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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下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版

发布时间:2022-03-07 11:04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生态文学创作热潮,生态文学这一新的文学门类开始在我国图书市场崭露头角。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不少优质生态文学作品。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短视频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冲击

  [摘要]20世纪70年代末,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和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生态文学创作热潮,生态文学这一新的文学门类开始在我国图书市场崭露头角。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图书市场上出现了不少优质生态文学作品。然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短视频等新型娱乐方式的冲击,近年来生态文学市场渐趋衰落。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使得生态文学再次被大众所关注。作为出版人,我们要紧跟政策形势,重视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版工作:一方面要进一步挖掘旧版经典生态文学作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另一方面要具备全球视野,重视我国原创生态文学作品的开发,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传播。

  [关键词]生态文学;生物多样性;策划与出版

生物多样性

  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日益凸显,催生一系列呼吁关注生态、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优秀生态文学作品。以19世纪50年代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的出版为标志,生态文学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开始出现于较早进行工业革命的发达国家,继而缓慢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出现以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为代表的具有世界生态文学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作品,自此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生态文学创作热潮。最终,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其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我国落地开花。

  这一时期,生态意识觉醒的作家们怀着满腔热情投入生态文学创作,陆续创作了包括长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等多种体裁的生态文学作品[1],使得这一新的文学形式开始进入大众视野。如今,经过40多年的发展,国内出现了以徐刚、张炜、姜戎、郭雪波等为代表的生态文学作家,并出版了各自的生态文学代表作。诸如《狼图腾》之类的生态文学作品,更是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然而,生态文学作为一种较新的文学形式,至今仍没能得到读者的足够关注。

  如今,随着生态问题日益突出,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剧恶化,如2021年北方多座城市的强降雨,以及这两年来给人民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冲击的新冠肺炎疫情,无不体现这一矛盾的紧迫性,保护生态环境已刻不容缓。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指出:“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为人类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产生活必需品、健康安全的生态环境和独特别致的景观文化……切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该文件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保护生态环境的决心和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也将生态文学这一话题再次引入大众视野。作为新时代的出版人,我们要紧跟政策形势,做好党的政策的宣传落实工作,扛起引导舆论及出版风向的大旗,重视生态文学作品的策划与出版。在此,笔者仅从策划、出版角度探讨国内生态文学作品出版概况、存在的问题,以及作为出版人,在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版方面,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一、国内生态文学作品出版概况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一批已在世界文坛备受瞩目的生态文学名作被陆续译介至国内。以1979年《寂静的春天》的译介出版为起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国内掀起了一股译介出版的热潮,陆续译介出版了包括《瓦尔登湖》《沙乡年鉴》《敬畏生命》《草叶集》等在内的优秀生态文学著作,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生态思想的觉醒及生态文学思潮的兴起[2]。

  这一时期,生态意识觉醒的中国作家也开始积极参与生态文学的创作,我国图书市场涌现了一批原创生态文学作品,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徐刚的《伐木者,醒来!》和《江河并非万古流》、李青松的《最后的种群》和《遥远的虎啸》、王志安的《悲壮的森林》等。与此同时,国内还出现了诸多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丛书,如中国和平出版社的“人与动物系列丛书”,中国工人出版社的“生态文学图文作品系列”,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的“蓝天绿地丛书”,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的“人与自然丛书”等[3]。

  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关注生态文学的作者越来越多,国内的生态文学创作进入了繁荣阶段,如贾平凹的《怀念狼》、姜戎的《狼图腾》、郭雪波的《大漠狼孩》、叶光岑的《老虎大福》、李娟的《我的阿泰勒》、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等,都是这一时期出版的生态文学著作。

  这些作品不仅取得了文学创作上的成功,而且获得了读者的极大关注。这一时期,仍有众多优质的外国生态文学作品被译介至国内,如安妮·狄勒德的《汀克溪畔的朝圣者》、玛丽·奥斯汀的《无界之地》和《少雨的土地》、亨利·贝斯顿的《遥远的房屋》、爱德华·阿比的《孤独的沙漠》、帕特里克·斯文松的《鳗鱼的旅行》、亚当·尼科尔森的《海鸟的哭泣》等。

  然而这些作品在中国图书市场上的影响力均不如在20世纪引进的该类经典文学作品。总的来看,20世纪的最后20年,因为国内的生态文学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更有影响力、更受关注的主要是那些已经过时间和读者检验的外国生态文学著作,国内作者的原创生态文学作品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大多仍局限于纯文学领域,在大众读者市场的认知度不高。到了21世纪,随着我国生态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出现了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优质作品,我国原创生态文学作品的市场份额明显变大,而与此同时,国外却很少再出现如《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这样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的经典生态文学作品。

  二、国内生态文学作品出版存在的问题

  (一)精品有限,读者关注度不够,生态文学市场份额较小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生态文学作品的出版取得过突出成就,然而从整体来看,生态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门类,其在图书市场依然是一个不太受读者关注的小众领域。除了《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狼图腾》《我的阿泰勒》等少数精品力作一版再版,其他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品大多叫好不叫座,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十分有限。

  例如,徐刚曾被誉为“中国的蕾切尔·卡森”,其著作《伐木者,醒来!》作为中国生态文学的代表作,经常被与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然而在中国的图书市场中,《伐木者,醒来!》不仅没能占据多少市场份额,而且几乎已绝版。如上文所提及的“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等系列丛书也未能突破困局,影响力十分微弱。再加上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兴起及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文学作品的出版市场受到巨大冲击,生态文学作为一个较小的分支,也受到了影响,其无论是读者关注度,还是实际市场份额,都在持续减少。

  (二)版权引进多,输出少我国的生态文学最早是受西方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与西方的生态文学发展密切呼应,这其中重要的一环,即西方经典生态文学作品在我国的译介出版。这决定了我国的生态文学作品市场在初期以引进作品为主。

  然而,经过了40余年的发展,纵观我国的生态文学作品市场,引进版权的图书所占比例仍十分可观,而能够实现版权输出的图书却寥寥无几。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尚处于起步和学习阶段,不具备版权输出的条件和机会,那么进入21世纪后,我国的生态文学创作进入繁荣期,涌现了一批专注于生态文学创作的作家,理应具有版权输出的能力和底气。然而,在这一方面我国目前仍未能实现较大突破。此外,我国目前已实现版权输出的生态文学作品也存在题材狭窄,在国外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以及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持续性等情况[4]。

  (三)生态文学作品大多基调沉郁,以批判为主,市场接受度不高生态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批判意识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反思,不同于我国由来已久的以基调平和、歌咏自然为主的自然文学传统。著名生态文学作家李青松说:“生态文学关注的不是自然本身,也不是自然背景中的人,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自然对人的物质和精神影响,与人对自然的认识态度和行为。

  强调人的责任和担当。”近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致力于传播生态理念,试图用手中的笔唤醒沉睡的大众的生态文学作家们在行诸笔端时,往往表现得“爱之深,责之切”。为了突出生态问题的严重性和改善环境的紧迫性,他们的作品大多基调悲伤、愤怒,以对人类破坏行径的谴责为主,不知不觉将人架到了自然的对立面,而忽略了“生态文学应有的恢宏气度、诗意气质”,以及生态问题、人类活动及人性的复杂性。这一方面使得生态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存在一定的局限,另一方面也导致此类作品的市场接受度不高,以及读者对此类题材的天然抗拒。

  三、生态文学作品的策划与出版思路

  (一)进一步挖掘旧版经典生态文学作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

  1949年,《瓦尔登湖》首次被译介至中国,译名为《华尔腾》,虽然由著名作家徐迟翻译,但是在当时其并未引起多大反响。直到1982年,伴随着我国的生态文学译介掀起热潮,徐迟又对其进行了精心修订,并将其改名为《瓦尔登湖》在译林出版社重新出版,这一经典作品才真正进入大众视野,获得广泛关注。此后,国内多家老牌知名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种译本的《瓦尔登湖》,部分节选也陆续被收入各类散文集、名作赏析等,其在中国图书市场获得了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与此类似,在中国图书市场中还有一部分生态文学经典作品因为译介时机、出版形式等问题,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些作品大多已在国际图书市场上拥有较高的认可度,并引起巨大反响,在生态文学研究领域一再被提及,但在中国图书市场几乎不为人所知。如今,随着环境议题越来越受大众关注,在生态文学译作市场式微、缺少大家名著的情况下,进一步挖掘这些旧版经典作品,使其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成为一个值得我们尝试的出版思路。

  以加拿大作家法利·莫厄特为例,他一生共发表近50部作品,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总销量达到1700万册,是近代以来无法被忽视的重要生态文学作家。他的代表作《与狼共度》(NeverCryWolf)被翻译成俄语在苏联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公众对捕狼行为的愤怒最终促使政府出台了禁止捕杀狼的行政命令。他的《被捕杀的困鲸》(AWhaleforthekilling)梳理了近几个世纪以来的捕鲸史,控诉了工业时代人的异化与危机,不仅被反捕鲸组织奉为经典,而且还被改编成电影在欧美上映,引起巨大轰动。

  然而遗憾的是,如今在中国的大众图书市场领域,法利·莫厄特几乎不为人所知。因此,重新译介法利·莫厄特的作品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2020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到负责法利·莫厄特身后版权事宜的基金会,向对方申请在中国重新出版法利·莫厄特的四本经典著作—《被捕杀的困鲸》《与狼共度》《鹿之民》《屠海》,并成功获得授权。此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又联系到一支专业的翻译团队,对四本书进行精心重译。

  2021年6月,《被捕杀的困鲸》的译作《鲸之殇》面市后获得极大的关注度,入选近十个好书榜,并荣获2021第二届“坪山自然博物图书奖”入围奖。2022年,法利·莫厄特的其他三本著作也将陆续面市,我们期待这位世界级的作家在中国图书市场被读者重新认识和关注。

  (二)重视原创作品开发,致力于我国优秀生态文学作品在世界范围的传播

  图书市场归根结底是人的市场。引进版权作品大多与中国的国情、自然环境、文化之间有着天然的鸿沟与距离,最能打动中国读者的作品还应是中国作家讲述的中国故事。

  作为新时代出版人,我们要重视原创作品的开发,多挖掘国内优质作者,尽可能地推出具有高度创新性、艺术性,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符合我国国情的生态文学作品。具体到实际上,我们应摒弃基调沉郁、以批判为主的作品,挖掘既具有足够生态学、生物学知识储备,又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的优质作家,注重作品内容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复杂性、丰富性的分析和再现,注重对人性的深入刻画,以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刻联结。

  只有这样,生态文学才能够走出小众的领域,被广大读者所关注。此外,出版人作为连接作者与读者,甚至是连接国内图书市场与海外图书市场的桥梁,理应具备世界眼光与版权输出意识,并自觉承担起作为桥梁的责任。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虽然生态文学的创作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但是我国的生态理念却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是老子的智慧。“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是孟子的智慧。几千年来,我国劳动人民一直保持这些优良的传统。近年来,国家在各个层面不断出台政策,致力于将生态保护落到实处,这其中有许多值得讲述的故事和可以吸取的历史经验。作为出版人,我们要善于挖掘这类原创内容,并致力于讲好中国生态故事,促进我国先进生态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参考文献]

  [1]黄先贵.中国生态文学的现状与问题[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9.

  [2]张志国.经典欧美生态文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概况[J].山东青年,2016(05):106-107.

  [3]杨剑龙,周旭峰.论中国当代生态文学创作[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2):38-43.

  [4]朱鸿祥.中国现当代生态文学作品译介20年评述(1997—2016)[J].北方文学,2017(23):34.

  作者:张 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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