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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5-06 17:1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城市安全从类型学上无非两种：基于社会的城市安全与基于机器的城市安全。由于工业革命对于技术治理的推崇，机器逐步介入城市安全的治理，而机器空间与人的空间互相影响，使城市安全更具复杂性。从城市安全的原发性及其交叉感染的多维轨迹看，城市安全
摘要：城市安全从类型学上无非两种：基于社会的城市安全与基于机器的城市安全。由于工业革命对于技术治理的推崇，机器逐步介入城市安全的治理，而机器空间与人的空间互相影响，使城市安全更具复杂性。从城市安全的原发性及其交叉感染的多维轨迹看，城市安全有一个发生在社会与机器之间的清晰的、内在的逻辑。从前者看，需要完善城市社会自我修复机制;从后者看，需要优化城市安全治理工具。因此城市安全治理既要关注问题的生长，也要防止过度防范。城市发展需要建立在人的尺度之上，基于这一判断，城市安全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活动的结果。城市安全治理要防止陷入城市过度管制的迷思，并通过还权于社会，使城市保持其持续性的活力和弹性。
关键词：城市政治;城市安全;政治病理学
在这个世界，不是每一个国家都要经历美国那样的城市、郊区和多核心的城市化过程，但是“所有的国家都受一个城市发展的过程支配，产生了巨大的城市和区域的城市化”。[1]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城市化时代，截至2019年，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都生活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在未来的一段时期，人口大国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城市化将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区域。城市发展伴随着人类发展的目标，希腊建筑师道萨迪亚斯(Doxiadis)强调：“一个城市必须在保证自由、安全的条件下，为每个人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这是人类城市的一个特定目标。”[2]因此，在世界城市化浪潮中，研究社会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研究城市安全，而研究中国城市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关注中国的社会演进。
一研究的缘起：城市安全的类型及其话语指向
对于城市的定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总体上，社会学家偏向于把城市定义为社会共同体，地理学家则重点关注城市的空间布局。而在加里·布里奇(GaryBridge)看来，城市不单单是物质或生活空间，还是想象和再现的空间：“自从有了城市，反城市想象就很有说服力地出现在文学、艺术和政治语境中。城市被想象成失范、异化、腐败、不健康、不道德、混乱、污染、拥挤的场所，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在这些想象里，城市居民需要加以遏制与控制，如果任其自然，城市将成为犯罪和潜在革命之地。”[3]城市的扩张与城市的问题如影随形，而把城市问题与社会安全捆绑在一起的思考则更加具有冲击力。
(一)城市安全的类型及其工具性解读
城市发展与安全相关，但是城市带来何种安全困境，学术界却有不同的解读。对于城市安全的定义，国内学者认为在城市发展早期阶段，城市安全主要是治安安全，现阶段的城市安全是指基于城市管理组织机构、志愿者群体以及全体城市社会成员共同的意志和努力所建立起的一种安全机制。[4]应该说，这一定义从工具性的维度解读了城市安全的进展，并形成一种日趋开放性的学术立场。基于这样的思路，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城市安全包括城市生产安全、城市经济安全、城市食品安全、城市社会安全、城市生态安全和城市交通安全等六个方面。[5]有学者认为，影响城市安全的事件有七方面：自然灾害、城市火灾、地下事故、交通事故、刑事案件、战争和其他灾害。[6]
无论是六个还是七个分类，都说明了城市安全发生的具体领域，沿着这样的思路划分，学者还把城市安全推进到城市水安全、城市网络安全等领域。有学者通过对1993—2018年CNKI核心期刊中关于城市安全研究的论文进行统计发现，应急管理、突发事件、公共安全、城市灾害、应急避难场所、智慧城市、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城市规划、危机管理等词十分活跃，是城市安全研究领域的热点主题。其中城市安全与应急管理是城市安全领域的核心研究主题。[7]这一研究说明，国内城市安全的研究往往与城市应急管理相连，是管理主义在城市发展中的具体体现。从城市安全领域到城市应急管理，城市安全日益被理解为一种工具意义上的特别性管理话题，但是从城市发生的历史维度，上述的所有问题有些并不属于城市特有，而是特定问题在城市的投射。
(二)城市扩张与安全的逻辑捆绑
城市发展也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严厉批评，尤其是当城市扩张导致了一系列环境污染、交通拥挤、公共安全时，城市就必然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话题。上个世纪初期，国际现代建筑学会也认为，正是机器时代失控的、无序的发展造成了城市的混乱。[8]国内也有研究认为，交通工具的增长是一种需要解决的交通问题，因为截至2017年底，中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1亿辆，其中汽车2.17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3.85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3.42亿人。从分布情况看，全国有53个城市的汽车保有量超过百万辆，24个城市超过200万辆，7个城市超过300万辆，分别是北京、成都、重庆、上海、苏州、深圳和郑州。[9]
从世界范围看，城市扩张确实带来了系统的复杂性，“从1982年至2000年间，纽约城市人口增长约10%，城市交通运输的里程也增长了约45%。20年前，平均每天的‘高峰时段’约3小时24分钟;而如今，高峰时长每天有七至八小时，翻了一倍都不止”。[10]在建筑学家道萨迪亚斯看来，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迅速扩张的城市是人类的噩梦，城乡在内的所有人类聚居都出现了危机。“从经济角度来看，许多居民无法在聚居中获得他们的基本需求，他们或是无家可归(如在加尔各答这一类城市)，或是住在质量极其低劣的房子里，全球的许多城市和所有乡村都是如此。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人’在城市中已经被遗忘了，许多小镇和乡村中的居民也逐步产生了被遗弃之感。”[11]
从交通等城市问题到人的遗忘，城市似乎日益体现为一个异端，但是从严肃的学术反思中，简单地把城市扩张与社会安全判捆绑在一起并不公正。“城市增长并不是完全依靠人的需要推动的，或者说，城市增长并不完全依靠我们所说的人的期待所推动，实际上，城市增长还受到迫不得已的需要的影响。”[12]城市人口膨胀、交通困难和公共安全，是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后果，但是城市本身也是现代性的产物，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人口和交通工具，城市就无法形成，因此以人口膨胀及其交通工具来批评城市的意义，起码在逻辑上是不完善的。
(三)城市运行及其安全管控
城市扩张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产物，这一扩张是个总体性的评价。事实上在很多区域，由于资源转型、人口流失等因素，城市收缩也在同时发生。研究发现：2010—2015年，我国的单维度收缩城市以人口收缩城市为主，共计214个，占城市总量的33.70%;东北地区是各类收缩城市的主要分布区域。[13]如果城市膨胀导致了城市治安等一系列问题，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得出，收缩的城市更安全?事实上即使从狭义的治安的角度，立足人均治安案件的发生率，与中小城市或乡村相比，大城市也是安全的，无论是东京还是香港，虽然人口拥挤地域狭小，但是这些城市却因为管理有序、社会安全而著名。
因此，学者对于“收缩城市”批评往往并不是立足具体的城市个案，而是立足于全国性的区域发展，如有学者指出：“从国家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收缩’有利有弊：一些地区由于自然、社会条件较差，‘城市收缩’将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具有正面意义;但对地级以上中心城市而言，‘城市收缩’将不利于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不利于国家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并加剧一线城市的‘大城市病’。”[14]
也就是说，专家承认中国人口流动的乡—城轨迹，但是希望不要形成大规模跨区域性人口流动，因为后者将打破国家空间布局，使中西部地区发展失去必要的人力支持。但从城市个体来看，即使人口短期爆发给一线城市带来巨大运行压力，但城市人口累积的意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当然基于城市规模导致的城市治安压力，城市政府往往通过更加“精细化”的管理手段加以化解。如上海市金山区投入2.7亿元建设“雪亮工程”总目标是实现“全域覆盖、全网共享、全时可用、全程可控”，其中重点公共区域、重点行业和领域的重要部位视频监控覆盖率将达到100%，公共安全视频监控覆盖密度将达每平方公里15个以上。[15]
二城市安全的病理学分析
城市安全的密码在哪里?“雪亮工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决城市问题，这些至今仍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自人类文明以来，那些历史上宏伟的建筑纷纷崩塌了，而人类的城市生活依然继续。人类史总体上越来越清晰地证明，与其说城市史是建筑史，不如说城市史是人类社会史，“社会科学家对城市的起源感兴趣，因为早期城市化的进程包含了对社会结构起源的洞察。特别是，第一个城市社区的起源为下面这一理解提供了线索，即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何产生，以及强有力的纽带在常常无干系的居民间如何被维持”。[16]因此，对于城市中人的活动的分析，就成为理解城市安全新的切口。从城市有机体的角度，城市安全是一个内在的组织问题，还是一个外在的影响后果?这一病理学的思维方式往往被城市研究者所忽视。
(一)城市安全的原发性与人的尺度
从城市的物理形态来看，城市无疑是建筑和街区、道路的集合，但从城市的社会形态来看，城市聚居催生了基于城市的社会体，也催生了城市的负面形态。“肿瘤病非入侵的外敌。它们和构建人体组织的物质系出同门。肿瘤同样是人体细胞筑就的噩梦，它们侵蚀生物秩序，破坏生物功能，假如一路绿灯，所向披靡，它们将令整个复杂的生命体系土崩瓦解。”[17]因此这些摧毁城市的要素与城市繁荣的要素彼此共存，从城市有机体的发展来看，那些深刻影响城市安全的因素大多是原发性的。
如果地理空间与人的活动无关，那么地理空间往往无法构成人类自我反思的对象。道萨迪亚斯对于人类聚居有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城市中的多种尺度并存，具体而言，未来的人类聚居在宏观上是非人的尺度，在微观上是人的尺度。[18]城市无疑是人类的一种聚居场所，由于建筑技术的提升，城市这一聚居形式日益复杂化，但其作为人类居所的本质特征并无改变，因此，城市仍需确认人的主体性特征，若城市中人的主体性日益丧失，城市也就日益成为现代技术的集成，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建筑群，成为毫无生气的道路网络。因此，城市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类社会的问题，人类社会结构的先天性缺陷将不可避免地带入城市，成为摧毁城市的终极力量。
(二)机器空间的介入及其交叉感染
1933年8月，国际现代建筑协会第四次会议在雅典通过《雅典宪章》，该宪章分析了城市的形成，并把城市问题指向了工业革命的结果：“自有历史以来，城市的特征，均因特殊的需要而定：如军事性的防御，科学的发明，行政制度，生产和交通方法的不断发展。由此可知，影响城市发展的基本因素是经常演变的。现代城市的混乱是机械时代无计划和无秩序的发展造成的。”[19]《雅典宪章》批评了机械时代的城市混乱，但仍需面对城市持续性的全球范围的扩张。《雅典宪章》也无法清晰地看出，机器是城市爆发的结果还是城市爆发的原因。
道萨迪亚斯看到，城市甚至大城市是无法避免的，人口的增长和流动性导致了城市地理空间的扩张，也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扩张，而从地理空间到社会空间，是城市规划到城市生活的转变。1996年，时任费城市长爱德华·伦德尔(EdwardRendell)曾说：“我们不可能有一个没有城市的社会。”[20]因此，承认城市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场所，也就意味着承认城市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城市安全是人类社会安全的空间表现。
事实上，没有城市的社会可能很难存在，《联合国2005年人口统计年鉴》中列举了各个国家设立城市的人口标准，从200人到5万人标准不一，这样的标准也说明了我们根本无法摆脱城市的命运。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就伴随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但人类社会也始终伴随着自我摧毁的力量，这种力量或体现为动物性的掠夺、杀戮，或体现为社会性的集体抗争与冲突。同时由于城市建立在工业革命成果之上，工业革命缩小了地理空间，也压缩了社会空间，机器也具备了进入人类社会空间的力量。人类日益无法摆脱汽车、工厂、建筑等约束，正如道萨迪亚斯所说，以1825年第一条铁路问世为标志，现代技术既满足了人的需求，也将机器的尺度(规模、速度、噪音、污染)强加于人类空间，因此，他的建议是让机器回到机器的道路上，并恢复古老的人行道。[21]
速度、高度与强度，机器空间与人的空间互相交织、相互依赖，这样的情形将存在很长时间。借助于工业革命的成就，人们有多大意愿上依赖机器，就有多大可能感染机器的负面性，诸如城市环境污染、城市交通、街区停电等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破坏将日益强化，并构成新的城市问题。
(三)城市安全的摧毁性机制及其脆弱性检测
如果把城市看作是一个生命有机体，那么这一有机体自身是由诸多细胞甚至子系统组成的，城市安全问题恰恰体现为这些细胞和子系统都有被破坏的可能。从轻度到重度，城市安全可以体现为城市部分功能的损伤、城市自循环系统的部分障碍甚至重度的系统性溃败等三个阶段，交通瘫痪、街区衰退、城市溃败就可视为这三个阶段的具体表现。
从病理学的角度，人体病理学诊断包括活体组织检查、尸体解剖检查和细胞学检查。[22]对于一个已经死亡的城市来说，任何治疗方案都不太重要，但对城市的检查仍有启发作用。对于一个正在死亡的城市来说，其主要表现是人口持续性的大规模流失，而这些人口流失的原因及其探索，对于普遍性的城市安全来说尤其具有价值。总体上来说，我们生活在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和平的时代，在大部分国家，由于战争对于城市的物理性破坏已经大量减少，但是在国家内部，一些城市依然极度危险。在拉丁美洲一些大城市里，严重的暴力犯罪使这些地方成为世界上最不安全的城市。从表象上看，这些犯罪是枪支滥用的后果，但从免疫系统来看，这些城市的国家机器部分失去了对于城市极端暴力的免疫功能。同时，基于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城市安全是城市化过程的社会安全，也是城市运行中的系统性国家安全，这就要求从国家与社会两个权力结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
三城市安全的体系重置
城市安全事件的频发说明城市运作体系存在系统性障碍。即使城市走向虚拟治理，这种实体中存在的系统性问题仍然可以侵入虚拟网络。因此城市安全需要重置(Reset)城市体系，这种重置既涉及城市价值的重塑，也涉及城市功能的修复;既涉及城市管理工具性的强化，也涉及城市社会的组织化网络。
(一)强化城市社会的自我修复机制
在20世纪90年代，拉美地区进入了快速城市化进程，1995年该地区城市人口已达3.51亿,占地区总人口的73.4%。最高的委内瑞拉高达92.8%，此外还有墨西哥75.3%、巴西78.2%、乌拉圭90.7%、阿根廷88.1%、智利83.9%。[23]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不同的国家政策配套，如果国家政策缺位，社会力量将形成自身的城市化行动，在拉美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公租房建设的滞后，大量的自建房成为城市贫民窟的主要特征。1953年，委内瑞拉军政府发起了激进的“清理自建房运动”，该运动以强制性搬迁的方式，试图在贫民窟原址建设“超级住宅区”(Superbloques)，由于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该运动在5年之后自动停止。[24]
“机体器官和组织的基本单位是细胞。细胞的生命活动是在体内、外环境的动态平衡中进行的。细胞和由其构成的组织、器官，以及机体，能对不断变化的体内、体外环境做出及时的反应，表现为代谢、功能和结构的调整。”[25]由于贫民窟的普遍性与城市犯罪现象的频发，拉丁美洲的城市化一直饱受批评，甚至引发了上述的国家行动，但是总体上看，这一地区的社会问题正在好转，“1990年贫困率高达48.4%。只是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持续快速增长，贫困率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22.6%”。[26]城市社会有自身的修复性特征，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结束，借助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社会的完善，城市贫困等危及社会安全的现象有望逐步减少。
(二)反思城市安全的过度防范
城市原有体系在老化的过程中主要体现为社会组织老化、主要组织再生功能差等，由于城市化进程伴随着大量的移民，恰恰弥补了城市的退化。在中国，人口日趋导入特大城市、发达地区性城市群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在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对于城市移民的认识仍存争论，一种典型的担心就是，无序的城市化将导入大量的“低端人口”，导致城市功能下降和公共服务成本的增加。为了实现人口管控，一些特大城市往往采取降低非户籍人员公共服务水准、抬高城市准入门槛等政策进行限制，通过打击群租、拆迁非正规住宅甚至正规的农贸市场等措施疏散人口。
从国内“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看，城市政府往往担心移民加重城市管理的复杂性，但从公共治理的角度看，移民不是城市治理的对象，而是城市治理的主体。无论是国内移民还是国际移民，无论是多数族群还是少数族群，都将在城市中形成特定的社会资本，促进城市社会自发秩序的形成。20世纪的美国城市，黑人一旦在城市中受到大规模种族歧视，他们就会努力建立起充满凝聚力的社区，“尽管家庭会搬迁，居住流动性较高，但是如果他们继续居住在同一城市，最终仍会选择靠近亲戚和邻居居住”。[27]事实上，正是这些社会中持续更新的“细胞”有效弥补了城市原有体系老化的不足，因此城市治理中单纯以运动式、维稳式等方式治理特定群体，并没有指向城市问题的真正本质，反而容易形成病理学中免疫系统的“亢进”，并最终导致城市组织体系的衰败。
(三)重置城市运作民主体系
如果从工具层面理解，城市问题可以划分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与城市治理的问题。同样，城市安全可以体现在类似的三个阶段。从城市政治的角度，城市是民主社会的发源地，是民主政治的训练场，直到今天，作为民主政治的一个场域，城市广场、建筑都赋予了很多符号，美国革命后，身兼建筑师和政治家于一身的托马斯·杰斐逊就认为，古代罗马建筑表现了公民美德，是新成立的国家的典范，从而激起了古典主义建筑在全国的复兴。[28]作为地方政府，城市政府承担着国家民主运行的重要职能，但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种地方民主多大程度上能够实现公共治理的多元主义，达尔也没把握，他在《规模与民主》中坦言了这种忧虑：“城市化和人口数量的爆炸性增长引发了各层次的政府不受控制地增长，这已经成为人们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在美国，人们尤其关注的问题是，允许城市(尤其是大都市区和特大型城市)无限制地增长是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如果现在存在着一个从弗吉尼亚州到缅因州之间的连续市区，我们是否有必要将其变成一个巨大而单一的自治型特大城市?”[29]
虽然从达尔的一贯立场看，他不会给城市套上国家工具的外衣，但是达尔仍然担心，那种发轫于中世纪的城市自治方式日益无法适应城市规模的扩张，这也给城市安全提供了三种思考的入口。从宏观政治学来理解城市安全，说明雅典以来的城市民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城市的失败多源自城市民主的匮乏;从中观政治学的角度，城市安全涉及权力结构的重构，涉及城市融合过程中新兴个体乃至社会组织的进入;从微观政治学的角度，城市安全是微观的交往安全，是社区和人群的日常生活。当个体进入特定街区时，也就进入了城市生活，进入了城市民主运转的过程，因此赋予普通市民以城市权利，赋予其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渠道，则是城市民主的重要内容。而那些阻塞性的政策设计，都将在每一个家庭、社区、街区、广场酝酿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最终导致城市安全的结构性破坏。
总而言之，随着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是否有必要存在已经不再是人们讨论的重点，而更好的城市与更好的城市生活悄然成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命题，城市安全因此被视为城市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双重结果。但是伴随着技术治理(Technocracy)的崇拜，在城市安全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一种倾向，把工具性的城市问题与价值性的社会问题加以割裂，进而把城市问题具体化为管理问题，把管理问题细节化为街区管理，这样的工具性思维方式未能抓住城市的全部场景。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角度，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居住场所，机器的介入应该服务服从于人类生活，而不是干预或破坏;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社会秩序优先于国家秩序，个体权利优先于整体义务，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反思城市安全的机器功能与社会的主体性意义。
注释：
[1]马克·戈特迪纳、雷·哈奇森：《新城市社会学》，黄怡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12页。
[2]C.A.Doxiadis，“Ecumenopolis:TheInevitableCityoftheFuture”，AthensPublishingCenter,1975,p.69.
[3]加里·布里奇、索菲·沃森：《城市概论》，陈剑峰、袁胜育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5年，第16页。
[4]李萌、彭启民：《中国城市安全评论》，北京：金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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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安全：机器空间与人的尺度——一种病理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