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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发展、制度质量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

发布时间:2022-01-07 10:5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文章通过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与测算行业数字化比率得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行业层面的数字经济渗透指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并考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维度显著提

  摘要:文章通过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与测算行业数字化比率得到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行业层面的数字经济渗透指标,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并考察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维度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上游度,这一结论在使用历史数据工具变量和动态面板方法克服内生性影响后依旧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已逐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向高端攀升的重要渠道。此外,引入行业制度质量指数发现,制度质量的改善不仅对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具有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能够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制度质量

数字经济论文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以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持续渗透于社会经济各领域,加速了知识的便捷获取与信息的即时共享,有效推动了产品内的生产分工,重塑了全球现代化生产网络,产品的跨区域生产协作成为国际生产分工模式的重要特征,数字驱动下的世界经济正逐步从服务经济主导向数字经济转变,成为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新方向(荆林波、袁平红,2019)。数字经济作为以数据信息为主要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依托数字基础设施构建数字化平台实现数据的交互传递,最终促进经济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总和①,正逐步成为推动国际生产分工不断细化与驱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重要影响因素。

  全球价值链的“工序贸易”结构以生产环节的地理分离和贸易交换的空间整合为鲜明特征,各国凭借不同的比较优势嵌入到生产工序的不同环节并借助中间品贸易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连通,然而,中间品的多次跨境致使贸易成本产生“乘数性”的放大作用,减缓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向高端攀升的步伐,凸显出信息沟通频率和效率重要性。

  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突破原有信息沟通存在的空间物理限制,加快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的流动速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经济系统内的信息不完全性,有助于不同经济体行业参与者获取国际知识溢出、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并大幅提升全球价值链各生产环节的资源配置效率,同时倒逼经济体提升制度质量的完善程度,深化其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对生产分工协作与分工地位提升的驱动影响。因此,如何客观评估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效应,全面阐释其作用机理并重点考察如何在制度质量差异下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提升的驱动影响便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既有文献展开梳理,确立以下三部分与本文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

  第一,聚焦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统计核算。国内外学者选择采用国民经济核算(续继、唐琦,2019)、增加值剥离(向书坚、吴文君,2018)以及数字经济卫星账户构建(杨仲山、张美慧,2019)等测算方法对国家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展开测度并进行对比研究。然而囿于数据可用性约束,上述文献研究难以全面准确地把握数字经济的基本概念与内涵特征,且仅停留在对一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整体评估。为弥补研究的不足,综合指数编制成为衡量不同经济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为科学可行的统计方法。

  (2020)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评价体系,客观评估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偏好与规模变化的影响。范鑫(2020)则直接利用世界经济论坛的网络就绪度指数(NetworkReadnessIndex,NRI)衡量了进口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从多维度展开其对国际贸易效率的研究。上述文献研究虽然均采用综合指数编制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多维度核算,但尚未考虑数字经济发展渗透至行业层面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差异化影响。

  第二,聚焦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家间要素禀赋差异与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是决定国际生产分工的直接诱因(Sanyal&Jones,1982),然而嵌入全球价值链作为企业参与国际生产合作、获取异质性生产要素的重要渠道,同样要受到来自贸易壁垒、融资约束、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制造业服务化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影响(吕越等,2018;刘斌、赵晓斐,2020)。伴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攀升的驱动影响,国际间知识技术溢出增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加速了企业产业结构布局向全球价值链上游转移(肖宇等,2019)。

  与此同时,制度质量成为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嵌入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良好的制度质量能够减少履约摩擦,保障契约的实施质量,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助于增强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与产业竞争力,进而带动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并建立起全球价值链国际竞争新优势(杜运苏、彭冬冬,2019)。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因素丰富多样,却鲜有文献从数字经济发展视角剖析其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且尚未考察外部制度质量在数字经济 发展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提升中的调节效应。

  第三,聚焦于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关研究。数字经济嵌入全球价值链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与国际贸易利益的收入分配格局,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持续拓展并不断攀升的重要力量(徐金海、夏杰长,2020)。张艳萍等(2021)基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特征,从网络连接、成本节约与价值创造等视角尝试厘清数字经济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总体影响。

  受制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有效测度,上述文献也仅是对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典型事实进行的经验分析,缺乏从实证角度对其展开直接研究,部分学者尝试从互联网等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实证分析,以弥补研究的不足。研究发现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增强了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意愿(Lanzetal.,2018),并通过降低信息搜索与协调沟通成本显著提高中间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与出口规模,助力企业参与知识密集型等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施炳展、李建桐,2020)。

  此外,资源错配的减少、技术创新的增强、生产效率的提高更是成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优化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布局、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位置的重要机制(韩剑等,2018;高敬峰、王彬,2020)。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直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研究并不多见,尚没有建立统一分析框架厘清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作用机制并对影响效用展开实证评估。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可能存在的边际贡献为:

  第一,在指标测度上,本文采用综合指数编制法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基于“行业数字强度”的区分核算行业数字化比率进而构造行业层面的数字经济渗透指标。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GeneralizedAdditiveModels,GAM)拟合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指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借助历史数据工具变量和动态面板估计方法缓解内生性影响;引入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技术创新能力”与“资源配置效率”双渠道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机制。

  第三,考虑到不同国家行业存在显著的制度质量差异,而这一特征事实可能会影响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作用效果,本文据此进行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检验,进一步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制度质量和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之间的关系,这对于行业数字经济渗透发展具备重要的启示作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技术创新能力”渠道

  企业的技术创新依赖于吸收外部知识并通过内外知识耦合以催生创新力(Canoetal.,2016),数字经济发展促使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化知识与信息经由信息通讯技术的有效使用得到迅速地传播、应用和交易,为全球经济体获取异质性创新要素、实现知识联结提供契机。

  数字经济发展加速了现代信息通讯网络的构建,一方面弥补了企业在技术创新领域存在的知识搜索能力不足、研发创新风险大等弊端,知识的整合扩充促使研发创新能力得到强化与提升;另一方面企业基于国际间异质性技术与知识溢出,识别并获取具有创新价值的知识关联,实现跨领域的知识耦合,不断拓展技术领域边界,促使研发活动延伸至更为前沿的技术领域,继而实现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因此,依托数字经济发展,不同技术领域的知识溢出实现彼此渗透组合、迁移重构,促使企业突破现有的研发路径与知识积累,加速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

  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技术创新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表现为驱动国内部门竞争并逐步攀升至全球价值链上游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的发展路径。各产业部门技术创新投入的增加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从而在产品的数量、价格以及差异化竞争中获取优势,推动创新成果应用贯穿于全球价值链攀升中的价值增值环节,为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注入新动力。假说1: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增强技术创新与成果转化能力,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

  (二)“资源配置效率”渠道

  随着数字经济向国民经济各领域的持续渗透与深度融合,有效推动企业组织优化、市场的、结构变革以及制度适配调整,并从资源搜寻与资源利用双维度提升资源整体的配置效率。资源搜寻阶段中,数字经济发展依托数字技术的迭代革新衍生出多样性的数字化平台服务,深刻改变市场主体的资源结构配置与传统企业的信息搜寻模式。

  通过汇聚、协调、处理异质性资源需求信息,逐步消弭要素配置领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促使要素供需双方即时高效地掌握彼此的真实需求,打破生产要素的流动性障碍并有效推动资源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在降低资源错配概率的同时增强资源配置的利用率(刘超、李月,2020),实现社会经济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并成为全球价值链向高端攀升的重要基础。资源利用阶段中,数字经济发展促使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并直接参与生产,依托开放共享与高效利用的数据资源获取市场消费趋势、产品改进方向、生产定制需求等有效信息,大幅提升数据信息资源的边际产出。

  国际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与合理配置,加剧了外部高端竞争要素对内部低端闲置要素的激励升级,借助数字经济发展在全球价值链资源配置领域的溢出效应更是为处于数字经济发展劣势的经济体及其国内企业提供学习与创新的可能,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攀升。

  基于此,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协调资源配置信息、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优化资源配置组合并最终实现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驱动全球价值链向上游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嵌入。假说2: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协调资源配置信息、优化资源配置组合、增强资源配置利用率,进而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有效促进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

  (三)制度质量调节效应

  制度质量差异是影响一国(地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良好的制度质量能够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营商环境、减少企业运营过程中的贸易摩擦与交易成本,提升企业的生产管理效率,从而加速资本积累与技术扩散,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向上游高附加值环节攀升的重要影响因素(戴翔、郑岚,2015)。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数字技术创新与数据跨境流动的双重特征重塑着价值链的空间布局、生产长度与治理模式,同时强调以制度完善为目标,对制度政策设计与制度环境保障提出更高的适配性要求。

  比如,规范完整的契约设计有助于削弱研发创新与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降低企业被“敲竹杠”的风险,有效保障企业获取国际知识溢出,巩固其在国际生产分工中的竞争力;日趋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研发支持体系有助于保障数字化平台的资源汇聚与开源创新,降低价值链的协调成本,缩短数字经济向传统产业渗透的经济距离和价值链长度;高效严格的审查监管机制与数据隐私保护有助于增强外商对高技术领域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持续强化数字经济渗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的驱动影响,重构价值链治理结构新模式。

  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不同经济体制度质量差异明显,即使同一经济体在不同制度质量阶段产生的影响也相距甚远。制度质量较低的国家(地区)依托低成本劳动力与低价格资源禀赋优势吸引发达经济体中间产品加工转移,通过直接代工或承接外包等形式低端嵌入国际生产价值链,随着数字经济的持续渗透,促使其中间产品产能相对规模的显著提升,甚至成为某些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发包者,推动其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的提升。

  制度质量较高的国家(地区)则凭借相对规范的契约执行质量、知识产权保护以及投资法律保障等为数字经济驱动全球价值链获取知识技术溢出、高技能劳动力以及技术创新支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极大地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持续拓展,分工环节不断向高端攀升。基于此,制度质量越完善的经济体越能够有效削弱市场的“扭曲效应”,当制度质量跨越一定的门限时,越有助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推动国家行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嵌入。

  三、研究设计

  (一)行业数字经济渗透

  本文采用综合指数编制法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环境与国家数字竞争强度三个维度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参照“行业数字强度”分类(Calvinoetal.,2018)核算行业数字化比率,进而对全球价值链分工框架下不同经济体行业数字经济渗透的综合水平及其不同维度进行较为全面且准确的测度,尝试性解决由于数字经济渗透复杂性与数据指标获取低粒度等造成的核算难题。

  1.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基于对数字经济内涵特征的准确把握与数据可获得性的综合考虑,选择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环境和国家数字竞争强度三个维度构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

  依托于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测度体系,本文筛选并整理了42个世界主要经济体②2007~2014年的数据,基于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三个特征值大于1且反映83%数据信息量的主成分,以三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核算二级指标权重,一级指标权重为其所包含的二级指标权重之和。经数据标准化后得到国家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技术创新环境和国家数字竞争强度三个维度的具体数值,以期全面衡量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2.行业数字化比率。本文参考Calvinoetal.(2018)通过对ICT产业投资、ICT中间产品采购、机器人利用率、ICT专家与在线销售等不同维度的加权平均,结合“全球”分类法得到“行业数字强度”的分类结果,依照国际标准行业分类(ISICRev.4)筛选出具备中高数字强度的具体行业并将其匹配至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③。

  综合利用投入产出法核算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各行业使用“中高数字强度行业”的中间投入占该行业总投入的比值,即行业数字化比率,反映出不同国家、行业对数字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投入产出法细分为直接消耗系数法和完全消耗系数法。基于直接消耗系数法测算的行业数字化比率为单一经济体内某一生产部门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要“中高数字强度行业”的直接投入数量。

  (二)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的测度

  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Upstream,Up)是衡量全球价值链生产位置与产业结构复杂程度的重要指标(倪红福,2019)。行业上游度是通过量化全球价值链上不同行业从初始要素投入到最终消费所经历的生产阶段数,利用每个生产阶段内行业中间投入与最终投入增加值引致的行业总产出为权重,核算价值链上不同生产阶段到最终需求的生产阶段数的加权平均值(Fally,2012;Antràs&Davin,2012)。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报告了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为仅引入核心解释变量(MDEIc)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行业数字经济渗透的估计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初步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有效推动一国行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

  第(2)列回归结果显示,在引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国家、行业和时间固定效应后,数字经济发展依然保持对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的显著正向影响,再次验证行业数字经济渗透综合水平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

  第(3)~(5)列分别考察了行业数字经济渗透的三个不同维度 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MDEI_di)、国家数字竞争强度(MDEI_ci)和数字技术创新环境(MDEI_ie)三个维度均显著正向促进一国行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高附加值生产环节嵌入且影响程度依次递减。基准回归结果与半参数估计检验的初步观察保持一致,证实了结论的可靠性。

  (二)稳健性检验⑤

  1.核心变量替换。本文使用非等间距的行业上游度(Upiv)替换被解释变量,使用基于直接消耗系数法核算的行业数字经济渗透(MDEId)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结果显示,行业数字经济渗透的估计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验证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2.内生性处理。本文借鉴黄群慧等(2019)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方法,采用世界主要经济体1984年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经济渗透的工具变量。其内在逻辑为数字经济渗透所依托的现代信息网络是历史电信基础设施与行业通讯使用习惯的延续发展,即历史上固定电话普及率较高的地区也极有可能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固定电话数量使用频率对当前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的直接影响微乎其微,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与排他性要求。

  为避免不随时间变化的工具变量在面板数据模型中的使用,参考Nunn&Qian(2014)的处理方法,构造各经济体1984年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行业数字研发投入(随时间变化)的交互项进行2SLS回归,行业数字研发投入以各行业总投入中光电技术、邮政电信等数字产业化部门⑥(杨慧梅、江璐,2021)的投入占比与各国总研发投入的乘积表示。

  五、制度质量、行业数字经济渗透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

  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速对传统国民经济行业的持续渗透与深度融合,其中技术创新的集聚转化与资源要素的协调配置等均对制度质量的层次匹配具备较高的要求和敏感性(戴翔、刘梦,2018)。因此,制度质量改善能否强化数字经济的渗透影响并有效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攀升的驱动作用?本文通过构建交互模型与门槛效应模型进一步分析制度质量、行业数字经济渗透与全球价值链上游度之间的关系。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07~2014年42个国家56个行业的跨国跨行业面板数据,通过测算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分“行业数字强度”构建行业数字经济渗透指标,客观评估不同国家行业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依赖程度,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理,同时对制度质量的调节效应进行了重点分析。主要研究结论为:

  第一,数字经济发展不同维度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具备显著促进作用,数字基础设施保障、国家数字竞争强度与数字技术创新环境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提升作用依次递减。第二,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增强技术创新能力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双渠道有效驱动一国行业全球价值链行业上游度向高端攀升。第三,制度质量越完善越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提升的驱动影响,当制度质量改善跨越一定的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发展对全球价值链上游度的正向调节效用得到大幅增强。

  本文研究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相关政策制定提供较为明晰的政策启示。

  首先,加快知识性创新生产要素积累,巩固数字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比较优势。中国企业应采用更加积极的姿态嵌入全球价值链,依托上下游产业联动高效整合利用全球知识性创新资本与科技资源,充分借助国际知识与技术外溢驱动自身数字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而巩固在全球价值链贸易中的比较优势。

  其次,营造良好制度质量保障环境,强化数字经济有效渗透。数字经济发展对制度质量的适配性高度敏感,中国作为具备庞大数字经济规模的新兴经济体,应以改善制度质量保障环境为目标,构筑合理规范的数字贸易规则与便捷高效的数字监管体系,从而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对国民经济行业的有效渗透,驱动全球价值链上游度向高附加值环节攀升。

  最后,积极参与多边数字贸易规则谈判,增强数字贸易规则“中国方案”的影响力。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应结合“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需求,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构建公平竞争和互利共赢的国际协作新机制,不断扩大数字贸易规则体制“中国方案”的影响力与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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