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图书文化外交70年的回顾与思考

发布时间：2019-06-28 17:27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图书成为当代国际外交的重要工具，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前30年，中国对外输出的书刊成功地传播了中国革命胜利经验并塑造新中国形象，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在后40年，中国图书的外交方式更加多样，仍然肩负着提高

　　摘要：图书成为当代国际外交的重要工具，在新中国70年的发展历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前30年，中国对外输出的书刊成功地传播了中国革命胜利经验并塑造新中国形象，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在后40年，中国图书的外交方式更加多样，仍然肩负着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使命。当前，我国图书外交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挥，需要在对外出版模式上进行创新，加大对外赠送图书的力度，加强海外图书馆的建设。

　　关键词：书籍传播;文化外交;图书赠送;海外图书馆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文化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凸现，文化外交(Culturaldiplomacy)成为国家重要的外交手段。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外交作为国家总体外交组成的一部分，为宣传中国革命和开拓新中国的外交局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文化外交在继续服务经济外交的同时，肩负着塑造中国形象、培育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增强国家认同感的重要使命。

　　美国在“二次大战”期间开始的对外图书援助，后来演变成美苏重要的冷战文化工具，从美国冷战时期实施的海外图书项目(OverseasBookProgram)看，围绕图书开展的文化外交主要是利用书刊文献开展各种宣传和活动项目，包括图书赠送、设立海外图书馆(信息中心和双边中心)、图书翻译出版、廉价图书出版、教科书项目和图书展览等[1]。图书带有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被认为是最具持久力的宣传方式和最有效的思想武器，在文化外交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1新中国前30年的图书文化外交

　　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国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封锁政策，中国国际书店于1949年12月1日成立，是新中国书刊海外传播的主体;外文出版社又于1952年成立，是我国主要的对外出版机构。

　　在前30年，中国采取与各国共产党、左派政党组织所属文化机构、书店建立中国书刊代销关系的办法，初步建立了遍及100多个国家的中国书刊发行网络。中国对外书刊发行采用了几种不同的贸易和结算方式：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采用的是政府间的记账贸易，结算通过双方国家银行进行;对西欧、北美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一直采用贸易方式;对广大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采用以免费赠送为主的非贸易方式，即使是贸易结算，书刊的价格仍然非常低廉，等同于赠送。

　　在前30年里，大部分期刊的海外发行采用贸易与非贸易两种办法。在1949—1958年的第一个10年间，大部分外文期刊是贸易发行，采取收费订阅。在1959—1978年的20年间，外文书刊对外发行不断增加，非贸易发行占据主导地位[2]170。《中国建设》《人民画报》《人民中国》是中国向国外发行量最大的三种外文期刊，这些外文期刊一律由航空邮寄，定价在当时的印度、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看来已经是一种倾销式的价格，即在很低的定价基础上再加50%的折扣，为东南亚、南亚当地的发行商创造了有利的经营条件，这显然是一种不计成本的非贸易发行方式[2]71。

　　中国对外发行的外文期刊还有《中国妇女》《中国文学》等。新中国在前30年主要以空运方式把书刊发行到世界各地。因此，在国际书店的费用支出中，邮递费用是最大的支出，1977年之前长期由国家财政核销，廉价销售乃至免费赠送成为中国图书向海外输出的法宝。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非洲、中东、拉美国家为摆脱西方殖民统治和国家独立而斗争，迫切需要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书籍。中国国际书店在非洲的书刊销售以订购方式进行，但实质是赠送，特别是在1966—1976年间，国际书店依据“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国外去”的对外发行方针，只要读者来信索要《中国建设》《人民画报》《人民中国》其中的任何一种，就同时赠阅其他两种刊物。斯瓦西里文《中国画报》最初定价为1个坦桑尼亚先令，等同于无偿赠送[3]。从1952年至1977年的26年间，中国书刊在中东、非洲大陆的累计销售约4000万册[2]83。在拉美地区各国，中国国际书店也采用“经济账为政治账服务”的书刊销售原则。

　　据统计，中国国际书店自1952年至1987年的36年间，向拉美地区31个国家和地区发行期刊、图书总数为49206862份，其中图书17375096册、期刊31831766份[2]134。中国国际书店除直接向海外输送书刊实物外，还鼓励海外友好机构翻译出版或翻印中国图书，内容无偿使用。如叙利亚大马士革出版社与中国国际书店一直保持友好联系，先后组织翻译《毛泽东选集》1—3卷、毛泽东著作单篇、《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10余种图书[2]89。

　　在拉美地区，多家出版社把中国图书翻译成西班牙文和葡萄牙文后出版。早在1952年智利就翻译出版了毛泽东的《论新民主主义》;乌拉圭共产党主办的人民联合出版社曾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等大量中国政治书籍，并向南美许多国家发行[4];古巴是美洲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曾大量翻译和翻印毛泽东著作。

　　前30年，中国以图书为斗争武器，成功突破了西方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封锁，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一股“学习中国”的思潮，并成功塑造了一个新中国的国家形象。据统计，自1949年至1988年的40年间，经中国国际书店向全世界180个国家发送的书刊数量达到12亿册(份)[2]106。从1958年至1988年的31年里，中国先后用43种外国文字出版了毛泽东著作3000多万册[2]161。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著作和中国政治理论读物大量发行到非洲和拉美各国，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努力，也是亚非拉国家人民学习中国革命成功经验的迫切需要。从东方的越南、印尼到中东的伊拉克、埃及，从非洲的加纳、埃塞俄比亚到拉美的古巴、哥伦比亚，席卷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使中国红色书刊走向世界。

　　2改革开放40年中国的图书文化外交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对外图书发行方式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国家财政补贴不断削减，非贸易发行逐步取消，全面转向自负盈亏的文化贸易。在对外发行方式转型的初期，中国对外图书无偿援助曾大幅减少。40年来，中国对外图书外交方式更加多样，除了无偿赠送图书，图书展览和对外合作出版蓬勃发展之外，新增了“海外文化中心”和孔子学院的教科书项目及赠书项目等。图书展览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就开展的项目。

　　由于前30年中国受到西方国家的封锁，图书的海外展览受到很大限制。近40年来，中国出版发行机构参与国际书展的次数越来越多，以中国国际图书公司为例，海外展览和展销成为该公司最主要的业务，在1988—2000年的13年间，参展亚洲地区书展117次[2]16;1978—1988年间，参加中东、非洲的国际书展、画展、艺术品展次数达400起[2]99;从1980—1988年，中国国际图书公司在拉美8个国家举办中国书展48起[2]132。

　　海外书展是中国出版物走向世界的展示平台，也为中国书刊找到了更多的读者和经销商。随着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获得认同，图书对外出版被提升到国家重大文化战略层面。中国先后启动了多个对外出版项目，1994年启动的“大中华文库”出版工程，至今已出版英、法、俄、西班牙、阿、德、日、韩8种文字版142种图书。

　　2006年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截至2016年底，已同美国等71个国家的603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2676项，涉及图书2973种，文版47个[5]。2009年又启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已和25个国家的61家出版机构签订资助协议101项，涉及图书1062种，文版16个。2009年实施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至今累计资助了国内外出版机构的1323个项目，涉及44个语种，输出55个国家和地区[6]。2014年批复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涵盖重点翻译资助项目、丝路国家图书互译项目、汉语教材推广项目、境外参展项目、出版物数据库推广项目等，截至2016年，全国已有187个出版机构的985个项目入选[7]。

　　此外，还有2014年启动的涉及一个语种的“中阿典籍互译出版工程”项目。图书翻译项目一直是对外图书项目的一种重要形式，目的是将本国图书翻译出版后被海外读者阅读。近几十年来推出的对外出版工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图书走向海外。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是一种国际常用的文化外交手段。目前美英法等几十个国家在海外设立文化中心或类似机构。

　　他们的文化中心与外交机构紧密配合，在世界各地传播本国文化和价值观，在塑造国际形象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88年，中国分别在毛里求斯和贝宁设立了文化中心，2002年起设立海外文化中心的工作逐渐系统化。从2002年到2012年，法国巴黎、德国柏林、韩国首尔等10个中国文化中心相继建成运营。从2012年至2017年，又有23个海外中国文化中心陆续建成。目前，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已建成运营35个，初步覆盖亚洲、非洲、欧洲、北美洲及大洋洲地区，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每年的直接受众超过400万人次[8]。

　　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开展的文化活动包括了图书项目，如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连续5年开展中俄经典文学互译项目，出版了几十部著作。目前，各中心正在积极强化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另外，自2006年起，国家图书馆配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向海外60多个国家的120多个图书馆赠书，设立“中国之窗”，累计赠书达18万多册[9]。孔子学院是目前我国在世界各地设立的推广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的最重要机构之一。

　　与德国的歌德学院、西班牙的塞万提斯学院、法国的法语联盟、意大利的但丁学院和英国的文化教育协会一样，孔子学院在国家文化外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2018年底，在全球154个国家(地区)建立了548所孔子学院和1193个孔子课堂。自2004年创办至今，孔子学院出版了80个语种共6700多册汉语教材和文化读物，累计向170个国家赠售教材图书3000多万册[10]。孔子学院设有专门的赠书项目，新建孔子学院首次赠书金额不超过15万元，新建孔子课堂首次赠书金额不超过5万元(2017年3月8日以后批准设立的孔子课堂因启动经费包含图书经费，取消首次5万元赠书)。

　　对于运行5年以内(含5年)的孔子学院，每年赠书额度为4万元人民币;运行5年以内(含5年)的孔子课堂，每年赠书额度为2万元人民币。2013年，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启动建设“孔子学院数字图书馆”，以面向全球孔子学院(课堂)师生和愿意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各国青少年，特别是研究中国学的专家学者。目前，该图书馆已有电子图书、报刊、视频资料等数字资源近20万种。

　　除了以上常规化的中国对外图书项目外，我国教育科研机构在对外援助工作中也往往包含向受援机构赠送图书资料的内容。图书赠送还多次成为国家领导人出访的重要活动之一，如2009年胡锦涛主席出访土库曼斯坦期间赠与土库曼斯坦国家图书馆包括《大中华文库》等1000多册图书;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比利时期间向欧洲学院提供1万册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等各领域发展情况的图书和影视片，供该院建立“中国馆”及进行学术研究。

　　3当前图书文化外交的问题与对策回顾

　　70年来中国图书文化外交的发展历程，可以归结为前30年实行以“文化政治”为中心、文化服务于外交的策略，后40年则实行以“文化经济”为中心、文化活动兼顾外交的运作方式。在当前，中国对外图书文化外交的形式更加多样化，采用了国际通常的一些运作方式。在整体上，对外图书项目的运作仍然处在“文化交流”这一大框架中，图书在文化外交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对外图书项目的运作策略和机制需要创新。

　　3.1需要重新认识对外图书援助在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中的重要功能

　　单纯的对外经济援助不一定能改变受援国人民长期受西方舆论熏陶所形成的对华偏见。2016年舆论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发布的一个由36个非洲国家约54000人参与的关于中美两国在非洲发展模式的调查报告发现，中国对非援助较多的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反而低于中国援助少的国家的国民[11]。从2003年至2009年中拉国家文化往来项目统计看，共有103项文化活动，其中图书活动只有6次，数量最少[2]145。

　　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还需要一批有影响力的、带有意见领袖作用的知华派、亲华派汉学家的发声，他们的言论将深刻影响普通民众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认同。

　　3.2需要革除当前对外出版发行模式中的一些弊端

　　中国对外出版发行已在图书的内容、发行渠道和经营方式上实现了全方位的转变，市场经济效益成为主要的考核指标。新的对外出版发行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实现了销售的突破，但在非洲、拉美等传统中国书刊畅销的地区则出现了大滑坡，这导致了中国舆论话语权的严重丧失，掌握舆论优势的西方媒体还对中国进行“中国新殖民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负面宣传。

　　目前中国在非洲、拉美地区所遇到的巨大舆论挑战，凸显了新时期中国对外图书出版传播的薄弱。当前的对外翻译出版工程资助基金的申请者多为国内各大出版机构，虽然获得立项数量众多，但对外出版图书市场在海外，海外国家出版机构主导着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市场。外译文本的受众对象是海外读者，海外国家出版发行机构掌握着独特的市场营销渠道，应进一步放宽海外出版发行机构参与中国对外出版基金的申请门槛，通过中外合作更好地实现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

　　通过扩大对外翻译出版基金的个人申请者范围，吸引国外海外汉学家、翻译家参与中国图书的翻译出版。著名翻译理论家谢天振教授曾指出：“实际上可以说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主要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翻译家来接受外国文学和外国文化的，这是文学、文化跨语言、跨国译介的一条基本规律”[12]。海外汉学家的译本更加适合海外国家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中国对外翻译出版机构要主动邀请海外国家的汉学家参与到翻译工作中来，如建立由海外国家汉学家为翻译主体、中国译者参与校对的中西合作翻译模式。要重视对外出版图书内容的遴选和组织，特别是那些能够触及读者思想深处并引发思考的读物，如中华传统文化经典和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等主题图书。

　　参考文献：

　　[1]常贝贝.冷战初期美国的心理战与海外图书项目：1945-1961[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5:10.

　　[2]何明星.新中国书刊海外发行传播60年：1949-2009[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

　　[3]何明星.中国图书在世界的传播与影响[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16.

　　[4]RATLIFFWE.ChineseCommunistCulturalDiplomacytowardLatinAmerica,1949-1960[J].TheHispanic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969,49(1):53-79.

　　[5]姜珊,胡婕.不忘初心，连通中国与世界：“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十年进展情况介绍[J].出版参考,2017(8):18-20.

　　[6]房毅,吕健泳.“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情况综述：2013-2017年[J].出版参考,2017(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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