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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伦理学的精神“原乡”

发布时间:2019-11-04 17:1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做中国伦理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只有运用新的理念和问题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

  〔摘要〕做中国伦理学,只有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只有运用新的理念和问题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由此观之,当代中国伦理学的研究和书写范式亟待突破。

  既要告别单纯哲学史的心态,又要警惕过度理论化的陷阱;应该重返中国伦理学的精神“原乡”,立足中国伦理思想原典,探究元问题和元概念,重建中国人自己的伦理精神家园。以“情”的概念史寻绎为例,可以管窥中国伦理学书写中“厚概念”的生成创化及其对伦理学范式创新的典范意义,从而回归一种“温暖”的伦理学。

  〔关键词〕做中国伦理学书写范式知识体系厚概念(thickconcept)情

伦理学

  一、做中国伦理学:一种新的可能性?

  中国伦理学的书写范式,大致经历了从“述”(narrating)到“说”(talking)再到“做”(doing)的转型。20世纪初,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用西方伦理学的模式和理论来叙述中国固有的伦理思想,开中国伦理学研究之先河,对中国伦理学话语创新和知识体系建构具有奠基性意义。

  在西方学术话语为主导的世界哲学格局中,如何“做”好中国伦理学,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伦理学话语和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伦理学者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当然,“做”哲学或伦理学有很多种方式,近年来学界曾就如何“再写中国伦理学”进行过一系列富有新意的重要论争①,为我们进一步思考“做中国伦理学”问题开辟了理论空间。“做中国伦理学”这一问题的前提,逻辑地关联着对“什么是中国伦理学”的追问。

  所谓中国伦理学,首先是伦理学的中国故事、中国叙事,不能囿于模仿或回应西方伦理学的思想方式与问题关怀,而应该重在阐释自己的伦理文化内涵,论述自己的历史文化经验,回应现实对伦理学提出的新问题、新挑战。同时,中国伦理学要走向世界,与多元文明形态和思想传统对话,就需要进一步哲学化、理论化,以使概念内涵清晰化、分析论证精细化。

  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把握好适度原则,结合威廉斯等人针对西方传统所提出的“反理论化”诉求①,充分认识到西方伦理学过度理论化的困境,在保证不会导致对中国自身思想传统特质和意义消解的前提下,“使思想清晰”并“赋予思想鲜明的边界”。做中国伦理学,既要告别单纯哲学史研究的心态,突破以叙述代替诠释的传统路径,又要警惕过度理论化的陷阱,自觉反思跨文化诠释的限度。

  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进行跨文化诠释,不能脱离思想和生活的现实语境,忽视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为此,我们需要针对不同形态的伦理学理论,以谱系学的方法开展对勘性研究。这种考察不仅是概念层面的,而且是问题层面的。比如,儒家伦理就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话语逻辑,不能总是局限于用美德伦理学或康德义务论去格义;既要在跨文化比较中批判创新,又要在儒学的脉络中同情理解。

  我们一方面要尊重传统、理解传统,同时也要进行批判性的创新和创造性的转化。做中国伦理学,既要扎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思想传统与当代社会生活,只有打通观念世界与生活世界,才是促成中国伦理思想创发的“源头活水”;又需要运用新的理念和问题框架对传统伦理话语进行理解和呈现,并在当代伦理学的理论光谱中加以辨析,才能书写出有生命力的当代中国伦理学。

  思考当今中国伦理学知识体系如何重构的问题,首要工作是重构中国伦理学书写和研究的理论范式,而重构的基础在于对中国伦理学思想原点、元问题、元概念的认知和分析。中国伦理学的思想原点,不仅在于儒家以“学以成人”为中心的“成人之道”,而且内蕴于道家深沉的生存伦理智慧。

  朱贻庭先生将之概括为“‘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结构”,视“道德”为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体。[1]要认识这一结构,我们必须理清中国伦理学的元问题,如“道德与伦理之辨”“群己之辨”“义利之辨”“理欲之辨”“性情之辨”等一系列论题、概念、范畴。中国伦理学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是一种完全概念式的表达,需要在概念的互参中获得新的理解,需要运用概念史的方法,通过思想史的还原来解读相关术语、语词链、观念簇及其证成方式。

  如果说概念是“问题的纪念碑”[2],赋予社会论争以特定结构,概念应作为方法论上不可再精简浓缩的最高级别来理解(科塞雷克语),而元概念更是“发挥着特殊的表达作用,它使普通的经验和实践概念的使用和内容变得清晰”[3]。马克思在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时曾指出,正是“元概念”使得理解“主体的能动性”成为可能[4]。

  康德将元概念看作静态的先验结构,使元概念陷入无内容的理性独断。黑格尔拒绝通过定义概念来传达概念内容的可能性,他认为,动态的元概念需要通过“回顾过去”的历史维度和“参与经验”的实践维度来显示和拓展其丰富内涵。这就使“元概念”具有内涵不断生成和嬗变的“厚概念”(thickconcept)特征。当然,即使在黑格尔对元概念的动态理解中,元概念的“厚”还只是“唯一”绝对理性的自我辩证发展。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Wil-lams),在强调“除非通过历史的方法,否则就不会洞察到这些东西”的基础上[5],通过对多元文化道德谱系的考察,提出了一个包容道德多元的“厚概念”构想。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国伦理学中一系列“厚概念”的重新阐发,提炼出彰显中国伦理话语特质的标识性概念,以此为进路,重访当代中国伦理学的问题域。

  二、厚概念何以重要

  在威廉斯那里,伦理概念不只是要描述我们怎样思考伦理生活,而是要告诉我们怎样去思考,只有伦理的厚概念才是关键[6]。威廉斯明确区分了薄概念(thinConcept)与厚概念(thickConcept)的内涵。

  首先,薄概念并不具有经验内容而只具有评价功能。其次,薄的伦理概念只拥有引导行为的功能,所以道德哲学家如果只关注薄的伦理概念,那是误入歧途;而厚概念的使用是“被世界所引导的”(world-guided),厚的伦理概念里蕴含的评价内容又能为人们提供行动的理由,由此又是引导行为的(action-guid-ing)。[6](169-171)任何理论创新的背后都有其自身的理论动机。那么威廉斯的厚概念在何种意义上能为我们做中国伦理学提供方法借鉴?

  三、情:一个厚的伦理概念

  从“情”或“情感”出发来研究中国伦理学,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较多关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是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儒学”论和李泽厚先生的“情本体”论。两位先生的开创性研究,从整体上深刻揭示了中国伦理学的重情传统和“情理不二”的思想基调,也为从概念史和谱系学的视角深入探求“情”伦理的丰厚意蕴开辟了空间。在中国古典伦理学的语境中,道德(道—德)、伦理(伦—理)、情感(情—感)都是复合词。

  据道成德,显性弘道;伦理不仅是人伦之理,还包括事理、物理、情理;情由感而生,万物皆有“情”。《礼记·礼运》说:“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情,首先是指自然之情,从个体存在来说,人皆有七情六欲,“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12]。从人伦关系来看,则是自然亲情;孝弟为仁之本,道德情感是对自然亲情的升华推衍。情不仅是人伦之情,而且是道德生命体的表征。情是中国哲学的言说方式、出场方式,也是中国人基本的生命展开方式。

  伦理学的开端往往是“厚实的”。这一开端有着一种文化上的整体性与深厚的内蕴。[13]这种厚的伦理学更能提供丰富真实的人类伦理生活图景。让我们回到中国伦理学的思想原典,通过聚焦于“情”的厚概念分析来开启一个伦理学的整体进路,发掘重振儒家伦理现代精神的核心命题和多重进路。我们可以从历史化、理论化、具体化这三个维度来思考“情”概念的厚化。

  结语

  真正的伦理问题,从来不仅仅是规范性的;真正的伦理学总是面向生命,面向生活,面向人生的理论造诣和实践智慧。李泽厚在《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中深情地写道:“它融化在情感中,也充实了此在,也许,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死亡,克服‘忧’‘烦’‘畏’。只有这样,‘道在伦常日用中’才不是道德的律令、超越的上帝、疏离的精神、不动的理式,而是人际的温暖、欢乐的春天。它才可能既是精神又为物质,是存在又是意识,是真正的生活、生命和人生。

  伦理方向论文范文阅读:走出行政伦理困境一个交往理性的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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