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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箴中的廉政教育理念及其当代启示

发布时间:2020-01-03 16:4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 要:官箴是我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其主要作用是对官员进行劝诫。我国古代官箴中不仅有丰富的廉政思想,还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教育理念。古代官箴中的廉政教育理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育形式的多样,即通过戒石铭、箴言、警句、书籍等多种形

  摘 要:官箴是我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其主要作用是对官员进行劝诫‍‌‍‍‌‍‌‍‍‍‌‍‍‌‍‍‍‌‍‍‌‍‍‍‌‍‍‍‍‌‍‌‍‌‍‌‍‍‌‍‍‍‍‍‍‍‍‍‌‍‍‌‍‍‌‍‌‍‌‍。我国古代官箴中不仅有丰富的廉政思想,还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教育理念‍‌‍‍‌‍‌‍‍‍‌‍‍‌‍‍‍‌‍‍‌‍‍‍‌‍‍‍‍‌‍‌‍‌‍‌‍‍‌‍‍‍‍‍‍‍‍‍‌‍‍‌‍‍‌‍‌‍‌‍。古代官箴中的廉政教育理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教育形式的多样,即通过戒石铭、箴言、警句、书籍等多种形式对官员进行警诫;二是教育方式的多维度,包括伦理道德维度、现实维度与历史维度等‍‌‍‍‌‍‌‍‍‍‌‍‍‌‍‍‍‌‍‍‌‍‍‍‌‍‍‍‍‌‍‌‍‌‍‌‍‍‌‍‍‍‍‍‍‍‍‍‌‍‍‌‍‍‌‍‌‍‌‍。这些丰富的教育形式与维度,对今天的廉政教育仍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古代官箴;廉政教育;当代启示

廉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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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形势下,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至关重要,是医院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医院党风廉政建设更是一种预防和治理腐败的重要方法,我们要认识到当前医院存在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促发展。

  在我国古代的政治治理中,廉政一直是一项重要内容。统治阶层通过官箴、法令、训谕、铭语等形式,反复向官员申明要清廉。在廉政建设过程中,官箴由于其特定的意义、丰富的内容及多样的形式而受到统治阶层的格外重视,从而产生了大量的官箴文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这些官箴文献也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重视,并将其上升到了文化的高度。廉政思想作为其重要内容自然得到了现代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研究成果。

  但以往研究者多聚焦于古代官箴中关于廉政的思想与言说,对其所体现的教育理念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廉政思想关注的是执政者应该遵循何种准则,廉政教育则是要解决执政者为什么以及如何遵守廉政原则。因此,廉政思想虽是廉政建设的核心与基础,但仅以此来指代古代官箴中廉政建设的全部内容,难免会有失偏颇。就我国古代官箴中的廉政建设内容而言,廉政教育亦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对官箴中廉政教育理念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补充我国古代官箴中廉政思想研究的不足,另一方面对我国现代的廉政文化教育与建设亦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官箴与古代官员的廉政教育

  据现代学者的归纳,古代社会对官箴的认知有两种:一是指“百官对王所进的箴言”[1],二是“为官之戒”[1],这两种含义并不是同时出现,而是经过了长时期的演变。官箴产生之初是一种以“箴王阙”为主要功能的文体,内容是“百官对王所进的箴言”,主要代表是《左传》里所提到的《虞箴》,以及汉代扬雄等人据《虞箴》所作的《百官箴》。

  此时的官箴具有固定的形式与劝诫对象,“大抵皆用韵语,而反复古今兴衰里乱之变,以垂警戒,使读者有惕然不自宁之心”[2]。但两汉之后,官箴所针对的对象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君王扩大至官员自身。如西晋傅咸的《御史中丞箴》文前序云:“百官之箴,以箴百官。余承先君之踪,窃位宪台,惧有忝累垂翼之责,且造斯箴,以自勖励。

  不云自箴,而云《御史中丞箴》者,凡为御史中丞,欲通以箴之也。”[3]魏晋之后,随着私箴的兴起,以“箴王阙”为目的的官箴逐渐减少。唐代箴文虽兴盛一时,但其作品亦多为私箴。人与人之间的诗文应酬,“箴”亦是受欢迎的文体之一。唐代之后,箴文逐渐成为边缘文体,偶有少数人站出来提倡。宋代虽有许月卿“仿扬雄《官箴》,分曹列职,各申规戒”而作《百官箴》,但已开始有人模糊了官箴的原始意旨。如在晃说之看来,扬雄等人所作的《百官箴》只是为了劝诫人臣。

  “雄见(王)莽更易百官,变置郡县,制度大乱,士皆忘去节义,以从谀取利,乃作司空、尚书、光禄勋、卫尉、廷尉、太仆、大鸿胪、将作大匠、博士、城门将尉、上林苑令等箴,……皆劝人臣执中守节,可为万世戒。”[4]宋代的吕东莱则指出:“凡作官箴,须用官箴王阙之意,各以其官之所掌而为箴辞。”[5]可见,时移世易,宋人对官箴的认知已由从“箴王阙”变成了官员“为官之戒”专称。清人光聪谐概括此间变化道:“雄所拟《虞箴》,见《左传》,周辛甲命各官各以所职箴王。继雄而作,崔胡诸家尚不失官箴王阙之义。傅咸《御史箴》,始变其义,用以自箴。后来人主为之,遂以箴官,非官箴矣。”[6]可见,至迟至宋代,人们在提到官箴时,首先想到的是“为官之戒”,“箴王阙”的内涵逐渐被人忘却。

  人们对官箴认知的改变,一方面反映在文学体裁的变化,即由有特定的格式的文学作品转变为形式自由的散文、格言等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在官箴文献所承担的政治功能,“为官之戒”意义上的官箴所承担的政治功能主要集中在对官员的教育上。通过官箴对官员进行教育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因为现代学者普遍将《臣轨》作为最早的官箴文献。该书是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武则天命人修撰的,并颁布给各级官员,作为当时官员和士人贡举习业的读本。

  唐代之后,虽偶有皇帝亲自主持编纂,但大多数官箴文献是由一些关心吏治的治国精英群体编写,期望通过书籍的传播与教育来改善吏治。如吴澄(1249—1333)在《州县提纲》序中就表达他对此类书籍的乐观憧憬:“今州县亲民之官,人人能遵是书而行之民,其庶几乎!曼卿之持身固谨而志远之用心亦仁矣,安得如此持身如此用心者布满天下哉!”[7]明清时期,官箴书籍在官员教育中的作用得到了从低级官吏、高层官员乃至皇帝的重视。这些人不遗余力地推广并传播官箴,以期澄清吏治,提高官员的执政能力。[8]

  这些官箴文献尽管由不同群体、不同目的编纂而成,但都认为清廉是一位合格官员的必备条件。《臣轨》中开始即设有专章,通过引用历史著名人物的言行来论证清廉对官员的重要性。宋代的官箴亦十分强调清廉的重要性,并将该条目置于篇首加以强调。

  在这些官箴的作者看来,清廉应该是官员的分内之事,做官的应有之义。①宋代以后的官箴,对清廉的强调虽然不再置于篇首这样醒目的位置,但仍是官箴所强调的重点。如由清世宗主持,田文镜和李卫编纂的《州县事宜》,虽以注重州县的具体事务而著称,但在篇末强调官员的操守问题时,清廉是其强调的内容之一。

  古代官箴的传播除以上的文本之外,碑刻或戒石铭亦是其形式之一。这些官箴碑刻往往位于州县衙署的显眼位置,用以提醒官员要清廉公正‍‌‍‍‌‍‌‍‍‍‌‍‍‌‍‍‍‌‍‍‌‍‍‍‌‍‍‍‍‌‍‌‍‌‍‌‍‍‌‍‍‍‍‍‍‍‍‍‌‍‍‌‍‍‌‍‌‍‌‍。最著名的戒石铭当属“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十六个字,其源于五代蜀主孟昶的《令箴》,宋太宗删繁就简,摘取其中四句,颁于州县,并敕令勘石立于衙署大堂前。

  如《四库全书总目》中关于《蜀祷机》的提要中就指出:“今世官署戒石所刻‘尔捧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四语,自宋代以黄庭坚书颁行者,实摘录孟昶广政四年所制官箴中语,其文全载于此书。”[9]587现今在河南叶县仍保存完好的明代县衙,还可以看到刻黄庭坚手书的这十六字的“御制戒石铭”。除戒石铭外,“清、慎、勤”这三个字在宋代以后亦成为官员们的普遍信条,经常被以牌匾和碑刻的形式立于明清府衙之中。

  总之,唐代之后,无论是官箴文献还是官箴石刻,都是古代帝王与治国精英训诫、教育官员的途径之一。在古代丰富的官箴文献中,清廉不仅是其强调的重要内容,而且还从不同的角度论证清廉的重要性,以期使官员从心里真正认同这一理念,并能坚守。

  二、古代官箴中廉政教育的三重维度

  多维度申明清廉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是我国古代官箴中廉政教育的重要特征。不同于单维度的说教,古代官箴试图从伦理道德、现实与历史三个维度来申明廉政对官员乃至国家利益的影响,从而使其贴近现实,具有说服力。

  (一)伦理道德维度

  将清廉定义为一种伦理道德规范加以强调,是我国古代廉政教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但严格来讲,伦理与道德并是一回事,前者的内容更注重人际、社会关系等行为规范,强调他律。后者更注重人们自身的修养与素质,强调自律。但在现实生活中,二者因其内容常具有交集而被等同起来,清廉即是如此。在传统社会中,它既是政治伦理层面的规范,又是个人修养中的一个方面。

  首先,就政治伦理层面而言,清廉很早即被认为是一个国家的基石,为政之根本。《管子·牧民》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之说,就高度概括了清廉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周礼》在论述吏治利弊时,则将清廉与具体行为紧密联系,概括为六个方面:“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10]即在评价吏治的时候,官员除了达到行事、能力、态度、人品、守法、明辨等六方面的要求,首先要做到清廉。其后春秋时期的文献《晏子春秋》中,晏婴亦称:“廉者,政之本也。”[11]200他还解释称廉政要像水一样,洗尽污浊,政治才能长久。“景公问于晏子曰:廉政而长久,其行何也?晏子对曰:其行水也。美哉水乎清清,其浊无不雩途,其清无不洒除,是以长久也。”

  [11]2-3先秦时期的这一政治理念被后世的政治集团所继承,成为对从政者的普遍要求。如武则天在写给百官的《臣轨》中就强调:“廉平之德,吏之宝也。(吏能廉平,则患难远己,故为宝也)。”[12]《三国志·魏书》中还曾记载这样一段对话:“(李秉)尝答司马文王问,因以为《家诫》曰:昔侍坐于先帝,时有三长吏俱见。临辞出,上曰:‘为官长当清、当慎、当勤,修此三者,何患不治乎?’”[13]其中所言当官之法被后人总结为“清、慎、勤”三字箴言,经吕本中的《官箴》而广为人知,明清时期的府衙多有此三字的牌匾或戒石。在这三者中,清(即清廉)被列为当官的第一位,足可见其重要性。明代霍州知州褚相在其《居官四戒》中即称:“清、慎、勤固居官领要,而清为本。”[14]

  其次,就道德层面而言,清廉则被内化为官员必备道德人格之一。刚毅指出:“清洁之操,一尘不染谓之廉。”[15]对官员来说,这一点是不言自明之事。如宋代官箴《州县提纲》开篇所谓:“居官不言廉,廉盖居官者分内事。”[16]明代理学家薛瑄还将能守廉者分为三类并加以评价,谓“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

  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17]。所谓“见理明而不妄取者”,即是指具备清廉品格的官员,靠自律而非外在因素而保持清廉,薛瑄认为这才是最可贵的。之所以可贵,是因为清廉的品格对士人来说“犹女之洁,一朝点污,终身玷缺。”[18]对官员而言,能守之者则可以服人,不能守之者则亦不得善终,“一陷贪墨终身不可洗濯,故可饥、可寒、可杀、可戮,独不可一毫妄取,苟有一毫妄取,虽有奇才异能,终不能以善其后”[19]。甚至“万分清廉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为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它美莫能自赎”[19]。

  总之,从政治伦理与个人道德修养角度强调清廉的重要性,是我国古代官箴中廉政教育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故在我国古代的官箴文献中,清廉被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它既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又是为官的必备品德,既是政治伦理的基本要求,又是个人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政治清廉,统治才能长久,官员清廉,人格才会完美。即如明代官箴《宦游日记》作者徐榜的劝诫所言:“毋谓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爱,神明可欺。黄金五十驼,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为荣,死且有余戮。彼美君子,一鹤一琴,望之凛然,清风古今。”[18]381

  (二)现实的维度

  伦理道德维度虽从形而上的高度确认了清廉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则容易因其陈义过高而流于形式,故古代官箴还着重从现实的角度对官员进行劝诫。所谓现实维度,即使从官员自身利益视角出发,申明利弊,以达到警示作用。

  首先,在传统士人的国家治理观念中,清廉是其官员管理权威的来源之一。他们普遍信奉孔子那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的名言‍‌‍‍‌‍‌‍‍‍‌‍‍‌‍‍‍‌‍‍‌‍‍‍‌‍‍‍‍‌‍‌‍‌‍‌‍‍‌‍‍‍‍‍‍‍‍‍‌‍‍‌‍‍‌‍‌‍‌‍。明人汪天赐在他的《官箴集要》中记述说,“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曰:修己以安百姓。又曰:克己复礼为仁。此圣人修己、正心之道。故为政者,以正为本,以廉为先”[19]266。这一思想观念被明代山东巡抚年富总结为“公生明,廉生威”,之后其常常被明清的官吏引为从政的座右铭。

  廉之所以威,正是因为它能给官员带来强烈的道德光环,但这一道德光环十分脆弱,需要极其小心的守护。清人汪辉祖劝诫官员时就说:“正心之学,先在洁守,守之不慎,心乃以偏”[20]。一旦发生偏移,甚至陷入贪墨,即如前引《州县提纲》所言,一分一毫亦不能洗涤,无法善终。为能保持清廉,节俭成为官员必不可少的品质,谓之“以俭养廉”。

  俭如何养廉?道理很简单,方大湜从公、私两方面进行了总结:“俭以养廉,老生常谈也。其理却至当不易,就官话而论,惟廉俸系应得之项。然实任全帘已经不多,署任半廉为数更少,州县公事动辄罚俸亦无俸可领,其匮乏自不待言。就私话而论,则例外之陋规,如钱粮余平、漕米、斛面、税契盈余之类,亦只有此数。况陋规多应酬亦多,除必不可少之应酬外,所余亦复无几若。习为奢华,……所出之数浮于所入,势必缺用,缺用不已势必借债,借债不已势必贪赃”[21]611。总之,俭、廉相伴,能共同为官员的政治实践提供权威与助力。

  其次,保持清廉即要拒绝贪污,因为贪污会给官员带来严重的切身危害。清人方大湜在他的官箴中将其危害总结为六点:一是坏人心术,二是败坏风俗,三是毁坏自己的名声,四是触犯法律,会受到刑罚,五是有辱祖宗,六是毒害子孙之贤者。[21]605-607而这六个方面,除前两条外,其余皆与官员的切身利益相关。与此同时,他还总结了官员没有必要贪污的理由,亦有六点:一是贪污的钱财需与他人分割,而贪墨的名声却需官员自己背负;二是一旦有了污点,即易受制于人;三是有了污点即会失去威信,受旁人耻笑;四是还要担心百姓上控而被上司知道,定会受到责罚;五是容易受到同僚的非议,有损自己的官声;六是要时刻担心上司访问而贪污事情败露。正因为如此多的切身危害,古人才得出不贪即为宝的结论。

  如袁守定自问自答式的劝诫道:“宋子罕以不贪为宝,不贪何以为宝也?盖贪则狼藉之声,甚于粪秽,祸害之加,甚于戈戟,防虑之切,甚于盗贼。其既露也,平日之所亲信所用以介事媒钱之人,皆吾雠对矣。身败名裂,心劳日拙,君子悲之。不贪则反是,其为宝也,不既多乎!”[22]

  总之,廉为宝、贪则危是古代官箴中官员教育的核心思想。但不同于其他文本单纯说教,这些官箴多能从官员自身利益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从而使其更能深入人心。此外,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清廉是对官员自己的要求,而非他人,对待他人不可过于苛刻。如汪辉祖所说:“清特治术之一端,……清近于刻,刻于律己可也,刻以绳人不可也。”[23]

  (三)历史的维度

  在古代官箴的廉政教育理念中,历史的维度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其主要方式是通过对历代著名廉吏事迹的编纂与传播,为他人提供参考与借鉴。

  顾名思义,《廉吏传》是专门收集廉吏事迹的书籍。最早出现的是宋人费枢编纂的《廉吏传》,清代的《四库全书》将其收录且给予肯定的评价。该书收录了自战国至唐代的廉吏共一百零四人,不仅介绍了传主的生平与事迹,传后还对各传主做了评价,褒贬之意清晰可见。如关于西汉王吉的评价,费枢指出:“啖东家之枣,在众人视之若不至伤廉,而吉以此去其妇,岂非义不可轻犯故耶?然吉之家世,名清廉犹不免鲜车美服,过自奉养,使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呜呼!吉之奢虽不害其廉,而天下之人,毎至于害廉者,未尝不以奢也。语曰:礼与其奢也,宁俭,惜乎!吉独不知此哉!”[24]

  既赞扬了他的勤俭,同时亦指出其在生活作风方面的不足。又如,通过对西汉盖宽饶言行的分析,费枢提出了如何平衡清与介的问题,认为为官最好是清而不介。“人之贪墨无耻者,大抵为家谋而修洁不茍者。率志在奉国,宽饶既贫窭,所得俸钱半以给吏民为耳目,其子徒歩远戌至不自恤,兹岂为家谋者哉?然史官谓宽饶好言事,讥刺喜陷害人,愚谓不然。盖清则必介,介则必不容物。呜呼!与其清不容物,孰若清而不介之为愈也!”[26]总之,通过人物言行以及对其评价来申明道理,是《廉吏传》这类书籍教育官员的主要形式。

  费枢之后,明人黄汝亨亦有《廉吏传》之作。该书是在费枢著作基础上,“搜采诸史,五季以前增入三十三人。又考《宋》《元》二史,续载六十四人,各以时代为序。复以旧传不分优劣,乃定为三等,於传首姓名之上各署‘上’‘中’‘下’字以别之。《正编》之外又有《廉蠹》一编,所载为郅都、张汤等十人,亦有评语。姓名之上则署以‘酷’‘谲’‘陋’‘忍’‘赃’‘奸’诸字,体例颇为杜撰。

  传末附评一二语,亦皆肤浅”[9]560。可见,黄氏之书一方面扩充了《廉吏传》中的人物,另一方面在体例上做了创新‍‌‍‍‌‍‌‍‍‍‌‍‍‌‍‍‍‌‍‍‌‍‍‍‌‍‍‍‍‌‍‌‍‌‍‌‍‍‌‍‍‍‍‍‍‍‍‍‌‍‍‌‍‍‌‍‌‍‌‍。且不论其创新是否如四库馆臣所评的毫无价值,详细的等级划分无疑更能达到褒贬人物的目的。读者在读这些人物传记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出其中所传递出来的价值观。除了哪些行为符合“廉”的标准,哪些不符合外,哪些廉行更值得称赞,哪些次之亦有对应事例,这一分类无疑提高了官员清廉行为的标准。因此,从这一意义来讲,黄汝亨的《廉吏传》并非毫无价值,他以清廉为核心内容,为其他官员提供了一套更加细致且严格的行为准则。

  三、古代官箴中廉政教育理念的当代启示

  官箴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政治文化,曾被赋予重要意义。统治阶层试图通过这类文本,从道德与伦理的角度制约官员及其手中的权力,规范其政治行为。其中一些道德规范,在当代仍闪现着古人智慧的光芒,如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在多次讲话中引用古人官箴中的名言。

  (一)重视清廉教育,重审廉与俭的关系

  重视道德修养,特别是清廉的品格在官员评价体系中的作用是古代官箴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这一文化内涵,在当代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在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资本的腐蚀作用越来越突出的当今时代,如何正确处理这些丰富的物质财富、资本与官员政治理念之间的关系,既是官员个人要面对的问题,也是一个政党要考虑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经历了快速的增长,但在文化理念上的更新却十分缓慢,表现之一即是“一切向钱看”的价值导向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在政治领域,一些官员追求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还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于是出现了贪贿几千万甚至上亿金额的贪官。这些腐败现象的大量出现,主要原因之一即是清廉等重要的道德观念的缺失。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河南考察的讲话中强调:“事靠人为,事在人为。

  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执政骨干队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务必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十分重要的人生必修课,自觉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用好选人用人考德这根杠杆,引导党员干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25]故而加强清廉教育,提高清廉意识既是传统政治伦理的要求,亦是时代的要求。

  与此同时,一直与清廉相伴的节俭意识亦不能因为物质财富的丰富而被遗弃。尤其是对官员而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不俭必贪的历史教训在今天亦是治理名言。只不过与历史经验不同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节俭的评价标准会有所不同。但量入而出、量力而行的道理千古不变。远有晚明社会奢侈成风而最终亡国的历史教训,近有大量因贪污受贿而锒铛入狱的大小官员,皆因对铺张、奢侈的一味追求。因此,在重视廉政教育的同时,节俭亦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品质。

  (二)从现实出发,多维度阐明廉政理念

  我国古代官箴中的廉政教育理念还启示我们,重视清廉教育的同时,还要着眼于现实,注重教育方式和方法的多样性,否则容易造就形式主义,从而丧失教育的目的。

  所谓立足于现实,就是要分析清现实的政治与社会环境,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官员进行清廉教育。清廉教育要达到效果,既不能沦为形式上的道德说教,亦不能成为令人生畏的苛政、峻法,而应是带有人文关怀的道德劝诫。如前所举古代官箴中的劝诫内容,皆是从官员自身现实利益出发的谆谆告诫,绝少高调空谈的道德律令。如此,才能构建一种清正、和谐的政治文化。

  清廉教育的多样性可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进行总结。就形式而言,古代官箴既有朗朗上口的格言、警句,亦有威严庄重的石刻(即戒石)、牌匾,还有专门的书籍文本,可以令官员随时、随地的保持警惕。就其内容而言,既有伦理与道德上的反复强调,亦有现实利益衡量考虑,还有历史人物的警醒教育。除此以外,通过比较清廉与贪污的后果而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亦是古代官箴廉政教育的重要手段。

  (三)坚持廉政建设,重视贪腐产生的社会影响

  纵观我国古代的政治史,廉政建设是各个朝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的议题,且不断从道德、制度、法律等方面对其进行完善。古人之所以对其如此重视,是因为他们将廉政作为统治得以延续的根本。故中国两千余年的政治发展史启示我们,廉政建设是一长期过程,不能因任何原因而忽视;而之所以需要长期的坚持,还由于其对立面——贪腐所产生危害不仅局限于某一个人或某一团体,甚至威胁到整个国家乃至社会。

  就道德层面而言,清廉作为官员道德修养的一个方面,需要长期、严格的训练功夫。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希望最终能成仁成圣。而这一道德方面的要求并不是一劳永逸,而是需要不断的警醒、训练,一有懈怠即易造成遗憾。由此可见,导致腐败虽然可能有很多客观的原因,但根本仍在个人的道德要求。故而,对官员清廉观念的时刻提醒与严格要求首先是基于我国传统哲学中对人性的认知。

  就社会层面而言,贪污所影响不仅仅是个人,亦关系到国家政治,乃至整个社会。主要表现是贪腐对社会所产生的消极影响,这一点在古代官箴中亦有集中讨论。如前所举方大湜的论述,由贪污而导致的社会公正缺失,不仅会坏人心术,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风俗。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官员既是政府行政人员,还是社会的榜样力量。特别是在信息发达的当代社会,官员的负面行为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愤恨,长此以往即容易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丧失,甚至引起社会的混乱。这一问题在最近几年随着信息传递方式的快速变革越来越凸显出来。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官箴为当代的廉政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本文只就其中的教育理念做了初步的分析。而古代官箴对当代社会的意义还不止于此,对古代官箴文化进行全面研究与继承,一方面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亦符合现阶段对优秀传统文化继承的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共产党人要“自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老老实实向人民群众学习,时时处处见贤思齐,以严格标准加强自律,接受他律”[27]‍‌‍‍‌‍‌‍‍‍‌‍‍‌‍‍‍‌‍‍‌‍‍‍‌‍‍‍‍‌‍‌‍‌‍‌‍‍‌‍‍‍‍‍‍‍‍‍‌‍‍‌‍‍‌‍‌‍‌‍。因此,我国古代官箴中丰富的道德资源,对于全面从严治党,对于加强党员与官员的道德修养无疑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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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箴中的廉政教育理念及其当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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