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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江南“秦淮八艳”园林生活探究

发布时间:2020-04-20 16:5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明末清初江南青楼才女拥有丰富的园林生活,其本身亦和园林环境共同组成文人名士的审美价值体现。同时,园林空间也是其一生境遇的环境背景。基于对江南青楼才女秦淮八艳园林生活的探究,概括其园林生活包含私家园林生活、青楼园林生活和公共园林及自然

  摘要:明末清初江南青楼才女拥有丰富的园林生活,其本身亦和园林环境共同组成文人名士的审美价值体现‍‌‍‍‌‍‌‍‍‍‌‍‍‌‍‍‍‌‍‍‌‍‍‍‌‍‍‍‍‌‍‌‍‌‍‌‍‍‌‍‍‍‍‍‍‍‍‍‌‍‍‌‍‍‌‍‌‍‌‍。同时,园林空间也是其一生境遇的环境背景‍‌‍‍‌‍‌‍‍‍‌‍‍‌‍‍‍‌‍‍‌‍‍‍‌‍‍‍‍‌‍‌‍‌‍‌‍‍‌‍‍‍‍‍‍‍‍‍‌‍‍‌‍‍‌‍‌‍‌‍。基于对江南青楼才女“秦淮八艳”园林生活的探究,概括其园林生活包含私家园林生活、青楼园林生活和公共园林及自然山水生活,并总结出其园林生活具有文人化、神秘化、男性化的特点,从而对中国古典园林史中女性生活与园林环境关系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引发对明末清初女性园林文化的思考和探讨‍‌‍‍‌‍‌‍‍‍‌‍‍‌‍‍‍‌‍‍‌‍‍‍‌‍‍‍‍‌‍‌‍‌‍‌‍‍‌‍‍‍‍‍‍‍‍‍‌‍‍‌‍‍‌‍‌‍‌‍。

  关键词:女性园林文化;秦淮八艳;文人化;神秘化;男性化

园艺学报

  明末清初(1573—1722年)园林发展空前兴盛,园林文化不仅仅被士大夫阶层所享有,更扩散到了商人及普通平民阶层[1],甚至女性也参与了大量的园林活动[2]。彼时,江南青楼行业也异常繁盛。青楼才女被视作古代服务于国家政权和士大夫阶级的群体,参与皇亲国戚、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园居生活和出游聚会等活动[3],其生活与园林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秦淮八艳”正是此时江南青楼才女的典型代表,即余怀所著《板桥杂记》中的顾横波、董小宛、卞玉京、李香君、寇白门、马湘兰及后人加入的柳如是、陈圆圆,共8人[4],王德恒、陈予一合著的《顺治与鄂妃》[5]一书中另增李十娘、龚之路、黄艳秋3人。本文旨在从“秦淮八艳”为代表的青楼才女群体入手,通过她们在不同类型园林中的所见、所为、所感,探究其生活与园林环境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而对“秦淮八艳”园林生活特点进行归纳梳理,最终对明清女性园林研究进行补充。

  1明末清初“秦淮八艳”参与园林生活社会背景

  明朝时期,逸乐风气盛行,国家逐步走向覆亡。南京由于留都(明朝陪都,江南文化政治中心)及南闱(江南直隶地区乡试所在地)地位,文人、士大夫咸集。在经济上,明末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发展;在思想上,儒学正统地位面临危机,而此时盛行的心学肯定人欲,鼓励个性和思想的解放,使得传统礼教观念开始动摇。

  明末清初,青楼才女与名士的广泛交往已被社会逐渐认可,青楼已成为文人名士设宴集会的交际场所[3]。青楼才女自幼涉文墨,善诗词,好绘画,喜山水。名士们往来于青楼,一方面是将青楼作为交际的场所,另一方面将才女作为艺术交流的对象。他们通过名青楼才女换时政消息,拉帮结派,亦利用才女来宣传自身声誉[6]。

  2“秦淮八艳”的园林生活

  2.1私家园林生活

  “秦淮八艳”大都因出生低微或家道中落,被买卖、寄养或收养,并在私园中度过童稚之时。这些私家园林多为鸨母的私人庭院,或为远亲家宅,或为买卖“扬州瘦马”的商人院落。在这种环境中,“秦淮八艳”掌握了歌舞书画等才学,初显其园林观。

  李香君被鸨母收养后,长居秦淮钞库街媚香楼,楼内“帘纹笼架鸟,花影护盆鱼”[4],园林气息浓厚。董小宛则“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涧、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4],可见其自幼对山水园林的向往。

  孩童时期的“秦淮八艳”通过安逸的园居生活,慰藉寄人篱下的孤苦之情;而从良后的“秦淮八艳”,无论是与丈夫的惬意共居,还是孤苦的独居生活,都与园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婚后的董小宛园居生活极具雅趣,其夫冒襄所著《影梅庵忆语》[7]中记载,二人夏日“纳凉小苑,与幼儿诵唐人咏月及流萤、纨扇诗”“每花前月下,静试对尝,碧沉香泛”;董小宛喜赏月,常“推窗延月于枕簟间,月去复卷幔倚窗而望”。柳如是夫钱谦益特为其建造闺房我闻室和绛云楼,柳如是时常在绛云楼中寄情书画。钱谦益也在《玉蕊轩记》[8]中记载:“河东君(即柳如是)评花,最爱山矾,以为梅花苦寒,兰花伤艳,山矾消而不寒,香而不艳,有淑姬静女之风。

  腊梅、茉莉,皆不中作侍婢……君顾而乐之,为屋三楹,启北牗以承之,而请名于予,予名之曰‘玉蕊’。”可见柳如是不仅爱品评繁花,还曾为装饰园屋书写楹联,参与建筑内部的布置。马湘兰在夫君王稚登仙去后,独居宅院幽兰馆,种兰画兰,郁郁余生,《经旧苑吊马守真》[9]曾对马湘兰故居有所记载:“寒流清泚,秋菘满田,室庐皆尽,唯古柏半生,风烟掩抑,怪石数峰,支离草际,明南苑妓马守真故居也。”尽管文中所述宅院已破败不堪,但仍可推测幽兰馆兴盛时曾栽幽兰古柏,种植蔬菜,配置怪石,开挖水系,可见马湘兰对园林筑造布置颇费心思。

  “秦淮八艳”多在幼童时期已显现出其园林审美思想的萌芽,园林为其研习书画曲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而从良后的宅院,更是她们个性的表现场所,她们能参与造园,体会筑园之意趣;园中琴棋书画亦成为她们叙写园居感想的载体,与文人诗、画、园一体的表现形式实有相似之处。

  2.2青楼园林生活

  至六朝时期,青楼已经完全发展成为环境精洁雅致的高级风月场所,园林化也成了青楼环境的一个突出特点[10]。生活于其中的青楼才女也多兰质蕙心、能诗善画。同时,青楼具备营业功能,其园林空间也因此存在着私密性与公共性相结合的鲜明特征。“秦淮八艳”的青楼园林生活正是在此环境中进行的。

  秦淮青楼选址布局有其独到之处。《板桥杂记》[4]记载:“旧院与贡院遥对,仅隔一河,原为才子佳人而设。”江南贡院始建于宋代,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每到乡试之年,应试者四方云集,一睹佳人风采。“或邀旬曰之欢,或订百年之约。蒲桃架下,戏掷金钱;芍药栏边,闲抛玉马,此平康之盛事……”[4]才俊与名妓且歌且舞,在蒲桃架下、芍药栏边,为博名妓一笑而一掷千金。此外,秦淮河优美的自然风光也为河畔青楼中的才女提供了就近出游的场所。《板桥杂记》[4]曾记:“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名士倾城,簪花约鬓,携手闲行,凭栏徙倚。忽遇彼姝,笑言宴宴,此吹洞箫,彼度妙曲,万籁皆寂,游鱼出听,洵太平盛事也。”每当“夜凉人定,风清月朗”之时,青楼才女们就梳云掠月,与名士携手在河边悠然漫步,萧音曲调甚至吸引游鱼驻听。

  青楼地理位置与自然风光得天独厚,作为高档风月场所,其内部环境自然更加令人耳目一新。《板桥杂记》[4]中对明末秦淮青楼内部环境有详细描述:“屋宇精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到门则铜环半启,珠箔低垂;升阶则猧儿吠客,鹦哥唤茶”。楼内精洁雅致,清丽的花木点缀其中,有如世外桃源,客人入楼首先被环境所吸引。可见彼时的青楼环境已经完全呈现出园林化的特点。

  与青楼外环境的浮华奢靡相比,青楼内部园林反而显得洁净、淡雅、精致‍‌‍‍‌‍‌‍‍‍‌‍‍‌‍‍‍‌‍‍‌‍‍‍‌‍‍‍‍‌‍‌‍‌‍‌‍‍‌‍‍‍‍‍‍‍‍‍‌‍‍‌‍‍‌‍‌‍‌‍。“秦淮八艳”多爱洁净,借洁净之屋舍、园林来表明内心贞洁。卞玉京居所“湘帘榧几,地无纤尘”[4]。李十娘“性嗜洁”[4],其住所“帏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人境”[4]。仅一构轩,一树梅,二株梧桐,十数竿竹,便表现出青楼园林清幽淡雅,颇有几分文人园林的意趣。而“晨夕洗桐拭竹”这一园林活动更是衬托出“八艳”虽身处青楼,却有超凡脱俗的文人雅致。

  青楼作为“秦淮八艳”的营业场所,常通过园林装饰、布局,营造出幽密深邃的氛围。顾横波所居青楼“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4]。绮丽的绣帘下,精美的书籍、卷轴、堆列在几案上,装饰华美的琴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铃铛作响,余怀不禁感叹:“此非眉楼,乃迷楼也”[4]。马湘兰所居“在秦淮胜处,池馆清疏,花石幽洁,曲室深闺,迷不可出”[11]。除了传统园林中的院墙重重,曲径通幽,“秦淮八艳”已经善于用帏帐、湘帘、烟雾、香气等元素来营造幽深、神秘的氛围。

  2.3公共园林及自然山水生活

  相比中国古代传统女性,“秦淮八艳”由于身份特殊以及职业需要,常伴文人名士出游或参与公共活动。余怀在《板桥杂记》[4]中描写董小宛“已而扁舟游西子湖,登黄山,礼白岳,仍归吴门”。可见董小宛在年轻时就游历名山大川。冒襄在《影梅庵忆语》[7]回忆和董小宛同游钱塘江的经历时写道:“与姬曾为竟日游,又共追忆钱塘江下桐君严濑、碧浪苍岩之胜。”而董小宛也曾言:“更云新安山水之逸,在人枕灶间,尤足乐也”[7],认为游历山水乃一大乐事。《东山酬和集》[12]集中记载了柳如是与钱谦益、沈璜等名士出游期间的唱和之作,据此可考其于苏州的虎丘山塘、西溪永兴寺以及镇江等地游览踪迹。明朝张岱的《陶庵梦忆》[6]记录了顾横波于牛首山出游打猎的场景:“余在留都……余友吕吉士、姚简叔,姬侍王月生、顾眉、董白、李十、杨能,取成衣衣客,并衣姬侍……出南门、校猎于牛首山前后,极驰骤纵送之乐。”可见,“秦淮八艳”游自然山水的乐趣除了观赏和写诗作画,更有偏男性化的狩猎等活动。

  3“秦淮八艳”园林生活特点

  3.1文人化

  “八艳”虽身处繁华之都,却爱“僻居湖市”,其园林多为雅集之所。“秦淮八艳”中的多数是青史留名的诗人画家,她们艺术意象多取材于自然山水、梅兰竹菊等,顾横波、柳如是、寇白门、卞玉京皆“善画兰”[4],其通过画兰表达自身对高洁、坚贞的追求。这种文人化的追求也体现在园林环境审美中,“八艳”的居所环境模拟文人园林:整体风格清幽简雅,种树置石,亭台楼阁兼具。不论是造园风格还是室内布置,均与文人审美趋同。

  然而,“秦淮八艳”园林生活的文人化倾向并非完全取决于她们个人追求,还有取悦客人之意。无论是为了抬高自身身价,还是为了讨好爱慕之士以求婚嫁,青楼的园林环境都必须取悦文人雅士,进而促进了“秦淮八艳”园林生活的文人化。

  3.2神秘化

  “秦淮八艳”与青楼园林本身就给人以神秘感,常常“匿不见人,非导莫得入”[6]。而“秦淮八艳”为表明自身的精神高洁,更加追求一种外在形象上的极致净雅。此外,青楼园林无论昼夜,香气袭人,长街上馥郁扑鼻,入之更觉远离凡尘。珠市所见诸姬,著“迷香、神鸡之胜”[4],才女范珏嗜“阖户焚香”[4],顾横波之“迷楼”[4],都给人以迷离之感。

  除了通过极洁和极香来烘托神秘气氛,“八艳”还巧妙利用湘帘、帐幔等元素来分隔园林空间[4],营造虚无缥缈、疑非人境的青楼园林景观。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女性美即是自然美的象征[2],青楼园林结合了园林环境细腻含蓄的造景手法,和崇尚自然的审美情趣,以神秘化的园林表现向男性展现女性美与园林美。

  3.3男性化

  “秦淮八艳”在与名士的交往中,更多作为名士的“闺中良友”和“政治知音”。由于她们的特殊境遇和身份,多不再仅仅拘泥于爱情世界和家庭琐事,而是有了不同于传统闺阁女子的宽广胸襟和博大理想。这种心境也体现在她们的园林生活中。

  前文所述柳如是“评花”、参与园林布置,可表现其参与园林生活的主动权[4]。李十娘在园林中栽植“巨竹十数竿”,并“晨夕洗桐拭竹”[4],而竹子向来为谦谦君子的象征。秦淮风月中,除青楼才女与文人墨客的诗文之会外,还时常举办各类盛会,而“秦淮八艳”在此类园林活动中也具有主动权甚至主办权。如《板桥杂记》[4]中记载“盒子会”(即节日时用盒子盛以各种海味相赛并宴会):“呈丝逞竹会心欢,褒钞裨金走情友。哄堂一月自春风,酒香人语百花中。”足可见彼时青楼才女在园林中进行艺术交流的盛况。而最为典型的男性化园林活动莫过于顾横波、董小宛等人在郊野中一展男儿般的狩猎英姿。

  这种男女关系接近突破性别隔阂的现象虽然出现在明末的江南一隅中,但并不能因为“秦淮八艳”与文人学士这种粗浅的互动,而被附着于“女性平权与解放”的厚重色彩。男性化的江南“秦淮八艳”园林生活也只能说明当时部分青楼才女实现了主体人格。

  4结论

  “秦淮八艳”丰富的园林生活涵盖了私家园林、青楼园林和公共园林,都反映出她们对园林生活的内在追求以及园林生活对其潜移默化的影响。以“秦淮八艳”为代表的明末清初江南青楼才女虽然只是中国古代女性中的一小部分,但其园林生活却具有文人化、神秘化、男性化的鲜明特点,一方面是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与当时风云变幻的社会背景息息相关。然而,这仅仅是历史长河中中国女性参与园林活动的冰山一角,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女性与古典园林的密切联系,依然等待着研究者探索,中国古典园林研究也亟需加入更多的女性视角。

  参考文献:

  [1]JIAYANYUN,JOONHYUNKIM.SocioculturalFactorsoftheLateMingandEarlyQingChineseGardenLandscape,BasedonPhilosophiesSeeninYuanye,Zhangwuzhi,andXianqingouji[J].LandscapeResearch,2018(3):1-12.

  [2]杜春兰,蒯畅.庭园常见美人来——探寻中国女性与园林的依存与互动[J].中国园林,2014,30(3):11-14.

  [3]过常宝.青楼文化[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

  [4]余怀.板桥杂记[M].刘如溪,点评.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

  [5]王德恒,陈予一.顺治与鄂妃[M].长春: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7.

  [6]张岱.陶庵梦忆[M].卫绍生,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1.

  [7]冒襄,沈复,陈裴之,等.影梅庵忆语浮生六记香畹楼忆语秋灯琐忆[M].长沙:岳麓书社,2016.

  [8]陈从周,蒋启霆.园综[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1.

  [9]汪中.新编汪中集[M].田汉云,点校.扬州:广陵书社,2005.

  园林方向论文投稿刊物:《园艺学报》是由中国科协主管,中国园艺学会、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主办的专业性权威学术刊物,现有国内部分农业院校和研究院所参与协办的学术期刊,1962年创刊。现任主编是我国著名蔬菜遗传育种专家方智远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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