚在对现实的批判之上，虽然指出弊端，但有理想的社会意义。 一起一伏，正反对比，突出文章在表达上的转折与深刻性，为王安石散文中的政治意识找到了立足点。 这鲜明的政治改革意识，成为一把锋利的尖刀，与旧朝弊病、短浅颓废、享乐懒散相对抗，推动了文风、学风、政风的实用化进步。
可以说王安石是作为文学家的政治家，也可以说他是作为政治家的文学家，王安石最终在这两者间找到了平衡点，用最有感情的文字去对抗最鲜血淋漓的现实，这是值得我们钦佩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吴玲玲.浅谈王安石散文中的政治思维[J].牡丹江大学学报,2009,(8):9-11.
[2]李小兰,李伟.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对王安石散文的渗透[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6):94-98.
[3]余庆安.宋代散文简述[J].广州大学学报,1994,(2):45-48.
[4]高玮,邓莹辉.论宋学背景下王安石对韩愈的承与变[J].东南学术,2016,(2):214-220.
作者简介：孟思杏，女，汉族，湖南常德人，本科在读，湖南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基地)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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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安石散文中的政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