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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陶瓷文献分类方法探讨

发布时间:2020-02-12 18:24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1古代陶瓷文献概况及稀少原因考察 我国古代包含陶瓷文献在内的科技类文献,与经部、史部、集部等类文献相比,少得可怜。梁启超曾言: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1]而作为古代手工技艺之一的陶瓷制作,相关著述更是凤毛麟角。直到宋

  1古代陶瓷文献概况及稀少原因考察

  我国古代包含陶瓷文献在内的科技类文献,与经部、史部、集部等类文献相比,少得可怜‍‌‍‍‌‍‌‍‍‍‌‍‍‌‍‍‍‌‍‍‌‍‍‍‌‍‍‍‍‌‍‌‍‌‍‌‍‍‌‍‍‍‍‍‍‍‍‍‌‍‍‌‍‍‌‍‌‍‌‍。梁启超曾言:“做中国学术史,最令我们惭愧的是,科学史料异常贫乏‍‌‍‍‌‍‌‍‍‍‌‍‍‌‍‍‍‌‍‍‌‍‍‍‌‍‍‍‍‌‍‌‍‌‍‌‍‍‌‍‍‍‍‍‍‍‍‍‌‍‍‌‍‍‌‍‌‍‌‍。”[1]而作为古代手工技艺之一的陶瓷制作,相关著述更是凤毛麟角‍‌‍‍‌‍‌‍‍‍‌‍‍‌‍‍‍‌‍‍‌‍‍‍‌‍‍‍‍‌‍‌‍‌‍‌‍‍‌‍‍‍‍‍‍‍‍‍‌‍‍‌‍‍‌‍‌‍‌‍。直到宋元时期,我国才出现第一篇纸质陶瓷专论之作《陶记》;明代中晚期才出现第一部陶瓷专著《阳羡茗壶系》;而整个古代陶瓷专论之作和陶瓷专著加起来不过20余种。这与我国近万年的陶瓷生产发展历史相比,很不相称。由于陶瓷相关文献中论及这一问题的史料极少,笔者将它放在数量相对较多的科技类文献中来探讨,以此推测古代陶瓷文献稀少的原因。通过考察分析,造成古代科技类文献(包括陶瓷文献)稀少的原因可归结为四个方面。

陶瓷文献

  (1)作为古代立国之本的儒家思想安贫乐道,不重视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这在儒家经书《论语》中就可找到许多证据。《论语·里仁》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2]32《论语·子路》言:“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3]117-118孔子认为“喻于利”者为“小人”,只要抓好“礼”“义”“信”就可以了,不必抓什么农业生产。古代深受这一思想影响,导致文史类著述丰硕、科技类著述稀少的局面。

  (2)古代部分统治者大兴文字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古代统治者以功名利禄为诱饵,把知识分子引入钻研儒家经典的死胡同,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脱离生产,脱离实践,厚古薄今。如果当时这些掌握着能文识字技能的知识分子能够致力于科技生产,科技类著述会大量增加。

  (3)古代统治者轻视科学技术。历代王朝缺乏鼓励人们进行科技生产及其研究的机制,科技生产及其相关研究与升官发财毫无关系。宋代学者沈括在《梦溪笔谈·序》中言:“所录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不系人之利害者。”[4]明末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序》中亦言:“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5]科技生产在古代常被视为“不系人之利害”“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事情。“有识”之士“弃暗投明”,很少关注科技生产,更不愿“出力”做研究。《汉书·楼护传》中就记述了有医学之才的楼护“弃医从经”之事:“楼护,字君卿,齐人。父,世医也。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共谓曰:‘以君卿之材,何不宦学乎?’由是辞其父,学经传,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6]楼护本有医学之才,后来“长者”觉得他大材小用,劝导他改学经传,果然成为“京兆吏数年,甚得名誉”。

  (4)古代知识分子受“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观念影响,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不屑于从事这方面的实践和研究,动手能力差,有的甚至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错过了发明创造的机会。美国学者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言:“一旦穿上了长衫,就抛弃了体力劳作……他们认为用双手劳作的都不是读书人……这种手与脑的分家,与达芬奇以后的早期欧洲科学先驱者们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照。”[7]这种长期脱离生产实践的做法使知识分子对“雕虫小技”毫无兴趣,当然也就无所作为。岂不知这些“雕虫小技”往往包含着可以解开宇宙奥秘的大道理,往往关系着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古代无视这些“雕虫小技”,注定他们与许多发明创造无缘,更少有人付诸热情,投身到科技生产的实践和研究之中,自然也就不会产生多少科技著述。科技研究是系统工程,就像接力赛跑一样,承前启后,代代相传;科技著述是承上启下的接力棒,没有这个“接力棒”,就会失去攀登科技高峰的良机,就要走许多弯路。明末以后中国科技日渐落后,也许正是科技类著作稀少导致的结果。

  概言之,我国古代受各种因素影响,文人学者大多“不屑于”科技、工艺、器物之类的文献著述,而诸如陶瓷之类的手工艺人又大多不识字,无法将自己的技艺和思想付诸文字,笔之于书,他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其技艺和思想,这导致这几类文献编撰数量稀少,而作为古代手工技艺之一的陶瓷制作著述更是凤毛麟角。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整理、挖掘和利用好陶瓷文献。本文以宋元时期陶瓷文献为例,探讨它们在古代文献分类体系中的分布状况,并对各类陶瓷文献的史料价值作简要评析;以此为基础,建构符合这一时期陶瓷文献实际状况的分类方法。

  2宋元时期陶瓷文献分类方法建构的依据

  成书于清代乾嘉时期的《景德镇陶录》有言:“从来纪陶无专书,其见于载籍者,或因一事而引及一器,或因一器而引及一事,或因吟赋而载一二名。”[8]从现有陶瓷文献整理成果来看,我国古代陶瓷文献史料的分布状况确实如此。我国古代不仅在陶瓷文献编撰数量上稀少,而且在陶瓷史料分布上也比较零散,多是一些只言片语,少则一两句,多则数十言,成系统的陶瓷专论之文甚少。就宋元时期而言,陶瓷文献史料的分布情况更是如此。这一现实状况是我国古代陶瓷文献分类方法建构的基础,也是本文研究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于古代陶瓷文献分类方法的探讨,最早见于1993年傅振伦在《景德镇陶瓷》第三卷第四期发表的《中国古陶瓷文献学(二)》(以下简称“傅文”),但一直未引起学界的关注。可能是由于这一工作需要大量的整理实践作为基础和支撑,之后鲜有学者再有论及。傅文鉴于陶瓷文献极其分散的状况,将其分成了十三类,分别是正史类、政书类、杂史或专史类、地理或方志类、类书类、诗文集类、格致之书类、金石类、名窑资料类、图录类、笔记杂说类、中外文化交流类、其它类[9]。不过傅文中并未言明如此分类的依据,也没有考虑到古今陶瓷文献的差异性,而是将古今陶瓷文献全部囊括其中‍‌‍‍‌‍‌‍‍‍‌‍‍‌‍‍‍‌‍‍‌‍‍‍‌‍‍‍‍‌‍‌‍‌‍‌‍‍‌‍‍‍‍‍‍‍‍‍‌‍‍‌‍‍‌‍‌‍‌‍。其实,该分类法不仅不能囊括古今所有的陶瓷文献,就连古代陶瓷文献也未能全部囊括其中。比如,古代陶瓷专论文献分布比较集中的谱录类文献,却只能录入“其它类”,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整体而言,傅文第一次提及我国古代陶瓷文献的分类方法,其开创之功不可抺杀。其中提及的一些类目,如政书类、地理类、类书类、诗文集类、金石类等是值得今人借鉴和参考的。当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尤其是针对本文研讨的宋元时期的陶瓷文献,至少有四点值得探讨和商榷。

  (1)个别类目划分过于细化,如正史类、杂史或专史类等,这两类古代陶瓷文献并不多,无需如此细化分类,可以考虑借鉴当前比较科学的划分类别,统归入“历史类”。这样该类收录的陶瓷文献相对多些,不仅可以支撑这一类别,还方便世人查找。还有格致之书类、笔记杂说类,可以统归入“杂家类”,这样既符合古代文献的分类习惯,也方便世人查找。

  (2)有些涵盖重要陶瓷文献的类目没有设置,如谱录类、六经类、小学类、目录类等。这些类目都是涵盖比较重要陶瓷文献的类目,需要强化和凸显其重要性,不可混入“其它类”中。

  (3)个别类目的名称不太适用于古代陶瓷文献分类,如名窑资料类、图录类、中外文化交流类等。这几类若用于当前陶瓷文献的分类尚可,但在古代陶瓷文献中或者数量十分稀少,或者根本没有。比如,专门论述名窑资料的陶瓷文献,大多收录在谱录类文献中,几乎没有专论名窑资料的陶瓷文献。需要说明的是,傅文中“图录类”文献下罗列的明代项元汴的《历代名瓷图谱》,其实是近人托古的一部伪书,不能当作古代陶瓷文献看待。

  (4)整个分类体系的逻辑性稍显不足,有些类目设置的标准不太统一,这使人们在实际的陶瓷文献分类过程中,由于类目之间的界限不够清晰,往往会产生困惑,甚或无所适从,不知道将其归于何类。比如,地理或方志类与名窑资料类,名窑资料类与图录类、格致之书类与笔记杂说类等,在实际分类过程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交叉的情况。即使是交叉收录,傅文中也没有提及以“互见”或“互著”的方法来进行完善和补充。

  有鉴于此,笔者以自己历时六年参与组织编纂的《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影印辑刊》作为参照对象,通过对其中宋元时期陶瓷文献的分类罗列和归纳分析,以求更加具体直观地反映出这一时期陶瓷文献的实际分布状况。然后在傅文陶瓷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汲取其优点,完善其不足,并通过借鉴传统四部分类法,尤其是借鉴《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总目》)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再结合当前比较科学的文献分类法,建构较符合宋元时期陶瓷文献实际存在状况的分类方法。具体而言,笔者将这一时期陶瓷文献分成了十类:六经类、小学类、历史类、地理类、政书类、目录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诗文集类。

  3宋元时期陶瓷文献分类方法的具体建构

  3.1六经类

  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后来出现了大量有关六经的各种注释类文献,并把这些注释类著述纳入“六经”的范围之中。本文所指的六经类文献,就是有关六经的各种编撰形式的著述。其实这类著述中的陶瓷史料不多,内容多有雷同之处,宋元时期的这类著述即是如此。

  此外,六经各类文献的多寡情况有所不同,以易类、礼类文献居多,诗类、书类、乐类文献较少,而春秋类文献基本没有。这类文献主要是对《易经》《尚书·禹贡》《诗经》《周礼》《仪礼》《礼记》《乐书》等的一些陶瓷相关字句进行阐释。以《易小传》为例,“卷一下”就对“有孚盈缶”之“缶”字作了阐释,其文略云:

  缶,质素之器,圆虚而应者也。凡亲比之道,苟有由中之信,初不待丰其礼、盈其器也。故圣人复假象以兼明之,犹如祭祀之器,以瓦为缶,中有玄酒之盈,则可以通神明之德。君子充诚信之实,圆几善应,为比之首,则可谓得比之道,是以有孚缶,贵诚也。[10]

  值得一提的是,礼类文献中的《周礼》不仅提及当时“陶正”的职责范围,还明确“陶人”“旊人”的生产分工,以及各种礼仪用器(包括陶瓷器)的形制、规格、功能、用途等。这些内容对于认识上古三代的陶瓷生产管理情况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对“陶人”“旊人”的全文录载和相关注解是研究当时陶瓷工匠生产分工的重要史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由于“六经”问世较早,孔子整理于春秋末年,当时成熟瓷器尚未产生,陶器也不是王侯贵族礼仪和生活用器的主流,故而相关记述少。而宋元学者只是据文注释略作提及,但有些史料,如《周礼·冬官考工记》中有关“陶人”“旊人”的记载是研究当时陶瓷工匠生产分工的重要史料,在此类陶瓷文献整体稀少的情况下,显得弥足珍贵。鉴于此,笔者将六经类文献独列为一类,以体现其重要性。

  3.2小学类

  关于“小学”的含义,古今看法有所不同。本文采用《总目》的划分方法,将“小学”独列一类,并将其收录文献的范围涵盖到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三类。今举其要者,小学类文献主要是对陶、瓷、窑、瓦、坯、缶等字词的读音和含义进行解释说明,对了解和认识这些字词的含义本源、演变脉络和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作为陶瓷史论研究的辅助性材料。

  3.3历史类

  这里所言的历史类文献是指记述某人、某事、某时、某地或某国历史情况的文献,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传记类、史钞类、史评类等。今举其要者,历史类文献主要记述古代有关陶瓷发生的一些事件。这类文献中的陶瓷史料从多个角度记述了与陶瓷器物和生产贸易相关的历史,对研究我国古代陶瓷生产管理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3.4地理类

  地理类文献尤其是地方志涵盖内容广泛,常被誉为“地方博物之书”“一方之全史”“地方百科全书”等,故而这类文献中大多囊括有陶瓷史料。地理类文献中的陶瓷史料颇为丰富,涉及内容较广,如《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城志》《嘉泰吴兴志》《元一统志》等记述了宋元时期各地名窑的产瓷贡瓷情况,《诸蕃志》《岛夷志略》等记述了宋元时期中国与多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包括陶瓷器在内的贸易往来情况,《淳熙三山志》记述了曾在福州南台设立的主造砖瓦的“窑务”的沿革情况,《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则记述了宋代宣和时期徐競出使高丽时的所见所闻,其中就录载了高丽青瓷(如尊、炉之类)的生产情况等。《至顺镇江志》卷十八录载了元代景德镇监陶官堵闰的生平事迹,其文云:“堵闰,字济川,金坛人……至顺二年七月,奉命督陶器于饶,行次三衢之常山,以病卒。”[11]这一史料对于整理研究元代监陶官的生平事迹和监陶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地理类文献尤其是地方志中的陶瓷史料,在宋元陶瓷史料整体匮乏的情况下,数量较多,内容广泛,对古陶瓷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章宏伟将地理类文献同“廿四史”“九通”之类的文献作比较,仅就其中的陶瓷史料而言,他认为地理类文献的地位和作用,要比“廿四史”“九通”之类的文献重要得多。这是由于“廿四史”“九通”之类的文献是以王朝为中心,只记载有利于维护统治和服务秩序的事实和言论,很少关注平民的生产生活;地理类文献则是以社会为中心,举凡地理概貌、山川物产、民俗风情、人物艺文等,不详于“正史”记载的,幸得以这类文献保存下来[12]。可见这类文献的史料价值是非常高的,理应引起足够的重视,并加以充分的挖掘和利用。

  3.5政书类

  政书的编撰,源于正史中的“志”,而后独立成书,其内容主要是介绍历朝历代政治经济方面的典章制度。《总目》设有“政书类”,隶于“史部”之下。本文仿《总目》之例,将此类的陶瓷文献也独列为一类。

  3.6目录类(金石类文献入此)

  关于“目录”一词的连用,最早当起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图书之时[15]6,刘氏父子因此而编撰的《七略》《别录》是目前我国有稽可查的最早的图书分类目录和提要目录。汉代,“录”的含义覆盖“目”,故“目录”常被简称为“录”。后来随着文献增多,著录“旨意”的目录越来越少,遂将“录”之名统归于“目”,于是有篇目而无“旨意”者也称为“目录”。久而久之,连只记书名而不录篇名者,也冒称“目录”之名了[16]7。宋元时期,目录类文献编撰数量稀少,涵括陶瓷史料者更是凤毛麟角。据笔者考察,目前涵括陶瓷史料的目录类文献只有宋代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其中收录了《营造法式》《吕公窑头坯歌》等与陶瓷相关的著作,对其卷数、作者、编撰过程、内容概要等给予说明。以所录《营造法式》为例,其文云:

  《营造法式》三十四卷,将作少监李诫编修。初熙宁中,始诏修定,至元佑六年成书。绍圣四年,命诫重修,元符三年上,崇宁二年颁印。前二卷为总释,其后曰制度,曰功限,曰料例,曰图样,而壕寨、石作、大小木、雕、镞、锯作、泥瓦、彩画、刷饰,又各分类,匠事备矣。[17]

  目录是我国古代图书的清单,尽管其编撰数量稀少,但其中录载的陶瓷史料,尤其是有关陶瓷专论文献的著录文字,对于梳理和研究我国古代陶瓷文献的编撰数量、内容体例、史料分布、存佚状况等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石类文献是指专门汇录钟鼎、碑刻、金石、砖瓦等载体上文字图案的文献。关于它的分类著录,古代目录不尽一致。比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将其统归入“小学类”,而《宋史·艺文志》将其改入“目录类”,随后渐成定例。《总目》亦是依从《宋史·艺文志》之例,将其归入“目录类”,不过编排方式有所改变。它将金石类文献全部析出,独成“金石”一类,不再像《宋史·艺文志》那样将此类文献杂糅于目录类文献之中,而是附于经籍类文献之后。这可能是由于《总目》编撰者已经认识到如此划分的不合理性,正如他们在“目录类”小序中言,将“金石之文”附于经籍类文献之后,只是为了“并列此门”,但“别为子目,不使与经籍相淆焉”。由于涵盖陶瓷史料的这类文献比较稀少,笔者依从《总目》之例,将其与目录类文献合并成“目录”一类,并将两类文献作以区分排列,将金石类文献排列在经籍类文献之后。

  金石类文献最早始于南朝梁元帝萧绎集录碑刻文字而作的《碑英》。宋代渐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等著述相继问世,搜讨和著录金石之文献渐多,但整体数量仍然稀少,涵括陶瓷史料者更少。据笔者考察,此类文献中涵括陶瓷史料者,主要有赵明诚的《金石录》、洪适的《隶续》、陈思的《石刻丛编》等,其内容主要是对古代砖瓦上的文字进行考证说明。这对于了解古代砖瓦的收藏演变,认识古代砖瓦的文字或图案装饰,考订一些文字的源流变化,补正历史研究中的部分错漏等,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7谱录类

  在四部分类法中,谱录类收录的文献较为庞杂,覆盖内容广泛。《总目》在该类小序中阐述了该类设置的原因和收录文献的大致范围:“古人学问,各守专门,其著述具有源流,易于配隶。六朝以后,作者渐出新裁,体例多由创造,古来旧目遂不能该(同‘赅’),附赘悬疣往往牵强……惟尤袤《遂初堂书目》创立‘谱录’一门,于是别类殊名,咸归统摄,此亦变而能通矣。今用其例,以收诸杂书之无可系属者。”可见,谱录类是一个辨体类目,只认体裁,不看内容。如此收录文献,似乎不尽合理,但是为了遵从古代文献的分类习惯,方便查阅,笔者依从《总目》之例,按照其著录规则,编排涵括陶瓷史料的相关文献。根据《总目》的类目设置,谱录类下又设器物、饮馔、草木禽鱼三小类,而宋元时期涵括陶瓷史料者主要是器物和饮馔两类文献。

  饮馔类文献只有《茶录》一种,主要记述宋代瓷器在饮茶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比较各地瓷盏的优劣,其文云:“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盏,斗试家自不用‍‌‍‍‌‍‌‍‍‍‌‍‍‌‍‍‍‌‍‍‌‍‍‍‌‍‍‍‍‌‍‌‍‌‍‌‍‍‌‍‍‍‍‍‍‍‍‍‌‍‍‌‍‍‌‍‌‍‌‍。”[18]可见,古人在饮茶器具选用上是十分考究的,这也是我国古代饮茶文化的一个重要反映。

  与饮馔类文献相比,器物类文献不仅编撰数量较多,而且涵括的陶瓷史料丰富。宋元时期这类文献所录载的内容大多是古代砖瓦的大小规制、功能用途及其演变情况,其重要性尚不突出。但是到了明清时期,陶瓷专论文献渐趋增多,陶瓷专著也开始出现,如明代周高起的《阳羡茗壶系》、清代吴骞的《阳羡名陶录》、朱琰的《陶说》、蓝浦的《景德镇陶录》等,大都归于此类。正是由于这些陶瓷专论文献和陶瓷专著的出现,使得后来此类的重要性异常凸显,是陶瓷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资料。

  3.8杂家类

  所谓“杂家”,《汉书·艺文志》有云:“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19]可见,在汉代,杂家可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阴阳家、农家等八家分庭抗礼,平等视之,它们合起来称为“九流”。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各种官私目录将“杂家”视作“无所不包”的大杂烩。仅就宋元时期而言,此类文献涵括陶瓷史料者颇多。

  这类文献由于内容庞杂,涉及面广,时常会有论及陶瓷的相关记述,尽管这些记述大多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是某些史料的可利用价值颇高。这些史料对于古陶瓷研究的发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对古陶瓷研究中某些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比如,《东坡志林》卷五录载了宋代景德镇监陶官余献策的相关事迹:“近者余安道(指余靖)孙献策榷饶州陶器,自监榷得提举,死焉。”[20]

  这则史料为全面了解宋代景德镇监陶官的监陶情况提供了线索,但是很少被学界关注和提及。又如,《老学庵笔记》卷二记述了北宋时期宫廷用瓷由定器改用汝器的原因和耀州窑仿烧余姚青瓷的情况:“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也。”“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21]这两则史料是考察宋代定窑、汝窑、耀州窑瓷器生产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在宋元时期,类似这样明确记述窑口生产的资料凤毛麟角。

  3.9类书类

  所谓类书,是指根据编纂的目的,将所需的资料从各类文献中辑录出来,然后按照一定的方式编排的图书。由于类书的内容较为庞杂,含有经、史、子、集各部内容的成分,人们无法确定它应统归于何部,这给古代四部分类法划分图书门类时带来了不少麻烦。《总目》编纂者在“类书类”小序中就曾言道:“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有鉴于此,笔者不再设四部,而将诸如“类书类”这样的类目,独列为一类,避免了它们“无部可归”的尴尬。同时,由于类书类文献涵盖内容比较广泛,宋元时期此类文献中涵括陶瓷史料者较多。

  这类文献根据编纂体例的需要,将各种文献中的陶瓷史料汇集在一起,并编排在相应的类目中,为读者查检和利用这些陶瓷史料提供了便利。同时,这类文献在编排和录载陶瓷史料时,大多标明来源出处,为读者核实这些陶瓷史料的内容提供了线索。而其中录载的已佚文献的陶瓷史料,幸赖此类文献的流传而得以保存。比如,作为宋初著名类书之一的《太平御览》,首次将“砖”“瓦”“琉璃”作为独立的条目,汇录了《诗经》《礼记》《史记》《汉书》《古史考》《博物志》《汉武故事》《燕丹子》《说林》《大秦记》《灵鬼志》《南州异物志》等文献中的相关描述,尤其是《说林》《大秦记》《灵鬼志》《南州异物志》等当今难以觅见的文献,其中录载的陶瓷史料幸赖此书而得以流传,可见其史料价值之高。由是亦可观之,宋元类书中涵括的陶瓷史料,在当时陶瓷史料整体稀缺的情况下,显得弥足珍贵。这些史料对于了解和认识我国宋元及其以前的陶瓷生产和使用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10诗文集类

  诗文集类,在《总目》中隶属四部之“集部”,主要收录诗文之类的文献。这类文献涵括的陶瓷史料颇为丰富。从目前发现的史料来看,汉代邹阳《酒赋》最早录载了吟咏陶瓷的诗句:“醪醴既成,绿瓷既启。”[22]到了唐代,涵括陶瓷史料的诗文渐多,还出现了专论陶瓷的诗文,如陆龟蒙的《秘色越器》、徐夤的《贡余秘色茶盏》、杜甫的《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等。到了宋元时期,这类文献的编纂继续发展,数量相当可观,其中涵括陶瓷史料者也比较多。

  此类文献中涵括的陶瓷史料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了官方所需砖瓦的制作来源,各种瓦砚的形制特点,多件陶瓷器物的风格、用途,陶瓷工匠的穷苦生活,陶瓷器物的生产贸易等等,有诗有文。限于篇幅,笔者仅以陶瓷相关的诗歌资料为例加以说明。这类诗歌资料或仅有寥寥数字,对陶瓷只是略作提及,整体价值不高,但偶尔也有一些可参引的诗句,如《鄱阳集》卷三录载的《送许屯田》中有“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玖”[23]之句,反映了宋代景德镇青白瓷烧造的美妙釉色;或通篇论及陶瓷的,如《滏水集》卷六录载的《汝瓷酒尊》,形象地描述了宋代汝窑酒尊的形制和釉色:“秘色创尊形,中泓贮醁醽。缩肩潜蝘蜓,蟠腹涨青宁。巧琢晴岚古,圆嗟碧玉荧。银杯犹羽化,风雨慎缄扃。”[2

  又如《宛陵集》卷四录载的《陶者》,则反映了宋代陶瓷工匠虽勤奋劳作,却过着十分穷苦的生活,暗讽了那些富贵之家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生活:“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厦。”[25]由此可见,这类文献不仅编纂数量较多,而且史料价值颇高,是陶瓷研究者不可忽视的重要参引对象。但当前学界尚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对这类文献的挖掘、整理和利用的程度不够。

  综上所述,笔者在傅文陶瓷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通过借鉴《总目》分类法的类目设置,再结合当前比较科学的文献分类法,根据宋元时期陶瓷文献的实际存在状况,将这一时期陶瓷文献分成了上述所列的十类。如此分类,基本上反映了宋元时期陶瓷文献的分布状况。但需说明的是,这十类文献并不是宋元时期陶瓷文献的全部,一些医家类、儒家类、小说家类、艺术类的文献亦涵括陶瓷史料,如宋代吴彦夔的《传信适用方》记述了定瓷粉末入药用的情况,朱长文的《墨池编》记述了古代瓦砚的形制和装饰特点,洪迈的《夷坚志》记述了潼州陶匠梁氏、萧县陶匠邹氏、鄱阳陶器店主张点鱼、景德镇瓷器贩商黄廿七等人的相关事迹等‍‌‍‍‌‍‌‍‍‍‌‍‍‌‍‍‍‌‍‍‌‍‍‍‌‍‍‍‍‌‍‌‍‌‍‌‍‍‌‍‍‍‍‍‍‍‍‍‌‍‍‌‍‍‌‍‌‍‌‍。但这几类文献不是涵括陶瓷史料者的数量太少,就是涵括的陶瓷史料取自传闻,内容多不可信,或只作简单的功用提及,价值甚微,尚不足以单列一类。

  此外,尤值一提的是,我国第一篇陶瓷专论著作《陶记》也出现于这一时期。但是,由于它迄今尚未发现独立成书的版本,只见载于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年间编纂的《浮梁县志》中,故而无法将其归入这一时期陶瓷文献的分类体系中,只能单独列出,适当加以简述。从正文内容来看,《陶记》只有短短的1000余字,但其涉及面十分广泛,对作者生活时期的景德镇瓷器的原料制备、装饰技法、烧造工艺、产品种类、销售市场、匠籍制度、工匠分工、税课收入等均有一定的文字描述,在当时陶瓷史料比较匮乏的情况下,这则专论当时景德镇制瓷业的史料显得弥足珍贵,参考价值极高,常被传抄转引。《陶记》的问世,不仅开启了陶瓷专论文献编纂的先河,为陶瓷专著的编纂提供了思路,而且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出现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对我国陶瓷史研究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4结语

  整体而言,我国古代陶瓷文献不仅数量相对稀少,而且分布极其分散。笔者根据自己多年来整理古代陶瓷文献的实践成果,在借鉴以往有关陶瓷文献分类方法的基础上,以宋元时期为例,建构出一套符合宋元时期陶瓷文献实际存在状况的分类方法,即前面所列的十类。从其中涵括的陶瓷史料来看,各类陶瓷文献的编撰数量和价值高低是有所不同的:就编撰数量而言,以诗文集类最多,六经类、地理类、杂家类、类书类次之,其余各类较少,以目录类最少;就史料价值而言,研究角度不同,价值也略有差异,但在陶瓷史料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每条史料都有可能解决陶瓷研究中的一些疑问,需要全面挖掘和充分利用。

  笔者建构的这一套分类方法,不仅为世人查找陶瓷文献、搜集陶瓷史料提供一定的线索和方向,而且还为其他专题文献,尤其是与陶瓷文献相近的玉器类文献、铜器类文献,甚至范围更广的工艺类文献、艺术类文献、科技类文献等分类方法的建构都提供了有资可鉴的思路和方法。当然,本文研讨的对象主要是宋元时期的陶瓷文献,笔者后续将以此为基础,逐个时代地对陶瓷文献进行拓展整理实践和归纳分析研究,以探求中国古代陶瓷文献分布状况的演变,进而建构出一套更加宏观、系统、完善的陶瓷文献分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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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国有着悠久的饮茶文化,随着时代的发展,茶已经成为了我国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我国的饮茶有着丰富的茶文化,丰富的茶文化通过各种形式以及载体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茶具是我们饮茶的必要工具之一,其也承载了我国丰富的茶文化,通过对茶具蕴含文化的解读,也是对我国茶文化的解读方法之一。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茶具蕴含文化的研究也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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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陶瓷文献分类方法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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