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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电影人物形象塑造中的运用

发布时间:2020-01-10 16:3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电影艺术与心理学的关系紧密而复杂。近年来,诸多中外影视作品将视角对准一些影响广泛的心理学现象,这些现象或案例都源自某一种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上的病态反应,具有病理学上的一致性。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虽为一种心理学现象,但与电影学、叙事学等也

  摘要:电影艺术与心理学的关系紧密而复杂。近年来,诸多中外影视作品将视角对准一些影响广泛的心理学现象,这些现象或案例都源自某一种心理学或精神病学上的病态反应,具有病理学上的一致性。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虽为一种心理学现象,但与电影学、叙事学等也密切相关。本文旨在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揭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呈现在电影作品中的共性和潜在含义,以探究其在影视剧人物塑造方面的运用。

  关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绑架者;被绑架者;人物形象塑造

电影艺术

  心理学其实是与电影最早“联姻”的一门学科。早在1916年,德国心理学家雨果·闵斯特贝格就发表了重要的电影学著作《电影:一次心理学研究》,率先将电影作为一种心理学现象进行分析;而1963年法国著名电影学理论家让·米特里所著的《电影美学与心理学》,则标志着电影心理学的成熟。作为一种病态的依恋心理现象的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心理学中最频繁地被运用在影视作品中的代表。影视作品在塑造人物形象时常常运用这一情结,给予人物更为饱满的性格,加剧戏剧冲突的同时体现艺术真实。以艺术方式窥探人类心理变化,赋予心理学与影视学交融的多种可能。

  一、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心理释义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Stockholmsyndrome)于1973年正式被命名,源于瑞典斯德哥尔摩镇发生的一起银行抢劫案:“两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抢劫银行的过程中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长达130个小时,在这六天警匪双方的僵持后,营救出的四位职员却拒绝出庭指证,甚至为绑匪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站在警察的对立面并表达绑匪在挟持期间没有伤害反而很照顾他们,甚至其中一名女性受害者爱上了其中一位绑匪,并在他服刑期间与之订婚。”①在经历过这一桩超越了一般人预期和理解的案件之后,心理学家确定这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随后其正式被命名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称之为人质情结“。犯罪学家汉斯·冯·亨蒂认为: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勾结是犯罪学的一个基本事实。

  此处‘勾结’并非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达成了某种协议或故意犯罪和被害,而是指彼此存在着互动关系,互为诱因。”②而斯德哥尔摩模式是其中极其特别的一种。这种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者产生好感、依赖性,甚至协助加害者,而加害者对被害者也可能抱有同样的喜爱而形成同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关键词是受虐、人质情结以及不对等关系等。不对等关系作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本质关系之一,早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

  奴隶社会是不对等关系投射下的社会体系。古人通过最直白且浅显的性资源分配展现社会地位,逐渐驯化人类的奴性,使得人们根据性资源的不公平分配默认自己的地位,屈服于王权之下。在面对生命威胁时,人类下意识的本能迫使被害者接受并顺从不对等关系,直接导致了人类顺应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根本要求。

  此外,有心理学专家指出:“人类自身的大脑结构促使遇到强烈威胁的紧急情况时,一系列的神经和腺体反应将被引发,下丘脑将发出应激反应:战斗或逃跑反应,即防御和挣扎或逃跑的准备;随后心理学家ShelleyTaylor指出女性不会体会到战斗或逃跑反应,男女性应激源的不同会使女性产生照料和结盟反应,即首先以孩子的安全为首要,并和拥有相同目的的成员结盟。”③这使得女性在受到威胁时相较于男性更容易屈服,而男性在战斗或逃跑失败后同样不得不屈服于现实。所以在人类本能的应激反应下,不论男女都有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可能性。

  二、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个体人物塑造中的运用

  人类的本质是充满矛盾的集合体,在审美上更加倾向于与自己较为相像的客体,继而塑造人物时,人物越多维,即身上聚集着越多的矛盾和冲突,就越容易让受众产生代入感以得到认同。同时由于戏剧需求,多维使整个人物丰满起来,人物遭遇的重重矛盾使整个剧情的发展变得跌宕起伏。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下塑造人物性格时,不论绑架者或被绑架者,都需要聚集着人性的矛盾、挣扎和性格的冲突,才能使剧情合理发展下去。

  (一)“绑架者”:释放与克制

  凡是有斯德哥尔摩情结的影视作品,“被害人”之于“绑匪”都是可以弥补以及救赎自己的。在绑匪意识到被害人的救赎意义前后,绑匪会由先前的扁平形象过渡到圆形形象,简而言之即为情感上的释放和行为上的克制。《无名之辈》中的人物关系是很特殊的双向关系,不论是马嘉琪之于胡广生抑或是胡广生之于马嘉琪,他们都是彼此的绑架者与被害人。胡广生作为“绑架者”一方时,意识到人质和自己有着极为相似之处,面对着生活的绝望和无助,他想要通过治愈马嘉琪来治愈自己,让自己毫无希望的人生道路上有一丝光亮,所以他用一块布盖住马嘉琪的脸帮她换了尿不湿,并满足了她拍照的心愿。

  从只用“老子一枪崩了你”吓唬马嘉琪,毫不顾忌地释放自己的情绪,到后续在对马嘉琪产生依恋心理之后立刻克制自己粗俗的行为,转变为淋过雨后要帮她吹干头发、帮她自杀要为她戴上耳机的痴憨却温暖的男人。

  马嘉琪作为“绑架者”一方时,她的极尽刻薄除了是在向外界释放求救信号,也在胡广生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当通过一面镜子让她清楚看到她自己时,她的刻薄不仅仅是对胡广生,更是对自己,她从讽刺胡广生傻气地偷了根本不能用的手机模型是个“哈皮”,到后来对胡广生产生依恋心理之后泪如雨下的释放着自己的情绪,却只是坐在轮椅上克制地对胡广生说“抱一下”。至此,胡广生和马嘉琪都完成了情感上的释放和行为上的克制。

  (二)“被绑架者”:反抗与屈服

  人质情结为被绑架者与绑架者的双向情感结果,被绑架者的处境相较于绑架者更加复杂。其中人质的绑架不单单指身体上,也同样包括情感上,一方面被绑架者面临着受到强烈威胁的紧急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又与绑架者在情感上共通,面临着类似的绝望和难处而进行相互救赎。其间被绑架者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十分坎坷:第一阶段表现为表面屈服实则伺机逃跑,第二阶段表现为情感与心理道德的挣扎,第三阶段表现为彻底臣服接受。

  《色戒》中王佳芝作为被绑架者的心理斗争十分明显,她以贞操为代价开始接近易先生之后,在外界支配与自我丧失中愈走愈远,其间她经历的双重抛弃攻陷了她的反抗防线——一次源于父亲的抛弃,另一次则是邝裕民的,这两起事件直接促成了王佳芝对易先生的依赖:第一个阶段是假意顺从,王佳芝以出国为目的,以出卖身体为代价,做了间谍,为后续的沦陷奠定了基调;第二个阶段是她和易先生发生关系后才真正被易先生所绑架,她感受到了易先生仿佛要吸干她的血一般地索取,她已经开始沦陷但有意识地为自己寻找出路,于是去找邝裕民及其背后的组织寻求帮助,想要脱离甚至萌生了杀掉易先生的想法,在床上用枕头蒙住了他的眼睛。

  第三个阶段的她已经彻底放弃,迷失在对易先生的依赖中,她在日本酒馆感受到了易先生同样也在被人操控着,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起身为易先生唱道“小妹妹与郎呀,咱们是一条心”,此时王佳芝已经完成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所有历程。

  三、人物关系建构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投射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从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在投射关系上也从不仅仅局限于两性爱情之间,它存在于亲子、君臣等一切不对等关系之中。影视作品借助斯德哥尔摩这一情结构建了许多扎根现实的人物形象,同时也构建了许多有着深厚羁绊的人物关系和情感。

  (一)投射于两性关系中的病态爱情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投射于两性关系是最为传统的,无论是《色戒》《无名之辈》抑或是《为奴十三年》,这些由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衍生出的爱情底色都是悲凉的,缔结在绝望与黑暗之中。《色戒》中易先生和王佳芝的爱情充斥着悲剧色彩,他们在相互救赎的假象过后又相互推翻坍塌,易先生在被支配的人生中感受着被压迫的王佳芝发出的热烈而绝望的攀附,而王佳芝则一步步接受了易先生对她所有的掌控,看到易先生的软弱被激发出的母性让她绝望又坚定地放弃了挣扎。

  《为奴十三年》中艾薇对怀特的病态爱情是反复的,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正常的轨迹之中,她刚被解救出来时发现原先的一切都有了变化,她感觉到被抛弃,又再次回到怀特身边,可是怀特的“同归于尽”让艾薇意识到,她不是真的想要以结束生命为代价来逃避现实,所以只有怀特一个人为病态而畸形的爱情殉葬。相较于这两部影片,《无名之辈》的病态爱情却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源于马嘉琪和胡广生双方虽然由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催化出了爱情,但本质上他们却是互为绑架者和人质,相互对等,在这种特殊的对等关系下达成平衡造就了圆满的结局。

  (二)投射于“亲子”关系中的病态依恋

  亲子关系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投射在影视作品中并不常见,其中以《完美的世界》以及金基德的《圣殇》为代表。《完美的世界》中,布奇对于小菲利普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下衍生出来的亲情所形成的病态依恋,追根溯源是布奇和小菲利普同样缺失父爱。布奇在小菲利普身上寻找自己童年的影子,他对小菲利普代入父亲的角色完全是为了弥补童年的自己;布奇在旅程中所有看似亦正亦邪的英雄行为,都源于他童年时期父亲家暴造成的影响,甚至包括他入狱都与他父亲的家暴倾向息息相关。

  而小菲利普将布奇代入自己父亲的角色源于单亲家庭出身的他对父亲的渴望,长时间只有妈妈陪伴的小菲利普在性格上有些女性向,所以他问“我的这里很小吗?”的时候,第一次在布奇的影响下有了男性意识,随后布奇认真地看了看和他说:“不,尺寸刚刚好。

  ”当一个男孩向一个成年男性问出非常隐私的生殖器尺寸问题并得到认同后,小菲利普就同样认同了自己的身份和布奇父亲的地位。这段病态的亲子关系最终以“儿子”取代“父亲”的地位而告终,小菲利普在布奇的影响下通过以暴制暴的方式开启了新的循环。

  (三)投射于王权社会下君臣关系中的病态忠诚

  王权社会中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十分常见。《末代皇帝》的故事发生在社会形态的交替期,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君臣关系中的表现显得尤为明显,如溥仪作为被批判的罪人集中起来劳动改革,改革处的主人趴在门眼上偷偷观看着,发现溥仪坐在床上,有人为他系鞋带,甚至为他挤好牙膏,默默做着这一切的人毫无怨言、心甘情愿,即使是新时代到来,从前伺候溥仪的人仍旧无法适应平等,面对平等的权利,人们诚惶诚恐。

  在王权社会下的人质情结由于几近5000年的人类历史,无论是社会制度,抑或是思想文化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发展,这是社会成熟的必然阶段。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作为心理学的一门病症运用到影视作品中毫无疑问地左右着人物命运的走向,因此在创作过程中创作者应该赋予这条情节线索更饱满的戏剧张力与更充分的合理性,避免赋予其太多明显的目的性,在道德判断的基础上架设合理的人物关系,让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活丰满,使之更好地满足电影表现的需要和艺术的真实。

  “影视作品基于心理学理论、社会现实、深层人性等方面进行艺术创作,往往会给观众带来心灵的震撼。这种底色让影视作品更加吸引观众。”④影视作品在运用心理学理论后往往是非常接近或还原日常生活中很真实的情境,它把人性中的黑暗、扭曲、病态的一面和丰富、积极的一面都生动鲜活地呈现出来,给观众带来视觉冲击、内心拷问的直面应对和心灵震撼。

  电影方向论文范文:国际化视域下的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研究

  【摘要】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加剧了各个国家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电影产业作为文化的基础性产业,也在国力竞争中彰显出了其不可或缺的作用与地位。随着国外电影产业的快速发展,韩国、印度、美国等国家在电影输出的竞争中给我国电影产业造成了巨大压力。本文将分析外国和我国电影产业发展概况,从完善体制、培养人才、提高制作水平、文化融合等方面研究我国电影产业的发展策略,以提高我国文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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