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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整理学术传统对古籍数字化的参照价值(之一)——以“会通观”

发布时间:2020-02-12 18:2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中国的古代文献整理,以其悠久的历史而积淀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优良的学术传统,成为后世遵奉的圭臬。如春秋末年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成为文献整理的基本法则;西汉刘向等开创的一整套文献整理程序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的古代文献整理,以其悠久的历史而积淀了丰富的学术思想,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优良的学术传统,成为后世遵奉的圭臬‍‌‍‍‌‍‌‍‍‍‌‍‍‌‍‍‍‌‍‍‌‍‍‍‌‍‍‍‍‌‍‌‍‌‍‌‍‍‌‍‍‍‍‍‍‍‍‍‌‍‍‌‍‍‌‍‌‍‌‍。如春秋末年孔子提出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成为文献整理的基本法则;西汉刘向等开创的一整套文献整理程序和方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汉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郑樵语之为“会通”)为史籍编纂指明了方向;东晋支敏度“万流同归,百虑一致”的思想首开考订文献版本源流的先河;北齐颜之推提出的“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为校勘学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清代章学诚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更是成为目录学乃至整个文献学的任务‍‌‍‍‌‍‌‍‍‍‌‍‍‌‍‍‍‌‍‍‌‍‍‍‌‍‍‍‍‌‍‌‍‌‍‌‍‍‌‍‍‍‍‍‍‍‍‍‌‍‍‌‍‍‌‍‌‍‌‍。以上这些学术传统不仅在古代文献整理工作中起了规范和指导作用,而且对今天的文献整理,特别是古籍的数字化整理仍具有借鉴意义‍‌‍‍‌‍‌‍‍‍‌‍‍‌‍‍‍‌‍‍‌‍‍‍‌‍‍‍‍‌‍‌‍‌‍‌‍‍‌‍‍‍‍‍‍‍‍‍‌‍‍‌‍‍‌‍‌‍‌‍。本文拟对会通观的产生和发展作系统及其深入的考察,进而探究它对于当前古籍数字化实践可能存在的参照价值。

历史档案

  1会通思想的萌芽

  “会通”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唐孔颖达疏“会通”为“会合变通”[1],意为圣人能把握天下大势,通过观察时代变化时各种社会意识及力量的聚合和相互作用,总结出常道常法,进而把它们作为行动准则和社会规范予以推行。这是“会通”最初的涵义,但后来演变成为一种通变适用的哲学思想,表现在对历史现象的认识上,就是因革相承、鉴往知来的整体史观。

  会通观首先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2],如《论语·卫灵公》记载孔子回答颜渊问治国之道时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3]这里孔子将夏、商、周三代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对三代治国之道的合理部分进行了制度层面的会通,用孔子的话来讲就是合乎“礼”,这是“夏时”“殷辂”“周冕”等得以会通的基础,而对于那些不利于治国的“郑声”“佞人”则予以革除。“礼”在这里就起到了会通历代典制的作用。会通思想在《论语》中还有多处体现,此不赘述。孔子在编纂《春秋》等文献时更是将这种思想“一以贯之”(《论语·里仁》)。孔子鉴往知来的思想重在从历史的演变中探求规律,贯穿着因时变化、与物推移的原则,故郑樵称:“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4]

  2会通观在文献整理领域的实践与发展

  中国古代学术的一大特点就是史学的包容性极强。在今天看来,属于哲学、文学甚至自然科学的内容都可能通过史学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明代的王世贞说:“天地间无非史而已。”[5]清章学诚也说:“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6]721甚至进一步指出:“六经皆史也。”[7]1梁启超也说:“中国古代,史外无学,举凡人类智识之记录,无不丛纳之于史。”[8]由于史学高度发达,而史学的发展严重依赖于史料的编纂整理,故因革相承的整体史观必然通过史料的编纂整理表现出来。换言之,会通观在文献整理领域主要表现在文献编纂方面。所谓“会”,就是尽可能广泛、全面地搜集文献资料,将它们集中在一起;所谓“通”,就是将这些文献资料所记录、反映的知识与学问融会贯通,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真理、道理。

  2.1综合性通史的编纂

  继承和发扬孔子会通思想的第一人当属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他为编撰纪传体通史《史记》,除广泛搜猎先秦旧籍、“■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国家藏书)之外,还大量“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为此,他“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意在“原始察终,见盛观衰”[9]。他在《报任安书》中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实际上是“会通”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在司马迁看来,史料的汇集整理只是手段,最终目的是探究天道与人道的关系,通晓古今历史发展变革的规律。北宋的司马光纂修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其方法也是“会天下之书为一书”,“其采用之书,正史之外,杂史至三百二十二种”[10],然后“通古今之史”为一炉,将周威烈王至五代后周时期的1362年的历史用编年的形式贯通起来,使观者能善恶自明,以为鉴戒。从“史学两司马”的成就和影响来看,会通观在文献整理领域的第一大创获就是综合性通史(包括纪传体和编年体)的编纂。今人张舜徽先生在《中国文献学》中仍主张修“较全面、完整的《中华通史》”[11],其实是司马氏会通观的延续。

  2.2典制体通史的编纂

  如前所述,会通思想一开始就与典章制度联系在一起。在历史研究中,对历代职官、选举、刑法等典章制度的查考是必可不少的,而各代典章制度之间的因袭沿革又是不可分割的,于是在唐宋时期兴起了专类典制体通史的编纂。唐杜佑《通典》肇其始,专记“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唐李翰《通典》原序),以“酌古之要,适今之宜”[12],试图会通历代典制以探寻治国之策。南宋郑樵仿《史记》例作《通志》,其本纪、列传实则由旧史删削连缀而成,了无新意,反倒是《二十略》成为全书的精华:“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他在《通志·总序》中明确提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侵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

  会通之义大矣哉!”[13]又在《上宰相书》中说:“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14]郑樵反复强调的“会通”,亦由“会”和“通”两部分组成:“会”就是会聚天下之书,为此他发明了“求书八法”;“通”则有“纵通”和“旁通”两说。“纵通”是依据事物的发展演进而对史料进行时间上的先后联缀和贯通,达到“极古今之变”的目的;“横通”则是依据事物的空间展开而对史料进行扩充和推演,达到“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通志·总序》)的目的。

  这是对司马迁会通观的新发展。元初马端临则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开宗明义:“考制度,审宪章,博闻而强识之,固通儒事也。”他对班固《汉书》以后断代为史的做法提出了批评:“然自班孟坚而后,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读者病之。”指出《通典》“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15],而《文献通考》就是要探讨典章制度“会通因仍之道”。以上《通典》《通志》和《文献通考》三书在文献学史上被称为“三通”,加上后来陆续编纂而成的“续三通”、“清三通”及《清续文献通考》,并称为“十通”。会通观在文献整理领域的第二大创获就是系列专门性典制体通史的编纂。

  2.3百科全书式类书的编纂

  文献与知识的增长是累积性的,中国古代虽然有过周期性的“书厄”,但不足以改变这种趋势,不过当累积到一定规模后,反而给人们利用文献与知识造成了困扰,因为在巨量的文献和知识面前,人们的阅读和学习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于是类事、类文之书应运而生,曹魏时期出现了我国第一部类书《皇览》。这种按既定的知识门类采摭群书的资料书有两大特点:一是内容博洽,如胡应麟在《经籍会通》中说:“类书昉自《皇览》,欧阳、虞氏浸盛,至孟利贞《碧玉芳林》四千五十卷,极矣。”并引陆深《江东藏书目录序》“山包海汇,各适厥用”[16]之语,道出了类书会聚广博、以资实用的特点;二是打破了文献种类和内容的界限,将各种文献单元(或整书、或篇章、或语词)按照设定的知识门类、体系重新组织编排,以供人寻检和征引。前者是资料的“会”,后者是知识的“通”。据曹之先生粗略估计,中国古代编纂的类书约有六百余种,现存二百余种[17]‍‌‍‍‌‍‌‍‍‍‌‍‍‌‍‍‍‌‍‍‌‍‍‍‌‍‍‍‍‌‍‌‍‌‍‌‍‍‌‍‍‍‍‍‍‍‍‍‌‍‍‌‍‍‌‍‌‍‌‍。会通观在文献整理领域的第三大创获是古代百科全书式的类书的编纂。

  综上所述,“会通”由通变适用的哲学思想渐而渗透到史学与历史文献的编纂整理之中,在实践领域形成了综合性通史、专门性典制体通史及类书三大主要类型的编纂成果。它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试图通过一次文献编纂,尽可能将天下所有文献资料搜集在一起,编为一书,即所谓“会”;然后将这些文献资料里的知识与学问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言,即所谓“通”。其核心思想就是打破文献之间、学科之间、学派之间的界限,以探寻世间万事万物的本原及发展规律。

  3会通观对当今古籍数字化的参照价值

  古籍数字化本质上仍属文献整理的范畴。文献整理在中国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已形成了内在的人文历史逻辑,而现代信息技术有其内在的科学技术逻辑,两者如果不能有效耦合,势必造成古籍数字化与人文学术研究的脱节。当前古籍数字化中存在的一些乱象,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学术传统作为历史参照造成的。会通观作为文献整理的一种优良传统,对古籍数字化而言,既有认识论价值,亦有方法论价值,可为当前古籍数字化实践提供参照。

  3.1会通观的认识论价值

  发端于中国古老“易”学思想的会通观,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哲学意味,在与儒家思想结合后,更是得以深入发挥和广泛传播,成为一种亦儒亦道、融会儒道五行阴阳名法诸家思想的新的哲学意义上的会通。后世学者有的取其穷搜极讨、兼收并蓄的包容精神,有的取其静观物象、格物致知的科学态度;有的藉之辨明典章制度因仍变革之道,有的借之探究物性相同之理。“通过求其然,更求其所以然;通同类,更通不同类;可以类通,不以类止,遂将会通的意义提升到探求事物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区别的理论高度,超越了简单的梳理条例和追溯本始,成为严密精准的治学理论”[18]。

  会通观同样有助于我们认清古籍数字化行为的本质。事实上,自从“古籍数字化”的概念出现以来,学界对它的探讨就没有停止过。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古籍数字化就是通过技术手段实现古籍内容信息的记录符号、存储介质的转换。例如,彭江岸称:“古籍数字化就是利用数字技术将古籍的有关信息转换成数字信息,存储在计算机上,从而达到使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19]段泽勇、李弘毅也说:“古籍数字化就是把人们几千年来常用的文字符号转化成能为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的一种过程。”[20]类似的表述在大量论文中俯拾皆是,不必赘述。

  另一种观点在前者的基础上有所扩展,把记录、存储之外的其他功能也纳入其中,如刘琳、吴洪泽认为:“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将古代典籍中以文字符号记录的信息输入计算机,从而实现了整理、存储、传输、检索等手段的计算机化。”[21]毛建军认为:“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22]

  笔者以为,以上认识都只是停留在工具的表象,没有完全认清古籍数字化价值的本质。诚然,通过记录符号和存储介质的转换,可以实现古籍内容文本的长期保存,也可以提供检索、浏览、传输等多项功能,但这些都属工具理性,而非价值理性。从会通的角度,我们可获得两点对古籍数字化的新认识:首先,古籍数字化本身就是传统古籍整理方式会通的结果。换言之,古籍数字化是传统古籍整理方法、范式在数字环境下的科学发展和合理延伸。

  会通的本义是“礼”制的因循变通,将之引申到学术传承上,这本身就符合会通“因仍变革”之理;其次,古籍数字化与传统古籍整理一样,不仅担负了保护古籍与古代图书文化的使命(即所谓“会”),同时也是连接历史与现实的桥梁,是我们认识中国古代历史、学习先哲知识思想的途径与方法(即所谓“通”),切不可忽视古籍数字化的认知功能。

  因此,依据会通的意旨,我们完全可以给古籍数字化下一个全新的定义:古籍数字化是以保存古籍文本和版本信息为基本目的,以发掘古籍蕴涵的知识思想与认识历史发展规律为最高目标,在对纸质古籍完成传统的版本鉴定、文本辨伪、文字校勘等整理程序之后,再利用现代技术将其文本或影像转换成计算机可存、可读、可传输、可检索的数据,并对这些数据进行深度加工,实现知识的发掘、发现和重新聚合的过程。

  3.2会通观的方法论价值

  3.2.1资源整合:博会之间,留心异同

  会通的第一步就是“会”,即广泛地会聚文献资料。古人尚有“会天下书为一书”的气概,对于今天的古籍数字化而言,就是要尽可能全面建设、整合各类古籍数字资源。尽管学界呼吁已久,我国目前仍缺少一套统一的古籍数字化协作机制。古籍数字化素来有三股力量,这就是公益性的图书馆、商业性的数字出版企业和学术性的研究机构。它们各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不足。图书馆有版本资源的优势,但数字化的对象往往仅限于本馆馆藏;数字出版企业有信息技术的优势,但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研究机构(如高校古籍所、社科院历史所等)深知人文历史研究对古籍知识信息的需求特点,但既没有版本资源,信息技术也非其所长,只好寻求与前两者的合作。

  在这种格局下进行古籍数字化,极易造成现有数字资源不摸底、新的选题分布不均衡、数据格式不统一、系统功能不兼容等系列问题。其结果就是:单从总体规模来看,我国古籍数字化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已取得了很大成绩,建成的古籍数据库数量可观。但若从全国范围来通盘考虑古籍数字资源布局,这些古籍数据库却成了一个个漂浮在信息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彼此之间不能通达,发挥不出整体效应。

  “会”是“通”的基础。首先,古籍数字化在建设阶段就要力求保持各种不同类型的古籍数字资源全面、均衡地发展,不可偏执一隅。具体来说,就是不能盲目地以市场为导向,也不能囿于一地一馆的馆藏,应通过建立类似于国家古籍数字化规划小组或古籍数字化业界联盟的形式,有计划地推进古籍数字化项目,有意识地保障不同文献类型(如甲骨、拓片、写本、刻本等)、不同古籍信息(如书目、文本、影像等)、不同学科门类(经、史、子、集、丛)、不同学派学者、不同民族地区,甚至不同语言文字的古籍都要有相应的古籍数字化资源建设作为“通”的基础。求“异”才能得“全”,“全”是“会”追求的结果。同时,应效仿出版物呈缴制度,建立古籍数字资源的呈缴制度,通过权威的管理平台发布古籍数字化产品信息,避免古籍数字资源的重复建设。

  其次,要整合包括海外中文古籍数字资源在内的各种古籍数字资源。现有古籍数据库由于采用的汉字字符集、数据结构、元数据标准、调用协议、文件格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即使“会”在一起也不能兼容(“通”),因此,必须统一建设规范。以汉字字符集为例,之前我国大陆、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中文古籍数据库采用的标准就分别有GB2312、BIG5、Unicode等,而列入《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的“中华字库工程”,目标就是要建立全部汉字及少数民族文字的编码和主要字体字符库,重点研发汉字的编码体系、输入、输出、存储、传输及兼容等关键技术。

  预计完成的“中华字库”可编码的字符数在50万左右,其中汉字古文约10万、楷书汉字约30万、各少数民族文字约10万。而且,将“按照国际标准化组织的要求研制不同类型的文字编码方案,提交给国家相关机构逐步申请纳入ISO/IEC10646国际标准,从而彻底解决我国古籍数字化产品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换问题”[23]。“中华字库工程”就是一个标准的会通思想的解决方案,其他如数据结构、元数据标准、调用协议及文件格式等也应照此思路寻求解决方案。

  3.2.2功能集成:保存、阅览、检索与研究

  古籍数字化不仅应实现古籍数字资源的会通,还应实现系统功能的会通,表现在系统功能设计上,就是要兼顾各种文化层次、各种专业研究的需求,尽可能将各种功能集成在一起。数字古籍的读者可粗略地分为两类:一类是古籍爱好者,一类是专业研究者。普通的古籍爱好者更多的是阅读和欣赏古籍内容,但其在使用古籍数字化产品之前,对古籍知识信息的需求可能是潜在的、隐性的,存在从一个普通的古籍爱好者转变为专业研究者的可能。

  而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虽然研究古籍的视角千差万别,有的可能侧重文本研究,如成书及流传经过、历代版本的源流关系、存本的校勘整理等;有的可能侧重内容研究,如古代历史、政治、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等;有的可能侧重人物研究,如作者及书中历史人物的个人生平、交游、社会关系等,但这些不同视角的研究之间经常相互交叉、互为因果、彼此印证,不可能完全割裂开来。这就要求古籍数据库实现功能集成,提供一站式检索与研究支持服务,可以达到整体效能倍增的效果‍‌‍‍‌‍‌‍‍‍‌‍‍‌‍‍‍‌‍‍‌‍‍‍‌‍‍‍‍‌‍‌‍‌‍‌‍‍‌‍‍‍‍‍‍‍‍‍‌‍‍‌‍‍‌‍‌‍‌‍。

  但到目前为止,我国古籍数字化产品的功能仍较为单一:能提供详细古籍书目信息的,通常不具备全文检索和阅览功能;能提供古籍全部文本内容的,通常没有详细的版本著录信息,只有少数实现了文本内容与版本影像对照的功能;能浏览古籍版本影像的,大多不能检索和阅读全文,有的只提供几张样页给读者欣赏。在检索方法上,只限于分类浏览,书名、作者、时代、版本、篇目及全文关键词检索。在研究支持方面,大多停留在提供诸如标点批注、分类收集、下载编辑、原文打印及纠错勘误等比较低端的功能上。

  2002年,李国新教授提出古籍数字化应具备四大特征:一是文本字符的数字化,二是基于超链接的浏览阅读环境,三是具有强大的检索功能,四是具备研究支持功能[24]。只有同时符合这四大特征,才能称为真正的古籍数字化产品。实际上,表达的也是一种系统功能集成的理念。笔者以为,这一理念符合会通的思想,至今尚未过时。一个完善的古籍数字化系统,应该集成保存、阅览、检索、研究四大功能模块,尤其要在语义检索和知识服务方面下功夫。

  3.2.3知识加工:深度聚合,通达古今

  古人会通的终极目标是探究“天道”与“人道”的关系,总结历史发展变革的规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对于今天的古籍数字化而言,会通就是要打破文献类型之间、学科门类之间、学术派别之间,甚至是语言文字之间的壁垒,通过古籍数字资源的全面整合和知识的深加工,辅助人们完成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学术、思想等全方位的认知。这些认知并不是虚无的,而是有现实意义的,如根据中医古方提取的青蒿素可治疗疟疾,根据古籍中关于地震的记录可研究地震发生的周期性规律,根据史书中天文现象的记录可研究星体的运动变化等,诸如此类就是所谓的“通达古今”。

  经过去重存异、全面整合的古籍数字资源无疑是一座知识宝库,它包括汉语及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各学科门类的典籍,涵盖古代哲学、史学、文学、科技、艺术、典制、医学、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知识。但存在于各种文献单元的知识形态,有的可能是零散的、不系统的,还有的可能是隐性的,彼此之间缺少关联的。根据会通观对真理的求索精神,古籍数字化在完成了基础性的资源建设之后,应将发展目标定位在古籍资源的深度开发和增值利用上,使隐性的知识显性化,使零散的知识系统化,使封闭的知识彼此关联起来。

  近年来,随着数字人文概念的兴起,学界和业界已经在探索将语义分析、可视化数据挖掘、关联数据、知识聚类、机器学习、知识图谱、地理信息系统等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揭示历史人物的生平和社会关系,各种历史客体历史事件的时空关系、关联关系和因果关系,以及考辨古籍文本异同和版本源流、自动生成专题专类的古籍知识产品等各方面。将认知功能往极致的方向发展,是会通观对古籍数字化的终极要求。

  4结语

  作为中国古代优良学术传统之一的会通观,以其悠久的人文历史和深刻的哲学思想,对文献整理活动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会通观从最初“礼”制的通变适用,上升到以因革相承、鉴往知来的整体史观来看待和研究历史,进而在史料的编纂整理过程中发挥指导性作用,直接导致了综合性通史、专门性典制体通史以及百科全书式的类书的生产。古人的会通思想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会”,即广泛搜集天下所有史料,将它们纂合在一起;第二层次为“通”,就是探究天下万事万物的本原、发展演变规律及相互关系。

  会通观有助于我们认清古籍数字化价值的本质,同时能为当前的古籍数字化实践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古籍数字资源建设达到一定规模后,应全面查缺补漏,弥补各文献类型、各学科门类、各学术流派、各地区、各民族、各语种及各种古籍信息来源(如书目、文本、影像等)在古籍数字资源建设方面的不足,同时整合现有的古籍数字资源,实现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上,通过古籍数字化系统功能的集成、知识的深度开发和信息的增值利用,完成对中国古代社会与历史的全方位认知。会通也许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但作为一种学术理想,应该成为古籍数字化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周易正义[M].王弼,注;孔颖达,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67.

  [2]金仁义.从《论语》看孔子的会通思想[J].史学史研究,2008(1):109-111.

  [3]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621-624.

  [4]郑樵.通志二十略·总序[M].王树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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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整理学术传统对古籍数字化的参照价值(之一)——以“会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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