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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分析视角对《沉默的羔羊》中比尔潜意识的解读

发布时间:2020-04-20 16:5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沉默的羔羊》中的比尔认为他自己有变性癖,然而他的变性癖只是一种粉饰,他的暴力杀人行为隐含着他的贪欲,这种贪欲其实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恋母情结,而这种恋母是很隐蔽的,甚至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比尔的变性癖及暴力杀

  摘要:《沉默的羔羊》中的比尔认为他自己有变性癖,然而他的变性癖只是一种粉饰,他的暴力杀人行为隐含着他的贪欲,这种贪欲其实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恋母情结,而这种恋母是很隐蔽的,甚至是他自己不愿意承认的‍‌‍‍‌‍‌‍‍‍‌‍‍‌‍‍‍‌‍‍‌‍‍‍‌‍‍‍‍‌‍‌‍‌‍‌‍‍‌‍‍‍‍‍‍‍‍‍‌‍‍‌‍‍‌‍‌‍‌‍。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比尔的变性癖及暴力杀人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潜意识状态,并考察这种潜伏于意识表层之下的潜意识的活动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助于了解精神病患者的真实心理状况,从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与其积极治疗,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解决美国当代社会恐怖的途径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人的潜意识是混乱无章又复杂多变的,精神病患者的潜意识更是错综复杂,因此,很难将其单独分类进行分述,只是为了便于从理论上进行分析,将其大体分类,加以详述‍‌‍‍‌‍‌‍‍‍‌‍‍‌‍‍‍‌‍‍‌‍‍‍‌‍‍‍‍‌‍‌‍‌‍‌‍‍‌‍‍‍‍‍‍‍‍‍‌‍‍‌‍‍‌‍‌‍‌‍。

  关键词:精神分析;沉默的羔羊;比尔;潜意识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弗洛伊德认为,幼年生活的凝缩物是组成人类潜意识的基本成分。因此,对幼年生活经历进行有目的地再现,将有助于了解一个人潜意识的具体内容及其形成过程。严重精神疾病的患者大多都是由于其幼年成长过程中遭受到了一定的心理创伤,这种心理创伤可能是由于他人施暴,也可能是源于某些事件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沉默的羔羊》中的比尔属于前者。本文结合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中的“三重人格结构”“力比多理论”与变异的“俄狄浦斯情结”“心理防御机制”这四种理论,试图解读水牛比尔的变性癖及暴力杀人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潜意识状态,考察这种潜伏于意识表层之下的潜意识的活动方式,找到其为寻求满足而采取的方式及途径,以此探索人物的心理疾患,探寻造成美国当代社会恐怖的根源。

  一、比尔的“三重人格结构”

  1923年,弗洛伊德在《自我与伊底》中提出了“三重人格学说”。“三重人格”即本我、自我、超我。“本我”,位于无意识结构中,它由先天的、原始的基本欲望构成,按照“快乐原则”活动,它是可以为人提供活力和动力的能量之所;“自我”,位于意识结构中,它是较为理性的,按照“现实原则”行事,“自我”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它一方面对“本我”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它又受到“超我”的制约;“超我”,按照伦理道德、社会规范等要求的“至善原则”行事,它是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位于人格中的最高层,常常压抑本能冲动。“在人格动力系统中,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人格的整体。它们各自代表了人格的某一方面,本我是生物本能我,自我代表了理性和心理社会我,超我是道德理想我。当三者处于协调时,人格表现出一种健康状态,当三者不协调时,就会产生心理疾病。”[1]

  在人格结构中,“本我”是无意识的,它遵循“快乐原则”,迫使人设法满足内心深处原始遗传的本能和欲望。比尔的“本我”也表现出上述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原始本能,即他对于女性肉体的贪恋与占有。影片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暗室内放着音乐,比尔穿上了由众多受害女性身上剥下的人皮制成的“女士大衣”,他在音乐中来回扭动,显得很快乐。这种快乐是“本我”按照“快乐至上”原则行事的,它并不以社会道德作为评判的标准。

  另一方面是比尔“本我”对于宠物狗的爱怜,这种爱怜是一种善意的爱怜,然而又与“超我”中的善意不同,因为它不是由于道德规范形成的。在自己的暗室内,他不必伪装自己来迎合社会道德对人的规范束缚,因此这种善意是自发的,是出于本能的。正是上述这种不以道德规范为标准来评判好坏的“本我”,为比尔提供了心理能量,使得他在受到童年创伤时未选择自杀,而是能够找到存活于世的快乐,尽管从社会道德价值的视角来看,这种心理能量未必全然具有积极意义。

  弗洛伊德认为,“自我”总是试图调节外部世界、“本我”、“超我”三者间的平衡,然而这三者间却常常互不相容,这就导致“自我”经常不能完成任务。比尔的“自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他按照“现实原则”行事。当史达琳找到他时,他穿起服装,与她保持较为礼貌的谈话。尽管当屋内的电铃响起时,他就已经意识到史达琳是警方的人,他的伪装在此刻根本没有必要,但是从小接触到的社会环境,还是让他按照社会现实原则行事,穿好衣服,进行礼貌交流。

  另一方面表现在他的“本我”内部原始本能与善意本能的冲突、“本我”中的原始本能与超我的冲突。当凯瑟琳对他乞求道,“求求你,我想回家”“我想见我妈妈,求求你放过我吧”时,比尔的面部明显表现出了一种难以掩饰的痛苦,也就是说他并非完全冷酷无情。在凯瑟琳乞求他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是有情感波动的。“本我”内部只追求快乐的一面与原始存在的一部分善意的冲突、“本我”中的原始本能与处于社会中不自觉地受到社会道德准则制约的“超我”间的冲突,这两种冲突互相交织、共同作用,形成了比尔内心复杂波动的状态。比尔作为一个反社会的精神病患者,相比较正常人,受到的社会道德规则的束缚相对较少,但并不等于完全没有。人是社会人,既然处在社会中,就不可能完全不受社会影响,起码在凯瑟琳求救的那刻,那一丁点儿的道德准则也使得他的内心有过片刻的挣扎。

  “弗洛伊德认为,只有本我、自我和超我处于协调平衡的状态时,才能保证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过分地扩张一方或者过分地压抑另一方,导致人格动力状态中的能量场分布不均衡时,关系失调乃至遭到破坏,就会导致精神病和人格异常。”[2]比尔复杂多变的非正常人格结构则属于后一种情况。

  二、比尔的“力比多”

  及其变异的“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认为,每一个人生来就有一种能够使人追求快乐、尤其是性快乐的本能,这种本能就是“力比多”。“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弗洛伊德所谓的性冲动中的性,与生理学和解剖学意义上的性不同,也不是指以生殖为目的的狭义的性生活,而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性,是一种更广泛的肉体能力,首先以快感为目标,其次才为生殖服务。”[3]比尔的变性癖和暴力杀人深受这种“力比多”的影响。他对继母本能的性欲方面的占有冲动,使得他贪恋女性肉体,他的变性癖实际上是一种变异的性欲释放,这种变性癖是他释放童年创伤的一种出口。

  变性癖与暴力杀人是毫无关联的,之所以这两种变态行为能够统一到一个人身上,那是因为这两种行为皆源于童年创伤。比尔并非从小就作案,也就是说在此前的三十多年间,他对于女性肉体的贪恋还处于一种隐秘的潜意识状态,是由于某一个契机才触发了他隐藏于意识下的那段童年创伤记忆。影片中史达琳发现了第一个受害者的首饰盒内侧藏着的几张女性半裸照片,由此推测比尔与受害者可能是亲密关系。正是这种朝夕相处、与女性的亲密接触触发了他童年的记忆,他对于继母的这种充斥着既愤恨又隐秘的爱意,使得比尔对第一个受害者也产生了相同的情感。

  这种又爱又恨的情感交织着,终于有一天促使他将其杀害,达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占有。这次的杀人行为未必是事先预谋的,但是这次作案,却引发了他本能中的恶欲与贪念,他感到了别样的快感,这种快感远超过了性欲所带来的快乐,正是如此才引发了其后的一系列作案行为。他找到了一种可以让生理和心理都产生快感的方式:一方面是杀人的刺激与贪念的满足带来的快乐;另一方面,他发觉,可以将受害者的皮剥下,为自己做一件人皮女装,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变性,满足了他想要通过变性来改变身份的愿望。弗洛伊德认为,力比多理论还包括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生的本能表现在饥饿、渴、性、维持生命的创造性力量。童年的虐待造就的“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变异的“俄狄浦斯情结”等皆属于生的本能,尽管这让比尔受到折磨,但这种痛苦也是维系他生存下去的变异动力。

  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的故事反映了每个孩子自己的无意识愿望:‘弑父娶母’或者是‘弑母嫁父’,即每个孩子都对异性的父亲或者母亲怀有一种特殊的柔情,并对同性的母亲或者父亲有敌意,希望自己能取代他们的位置成为父亲或者母亲的妻子或丈夫”[4]。通常对于男性而言,显示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一种恋母仇父的心理‍‌‍‍‌‍‌‍‍‍‌‍‍‌‍‍‍‌‍‍‌‍‍‍‌‍‍‍‍‌‍‌‍‌‍‌‍‍‌‍‍‍‍‍‍‍‍‍‌‍‍‌‍‍‌‍‌‍‌‍。恋母,其实就是受力比多中的性欲影响。仇父,是指通常情况下同性之间互相排斥的心理。而比尔在童年时期被继母虐待的经历,使他产生了一种变异的“俄狄浦斯情结”。这体现在他将对父亲的仇视与对母亲的依恋这两者都统一到对其继母的情感上。影片中资深的心理学家汉尼拔分析,比尔杀人是为了满足他的本性,而他的本性并非他所表现出来的变性癖或残暴杀人,而是贪图。

  他贪图什么?贪图的是女性的身体。再深一层分析,他的贪图,其实一方面是嫉妒他想要拥有的女性身份;另一方面也是对于女性的依恋,也就是说他虽然对于继母对他的虐待心存愤恨,但也隐秘地对继母有一种占有的甚至是将自己也变为女性的想法。影片中有一个特别具有象征意味的意象——飞蛾。飞蛾象征着蜕变,说明比尔也想要蜕变。他想变成女人,因为从小被虐待,他讨厌自己的身份,他的内心深处认为男性是受虐方,是被压迫的一方。这可以解释他的变性癖行为,因为变性癖显示出的也是被动的、懦弱的特征。而他的继母是施虐方,是强势的一方,因此如若变性,他则不再是软弱的一方。这可以解释他的暴力杀人行为,因为暴力杀人是主动出击的一方,因此他的这个暴力行为本身也许就是恋母情结的另一种表现。

  三、比尔的“心理防御机制”

  “心理防御机制”最初的提出者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后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后逐渐成熟起来。“所谓心理防御机制是自我用来与本我和超我压力对抗的手段。当自我受到本我和超我的威胁而引起强烈的焦虑和罪恶感时,焦虑将无意识地激活一系列的防御机制,以某种歪曲现实的方式来保护自我,以缓和或消除不安和痛苦。”[5]52每个人都会利用“心理防御机制”来调整心理状态,适度的使用可以缓解心理上的焦虑与压力,然而如若过度使用则可能使“心理防御机制”失去其积极效用,甚至导致产生变异效用,给个体带来相应的生理及心理疾病。

  比尔属于后者,他也试图通过“心理防御机制”来达到心理平衡,只是这种使用超出了适度的范围,以致产生了变异效用。值得注意的是,“心理防御机制”有如下特征:(一)防御机制并非有意识的,它们是无意识的,或者说至少部分是无意识的。(二)“防御机制有自我欺骗的性质,即通过掩饰或伪装我们真正的动机,或否认可能引起焦虑的冲动、动作或记忆的存在而起作用。”[5]52(三)防御机制本身并非病理的,相反,它们对于维持健康心理状态有着积极作用,但需适度使用[5]52。(四)防御机制可能是单一机制在起作用,也可能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

  比尔的内心复杂多变,正是如下几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着作用,这些机制大多都产生了非积极意义的效用。

  (一)仿同(Identification)。所谓仿同,是指个体在潜意识中,不经意地效仿自己所仰慕的名人,学习对方的语言、态度、举止、表情、作风等。比尔的身上所体现出的则是与仿同截然相反的反感性仿同:继母长期对他的虐待,却使得他不但没有对向他进行施暴的继母感到痛恨,反而不断向其靠近,甚而也从受虐方变为施虐方。(二)“投射(Projection),把个人主观的思想、本性、感情等特性,强制套在别人身上,忽视自身的错误行为,把焦点集中在别人身上,是一种攻击性的机制。”[6]49比尔的投射对象不是人类,而是他的宠物狗,相比较正常情况下所显示的攻击性而言,比尔将自身心理投射到宠物狗身上则显示出一种柔情。比尔在小狗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同样是弱势群体、是可以被随意欺凌的对象,因此对小狗充满爱怜。

  (三)“歪曲(Distortion),将本来的事实以错误的方式去解读,不理会客观现实和曲解原意,改变成个人内心能够所接纳的看法,属于精神性质。”[6]48比尔不能接受自己是男性的客观事实,他以错误的方式将男性与被施暴者、弱者相等同,因此强烈地想要改变自己的性别,他认为性别的转变可以使他变为强者。这种歪曲过于极端就会出现幻听、幻想等症状。(四)幻想(Fantasy)。“当社会现实中出现困境时,而人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难题,会尝试透过幻想体验的经历,沉醉于幻象世界中,以弥补自己在现实中的失败,令内心恢复平稳状况。”[6]50比尔属于过度幻想者,他因为无法通过正常的变性手术使其达到身份转变,便逐渐厌恶现实社会,因多次被多家医院拒绝而逃回自己所编织的幻境中。在那间隐藏于小阁楼的房间内,比尔穿着人皮大衣,幻想自己已经变性成功,沉醉于这种自我编造的幻想中。(五)转移(Displacement)。“在特定的条件下,把当时的内心某一种情感转移到另一时刻释放出来,这种情感往往是不良的,对个人来说是沉痛和难受。”[6]49当年的童年创伤带给比尔生理和心理上的双重痛苦,他没有选择当时对继母发泄自己的这种不满,而是将其深埋在心里,最终在多年后爆发出来的就是极其反人类的变性癖与杀人行为。

  (六)转化(Conversion)。“某人经历过特定的事情,从而产生相应的情绪问题,将个人心理上的问题,如焦虑、抑郁、强逼等代替躯体上的病症,故此释出内心的痛苦一面。”[6]50由于童年创伤,长大后的比尔一旦与女性朝夕相处,生理和心理上都会产生一种当年面对继母时的变态占有欲及恨意。(七)“合理化(Rationalization),基于自身不易接受的情绪,在潜意识当中运用一些亳无根据的道理试图辩解。”[6]49这是一种文饰作用,“指无意识地用似乎有理但实际上站不住脚的理由来为其难以接受的情感、行为或动机辩护以使其可以接受。”[5]52这个理论有两个著名的案例:酸葡萄心理和甜柠檬心理。前者是丑化失败的动机,后者是美化被满足的动机。

  比尔则属于后者,此方法指企图说服自己及他人,自己所拥有的或是所做的是最佳的选择。比如,比尔认为他自己是变性癖,然而他的变性癖只是一种粉饰,他的暴力杀人行为潜伏着他的贪欲,这种贪欲其实是一种俄狄浦斯情结中的恋母情结,而这种恋母是很隐蔽的,甚至是他不愿意承认的。

  正是由于“本我”“自我”“超我”的不协调,“力比多”及变异的“俄底浦斯情结”“心理防御机制”这几个方面造成了比尔的心理疾患,导致其产生变性癖及暴力杀人行为,而这一切都是因为童年创伤对其的影响。窥一斑而知全豹,比尔的潜意识折射出美国当代社会恐怖的根源之一,即童年创伤‍‌‍‍‌‍‌‍‍‍‌‍‍‌‍‍‍‌‍‍‌‍‍‍‌‍‍‍‍‌‍‌‍‌‍‌‍‍‌‍‍‍‍‍‍‍‍‍‌‍‍‌‍‍‌‍‌‍‌‍。由上述分析可知,比尔的所有反社会行为其根源皆是童年创伤的投射,由此可以看出童年创伤对于一个人的精神是极具破坏力的,也正是由于童年创伤的作用,才导致一批与比尔一样的人患上精神疾病,甚而产生反社会行为。因此,从精神分析视角解读比尔的变性癖及暴力杀人行为背后所隐藏的复杂的潜意识状态,并考察这种潜伏于意识表层之下的潜意识的活动方式显得尤为重要,它有助于了解到精神病患者的真实心理状况,从而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与其积极治疗,某种程度上讲,这也是解决美国当代社会恐怖的途径之一。

  参考文献:

  [1]彭畘龄.普通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43.

  [2]汪柳花.解读《荆棘鸟》中的玛丽·卡森:以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结构理论为视角[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5):59-63.

  [3]赵云龙,赵建新.论弗洛伊德的力比多理论[J].社会心理科学,2013(1):24-26.

  [4]李丽丹.俄狄浦斯情结研究及其批判——兼评俄狄浦斯神话与文学批评的关系[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17-20.

  [5]毕金仪.浅谈心理防御机制理论[J].中国社区医师,2006(14).

  [6]颜刚威.试论心理防御机制理论[J].黑河学刊,2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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