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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牧区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

发布时间:2019-12-26 16:4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为探讨西藏农牧区市民化总体状况以及两代农牧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上的差异,在2017年西藏农牧民工的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西藏农牧区市民化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年轻化趋势较为明显;在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牧民

  [摘要]为探讨西藏农牧区市民化总体状况以及两代农牧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上的差异,在2017年西藏农牧民工的调查数据基础上,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西藏农牧区市民化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外出务工年轻化趋势较为明显;在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牧民工处于主要的地位;新生代男性农牧民工明显高于女性;老一代农牧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高于新生代农牧民工;农牧民工市民化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个人素质、经济状况、心理认知对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素质、经济状况与心理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双向正向影响;西藏农牧民工市民化仍处于弱中等水平‍‌‍‍‌‍‌‍‍‍‌‍‍‌‍‍‍‌‍‍‌‍‍‍‌‍‍‍‍‌‍‌‍‌‍‌‍‍‌‍‍‍‍‍‍‍‍‍‌‍‍‌‍‍‌‍‌‍‌‍。

  [关键词]西藏;农牧民工;市民化;结构方程模型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相关论文投稿刊物:《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双月刊)曾用刊名:恩施师专报;鄂西大学学报,1982年创刊,本着“关注现实问题、突出民族特色、倡导创新精神、提升学术品位”的办刊思想。本着为教学科研服务、为民族地方经济文化服务的宗旨,踏实创刊,精心策划,开拓创新,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栏目和重点栏目。通过20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本着“立足本土,涵泳自然,走向世界”的编辑思想,突出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特色,现已成为个性突出、特色鲜明的综合性学术期刊。

  一、引言

  农牧民工进城务工,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其自身收入渠道构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农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农牧民工收入提高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制度红利的释放殆尽以及长期的谷贱伤农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农民阶层中分化出一个新兴的群体——农牧民工阶层[1]。随着时间推移、城市化的发展以及家庭分化,以20世纪9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牧民工日益成为受关注的社会群体。未实现有效迁移的新生代农牧民工不仅自身收入过低,而且在农村社会整体发展和家庭分化的背景下也加剧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阻碍了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实施[2]。为此,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迁移,提升农牧民工市民化程度,被认为是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促进农牧民工增收、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3—4]。

  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实施以“离土又离乡”为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鼓励农牧民工进城务工,可以认为是中国政府提升农牧民工市民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进入21世纪,《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5]和《关于农民工适用劳动法律有关问题的复函》[6]的实施将农牧民工进城务工纳入法律轨道。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构建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将农牧民工市民化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自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跨地转移及农地流转的鼓励,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进一步发育,促进了农牧民工市民化程度进一步提高。2003—2017年,全国农牧民工进城务工人数从1.1亿上升至1.72亿[7],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38.33%上升至59.93%。目前,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牧民工约占60%。

  农牧民工从农牧区迁移至城市生活进而实现市民化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收入是影响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这是市民化研究的最早探索。国外学者在距离、语言文化[8]、家庭、家庭决策[9]等方面对市民化研究展开了有益尝试。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学者在人口非农转移[10]、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等方面从转型社会实践探索层面展开市民化研究。进入本世纪,国内外学者主要从市民化意愿与能力[11—13]、城市融入[14]、户籍制度[15]、收入消费水平、社会生活状况[16]、教育水平[17—19]、打工时间、求助人数[20]等因素以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21—23]、层次分析法[24]、SEM模型[25]、probit模型[26]、因子分析方法和模糊评价方法[27]等为研究方法,开展市民化实证分析。

  目前学术界关于农牧民工市民化的研究成果丰富多样,研究也相对成熟,且有充足的文献证明评价指标所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市民化进程存在影响。在区域尺度上,分析民族异质性和个体特征对西藏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地区的影响发现,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是藏族农牧民工市民化进程的负向因素,且对不同类型群体的影响也存在一定的差异;语言文化与风俗习惯促使西藏农牧区农牧民工更愿意到省会或区外周边省会务工,而到沿海地区很少[28]。总之,针对西藏农牧区市民化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借鉴相关研究文献,从实地研究的影响数据收入,重点就个人素质、经济状况、心理认知对西藏农牧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出具有参考意义的结论。

  二、样本来源及指标说明

  (一)指标选择与赋值

  通过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悬着及统计数据的差异对农牧民工市民化进程测算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在市民化进程测算中,无法回避观察指标与潜在指标的双重影响。尽管市民化进程测算过程中经济状况是主要原因,但也不能忽略微观个体自身及其认知的影响,因为农牧民工毕竟是“复杂人”(即:作为市民化进程的主要参与者——农牧民工既有现实的经济需求,也明显受到非经济因素影响)。基于此,本文将采取结构方程模型,设立4个维度的潜在变量(即:市民化进程、个体素质、经济状况、心理认知),并结合实际调查和相关文献设立了对应的观察变量(见表1)。

  李克特量表要求被调查者对一组与测量主题有关陈述语句发表自己的看法。李克特量表(Likertscale)是属评分加总式量表常用的一种形式,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李克特提出的。李克特量表是由一组陈述组成,每一陈述有由低到高、由差到好的5个维度评价构成,所计分值分别由1、2、3、4、5构成,每个调查样本的市民化进程就是被调查者对各调查问题的回答采取实证形式计算汇总得出,这一总分可说明被调查者的态度强弱或他在李克特量表上的不同状态。根据构建结构方程的指标性质,对评级指标采取李克特量表形式赋值。具体分析如下。

  1.市民化进程

  市民化进程是本文测度的潜在因变量,其计算数值的高低是衡量西藏市民化整体进程的重要指标。观察变量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难度是市民化进程测度的直接观察变量。市民化意愿数值越高,越有利于市民化进程。根据调查问卷,市民化意愿的评价是:1为非常不愿意,2为不愿意,3为无所谓,4为愿意,5为非常愿意。市民化难度是被调查者对其成为城市一员的认识态度,本文认为:1为非常困难,2为困难,3为一般有些困难,但可以解决,4为容易,5为非常容易。

  2.个体素质

  农牧民工的基本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城市里所从事工作的性质、收入高低,甚至是能否在城市里长久立足的关键所在。本文选择语言使用、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等3个观察变量测度。选择语言使用指标是由调查研究区域的特殊性质决定的。被调查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交流都是使用本族语——藏语交流,而由于进程务工的服务对象交流语言的变化,被调查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语境进行交流。根据调查问卷,1为难以沟通,2为靠帮助可以沟通,3为基本能沟通,4为流利,5为非常流利。文化程度高低与农牧民工市民化能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将文化程度设定为:1为文盲与半文盲,2为小学,3为初中,4为高中,5为大中专及以上。家庭经济状况是农牧民工外出务工的主要动力之一。

  一般认为,在家庭经济状况差(或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增加收入,改善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农牧民工会有较强烈的意愿选择进城务工。5为人均收入低于绝对贫困线的农户(即:人均年收入低于2873元的,按照联合国每日最低消费低于1.25美元计),4为处于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之间的农户(即:人均年收入在2873元至4366元,按照联合国每日最低消费在1.25美元至1.90美元之间),3为一般农户(人均年收入处于4366元至西藏农户人均收入之间),2为较富裕农户(人均年收入处于西藏农户人均收入与西藏城镇居民人均水平之间),1为富裕农户(人均年收入高于西藏城镇居民收入水平之上)。

  3.经济状况

  农牧民工的经济状况好坏直接影响着其是否能够在城市定居的能力。农牧民工所从事的工作种类对市民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影响。根据工作的性质,按照对市民化进程的影响,由低到高,设计了5种调研地农牧民工所从事的常见工作,所赋的分值越高越有利于市民化进程‍‌‍‍‌‍‌‍‍‍‌‍‍‌‍‍‍‌‍‍‌‍‍‍‌‍‍‍‍‌‍‌‍‌‍‌‍‍‌‍‍‍‍‍‍‍‍‍‌‍‍‌‍‍‌‍‌‍‌‍。根据调查问卷,1为农村加工业,2为运输业,3为建筑业,4为宾馆、餐厅、茶馆服务业,5为个人城里经商。务工效率是进城务工时间与月工资收入的比例关系,是月工资收入除以进城务工时间所得的数值。根据调查问卷的数值计算,务工效率赋值为:0.19以下为1,0.2—0?39为2,0.4—0.59为3,0.6—0.79为4,0.8以上为5。

  住房支出占农牧民工收入的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市民化进程,反之越有利于市民化进程。住房支出比例赋值为:20%以下为5,20.01%—40%为4,40?01%—60%为3,60.01%—80%为2,80.01%以上为1。被调查者根据自身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收入情况评价其自身的购房能力的赋值为:1为非常差,2为较差,3为一般,4为强,5为非常强。务工方式是农牧民工通过怎样的途径进城务工。一般认为,有组织地进城务工有利于市民化进程。根据组织农牧民工进城务工的影响程度大小,务工方式赋值为:1为自己联系,2为老乡介绍或带领,3为合作社介绍,4为职业介绍所介绍,5为政府机构。

  4.心理认知

  被调查者的心理认知同样对市民化进程产生明显的影响。被调查者对其自身的市民化身份的主观评判以及对市民化进程的宏观环境和相关制度的判断决定着是否能够真正推动市民化进程。根据被调查者对户籍制度在市民化进程中的制约程度,其赋值为:1为强,2为较强,3为一般,4为弱,5为非常弱。城市融合是农牧民工认为其自身的城市融合度与其户籍所在地的农村相对比:1为与户籍所在地的农村相对比生活更差,2为较差,3为差不多,4为好,5为很好。自我身份认同是被调查者是否同意认为自己是打工所在地的主人,其赋值为:1为非常不同意,2为不同意,3为无所谓,4为同意,5为非常同意。

  (二)样本来源及分布特征

  本调查由课题组成员于2016年7—8月开展,调查对象分布在西藏7地市(拉萨、日喀则、昌都、山南、林芝、那曲和阿里)56个县,从中选择581位藏族农牧民工进行调查,有效样本数为411个,有效率为70.74%。分层随机抽样(Stratifiedsampling)是在抽样前先对样本总体依地域特征、行业特征、身份特征分成多个层次,并根据各类型单位数与总体样本数的比例,确定从各类型中抽取样本单位的数量,然后从各层群体中采取简单随机形式抽取样本。由于西藏农牧民工市民化调查总体单位数量较多,内部差异较大,而分层随机抽样恰好适用。因此,本研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形式,有效样本分布涵盖了西藏所有地市辖区,且调查样本分布较为合理。

  从表2农牧民工的样本分布特征看,26—35岁年龄阶段的青壮年人数分布最高,占调查总体的40.15%,36.01%的农牧民工的年龄处于25岁以下,农牧民工年轻化趋势较为明显,在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牧民工处于主要的地位。从性别分布看,外出务工的男性明显高于女性,新生代男性农牧民工的数量最高,占调查总体的43.31%,而老一代女性农牧民工的数量最少,占调查总体的8?27%。从文化程度看,具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最多,占调查总体的34.31%;其次为小学受教育程度的人数,占33.58%。具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新生代农牧民工占主导地位。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工未婚居多,占调查总体的58.64%。新生代男性未婚的农牧民工高出女性6.8%。新生代农牧民工离婚率高出老一代农牧民工0.73%。农牧民工进城务工的时间普遍不长,53.53%的被调查者进城务工时间为1—5年,且新生代农牧民工是主体(占调查总体的51.09%)。不超过1年的老一代进城务工最少,仅占调查总体的1.70%。三、基于SEM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假设

  农牧民工的认同感在市民化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文化程度、婚姻状况以及工作需要技能对农牧民工市民化具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工作种类、掌握语言的熟练程度不仅直接对其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且积极影响认同感从而间接提升其定居意愿。性别因素也通过影响归属感间接影响城市定居意愿[29]。同时,研究也揭示出增加社会培训在农牧民工中的覆盖范围和加强就业指导服务将对市民化的进程有明显的促进作用[30]。个人生活经历、外出时间以及二者交互作用对农牧民工的收入和务工效率都有显著影响[31]。住房保障、教育保障对农牧民工市民化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农牧民工的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水平等个人属性特征对其市民化意愿也有明显影响[32]。

  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农牧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33]。基于研究的支撑理论,结合调查地的实际情况,提出的假设有(见图1):H1:市民化意愿对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2:市民化难度对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3:语言使用对个人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文化程度对个人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5:家庭经济状况对个人素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6:工作种类对经济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7:务工效率对经济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8:住房支出比例对经济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9:购房能力对经济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0:务工方式对经济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1:户籍制度对心理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2:城市融合对心理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3:自我身份认同对心理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4:个人素质对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5:经济状况对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16:心理认同对市民化进程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二)实证分析

  1.信效度分析

  根据回收的有效问卷,使用SPSS22?0软件,根据初始结构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计算得出的全部样本的农牧民工(模型1)、老一代农牧民工(模型2)、新生代农牧民工(模型3)的调查问卷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运用AMOS22?0计算后,运行结果的拟合优度指标、基准化合适度指标、相对适合度指标、增量适合度指标均接近1,残差平方根、近似误差均方根均接近9,表明3个模型的拟合度良好(见表3)。

  2.SEM路径分析

  模型1、2、3测量模型的路径系数均在0.23—0.93之间。由AMOS22.0输出结果可知,测量模型1的所有路径系数在0.01水平下显著;测量模型2的绝大多数路径系数在0.001水平下显著,只有经济状况和心理认知两个潜在变量路径系数的P值为0.049和0.185;测量模型3的绝大多数路径系数在0.002水平下显著,只有经济状况与心理认知路径系数的P值为0.087和0?015。在模型1中,个人素质(0.294)、经济状况(0.260)、心理认知(0.285)均对市民化进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个人素质与经济状况的路径系数为0.381,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

  个人素质与心理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361,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经济状况与心理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789,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在模型2中,个人素质(0.337)、经济状况(0.287)均对市民化进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仅心理认知对市民化进程未得到显著验证。个人素质与经济状况的路径系数为0.369,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个人素质与心理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388,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经济状况与心理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777,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在模型3中,个人素质(0.239)、经济状况(0.235)、心理认知(0.361)均对市民化进程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个人素质与经济状况的路径系数为0.399,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个人素质与心理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369,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经济状况与心理认知的路径系数为0.794,存在显著双向正向影响。

  3.农牧民工市民化进程测算分析

  从表5分析可知,在整体上老一代农牧民工的市民化程度高于新生代农牧民工。老一代农牧民工进城务工的意愿和难度小于新生代农牧民工。老一代农牧民工的个人素质高于新生代农牧民工的个人素质。老一代农牧民工的经济状况稍好于新生代农牧民工。老一代农牧民工对城市化进程的认知和认识程度高于新生代农牧民工。总体上,老一代农牧民工在市民化意愿、市民化难度、家庭经济状况、工作种类、住房支出比例、务工方式、户籍制度、城市融合自我身份认同上要好于新生代农牧民工。新生代农牧民工在语言使用、务工效率上要优于老一代农牧民工。而在文化程度、购房能力两个指标上大体差不多。总体上看,住房支出比例在观察变量中评价数值最高,对农牧民工市民化贡献最大;老一代市民化程度高于新生代农牧民工,但都处于市民化弱中等水平。

  四、研究结论及讨论

  当前,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市民化对农牧民工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工所从事的单纯的、简单的体力工作将越来越被边缘化,而技术型农牧民工将有越来越广阔的施展舞台。因此,有一技之长的农牧民工在今后工作中将具有较大的竞争优势。新生代男性农牧民工务工效率较高,有着较为强烈的改变当前生活现状,具有进城务工改善自身及家庭生活质量的强烈愿望。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各行各业对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的要求越来越高。因此,文化程度已成为农牧民工进城务工的制约因素之一,这也是农牧民工能否在城市里立足的重要所在。在受教育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将越来越重要。两代农牧民工对教育的认知大体一样。农牧民工进城务工难易取决于经济发展态势,即:经济发展态势好,城市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多,进城务工的农牧民工数量则较多;反之亦然。近年来,农牧民工进城务工呈现出理性化趋势。基于西藏农牧民工调查的客观现实,实际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是其提高自身素质的主要渠道。新生代农牧民工的务工效率要好于老一代农牧民工。外出务工的农牧民工对传统学校教育在市民化中的认知没有多大改变。

  从上述实证分析结果上看,西藏农牧民工市民化仍处于弱中等水平。农牧民工市民化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市民化个人素质、经济状况、心理认知对市民化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个人素质、经济状况与心理认知存在着明显的双向正向影响。由于收入水平整体不高,农牧民工的市民化主要体现在硬件(住房)改善上(这种改善恰恰是家庭成员全员行动的结果),而软环境建设是市民化取得突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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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农牧区市民化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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