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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跨区域整合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空间效应

发布时间:2022-02-22 10:5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研究基于20012018年间中国上市企业所发起和完成的股权交易在县域层面的聚合,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跨域区整合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效应。实证研究表明:首先,从空间特征来看,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企业跨域区整合能够

  [摘要]研究基于2001—2018年间中国上市企业所发起和完成的股权交易在县域层面的聚合,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跨域区整合对县域经济增长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效应。实证研究表明:首先,从空间特征来看,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企业跨域区整合能够为县域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些尚未完成的整合行动也具有溢出效应,这为以吸引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作为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策略提供了实证支持;其次,从贫困县的样本检验来看,单纯依靠企业的跨区域整合难以有效激发当地的经济增长,研究结论支持了政府脱贫攻坚等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从区域空间分布上来看,企业的跨区域整合仍然具有从西部向东部逐次递增的梯度效应,从整合效果来看中东部地区有更明显的区域经济带动作用。本研究能够为企业充分运用“内循环”发展契机以及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提供有益的支持。

  [关键词]企业;整合;县域经济;空间效应

跨区域整合发展

  一、引言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提高发展活力,已经成为新时代解决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的重大决策部署。由于中国县域覆盖面广、产业嵌入程度深,在国民经济结构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县域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崭新的契机:一方面,外向型经济由于市场条件的急剧变化,使得原有发展路径出现停滞或萎缩,需要转向“内循环”,用以开拓新的市场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另一方面,新技术的应用降低了企业的相对经营成本,这就使得以前不具备经济性的商业活动呈现出新的价值和潜力。

  据赛迪工 业和信息化研究院发布的《2020中国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指出,“投资拉动增长,工业支撑发展”仍是县域经济提振的主要动能,从细分来看以百强县为代表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作用开始逐渐下降,经济发展动能正呈现出迭代和更新的特征。在新的经济格局下,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最具活力的主体,其经营方式和发展模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企业所能调动的资源和覆盖的范围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聚集和溢出效应能够较强地影响区域的经济发展。例如在一些地区的政府招商引资工作中,将能否在当地引入产业行业龙头或独角兽企业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和考核标准。

  那么分析企业跨区域整合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动能转变和影响机制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有助于回答如下一系列问题:企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其所发挥的实际效果如何,特别是在跨区域的整合过程中是否存在地区效应的异质性和空间关联性?从以往经验来看,企业能否充分把握“内循环”所提供的发展契机,并为区域经济注入活力?为此本文以2001—2018年间12280个县级年度—个体的面板数据,从企业跨区域整合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提出企业跨区域整合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效应,并进一步检验这一过程中所表现的区域异质性和空间相关性。本研究能够为企业在“双循环”格局下开展“内循环”整合业务提供机制梳理,为政府决策部门引入优质要素资源、市场机会以及管理经验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文献综述

  县域是中国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理论与实践当中的重要议题,相关文献围绕基础设施建设(李新光等,2018[1])、金融要素支持(高远东等,2021[2])、治理模式转变(史云贵等,2021[3]),以及脱贫攻坚(殷江滨等,2021[4])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其固有的特征和约束: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在区域空间层面上和产业比重中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性尤为突出,区域间的发展方式受制于客观条件而不尽相同。区域融合在高水平协调区呈现中心极化特征,而在低水平协调区呈现一定程度的地域锁定(张珊等,2020[5])。

  沿海地区县域由于能够更好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中,其发展得益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进而相较于内陆县域往往能够更容易利用好“外循环”的优势。然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地位的转变,这些优势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和更迭,需要通过“内循环”和“外循环”的相互融合来构建新的增长动能。另一方面,县域经济发展中面临资源匮乏、市场分割、经济规模和管理经验不足等综合因素的多重考验。胡雪瑶等(2019)[6]以甘肃省为例研究发现,县域经济发展活力呈现显著的地域分异特征,其发展水平和空间差异涉及内容广泛,资源要素、经济基础、市场规模,以及产业支撑力等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要素的综合影响形成了各地区不同的发展路径。

  徐灿等(2021)[7]的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政策能够有效改善当地的融资环境和第二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援派干部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对贫困县域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反映出除了资源条件的约束之外,县域经济发展中还面临较大的人才与经营能力约束的问题。从宏观要素层面来看,县域经济的发展以产业发展作为支撑,要素的引入是激活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孟祥慧等(2020)[8]通过地方夜间灯光亮度的证据,发现人力资本配置比例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呈现出非线性关系,要素的配比对地方经济发展所呈现的差异提供了较好的解释。

  同时,曾冰(2020)[9]对县域空间交界的研究发现,边界效应在县域经济发展上表现明显,劳动和资本的投入易集中于热点地区,而政府的作用一方面随着与中心区域距离的增加而递减,另一方面在省际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刘智勇等(2018)[10]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结构能够影响地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相对于存量因素而言,结构的高级化能够更好地解释东中西部地区的差异。从微观动力层面来看,创新创业活动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外部推动力。

  王雨(2021)[11]对江苏农村电商创新发展的研究发现,依托天猫、淘宝、拼多多等电商应用所带来的创业创新活动极为活跃,正在通过创新“触网”推动传统农业产业向现代化、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产业迭代升级。何晓斌等(2021)[12]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检验了政府支持对返乡创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指出返乡创业中所涵盖的对市场信息的应用、对经营风险的分担,以及对社会资本的有效利用是经营活动得以开展和持续的重要环节,亦是实现农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可见,创新创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之一在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企业跨区域整合的动因来源于市场、技术以及资源的获取和构建,其实质为县域经济发展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专业的管理经验,带动内部经营机制的转变。

  颜培霞(2021)[13]将之归纳为市场扩张、功能聚集与模式创新三大动力机制。总体而言,虽然现有研究已较为丰富,但仍然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首先,已有关于县域经济以及乡村振兴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投资拉动和政策引导扶持等方面,针对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关注于个体农户或某区域内典型案例的发展模式转变与创新的问题的讨论,而暂时忽略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经营主体在跨区域层面上进行整合所带来的发展契机和机制的解析。

  其次,在关注驱动因素方面,较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政府政策的带动和引导上,例如通过精准扶贫、定点帮扶等政策的作用突破贫困陷阱,而较少考察在政策帮扶下县域经济发展有所积累后,通过市场机制的实现所带来的持续性作用,特别是市场发展中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活动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例如发展模式和发展动能由资本和资源驱动向创新赋能的发展模式进行的转变。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由于受到数据可得性的约束,已有研究大多使用省级经济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或是使用个别省份和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进行研究,而缺乏在较大区域范围覆盖下的针对企业整合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大样本研究。由于企业是市场经济中基础的经济组织形式和增长动力,跨区域整合存在生产规模的累积效应、结构优化的升级效应以及区域发展的带动效应等,所以本文既希望能够覆盖较大的区域范围,又能够着落于企业跨区域整合的视角展开研究,进而呈现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相互促进与融合。

  三、理论分析

  在市场进入和跨区域整合理论中,外来者劣势的概念最早被广泛应用于跨国研究当中,这是由于在传统西方主导的理论中,其所研究对象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绝对面积较小,致使其核心构念建立在跨越国家边界之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疆域幅员辽阔,无论是气候差异还是文化差异均非常明显,例如胡焕庸线的提出,不但指出了中国由于区域自然条件不同所形成的人口密度分布的规律,同时也映射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亦有研究发现,以秦岭淮河流域为界,由于长期历史的耕种条件和生产组织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南北具有显著差异的文化倾向、信任机制和社会关系(Gelfandetal.,2011[14])。以此,在针对中国企业跨区域整合的相关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企业在中国国内的跨区域经营活动所面临的挑战并不低于跨境经营活动,他们均面临较大的来自地区语言、文化,以及商务交往惯例等方面的考验。

  所以企业在国内的跨区域扩张和整合大多仍然可以遵循渐进性市场进入的逻辑,随着这一经营过程的开展,一方面表现为企业的业务范围往往以母公司的主营地为起始点,逐渐依次向更远距离的区域进行扩张;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组织形式由单一模式向多层次复杂业务模式进行转变。例如,企业跨区域整合的动因主要来源于市场寻求和技术获取,但在整合的最初阶段,业务的开展仍然大多依赖于母公司的持续性资源输出,需等待投资或被整合企业竣工试运行且最终达到正常投产水平后,方能反向为母公司提供支持,或直接替代母公司的部分功能而与其他经营主体开展业务活动,故而企业的跨区域整合活动既表现为对投资区域当地的直接经济带动作用,亦可为周边地区产生辐射效应。

  企业的跨区域资源整合与市场分割亦具有多重关系。市场分割本身为企业在区域市场内开展经营既提供了机会,但也可能限制企业和地区经济的增长。能力较弱的企业以市场分割作为排除市场进入者的屏障,同时为一定程度的超额收益提供支撑;而能力较高的企业则更倾向于积极应对市场分割的阻碍,进而具有更强的企业扩张动机,特别是当跨区域资源在不同市场间流动变得有利可图时,那些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往往率先开展跨区域整合行动,以便获得更具经济效益的资源、技术和市场份额。

  与此同时,企业组织内资源所包含的物资、人力、财务,以及经营管理的能力,能够随着企业的跨域区投资流转到其他区域,进而产生溢出效应。这也是为何地方政府往往对引入的优质企业提供优惠条件,从互利共赢的角度来看,这一方面能够为企业跨区域整合提供便利条件,降低实际经营成本,同时能够为当地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或直接引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可以预见,企业跨区域整合与区域经济发展间具有互补效应和先动优势,并且呈现出梯度转移的特征,即东部沿海地区企业向内陆地区的投资整合往往集中于资源获取型业务,中西部地区吸引东部地区投资则主要集中于先进生产技术和高效的经营组织方式的吸收,这表现为在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的时期,中西部地区输出了大量劳动力,而中西部地区在最近几年开始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转移。综上所述,企业跨区域整合具有明显的经济带动作用,通过资源、技术以及管理能力的输出与承接表现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聚集和扩散的特征。

  四、模型设定与描述性分析

  本文使用2001—2018年间中国上市企业所发起和完成的股权交易在县域层面的聚合,以反映企业的跨区域整合情况,其中根据交易进展信息划分为已完成交易和未完成交易,并以当地县域第一二产业的增加值,反映当年该县的经济发展状况。参考黄志平(2018)[15]和冯林等(2016)[16]的研究,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1)以县域行政区域中单位面积平方公里的固定资产投资衡量当地的基础建设投入情况;(2)以县域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除以年末总人口,衡量当地的公共支出情况;(3)以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占当地当年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其产业规模化程度;(4)用当年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当地整体投资水平;(5)用当年居民储蓄存款余额除以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当地经济基础;(6)以当年第一二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衡量当地产业结构。企业股权交易数据和县域经济发展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部分数据缺失严重的观测样本未纳入实证分析模型,对于经济指标中某一时期部分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并对适用于对数化的指标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共计获得12708个年度—个体观察值。

  五、实证结果

  为了检验各县域地区内的企业跨区域整合与县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是否适合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本文分别对企业跨区域整合与县域经济发展是否存在全局和局部自相关性进行检验。从县域经济角度的发展来看,2001年和2018年的Moran'sI局部散点分布,其数值主要位于第一象限和第三象限内,表明县域经济呈现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特征,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从区域分布的角度来看,至2018年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向第一象限迁移,表明县域经济的空间效益得以加强。

  由于空间计量模型的点估计结果并不能解释变量的边际作用,因此需要在回归结果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估计各解释变量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而解释变量的作用效果差异和空间溢出效应。从基于全样本的空间杜宾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基础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间接效应为负且在10%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基础建设能够直接拉动本县域内的经济发展,但对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虹吸效应。公共支出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说明从整体上看各县均加强了公共支出方面的投入,且主要目的并非一味地追求经济发展目标,还兼具了更多社会福利的考虑。

  产业规模的直接效应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间接效应为正且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的要求,说明产业规模一般反映出本地区的产业基础,能够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不明显。投资水平的直接效应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间接效应为正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的要求,这说明各地区已有较高的投资力度,区域内存在冗余而区域间则未形成溢出效应。

  储蓄水平的总效应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直接效应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间接效应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当地的储蓄并未提升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但对其他地区具有溢出效应。产业结构的直接效应为负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间接效应为负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的要求,表明整体而言县域内的产业结构调整仍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有待解决的问题,而其对周边地区的效应还依赖其他地区的产业情况。在控制了以上指标之后,对企业跨区域整合效应的检验结果分析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企业已完成的跨区域整合的直接效应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其间接效应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当企业在某一地区开展跨区域间整合时,能够有效带动当地的资源利用效率,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能够为周边地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第二,企业未完成的跨区域整合的直接效应为正,但未达到显著性水平的要求,其间接效应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总效应为正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明企业的跨区域整合对县域经济的发展存在回馈效应,即由于企业整合受制于其他因素未能完成,故对本区域暂未形成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由于溢出效应的存在,使得跨区域整合的总体促进效应仍然是正向显著的,这也凸显了那些能够影响企业跨区域整合是否完成的因素的关键作用。

  第三,在考虑到空间相关性后,无论是企业已完成的整合行为还是未完成的整合行为,其直接效应的估计结果虽然都为正,但均未达到显著性的要求,这表明在贫困地区依靠企业为经营主体的市场经济活动,仍然受制于当地相对落后的整体经济条件,而较难形成对该区域经济活力整体的激发效应,故而体现出其他非市场政策和行动,如政府主导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资源调配的脱贫攻坚和定点帮扶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企业跨区域整合对于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效果,基于中国上市企业所发起和完成的股权交易在县域层面的聚合,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跨域区整合对于县域经济增长的地区异质性和空间效应。实证研究表明,从空间特征来看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企业跨域区整合能够为县域经济的发展发挥促进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即便是那些尚未完成的整合行动也能够产生区域间溢出效应。

  同时在区域空间分布上来看,企业的跨区域整合仍然具有从西部向东部延展的梯度效应,企业在中东部地区有更明显的区域经济带动作用。上述研究表明企业跨区域整合可以成为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并且在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推动经济发展上具有更高的效率,需在考虑到空间效应作用机制中,探索有利于形成新的发展动能和发展模式的创新。本研究在新经济发展情境中具有以下启示和意义:

  第一,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行政区划发展特征,企业的跨区域整合能够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动能。受市场调节机制的影响,优秀的企业往往能够成为跨区域发展的先驱,通过有效发掘和利用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资源要素实现经济增长,这就使得企业在跨区域整合过程中,能够成为资源要素导入、商业模式重塑,以及管理经验传递的有效途径,进而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空间与功能的互补,突破县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第二,充分发挥和调动“双循环”中的有效供给与需求,在全局性上需要投资强度与投资质量上达到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激发水平;在局部性上则依赖于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动力,以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同时技术、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具有明显的积累效应,亦是企业跨区域整合过程中不应忽视的关键要素。

  第三,深化对企业跨区域整合现状的认识,优化顶层设计,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空间;结合县域具体区域情况,依托具有带动性和辐射性的城市或城市群,拓宽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多样性和层次性,通过专业化市场与企业的联动发展,增强县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实现新经济格局下县域经济发展动能的转换与革新。

  [参考文献]

  [1]李新光,黄安民.高铁对县域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以福建省为例[J].地理科学,2018,38(2):233-241.

  [2]高远东,李卉,宫梦瑶.金融支持、社会资本与农民合作社的辐射带动能力[J].农村经济,2021(4):78-86.

  [3]史云贵,倪端梅.县域绿色治理的概念内涵、运行模型与路径创新[J].思想战线,2021,47(4):154-163.

  [4]殷江滨,李尚谦,姜磊,等.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J].地理学报,2021,76(6):1471-1488.

  [5]张珊,查小春,刘恺云.地形起伏特征对汉中市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格局影响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42(8):138-148.

  [6]胡雪瑶,张子龙,陈兴鹏,等.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差异和影响因素的地理探测——以甘肃省为例[J].地理研究,2019,38(4):772-783.

  [7]徐灿,高洪波.精准扶贫政策效应评价——基于双重差分法的实证[J].统计与决策,2021,37(5):20-24.

  [8]孟祥慧,杨飞虎.城乡间人力资本差距与经济发展不均衡——来自地方夜间灯光亮度的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2020(8):170-179.

  [9]曾冰.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的湘鄂赣省际交界区县域经济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J].地理科学,2020,40(6):900-907.

  [10]刘智勇,李海峥,胡永远,等.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与经济增长——兼论东中西部地区差距的形成和缩小[J].经济研究,2018,53(3):50-63.

  作者:李德辉,揭筱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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