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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10-26 14:39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近年来，部分国际舆论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的债务陷阱，认为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过程中，有意使参与国承担超过偿付能力的沉重债务，借此谋求自身战略利益。 某些一带一路参与国确实以债务负担加重为由作出政策调整，甚至出现取消相关合作项目的情况。 但
[摘要]近年来，部分国际舆论将“一带一路”视作中国的“债务陷阱”，认为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过程中，有意使参与国承担超过偿付能力的沉重债务，借此谋求自身战略利益。 某些“一带一路”参与国确实以债务负担加重为由作出政策调整，甚至出现取消相关合作项目的情况。 但通过对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发展模式的考察，笔者认为，就发展中国家共性而言，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并非单纯的国家债务规模本身，而是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上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在国家债务问题的发展方向上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作为一个开放的倡议，“一带一路”无论主观意图，抑或客观效果都有助于加强参与国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因此，“一带一路”的实施有助于抑制参与国债务积累的负面作用，将其等同于“债务陷阱”是不恰当的。
[关键词]一带一路; 债务陷阱; 债务危机; 全球价值链; 泰国; 阿根廷; 开放性
前 言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以来，西方对“一带一路” 的非议便从未中断，如“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新殖民主义”等，“债务陷阱” 只是这些非议的一种新形式而已①。 各种版本“债务陷阱” 的言论逻辑大致为，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大型基础设施的项目融资，使参与国承担超过自身偿付能力的债务，以此为筹码向参与国施压，并通过减免参与国债务的形式谋求自身发展。
对发达国家采用60%的参考值，对新兴经济体则采用40%的参考值，因为这两个值分别接近危机前这两组国家债务率的中位数，并非经过严格学术验证的结论⑥。 赖因哈特(Reinhart) 等有关公共债务与经济增长的权威研究表明，只有在公共债务与GDP的比率超过90%时，才会出现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⑦。
IMF对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连续15年增长情况的分析发现，并不存在明显区分经济增速的临界债务水平⑧。 因此，不能简单地因为部分“一带一路”参与国出现负债规模上升，就断言其陷入“债务陷阱” 之中。 “债务陷阱” 言论的最大问题在于将“一带一路” 参与国的短期偿债困难等同于“债务陷阱”，但实际上这只是参与国某种程度上的债务危机，而非所谓的“债务陷阱”。 “债务陷阱”是指债务国在2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由于债务问题的困扰而出现持续低于2%甚至是负的经济增速①。 因此，考察“一带一路” 参与国债务问题时，不能简单套用所谓的“国际标准”。
鉴于“一带一路” 参与国中被认为陷入“债务陷阱”的多为发展中国家，以及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经济体系的巨大变化，为更进一步厘清债务危机与“债务陷阱” 之间的关系，明了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发展机理，本文选择拉美债务危机中的阿根廷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的泰国进行案例分析。
拉美债务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是1973年后发展中国家中影响与波及范围最大的两场债务危机，阿根廷和泰国作为具有典型地区特征的国家，也在危机之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阿根廷经济至今仍深受债务问题困扰，而泰国不仅较早走出债务危机，更通过积极的作为提升了国家应对债务危机冲击的能力，表现出某种程度“危机驱动型” 的特征②。 因此，阿根提和泰国在债务危机中的不同表现满足了进行“小样本” 案例分析的条件。
一、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尽管同为发展中国家，但债务危机对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拉美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大都受困于债务危机，不仅经济增长限于停滞，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 甚至出现负增长③。 债务危机结束之后，诱发拉美债务危机的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真正解决，1994年墨西哥发生债务危机，1999年巴西发生债务危机，阿根廷甚至每15年左右就会周期性地爆发债务危机①。 阿根廷并非1982年拉美债务的“起点”，但债务问题对其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至今未能消除，在相当程度上阿根廷已经陷入“债务陷阱” 之中。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各国经济普遍恢复较快，为减轻对外部资金的依赖，东亚国家还从内外两个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调整。 危机之后，东亚国家通过增加外汇储备的方式提升本国汇率的稳定性，并且签订《清迈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Agreement，CMIM)，开展广泛的区域货币合作，整个东亚应对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的能力得到明显提升。 因而，东亚国家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再未发生系统性债务危机，尤其是泰国，虽然在2006年后饱受国内政治分歧的困扰，并经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保持基本稳定。 简言之，同样经历了债务危机，但与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在债务危机之后陷入“陷阱” 不同，东亚国家则在债务危机之后国家经济出现“进化”，甚至表现出“危机驱动型”特征。
(一)理论框架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末，由来自不同学科的理论不断组合形成的一个“理论群”，用于解释复杂的组织系统如何由无序的低级状态向有序的高级状态发展。 自组织理论创始人之一哈肯(Haken) 将其定义为： “如果一个系统在获得空间、时间或功能的结构过程中，没有外界的特定干涉，我们便说该系统是自组织的。 这里的‘特定’ 一词是指，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并非外界强加给系统的，而且外界是以特定的方式作用于系统的。 ”② 作为一个“理论群”，各方在应用过程中的侧重点并不完全相同，但大都强调以下几点：
(1) 开放性，指的是与外界有能量、物质、信息交换; (2) 远离平衡态，即系统处于非平衡状态; (3)非线性，指系统各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一种非线性机制; (4) 突变，即过程突变使系统结构、模式趋变; (5) 涨落，指的是系统依靠参量涨落发生巨变，从而达到新的稳定态; (6) 正反馈，即系统靠正反馈机制使涨落得以放大，从而为系统演化到具有新的结构、功能的新系统创造条件。 尤其是保持系统的开放、远离平衡状态、非线性、持续涨落尤为重要①。 这五个条件并非相互孤立，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逻辑递进关系，“开放性” 是系统是否为自组织系统的前提条件，只有保持开放，才能确保内外各种力量相互影响，导致任何趋势都无法始终保持优势，整个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出现所谓的平衡，系统的发展因而具有明显的非线性特征，矛盾积累的爆发会使得整个系统不定期地出现突变，打破既有的运行模式。
所谓经济体系，是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它强调了经济的整体性和系统性④。 当一国已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经济分工的细化将导致经济活动参与者种类的增加和需求多样化的提升，经济活动的复杂性随之出现指数级上升，高度集中和封闭的管理体制将会日益低效，即使辅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⑤。 推动自身经济体系的“自组织化”，会直接影响该国经济面对危机冲击时是否展现出“进化” 特质。 经济体系的开放性指不仅存在频繁的经济要素交换，而且整个交换过程以相应的机制为依托。 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则由两部分组成，市场本身与相应的支持机制⑥。
(二)研究假设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并非一个孤立的行为体，国家自身经济体系的开放性是国内、地区与全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家经济体系的开放不仅要确保国内市场的完整性，还包括对全球市场的开放。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地区经济体系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②。 笔者在借鉴部分既有综合性评价体系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研究需要，提出将国家所处的经济时空体系分为国内、地区、全球三个层次，并在每个层次上辅之以相应的支持机制。
为了对阿根廷和泰国危机前夕经济体系开放性的发展趋势有一个相对直观的判断，笔者对两国三个层次上经济体系的开放性进行赋值打分，经济体系和支持机制若完全开放则各赋值1分，反之则赋值为0。 但鉴于完全封闭或完全开放支持机制在现实中几乎不存在，本文对研究对象的经济体系和支持机制各赋值0 5分，若研究对象有封闭或开放的趋势，则各减或加0 25分。
该评价体系是以研究对象自身的长期发展状况为依据，对其经济体系开放性的发展方向所做出的趋势性判断，在后续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将其客观化与标准化。 事实上，一个多维度评价体系的建立往往需要在精确性和全面性之间进行权衡，甚至部分指标的赋值难以避免地具有主观性，建立一个初步的全面性评价体系有助于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细化与跟踪研究。
以该评价体系为基础，当研究对象所处不同层次的经济体系出现明显的开放性趋势时，由于存在多种力量的交互影响，整个系统短期内可能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性，甚至出现某种“无序”状态。
假设1：危机前，阿根廷和泰国的经济体系出现“封闭化” 趋势，这种趋势提升了债务在两国经济中的负面影响，在相当程度上诱发了两国的债务危机。
假设2：危机前，阿根廷和泰国的经济体系的“封闭化” 程度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导致前者的债务危机向“债务陷阱” 方向发展，后者则得以较快走出危机。
二 国家层面的讨论
(一)国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下降
危机爆发前，阿根廷和泰国都出现贸易赤字增长的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1969年至1982年，阿根廷虽然在大多数年份都保持了贸易出超，但危机之前两年出现贸易赤字的扩大化，泰国更在危机前10年出现贸易赤字的上升趋势，贸易赤字占泰国GDP比重从0.1%升至9.9%①。
贸易赤字的增长导致两国在危机之前愈发依赖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弥补经常项目账户赤字，而来自商业银行的短期贷款比重不断加大，成为两国爆发债务危机的重要原因。 两国外贸状况的恶化与自身汇率制度导致本国经济体系的“封闭化” 有关。
1979年1月，阿根廷确立复式汇率制，规定商业交易采用固定汇率，资本账户交易则是自由浮动汇率②。 阿根廷政府试图借此维持被高估的币值，降低资本外逃压力，避免货币全面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等不利后果。 复式汇率制本应作为货币贬值之前的临时措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也曾短期实行过，但阿根廷政府不断推迟汇率改革，导致本币币值愈发背离市场真实价值，损害了自身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③。
1984年泰国取消战后长期使用的固定汇率制，确立参考“一篮子” 货币的盯住汇率制。 泰国官方从未公布“篮子” 具体构成，但IMF报告认为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美元占比90%以上④。 泰国确立盯住汇率制之初，里根政府正实行弱势美元政策，该制度使得泰铢币值保持稳定，同时，相当于对泰铢实施了一次性大贬值，成为泰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⑤。 从1985年至1996年，泰国GDP维持了年均8.6%增长率，1988年更是达到了13.3%的最高峰。 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层面，克林顿政府采纳强势美元政策; 在地区层面，1994年中国实行汇率制度改革和1995年中期开始的日元贬值，都使得泰铢出现相对升值的状况①。
简言之，泰国虽被视为东亚开放经济体的代表，泰国陷入危机更被认为是过度开放的结果，但实际上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由于汇率制度僵化，泰国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出现下降②。 因此，尽管阿根廷和泰国奉行的经济政策不同，但危机前夕，“不合时宜” 的汇率机制阻隔了供求关系对汇率的影响，导致汇率和外贸市场都出现“封闭化”迹象。
理论上阿根廷和泰国可以通过汇率市场化的方式，推动本币币值向“真实价值”靠拢，提升本国经济的开放性。 但对危机前的阿根廷和泰国而言，汇率市场化等于放任本币贬值，短期内会恶化本国经济状况。 首先，两国在危机之前都开放了资本账户，本币贬值会导致资本外流，短期内加剧还债压力③。 其次，汇率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影响机制极为复杂，包括国际贸易中具体偿付安排，以及本国的国际贸易与产业结构等短期内根本无法调整的因素，贸然实施本币贬值，短期内原料和设备进口成本的上升，不仅会抵消汇率贬值的收益，甚至可能恶化本国贸易环境。
此类制度的变更需要稳定的政治运作机制，使政府能够应对改革激化的矛盾和收获“改革红利”，只有如此，政府才有动力实施类似改革。 但阿根廷和泰国的政治运作周期在危机前夕出现了短期化趋势，难以对外界压力进行有效反应。 1992年至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泰国经历了7任总理; 从1981年至1982年，阿根廷经历了5任总统。 频繁的政府更迭，使得不同政治集团更加关注自身的党派利益，政府经济决策日益短期化，倾向于稳定现状，对经济变革采取了事实上的“封闭态度”，难以对外界压力做出有效反应。
(二)两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不同
虽然阿根廷和泰国的国内经济体系在危机前夕出现“封闭化” 趋势，但两国的经济体系本身和支持机制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这影响了危机爆发后两国经济局势的发展方向。
二战后，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纷纷实行进口替代政策，对外通过高关税、高汇率等方式削弱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对内通过补贴等形式建立大型资本密集型国有企业，人为割裂国内市场，自身经济体系的内外封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阿根廷追求的目标。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进口替代政策的弊端不断显现，如国内产业部门缺乏国际竞争力，以至于无法享受汇率贬值带来的红利，导致阿根廷最终在1979年放弃浮动汇率制，并在危机之后的汇率改革中多次出现反复。 泰国则与之相反，以1984年的汇率制改革为标志，确立盯住汇率制标志着泰国彻底放弃了进口替代政策，将经济体系的开放性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追求目标，泰国国内的产业部门直接面向国际市场，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泰国放弃盯住汇率制，泰铢币值向市场实际价值靠拢，国家经济体系的开放性进一步加强，国家出口规模得以快速增长，国家经济竞争力得以释放。
1998年后，泰国的进口与出口出现同步快速增长，也实现了“平衡中略有顺差”。 阿根廷在危机后一段时期内也曾出现贸易出超扩大的状况，但更多是国内消费萎缩导致的进口下降，是国家经济尚未走出危机、国内经济疲软的表现。 由于缺乏国际竞争力，阿根廷国内产业部门不仅无力消化危机之后货币贬值的收益，反而深受本币贬值负面作用的影响，1982年至1991年，出现了年均793 13%的国内通货膨胀率以及严重的资本外流②。 为遏制恶性通胀和稳定经济，1991年4月阿根廷政府引入实施货币局制度，放弃浮动汇率制，并高估比索币值，这又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阿根廷在2001年再次陷入债务危机①。
两国政治支持机制发展周期的不同，也影响了阿根廷和泰国在危机爆发初期的应对举措。因而，阿根廷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还面临非常严重的政治转型问题。 1982年，马岛战争的失败导致阿根廷军政府威信扫地，最终同意通过大选的形式向民选政府移交政权。
1983年12月激进公民联盟候选人劳尔·阿方辛(Raúl Alfonsin) 当选总统，但新任政府要处理被民主化释放出的各种社会压力，造成阿根廷社会严重内耗，直到1989年正义党人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 在竞选中获胜，阿根廷局势才趋向稳定②。 漫长的政治转型，阻碍了阿根廷政府在危机初期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同期国内的恶性通货膨胀更多是国家政治失败的反映。 泰国政坛在1992年“黑色五月”事件之后，进入了战后难得的民主稳定时期，国内各方在维护民主体制方面暂时达成共识。
因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成为各方推动泰国政治体系稳定化的契机，1997年的泰国宪法做出有利于大党的选举制度改革③，导致他信·西那瓦(Thaksin Chinnawat) 领导的泰爱泰党在2001年2月的大选中崛起，成为众议院第一大党。 他信上台后实施了包括加大对农民的扶持力度、改革国有企业等一系列被称为“他信经济学” 的改革措施，本质上就是在坚持东亚普遍存在的出口导向模式的基础上，加大对内的开放，挖掘泰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潜力④。 泰国政治体系开放性的增长，为整个社会增添了稳定性，这与危机后阿根廷政坛的? 炻揖置嫘纬上拭鞫员取?
综上，阿根廷不仅在危机前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政策，汇率等领域甚至出现进一步封闭化的趋势，在政治领域阿根廷军政府更是大力阻碍国内民众的民主诉求，增加国家推动经济转型的阻力。 在经济体系与支持机制领域阿根廷各自只获得0 25分，表示阿根廷在这两个领域境况的恶化。
客观而言，阿根廷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诸多表现在拉美的大中型经济体中并不“特殊”，如墨西哥和巴西等也从20世纪30年代便确立了进口替代政策，并且在政治上与阿根廷类似，曾长期经历威权政治，也曾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爆发债务危机，但墨西哥和巴西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出现了与阿根廷不同的发展趋势。 在危机前夕墨西哥国内政治上的开放性已经明显改善，长期执政的革命制度已经开始放松对国内政治的掌控，推动国家向民主转型在墨西哥政府高层形成某种程度的共识①。 这直接影响了墨西哥政府在危机爆发后的应对策略，墨西哥参与北美自贸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Agreement，NAFTA)，既是经济政策转型的一部分，更希望借此推动自身政治民主改革②。
美国正是出于建立北美自贸区的考虑，才在1994年墨西哥债务危机期间采取大规模救助措施，这限制了债务危机向“债务陷阱” 方向发展，加入北美自贸协定更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墨西哥经济体系，提升了墨西哥经济增速和全要素生产率，极大改善了墨西哥的经济状况③。 巴西的情况与阿根廷相似，1982年债务危机后国家经济依然长期受困于债务问题，表面上似乎陷入“债务陷阱”之中，但巴西经济问题具有“资源诅咒” 的特征，难以确定债务本身究竟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④。 因此，本文选择阿根廷与泰国在债务问题上进行对比，不仅仅是因为其国内经济体系几乎形成泰国的对立面，更在于其发展形态在拉美国家内部具有相当的“典型性”。
三 地区和全球层面的考察
(一)外部经济体系开放性下降
在拉美债务危机中，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动在相当程度上导致阿根廷等国面临封闭化的趋势。 二战后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双挂钩” 制度，即其他国家货币按照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而美元则按照35美元/盎司的固定价格与黄金挂钩。 这种制度安排使得短期内各国货币发行面临难以突破的外在约束，国际信贷市场的资金供应也因此受限。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美元成为稀缺的“硬通货”，导致借款国在债务安排中倾向于选择向他国官方借贷，并倾向长期贷款。
在这一背景下，债务国的债务规模、短期偿还的刚性都受到外在制度环境的约束，债务积累对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得到相应的控制。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终结，美元发行自此失去了“硬约束”。 面对国内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美国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放任美元发行，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一度接近0，大量资本流入大宗商品市场，直接推高了大宗商品的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催生了石油美元市场，拉美国家由此错判经济发展形势，不仅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主要向他国政府借款的方式，转为向商业银行借入浮动利率的商业贷款。
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经济始终面临不断上升的高通胀率困扰，1981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之时，美国通货膨胀率高达10 3%，里根政府为抑制国内高企的通货膨胀，大幅度提升国内利率，资本迅速回流美国②。 与之同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美国带领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③。 换言之，债务危机前夕，由于遭受国际资本短时间内迅速回流美国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共同打击，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一度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孤岛”，外贸环境恶化，更出现了阿根廷“被”国际经济体系封闭的情况。
IMF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它通过向成员国提供短期资金的方式，助其度过国际收支失衡、维持汇率稳定。 但“尼克松冲击”，以及20世纪70年代的油价上涨以及随之造成的经济衰退，导致银行货款资金流动停止，IMF不得不调整自身职责，从监督固定汇率，变为危机管理，致力于协调基于IMF贷款、受援国改革计划和贷款银行的救援行动④。 职能的转变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削弱了IMF的作用，IMF在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爆发初期无法迅速介入其中⑤。 不仅IMF，包括世界银行与OECD在危机前夕面对全球主要发达国家纷纷转向紧缩政策时，都没有进行有效的协调，以减轻发达国家紧缩政策的“外部性”⑥。
东亚区域经济局势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同样出现封闭化现象，这与日本的经济发展形势和政策诉求有关。 战后日本一直努力通过贸易、投资以及官方援助确保日本在东亚经济中的核心地位，并提出所谓的“雁行模式” 解释自身在其中的作用，泰国成为日本在东亚经济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③。
日本对东亚地区的直接投资一度成为该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但是1985年由于“广场协议”签订，日元大幅升值之后，尤其是1989年、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后，日本对“四小龙”和“四小虎” 的投资都出现连续四、五年的下降与低迷，导致泰国愈发依赖短期资金的注入平衡经常项目账户赤字。 随着日本经济在1996年的短暂复苏，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夕，日本对包括泰国在内的“四小虎”的直接投资出现“报复性增长”，成为泰国经济过热的“助燃剂”④。
1997年7月，泰铢出现贬值趋势，国际游资大量撤离，加之日本经济重新进入衰退，日本的直接投资流入再度枯竭，两个组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应对中的表现乏善可陈⑤。 美国支持成立APEC有向GATT施压的动机，随着1995年WTO成立，美国重新回归全球主义，对APEC的关注和投入都在下降。
日本在区域机制建设中的消极态度是东亚区域组织面对危机应对乏力的另一重要原因。 由于追随美国等原因，日本屡次拒绝推动东亚经济机制化合作的机会，不仅冷落了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1990年提出的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还在1994年拒绝泰国关于召开东盟和中日韩经济部长级会议的邀请①。 区域合作机制的“软弱” 与“缺位”，导致东亚区域经济的开放性面对危机冲击时，难以采取有效的集体应对措施。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成为日本对待东亚区域合作的态度转折点，这与日本对此次危机的反思不无关系②。
(二)两国外部环境的封闭程度不同
正如上文所述，阿根廷经济体系的封闭性是全球层面与地区层面支持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泰国则与之不同，泰国所面临的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远优于阿根廷。 冷战结束使全球化第一次实现空间意义上的全球覆盖，而且直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夕，除了短期经济衰退，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总体维持了连续15年左右的经济繁荣。 国际市场开放性的空前提升，以及市场容量的扩展，对包括泰国在内，坚持出口导向模式的东亚国家在后危机时代经济的快速恢复至关重要。
全球层面的国际机制同样出现了有利于维持经济体系开放的发展趋势，IMF等国际组织已经较好地适应了“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时期国际经济体系的情况。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IMF在危机爆发之初就深度干预。 虽然对IMF在危机之中的作用始终存在批评之声，如侵犯成员国主权，以及照搬拉美债务危机时的救援方案等，但IMF的改革建议以及参与危机救助本身就有助于恢复国际市场对泰国等东亚国家的信心，便于其重新回到国际市场，而完全执行IMF相关政策的国家，也的确在危机之后得到较好的恢复③。 1995年WTO替代GATT成为维持全球贸易体系开放的支撑机制，全球贸易市场的开放减轻了泰国等东亚国家改革的“阵痛”，避免了可能出现的反复。
在地区层面，泰国的处境也远好于阿根廷。 首先，中国的决策避免了地区金融危机的升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刺激出口，东亚各国普遍放任本币贬值。 但当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策略，避免了东亚进一步滑向全面的贸易战①。 中国的决策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地区经济环境的开放。
其次，20世纪70年代，东南亚国家大力转向出口导向政策时，正值全球价值链兴起，“雁行模式”本质上是在东亚地区建立了以日本为核心的区域分工体系，并借此嵌入全球价值链②。 东亚国家可以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溢出、融资便利和规模经济等，提升自身经济发展的质量③。 这也是为何除印尼外，东亚国家在危机后，可以较快恢复的重要原因。 印尼在苏哈托时代具有较为明显的进口替代特征，并且高度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在1995—1996年印尼政府的出口计划中，石油和天然气仍占出口总值? ? 8.4%④。
更为重要的是，东亚国家之间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方式使得彼此之间的经济发展呈现相互促进的状态⑤。 这不仅有助于东亚国家之间进行深层次的经济合作，更可以从根本上抑制东亚国家在陷入经济危机时采取“竞底战略” 升级贸易战的冲动，从而保证了地区市场的开放性。 东亚地区经济体系的强开放性，部分替代了有形的支持机制安排，确保了东亚区域经济的开放。
综上，在经济体系与支持机制领域，地区层面上，阿根廷各得0.25分，泰国则分别得0.75分与0.5分; 全球层面上，阿根廷各得0.25分，泰国则各得0.75分。
四 对中国“一带一路”与债务问题的思考
阿根廷和泰国在危机前夕的内外经济体系都出现封闭性趋势，并成为两国陷入危机的重要原因，但由于泰国经济体系的封闭是阶段和局部的性质，因而，显示泰国经济体系的整体开放性趋势远高于阿根廷，这也是为何前者在债务危机后快速恢复，而后者则陷入“债务陷阱” 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此，本文从参与国和“一带一路” 的自身性质出发，若两者能在国内、地区、全球等三个层次上加强参与国经济体系开放性的维持能力，那么随着“一带一路” 的推进，参与国对相关债务的承受能力就是在加强的，即使参与国短期内出现偿债困难，也不能将其等同于陷入“债务陷阱”。
(一)参与国与“一带一路”协力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
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的爆发和冷战结束，在事实上宣布了进口替代等具有封闭性质的经济政策破产。 时至今日，除极少数国家外，谋求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已经成为各国普遍共识，加之互联互通是贯穿“一带一路” 的血脉，参与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本身都是在谋求开放性的经济体系，强化自身经济机制在维持经济体系开放性中的作用①。
许多参与国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前后亦推出旨在加强国民经济内外开放性的计划，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斯里兰卡政府的汉班托塔港开发设想，马哈蒂尔本人更是“泛亚铁路”的首倡者，这些计划最大的共通点便是强化本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②。 “一带一路”正是对参与国建设一个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响应”，这也是为何无论是汉班托塔港亦或是马来西亚的东海岸铁路项目，尽管经历种种反复和波折，但最终得以复工的根本原因。
目前“一带一路” 倡议涉及的大型基础设施具有前期投入资金量大、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参与国债务负担在一定时期内的增长几乎成为必然。 但如果将其放入参与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就不难发现， “一带一路” 投资，尤其是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其经济运营环境①。 对于诸如中国以及参与“一带一路” 的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短期内的大量资金投入改善自身基础设施状况，有助于打破“低水平均衡陷阱”，为发展创造契机②。 IMF也指出，如果实施得当，通过债务融资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短期内将支持需求，从长期看还有助于提高潜在产出③。
在政治支持机制领域， “一带一路” 参与国几乎囊括了所有现行政治体制，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运作形式并不符合西方对“民主” 的经典定义，但能否缓解外部压力对经济运行的破坏性作用，在实现政权顺利更迭的同时保证国家重要政策的延续才是检验政治机制有效性的最高标准。 就此而言， “一带一路” 参与国政治体制的有效性远高于外界的一般认知。 在备受外界关注的2015年斯里兰卡大选、2018年巴基斯坦大选和马来西亚大选中都发生了执政力量的更迭，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的选举更打破了本国长期以来的权力运作模式。
2006年后长期受困于红衫军与黄衫军政治缠斗的泰国也逐渐进入政治稳定周期，虽然泰国国内各方对2019年3月大选结果存在争议，但截至本文完成之时，巴育·占奥差(Prayuth Chan ocha) 已经被泰王正式任命为新一任泰国总理，尽管国内存在一定的批评声音，但这会为泰国迎来相当长时期的政治稳定①。 “一带一路” 参与国的政策延续性也并未由于国内大选或高层政治分歧而遭到破坏，虽然部分参与国国内选举确实对“一带一路”在当地的展开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干扰，但合作的大方向并未改变。 因此，在国内层次上，“一带一路”参与国国内支持机制可以分别赋值0 75分与0 75分。
(二)“一带一路”与全球化
全球层面，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等因素对全球化产生了普遍的破坏性影响②。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遇挫已经成为各方共识，不仅FDI与国际贸易增速明显减缓，曾经的全球化引领者美国更日益依赖关税作为达成自身贸易诉求的手段，WTO等传统国际多边贸易机构的权威机制已经被高度弱化，而消除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则可能最终要花费数十年的时间③。 作为当今全球化最重要的支持机制之一的WTO的上诉机构更因美国因素而瘫痪④。 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开始认为当下全球化停滞是生产力进步减缓的结果，与各国的政治氛围无关①。
以及其他类似的区域制度安排的推进也表明了相当多的大型经济体依然致力于建立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系，维护全球市场开放的意愿③。 欧盟、中国等主要经济体在竭力维持全球多边机制有效运行方面也多有作为。 2020年4月30日，中国、欧盟和其他17个成员正式向WTO提交通知，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作为临时替代WTO上诉机构的权宜之计④。 在全球层面，开放性和封闭性等多种因素相互交汇，尚难言哪种方向占据优势。 “一带一路”恰是中国针对全球化当下困境提出的全球化方案⑤。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既是一个全球化的倡议，也是一个挖掘沿线国家生产力的地区性的发展方案。 如上文所述，价值链已经成为当下重要的国际分工形式，但链条式生产形式对经济活动的时效性有较高的要求，大量的落后国家由于缺乏基础设施的支撑和区位劣势(内陆国家)，长期游离于全球分工体系之外，而如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之时又陷入“低端锁定”⑥。 “分工”是现代经济体系中效率的重要来源之一⑦。 全球价值链对发展中国家的封闭导致其自身发展潜力难以有效转化为经济成果，更抑制了全球经济效率的提升，不利于全球化的继续深化。 目前针对“一带一路” 的研究已经表明，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修建，可以相对有效地提升沿线国家对全球经济体的参与程度①。
中国正试图通过打造“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将自身变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连接者”，从而形成一个“双环? 这不仅有利于中国突破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的“低端锁定”，大量游离于全球分工体系之外的国家更可以借此获得发展的资源，全球价值链的分工范围和深度也得到扩展，借此挖掘长期被压抑的生产力，助力全球化。 中国与“一带一路” 参与国的经济合作是深层次的产能合作，而非单方面的过剩产品输出。 就此而言，虽然全球经济体系暂时遭遇挫折，但主要经济体并未放弃全球化，同时“一带一路” 更通过深化全球分工等形式，维护全球经济体系的开放性。
其次，加强不同层次的保障机制建设。 “一带一路” 并非单纯的聚焦于物质层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之相伴的是各个层次的保障机制发展。 在地区层面，中国不仅将“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化，以统筹各方工作，而且面对新的形势和外界批评，中国采取的态度是将压力变为发展的动力，对“一带一路”的支持机制进行相应的完善，并通过对区域层面的改进形成对全球机制的支持。
针对各方对“一带一路” 推行过程中有关环保、廉洁等问题的批评和全球经济发展的新趋势，中国在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新增廉洁、绿色、数字和创新等分论坛③。 2016年1月16-18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 的开业仪式会在北京举行，为“一带一路” 的推进提供制度层面的支持。 中国不仅设立亚投行，还积极推动亚投行与亚开行和IMF等传统国际组织强化合作关系④。就此而言，亚投行等新型国际机制的建立是中国完善全球治理机制的一部分，有益于全球治理体系的开放。
“一带一路”在强化地区经济体系和维持机制开放性的同时，与既有全球机制在各个领域进行积极合作，但全球层面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全球化蔓延，也在相当程度上增加全球化的不确定性①。 因此，本文对全球经济体系以及其维持机制皆赋值0.5分，表示尽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展开有助于全球化的深化，但全球层面经济体系开放性由于多种力量作用而处于发展方向不明的状态。
因此，尽管从2016年起，就存在各种关于“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 的相关言论，并且确实对部分项目的实施产生了干扰②，但“一带一路”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29位国家领导人和130多个国家的1500名代表参会，而2019年4月的第二届峰会，这一规模已经扩大为137位国家领导人和150多个国家的近5000名嘉宾③。
结 论
债务危机的爆发，以及向“债务陷阱” 演变是多层次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导致经济体系向封闭性的他组织转化的结果。 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导致阿根廷出现系统性经济危机，至今尚未彻底摆脱其负面影响。 同理，泰国等东亚国家经济体系在多个层面的整体性开放趋势，使泰国虽然难以避免债务危机的冲击，但危机的影响深度和范围得到相对有效的控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甚至成为推动泰国经济向开放、有序方向发展的契机。
毋须讳言， “一带一路” 推进过程中，确实增加了部分参与国债务负担，一些参与国如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甚至以此为由进行相关项目的重新安排，但就此否定“一带一路”，甚至将“一带一路”等同于中国政府的“债务陷阱”并不恰当。
“一带一路”本身是一个服务于全球化的开放性的倡议，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可以成为沟通参与国与全球经济的“媒介”。参与国加入其中正是为了借助“一带一路”更好地连接世界经济体系，这本身就会对债务积累的负面影响产生抑制作用。 在国际层面，虽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压力，尤其是全球化的部分停滞使全球经济增长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有可能会损害参与国经济体系消化债务的能力。
经济师论文范例：新型全球经济治理与中国角色
但中、欧、日等全球主要经济体依然在力求维持一个开放的全球经济体系，并且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多有突破，出现了以局部和地区带动全球的趋势，而“一带一路”则在物质和制度层面给予其坚定的支持。这些对于维护“一带一路”参与国外部经济环境的开放性，进而保障其发展空间至关重要。因此，将“一带一路”部分参与国的偿债困难视作中国的“债务陷阱”，既不符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初衷，也忽视了参与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中的自主能动性，更忽视了外部大环境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
作者：张帅 储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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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陷阱”与“债务危机” 的发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