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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发布时间:2020-01-18 15:2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也愈加行稳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开辟出来的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北京共识是对于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从

  [摘要]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中国道路也愈加行稳致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开辟出来的民族复兴之路、国家富强之路、人民幸福之路。北京共识是对于中国道路的集中概括,从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到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北京共识,中国道路的中国智慧与世界意义不断凸显。

  基于政治经济学视角,纵观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成了中国道路的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积极有为的国家治理能力、高效运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团结稳定的社会基础系统性地构筑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中国道路是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序社会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国道路;北京共识;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新中国70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举世公认的经济奇迹,中国道路也愈发展现出独特的魅力与光芒。与中国道路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代西方国家通过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建立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却正在暗然失色。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给拉美国家、苏联与东欧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自新世纪以来西欧国家的债务危机、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近几年持续的难民危机,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逆全球化”势力不断阻碍全球贸易自由和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从而最终可能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现实已然表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经深陷结构性危机。

  对此,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但束手无策,而且还步入自身的理论谬误与实践困境。立历史潮头,答时代之问。当今世界经济发展处于十字路口的迷茫时刻呼唤中国道路的引领,中国道路也必然要承担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历史使命。因此,系统性总结概括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与深刻内涵,构建原创性、民族性、系统性与总体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诉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一、中国道路:研究现状与研究评述

  (一)中国道路与中国奇迹

  唐爱军认为,中国道路是一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从而建构的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逐步形成“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道路①。王伟光认为,中国道路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和非资本主义道路理论②。陈学明认为,中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全方位、整体性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的发展具有奠基性的作用①。

  马军海认为,中国道路既内在于中华文明的演进逻辑之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主体性;又扬弃了资本文明,开启了共同体视角下的和合、共享、以人为本的文明意蕴②。周文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实质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对于西方的超越③,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的对比。寒竹认为,中国社会从汉代开始就形成了商品经济扩张侵蚀社会与维护社会利益反对商品经济互相博弈的双重运动,数千年中国历史所形成的追求公平正义的强大历史基因决定了中国道路仍然是历史与传统的轨迹延续④。

  钱颖一认为,中国通过分权化运动———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行政分权与财政包干为内容的财政分权———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维护市场的经济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federalism)⑤。周其仁从科斯定理出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重新界定产权之路,强调中国四个层面的产权界定改革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公有制通过承包合约以股份制经济形式形成了“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⑥。

  周黎安认为,中央政府所设计的竞争激励模式———以地方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地方官员晋升锦标赛模式———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安排,晋升锦标赛通过竞争机制有效地解决了政府内部的激励问题,提供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与治理方案⑦。王永钦、张晏认为,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与民意调查基础上的官员任免制使得中国的分权式改革所给予的特殊政治激励导致了经济分权与政治集权的后果,形成了地方政府之间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⑧。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奇迹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依据资源禀赋结构发挥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⑨。盛洪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真正原因在于转向市场经济的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由交易的市场秩序与界定到个体产权的基本制度框架瑏瑠。李玲认为,中国道路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与有机社会的有机整体,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为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瑏瑡。姚洋将中国道路归纳为四个特征:社会平等、贤能体制、制度有效性与中性政府,认为中国道路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瑏瑢。

  (二)中国道路的性质

  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阶级利益、认知程度以及社会文化差异,国外学者对于中国道路的性质主要分为三种看法:威权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类似列宁新经济政策道路及独立自主的第三条道路。不少学者直接从中国政治经济的特征出发将中国道路归纳为威权资本主义,《澳大利亚人报》亚太版主编R·卡里克认为中国是典型的自由市场加威权主义的威权资本主义,中国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与政治威权主义体制瑏瑣。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高柏依据中国的国家能力将中国归纳为:放松经济社会的管制、允许社会生活有限度多元化的威权主义国家;以新自由主义作为政治目标工具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发挥大型国有企业优势的改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瑏瑤。当前多数国外学者认为中国目前是一种类似资本主义初期原始资本积累的国家资本主义阶段,并且会逐渐走向规范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学者更加激进地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不通向社会主义的复兴,而是通往彻底的资本主义复辟瑏瑥。哈佛大学学者马丁·怀特认为,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转变,中国首先从德治国家变为鼓励经济发展成就的绩效国家;其次中国以行政分权与财政管制的行政体制促使地方政府发展经济;最后中国政府使用国家权力将资本主义作为手段发展市场经济①。

  日本学者不破哲三则认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类似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阶段,通过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以詹姆斯·劳勒为代表的部分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市场经济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所服务的②。

  大卫·斯韦卡特认为,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而是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早期阶段,正通向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彼得·诺兰则认为,中国道路正在试图为全世界探索一条基于自身悠久社会基础的第三条道路,即一种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创造性的共生合作关系,它是一种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官员之间的道德体系的深度结合,中国道路正处于失败的传统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与危险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十字路口③。

  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认为,中国道路是一种对传统社会主义矛盾反思的后社会主义。英国剑桥大学的马丁·雅克教授指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civilisation-state)而非“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中国的崛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的新灵感与新道路。意大利学者乔万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颠覆性阐释了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思想,强调市场是政府的有效工具;同时指出中国道路是中国基于自身的历史与文化传统,依靠庞大的国家市场“自然”地走向富裕的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和平崛起道路④。

  (三)中国道路:普遍性与特殊性

  中国道路的普遍性。法国学者罗兰·列夫认为,中国目前是一种实现保持国家独立性与兼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平衡的“现实社会主义”,是一种混合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模式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变种⑤。托马斯·海贝勒认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模式的重要特征。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裴宜理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高度的创造与适应能力以及“务实主义治理模式的历史传统”,这种务实主义是Adaptivegovernance(适应性治理),Adaptivegovernance是有弹性的治理,指对新挑战作出变化的能力。

  意大利学者洛蕾塔·纳波菜奥尼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关键所在,中国经济制度优越于西方,这是西方国家应该学习的地方。中国道路的特殊性。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将中国经济奇迹归因于中国政府所设计的县际竞争模式,掌握经济权力特别是土地使用决定权的县域激烈的竞争自成一家,天下独有⑥,通过串联县际的佃农分成制度与承包责任合约所形成的复杂合约分成结构的中国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对经济增长最有效的制度”⑦。

  贝淡宁在其《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一书中认为,中国悠久的贤能政治传统为中国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认为,中国模式根植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之中,特有的政治经济体制是中国模式的核心内容,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中国强大的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保持平衡的混合经济模式⑧。

  乔根·兰德斯认为,中国政府能集中力量办大事,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黄宗智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党政国家集权制度使得工业化取得了突出成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原有体制基础上采用计划与市场的双轨进路推行市场化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国家体制,以威权政府高效地动员资源并利用比较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⑨。

  二、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比较与启示

  (一)华盛顿共识

  1989年,美国财政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解决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危机,由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明确提出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的核心内容就是实现绝对的私有化、自由化以及市场化。华盛顿共识以市场原教旨主义为内核,继承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将自由市场经济视为完美制度,在全世界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华盛顿共识是一种激进式改革方案,不仅是建立自由放任的自由市场经济,还要实现整体经济制度的所有制变革;不仅要改革整体经济制度,更是要彻底改变政治制度,建立自由市场经济、全盘私有化与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三位一体”①。

  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是为拉美发展中国家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量身打造的资本主义陷阱,政府最小化、市场最大化的自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制度只是美国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所创造的虚假意识形态。美国自身不仅不是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反而保持着对于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的隐形强力控制,2018年至今美国所发动的针对中国的一系列贸易战的所作所为已经彻底地暴露了美国自由经济的虚伪神话,美国的统治集团彻底撕破了一直宣扬的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面皮。

  (二)北京共识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经验进行总结:主动创新、大胆试验,设立经济特区,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循序渐进,摸着石头过河;精心积累不对称力量工具,积累数量庞大的外汇储备。北京共识坚持独立自主地依据实际国情,循序渐进地推动政治经济体制的渐进式改革;政治经济改革按照先易后难原则首先从农业领域开始,从农业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再到政治体制改革;强调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府与国有企业的作用,避免市场失灵所产生的危害;通过增量改革妥善地处理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使得体制转轨、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保持和谐;是中国主动采取的“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途径”②。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最大区别在于:如何看待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国有坚强的政党领导下的强有力中央政府,既审慎稳步地推进了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坚持改革的根本方向、总体部署与节奏步调,防止改革步伐过快所带来的风险;又积极发挥国家力量有效地抵制了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对于国有资产的掠夺、市场失灵的破坏性后果等负面作用,维护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地利用国家作用与市场力量,实现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与高效的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由此,我们得到的重要启示就是: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应依据本国实际国情独立自主地探索,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方案,只有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任何一个国家脱离本国实际、盲目照搬他国模式都注定无法持续。

  三、中国道路的发展历程、基本内容与深刻内涵

  (一)中国道路的探索与发展历程

  中国是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机,无数仁人志士奋发图强、不懈探索,寻找救国救民道路,但都以失败告终。最终,历史与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努力,建立了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百年梦想。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始了建设新社会、探索新道路的历程。这一历程包括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改革开放前,通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地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重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出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这为后来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奠定了重要基础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由此开启了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伟大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拓了中国道路的新境界。

  (三)中国道路的深刻内涵

  1.有力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中国道路的最根本保障。新中国70年的发展成就与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事业,正是由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锐意进取所缔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通过优异的战略转型能力、科学决策能力推动和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与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战略转型能力。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备高度灵活性与战略转型能力的政党。

  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再一次以超强的战略转型能力破除种种思想禁区与重重政治阻力,将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共产党通过坚定不移的决心、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广泛支持的组织动员能力、有节有序的改革路径,将中国———一个高度依靠中央计划的计划经济体制———平稳有序地转型为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与市场经济手段的全新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超强的自主战略转型能力是中国共产党优秀政党能力的确证。

  作为一个具有优秀学习能力的战略集团,中国共产党“拥有形成一个社会体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能力”①,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了苏联模式与东欧剧变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循序渐进、局部试点、整体推进的审慎策略,既避免了社会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经济社会大的动荡,又能及时调整方针政策、不断完善改革方案。

  科学决策能力。中国共产党通过自我调整、自我改革,充分地结合了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的优势,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性地通过五年计划(五年规划)以计划之手与市场之手最有效地促进经济高效运行,为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规定目标和方向,它是中国经济的设计蓝图,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胡鞍钢认为五年计划的编制过程“可能是世界上最大规模人员所参与的民主化过程,成为政治领导人、各地负责人、专家学者、以及人民大众共同参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科学决策的民主集中过程”。②

  中国共产党通过集体领导、民主集中制、科学的决策程序、畅通的民意渠道、广泛地集中全党与全国人民的智慧,凭借高效的战略决策能力通过计划体制与市场机制,吸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势,更加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发育、健康成长、高效运行。强大的社会凝聚力。中国社会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自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开始,两千年来中国各民族人民共同生活、相互交流,共同形成了对于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强烈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中国传统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与以血缘为纽带的伦理道德建立了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的传统伦理塑造了民众对于中华文化强烈的社会认同感。近代以来为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救亡图存的抗争激发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民族意识。五四远动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深入基层社会;特别是农业合作社运动与人民公社运动,第一次实现了国家权力直接彻底地完全深入乡村将全体农民组织起来,形成了国家与人民深度关联、国家与社会的高度合作的“人民社会”,中国社会的凝聚力到达极致状态。

  中国的“人民社会”优于西方的“市民社会”③,超越了西方社会民族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对立。正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强大社会凝聚力,为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秩序与社会基础,为亿万人民群众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组织基础,中国道路离不开中国社会强大的凝聚力。

  政工师评职论文投稿刊物:《南京政治学院学报》(双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南京政治学院主办。本刊是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理论刊物。办刊宗旨是为军事院校的教学、科研服务,为军队的建设服务。着重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部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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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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