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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读书会的价值研究

发布时间:2020-01-05 14:2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及归纳法,探讨我国近代读书会的价值,梳理研究历程,分析研究现状和趋势。我国近代读书会推进了跨越阶层、跨越空间的阅读运动,掀起了基于印刷品的人际交往变革,在特殊时代赋予阅读新的诠释和价值;其研究可分为萌芽时期(20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研究、统计分析及归纳法,探讨我国近代读书会的价值,梳理研究历程,分析研究现状和趋势‍‌‍‍‌‍‌‍‍‍‌‍‍‌‍‍‍‌‍‍‌‍‍‍‌‍‍‍‍‌‍‌‍‌‍‌‍‍‌‍‍‍‍‍‍‍‍‍‌‍‍‌‍‍‌‍‌‍‌‍。我国近代读书会推进了跨越阶层、跨越空间的阅读运动,掀起了基于印刷品的人际交往变革,在特殊时代赋予“阅读”新的诠释和价值;其研究可分为萌芽时期(20 世纪上半叶)、停滞时期(1950-1970 年代)、回忆为主时期(1980-2000 年代)、发展时期(2010 年代以来)等阶段,但相关研究薄弱,史料整理滞后是根本制约因素;未来研究可从夯实史料基础、加大考证力度、加强近代读书会史的梳理、着重从文化视角研究近代读书会现象等方面入手‍‌‍‍‌‍‌‍‍‍‌‍‍‌‍‍‍‌‍‍‌‍‍‍‌‍‍‍‍‌‍‌‍‌‍‌‍‍‌‍‍‍‍‍‍‍‍‍‌‍‍‌‍‍‌‍‌‍‌‍。

  关键词读书会阅读文化中国

图书馆论文发表

  图书馆论文范文:如何用传统文化重塑高校图书馆核心价值观

  在知识竞争时代,高校图书馆成为了传播知识,弘扬道德的重要场所。高校图书馆应把“一切为了读者,为了读者一切”作为核心价值观。如今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如何重新塑造高校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展示图书馆的作用是高教教育工作者探究的重点,本文对如何重建高校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等问题,进行简单论述,希望为类似图书馆核心价值观问题研究提供参考。

  0 导言

  我国近代社会新旧交汇、中西碰撞,在剧烈震荡中大变革,形成了社会转型时期的诸多特殊文化现象‍‌‍‍‌‍‌‍‍‍‌‍‍‌‍‍‍‌‍‍‌‍‍‍‌‍‍‍‍‌‍‌‍‌‍‌‍‍‌‍‍‍‍‍‍‍‍‍‌‍‍‌‍‍‌‍‌‍‌‍。近代读书会便是其中之一,它继承我国古代以文会友传统,借鉴西方近代社团经验,肩负启迪民智、推进阅读、传播文化之使命,在社会嬗变中蓬勃发展。

  据笔者对相关文献的梳理与统计,当时个人(含华侨)、社团、教会、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出版机构、书店、学校、行业协会、军政部门等创办了至少千余个读书会,不仅遍及现行各省份,且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越南、日本等国亦有相当数量,含公益性、政治性、宗教性、学术性、商业性等诸类型,向儿童、青少年、妇女、少数民族诸人群,工、农、商、军、政等各职业推进,成为民众教育的有效方式、自我提升的重要手段、跨越阶层交互阅读的新型平台、知识传播的新式途径,不仅深刻影响着社会的阅读生态,更成为一种与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教育、政治、技术密切关联的文化现象,一个考察近代社会及其文化的重要视角。

  本文探究我国近代读书会的独特价值,对近代读书会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并对未来研究的开展进行了展望。本文所指近代读书会为创办及主要活动在1840-1949 年间的以阅读交流与分享为中心的社团,由会名、组织者、组织纲领、会员、会所、会时(存续时间)、会刊、会事等要素构成。

  1 我国近代读书会的独特价值

  1.1 作为阅读史上的重要变革,推进了跨越阶层、跨越空间的阅读运动

  书籍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知识传播的最重要载体,谁掌握了书籍谁就约等于掌握了知识。夏、商、周三代“学在官府”,中央和地方诸侯占有并垄断图法、典籍,其他阶层无阅读书籍的权利,知识处于被统治者绝对垄断状态。春秋末至战国,“官守典籍”现象被打破,私学兴起,学术和教育逐渐为我国传统知识分子——士阶层所掌握、推广与发展。自此至近代前,虽然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技术发展,尤其是印刷术的发明带来了书籍生产史上的革命——印本书代替写本书,书籍的数量、流通速度均得以快速增长,有机会阅读书籍的人群逐渐广泛,至明清时望族女性亦多能诗文、善吟咏,但阅读主体仍主要局限在士人阶层。

  广大下层民众绝大部分不识字,至清末仍是“四万万人中,其能识字者,殆不满五千万人也”[1]。尽管我国古代有以文会友传统,“竹林七贤、建安七子、竟陵八友等文人团体即古代读书会的典型”[2],至明代已出现“读史社”[3]“读书社”[4]等以“读书”“读史”命名的读书团体,但其成员亦是士人阶层,目的主要是以文会友、切磋文艺或科举考试。

  近代读书会的产生,变革了传统读书理念、阅读方式,突破了“读书”局限于士人阶层的局限。第一,近代读书会或为“减轻读者负担”[5]“引起民众读书兴趣,及增进民众读书机会”[6],或为打破汉藏文化之隔阂[7],或为“研究社会科学、解决社会问题”[8]“勉励求学,改造社会”[9],将读书“利己”理念升华为读书“利他人”“利社会”理念。第二,读书会通过招收会员、共享书籍,将不同地域、不同阶层没有条件读书的群体联系起来,为他们提供了阅读的空间和平台。比如,光华读书会创办仅一年,会员已达“三千数百人”,既有学生、教员、商人、军人、医生等受教育程度较高者,亦有失学者、普通工人、农民等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地域上“北至吉林、黑龙江、新疆等地,南至两广、南洋群岛”“加拿大、斐列滨(菲律宾)、欧美、日本等地华侨加入者亦甚多”[10],不仅遍布全国,且跨出了国界。

  第三,读书会采取集体阅读、交流互动方式,使阅读从较私有、私密的个人行为,演变为以“共享”为标识的集体化、群体化的交互行为。如蚁社读书会,其具体读书方式为:“选定了一本现代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概论》,作为课本,由各人自己阅读,有不懂的地方,就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讨论。此外,在每次开会的时候,再提出几个问题互相讨论。”[11]在读书会中,会员完成了阅读、交流、感想抒发、评论等一系列活动,演绎了“一对多”或“多对多”的互动阅读实践,每位会员个体的知识、情感、经验、思想、体悟等有了得以释放的可能,并在集体交流中,思想产生碰撞,自我得以提升,进而影响他人、影响社会。可以说,近代读书会在读书理念与方式上对传统读书理念及方式进行了变革,推进了跨越阶层、跨越空间的阅读运动。

  1.2 作为社会史上的重要创新,掀起了基于印刷品的人际交往变革

  人际关系“是人们在进行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过程中发生、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2],是人类社会中最普遍与常见的一种社会关系,受社会生产方式、人性和上层建筑的制约。以媒介为依据,可分为血(姻)缘、地缘、业缘和趣缘等四种社会关系。1840 年代以前我国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血(姻)缘处于基础地位,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13],业缘非常贫乏。趣缘虽存在,如各类文会、雅集便是因兴趣相投而产生,但实际上仍受制于血缘和地缘,即是在一定的血缘和地缘下产生的一种以兴趣为连接点的次生人际关系,直至清代,家族性、地域性仍是江南文会雅集的主要形式[14]。趣缘因对血缘、地缘的附庸而长期被边缘化,直到20世纪才为国外社会学家所关注[15]。

  近代读书会突破了地域、血缘的限制。一是尽管不同类型的读书会对会员的年龄(如儿童读书会)、性别(如妇女读书会)、职业(如教师读书会)等会进行必要限定,除此之外,它们主要强调兴趣是否相投、宗旨是否相符,如鄞县县立图书馆成人读书会“凡有读书旨趣年在十六岁以上均得加入为本会会员”[16],精华读书会“凡有志读书者,皆得为本会会员”[17];二是近代书报刊媒体的发展,使读书会除了提供面对面读书交流场所外,还可通过创办会刊会报开辟交流空间,突破了一定的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如光华读书会会员不仅通过《光华读书会月报》开展一切与读书相关问题的讨论、交流,发表读书心得,还可通过“会员交谊”栏目与志同道合者联系,以进行更深入交流。

  此外,大多读书会倡导理论联系实践,除读书外,经常举办征文、竞赛、演讲、参观、调查、考察、实验等活动,创造了会员与社会的联系。三是读书会与读书会之间亦多联系,不同阅读圈子得以互动,从而使社会联系更趋紧密。因此,近代读书会的建立及蓬勃发展,建立了一种以“读书兴趣”为中心、以印刷品为纽带的人际关系,掀起了一场对传统人际关系的变革,即对传统趣缘的突破,使之摆脱了对血缘、地缘的依附而得以独立。

  1.3 肩负救亡图存重任,赋予阅读新的诠释与使命

  近代我国社会始终与救亡图存重任紧密相连,因而部分读书会肩负着救亡图存重任,尤其是抗战时涌现的一大批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读书会,成为抵抗日本奴化教育、凝聚民族精神的有效途径。如据安捷回忆:中共北平地下党在“七七”事变后大都南下或前往敌后参加抗战,留守者寥寥,安捷等爱国学生在难以找寻到革命组织情况下,自发组织读书会,期望从书中汲取力量,找到革命的方向。他们通过阅读《铁流》《毁灭》《母亲》等苏联文学,及我国《石碳王》《大众哲学》等书刊,坚定了信念与理想;通过开展“人生的意义”等讨论,树立与传播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创办手抄报、演出《获虎之夜》《苏州夜话》等话剧,传播进步思想;通过教唱《松花江上》《五月的鲜花》《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九一八小调》等革命歌曲,激发、激励人们的爱国心。

  读书会团结了青年、学生,成员从3人发展至14人,其中包括安捷在内的9 人先后走上了抗日道路[18]。再如金华县战时青年读书会,它以“提高文化水准,启发抗战意识,坚定抗战信心,发扬民族精神,藉以养成读书习惯”[19]为目标,始终将团结、教育青年作为发挥抗战力量的方法之一,取得了较好成效:“假使我们抗战建国的胜利还需要某些时期的话,在中间,我们的读书会,至少可以起百分之二的推动作用。”[20]此类抗战读书会,将“阅读”升华为“救亡图存”的一种方式,赋予了“阅读”新的诠释与使命。

  2 我国近代读书会研究历程

  2.1 萌芽时期(20世纪上半叶)

  我国近代读书会研究肇始于20世纪上半叶,除对墨西哥、美国、英国等国外读书会的介绍外,图书馆界、教育界的前辈学者对读书会的意义、目的、价值、组织方式等进行了初步探索。峄闻认为读书会的价值在于提供相互切磋的空间:“或谓读书则读书已,胡以会焉?斯言似也,而未尽读书之要。盖玉以攻而良兰以湛而美,与其离群索居,德孤无邻,又孰若广集同志,互相切磋之为乐乎?知夫此,然则读书之会,益不可少矣!”[21]范望湖认为读书会能推进民众教育,民众图书馆应“组织儿童读书会、成人读书会、妇女读书会等,研究并指导读书法、图书利用法,以及其他关于读书方面应当注意的事项,俾失学的儿童与成人,均得增进读书的效能”[22];聂光甫从图书馆角度肯定了读书会的价值在于招徕阅览人、养成读书习惯、养成自学能力、养成系统研究、养成团体生活、养成服务精神、便于馆员指导[23];对于如何组织读书会,王克辛从宏观上说:“首先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其次是书的问题”“只要是有学习热情的,希望进步的,以至可能使他学习兴向上的同学、同事、亲戚、朋友,都可以邀他们来参加读书会。”

  [24]蒋复璁认为应该根据读者对象在年龄、嗜好上的不同分别组织读书会,并给出了具体组织方法:“每一个读书会都应当推派力能胜任的管理员一位参加指导,讲解读书方法,领导讨论问题并介绍到馆的新书。会员方面要约定每月读书若干册,届时报告读书心得,互相研讨……儿童读者的读书会有时可以约请家长参加,并可备些糖果奖品,鼓励他们。择取有益的故事为儿童讲述,可以促进他们的了解,引起他们读书的兴趣。”[25]总体而言,其时图书馆界、教育界给予了读书会较高关注和重视,但偏重实践,研究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缺乏深入性、系统性,尚无学科将其纳入范畴内进行专门研究,更无对读书会发展历史的梳理及基于全国视野的读书会整体研究。

  2.2 停滞时期(1950-1970年代)

  文革时期文化领域遭冲刷,知识分子被裹挟入暴风骤雨,包括读书会研究在内的学术研究遭受沉重打击而停滞不前。1978 年改革开放后,思想得以解放,对近代读书会的介绍与回忆开始见诸报端。1979年4月,提出“读书无禁区”的《读书》杂志创刊,遂成为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推手。在《读书》创刊前的编辑部座谈会上,于光远(1915-2013)发表《怀念“读书会” 组织“读书会”》讲话,回忆了抗战时期在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延安等城市中读书会的开展及亲身参与情况,认为“读书会是集体学习的一个好形式”,“应该把组织读书会的工作抓起来”[26]‍‌‍‍‌‍‌‍‍‍‌‍‍‌‍‍‍‌‍‍‌‍‍‍‌‍‍‍‍‌‍‌‍‌‍‌‍‍‌‍‍‍‍‍‍‍‍‍‌‍‍‌‍‍‌‍‌‍‌‍。该讲话获得与会人士普遍赞同,甚至提出此刊以“读书会”为名的设想[26],表明近代读书会的价值再度为社会所认可。讲话稿随后刊发于《读书》1979年第7期。

  2.3 回忆为主时期(1980-2000年代)

  于光远对抗战读书会的追忆触发了诸多人的记忆,如陈企霞[27]对抗战时期读书会组织形式的回忆,安捷[18]、李德伦[28]、方亭[29]、程欣[30]、冯康[31]对抗战时或组织或参加读书会的追忆,安闽等[32]对福清读书会的介绍,宋锐[33]对广东省立雷州师范学校求真理读书会的介绍。除学术刊物外,此类文章更多刊载于我国各级政协所编文史资料汇编、各省市文化局所编革命(进步)文化史料汇编、各地党史办所编党史资料汇编等文献中,且至今仍不断在刊发,据笔者对浙江省内创办的近代读书会的初步调查显示:有文献记载的读书会至少149个,其中文史资料等文献中记录有91个。尽管此类文章不能算学术论文,但表明近代读书会已再度进入学者视线。值得指出的是,1990 年代始,我国台湾读书会实践与理论并行,研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邱天助梳理了台湾读书会发展历史,认为我国台湾最早的读书会可追溯至1923年[34]。

  2.4 发展时期(2010年代以来)

  2010年代始,在阅读推广如火如荼开展下,我国大陆地区读书会创办如雨后春笋,相关研讨会亦展开,尤其自2014年始“读书会发展论坛”持续召开,引起图书馆界、阅读界、出版界、教育界及党政机关的重视,从理论、管理、功能、虚拟等多角度探究当代读书会。近代读书会亦引起学者重视,从回忆与介绍发展至学术研究,在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宏观研究上均有所突破。(1)个案研究。即对某一读书会的专题考证或研究,如凌冬梅[35]对新塍青年读书会的历史、组织、成员及对马克思主义在嘉兴早期传播方式与贡献的研究,王波[36]对文学读书会的历史、组织及运行的考证,及凌冬梅[37]对乙丑读书社与中共台州党组建设贡献的研究。

  (2)群体研究。即对基于某一标准划分而成的近代读书会群体的研究,主要有钟放[38]对伪满后期高等学校读书会的组织方式、政治倾向、书籍来源等的研究,陶善耕[39]对共产党主导的河南早期读书组织的考证,樊宪雷[40]对进步读书会在革命时期的价值的探究,杨雲舒等[41]对民国时期儿童读书会在组织运作、活动开展中的实践、经验和成效的研究,赵俊玲等[42]对民国时期图书馆读书会的发展分期、核心活动、功能价值的探讨。

  (3)宏观研究。即从整体上(含某一区域、某一时段)对近代读书会的研究,如黄晓燕[43]的硕士学位论文专列一章梳理我国近当代读书会发展概况,认为我国近代读书会最早创办于1919 年,1920年代主流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1930-1940年代绝大部分与政治相关;苏全有等[44]探究了民国时期读书会的产生原因、命名类型及发展趋势,通过分析《申报》(1921-1948)出现“读书会”一词之频率,指出读书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渐趋冷寂;李蕊[45]探究了民国读书会的产生原因、运作管理等,认为读书会具有社会教育功能,承办者主要为图书馆、书店、报社和学校。

  赵俊玲致力于民间读书会研究,2014 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我国民间读书会研究”,是为读书会研究获国家级社科基金资助的首例,她指出“学术界需要追问读书会的本质、我国读书会源流是应深入研究的领域,应着重探索其发生发展”[2]。笔者对我国近代读书会的研究先后在2017 年获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读书会史料整理与研究”、2018 年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代读书会及其文化现象研究”,是为我国近代读书会研究获国家级社科基金资助的首例。这一切均表明近代读书会的价值已为学界所认识,学术研究正逐渐展开。

  3 我国近代读书会研究存在的问题

  3.1 存在问题

  已有研究是对我国近代读书会价值的肯定,为近代读书会研究、近代阅读文化研究增添了色彩,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开端,但现有研究刚起步,还很薄弱。

  一是当前研究仅触及近代读书会的冰山一角。就我国近代读书会的发展而言,早在清末维新时期戊戌学会风潮中,关学会等学会办报藏书、推荐书籍、交流读书心得,已具近代读书会早期雏形。清末阅报社掀起高潮,不仅更多社团组织了读书读报活动,并具固定时间、阅读主题、组织规程,成为一种非正式组织性读书会议,且新军当中已有读书会的组织——1906 年,蓝天蔚在湖北新军32标内成立读书会,黄申芗、单道康、孙长福等革命青年都积极参与[46]。至辛亥结社热潮,读书会已见诸报端,如浙江省德清县同德读书会已活动数年,至1912 年会员已遍及杭州、桐乡、海宁诸地[47]。经五四结社高潮助推,至1930 年代前后,读书会呈井喷状,不仅有公益性、学术性、政治性、宗教性等,亦有商业性——光华书局、泰东书局、开明书店等出版机构借鉴国外书业做法,创办了一批以推销本版书为主要目的的读书会。甚至如现代书局,还对读者进行细分,创办了现代读书会、现代妇女读书会、现代儿童读书会等多种类型读书会。这些读书会以会员制和打折让利方式运作,虽以盈利为目的,但实际成效上亦推动了社会阅读。因此,无论是近代读书会的最早出现,还是类型与数量,已有研究仅触及冰山一角,更遑论将近代读书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对其进行整体性、关联性、深入性研究。

  二是现有研究成果中部分认识有待商榷。在近代读书会类型方面,现有研究或认为政治性读书会为主流而几乎不涉及公益性、商业性、宗教性读书会,或认为图书馆读书会(即公益性读书会)为主力军而几乎不涉及政治性读书会;在近代读书会功能方面,现有研究或认为主要具有社会教育功能,或认为主要在于传播马克思主义、讨论时事政治;在近代读书会发展阶段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认为读书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渐趋冷寂[43-45]。

  事实上,近代读书会类型非常丰富,公益性、商业性、宗教性、政治性、学术性等多种类型并存,且不同类型读书会的功能有所差异、兴衰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变化(即不同时段中的主流读书会亦不尽相同)。在全面抗战时期,组织读书会被认为是“团结青年、教育青年,发挥抗战力量的方法之一”[20],甚至将其纳入当地战时教育文化建设计划[48],从而涌现出一大批以抗日救亡为宗旨的读书会。

  只因身处战争年代,尤其在沦陷区,大部分抗战读书会采取“秘密(地下)”形式,以致大多缺席于当时的文献记载。幸而当代文史资料、党史资料等的征集与编纂,为读书会当事人提供了回忆与抒发的平台,弥补了此类读书会史料缺漏的遗憾。笔者结合对当代文史资料、地方史志、读书会当事人回忆录及传记等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浙江省内的近代读书会进行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全面抗战八年间(1937.7-1945.8)读书会有50 余个,与前八年(1928.7-1936.8)创办的数量基本持平,即可窥一斑。

  3.2 制约因素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除对近代读书会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外,史料的缺乏是根本。“离开史料,历史简直无从研究起”[49],近代读书会研究亦如此,若缺乏必要、充足、可靠的史料,不仅研究难以推进,且极易导致片面甚至讹误,前述提及的“现有研究成果中部分认识有待商榷”便是因研究史料不足所致:或以文史资料中的记载为主,或以近代书报刊中的记载为主。需注意的是,并非近代读书会史料鲜少,相反非常丰富,广泛散布在近代书刊报、地方志、档案、文史资料等文献中。以近代报刊库的代表——“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申报数据库”为例,以“读书会”“读书社”“读书研究会”“阅读研究会”“读书互助会”“读书竞进会”“阅书会”“阅读会”“读书团”“阅读团”为关键词检索(检索时间为2018年7月10-17日),便得至少1738条有效史料。

  文史资料、地方志、档案等文献中,亦有大量近代读书会史料,且大部分未见于近代报刊,可互为补充。如表1 所示,在“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和“申报数据库”中,1940-1949 年间的读书会史料数量(297 条)不到1930-1939 年间数量(1,180条)的三分之一,呈显著下降状。但结合其他文献查检,则显示并非如此。仍以近代浙江省内的读书会为例,据笔者研究,有文献记载的读书会至少149 个(近代报刊数据库中仅记录29 个),其中1940 - 1949 年间创办57 个,是1930-1939年间创办数量(70个)的五分之四。遗憾的是,这些丰富的近代读书会史料尚未进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的滞后从根本上制约了研究。

  4 我国近代读书会研究展望

  4.1 夯实近代读书会研究的史料基础

  史料建设是近代读书会研究得以深入开展的首要任务。要做好近代读书会史料建设工作,首先需明确史料内容及其来源。笔者认为,近代读书会史料即围绕近代读书会的创办、活动、存续、反响、研究等产生的史料之总和,来源主要有四:一是近代书报刊文献,一方面近代报刊上登载有诸多读书会的广告、章程、征求会员书、宣传、报道、社会反响等信息,另一方面诸多读书会创办有会刊会报,均是极重要的原始资料;二是近代政府公文等文件,登载有读书会备案等信息;三是当代文史资料、地方史志、学术研究、读书会当事人口述文献等,多有“秘密”(地下进步)读书会的记载;四是现存读书会遗址、遗迹,及历史照片、档案等文献,是对上述三大文献来源的重要且必要补充。

  一方面近代书报刊、文件、档案等史料的大量整理出版及电子化,使对近代文献中的读书会史料的掌握成为可能。近代报刊:如《近代著名图书馆馆刊荟萃》《抗日战争期刊汇编》《红藏:进步期刊总汇(1915-1949)》《申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等。近代史料汇编:如《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五四时期的社团》《清末民国图书馆史料汇编》《民国华侨史料汇编》《民国史料丛刊》等,均需重点关注。

  数据库:如“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大成老旧刊数据库”“瀚堂近代报刊库”“申报”“新新新闻数据库”等商业性数据库,“北大晚清民国旧报刊”“宁波图书馆馆藏地方老报纸数据库”等自建数据库,为查检读书会史料提供了海量文献与极大便利。另一方面,当代各地地方志、文史资料的大量出版,读秀、超星的海量电子书,以及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使对当代文献中的近代读书会信息的掌握成为可能‍‌‍‍‌‍‌‍‍‍‌‍‍‌‍‍‍‌‍‍‌‍‍‍‌‍‍‍‍‌‍‌‍‌‍‌‍‍‌‍‍‍‍‍‍‍‍‍‌‍‍‌‍‍‌‍‌‍‌‍。而当前资讯发达、交通便捷,使对现存读书会遗址遗迹的考察、现存读书会当事人的访问成为可能。

  具体整理时,需通过仔细爬梳,将零碎、散乱的近代读书会史料从上述浩瀚文献中钩沉而出,通过认真研究,剔其重叠、考其异同,使之化分散为集中、去讹误存准确、变芜杂为有序,比如,可对读书会之政策、社会反响、读书会研究等史料进行专题整理,对具体读书会的章程、宣传、启示等史料进行专门整理,形成《中国近代读书会史料汇编》等史料性工具书。在此基础上可逐步实现数字化,及开发“中国近代读书会史料全文数据库”。

  4.2 加大近代读书会全面考证的力度我国近代读书会到底有多少?这是研究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在史料建设基础上,便可考证近代读书会及其活动,揭示其总体风貌。凡有文献记载的我国近代读书会均应考录,具体可以读书会为中心,考其名称、会址、宗旨、章程、创立(改,停)时间、主办者、会员、组织、管理、运作、书籍及来源、活动方式与内容等,并详细考察读书会的各种社会关系。在考证基础上,便可进行以下研究:统计与分析近代读书会的总体数量、地域分布、时段分布;对近代读书会开展定性分析,如鉴定读书会性质,划分读书会类型;深入研究典型性、代表性读书会,考察其组织模式、会员构成、管理方式、阅读内容、活动方式、功能成效等;对不同类型读书会进行比较研究,探究与分析各类读书会组织模式、运作管理的共性与特性、效果与局限等。

  4.3 加强近代读书会史的梳理与研究

  梳理我国近代读书会的发展历史,探究发展规律,总结经验与教训,可再现近代读书会及其活动的生动图景,对当前读书会建设、书香社会构建亦极具价值。一方面,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全面、公正、客观地对近代读书会史进行详细编年,具体可将读书会相关历史背景、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活动,依据年、月、日编排,逐条纪事;涉及的重要人物,可附生平简介。另一方面,在对近代读书会分类型、分时段、分地域研究基础上,可探究读书会发展分期,可着重考述读书会在清末的酝酿与萌芽、辛亥前后的发展、五四时期的推进、三十年代的井喷、全面抗战时期的活跃,并探究不同发展阶段中读书会主流、特色与影响。在此基础上,可与我国当代读书会发展历史,及国外读书会发展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归纳异同,总结读书会发展的普适性规律。

  4.4 着重从文化视角研究近代读书会现象

  从文化视角研究近代读书会现象,可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入的路径来认识近代读书会的丰富内容及深刻意义,而不仅仅停留在对读书会基本史实的阐述与考订上,不仅仅局限于对近代读书会历史的梳理。把近代读书会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便可将其置于近代社会广阔的空间下进行全面考察、关联性梳理与系统性构建,分析社会历史环境与这一文化现象相关的诸种因素,如社会变革、思想流变和文化发展及彼此间的互相关联,作用与反作用的具体情况等。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挖掘其产生的思想根源,分析具有怎样的时代风貌和特色,探究其对个人、对团体(公司,图书馆,学校,出版机构,社团等)、对社会究竟具有何种功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并从文化视角对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解释。近代读书会是我国阅读史上的重要变革之一,其组织与运行大多依赖于自觉自愿的行为,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这种自觉自愿行为的产生?近代读书会文化研究可以透过许多文化表象,探究我国近代社会转型期社会阅读风貌的变化和发展,审视近代社会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精神世界和人生情趣及他们的思想、文化、阅读的生存方式,透视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的发展水平,从而深化对我国近代阅读史、社会史、教育史、传播史的认识。

  5 结语

  近代读书会不仅深刻影响着近代社会的阅读生态,更是一种与社会经济、文化、思想、教育、政治密切关联的文化现象,一个考察近代社会及其文化的重要视角,对其系统梳理、深入研究,必能从一个新角度揭示我国近代社会阅读风貌及变迁,丰富我国阅读史、社会史、教育史、传播史的内容。本文意在抛砖引玉,期待能引起更多学者对近代读书会的关注、重视和研究,则相关厚重学术成果可期矣!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中国积弱溯源论[G]//饮冰室文集:第2 辑.吴松,卢云昆,王文光,等,点校.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670-690.

  [2] 赵俊玲. 国内外读书会研究现状及展望[J]. 图书情报研究,2015(3):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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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近代读书会的价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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