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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2-06 15:47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即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其心学思想，黔中士子从其学者人数颇多，遂形成全国最早的阳明心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 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
摘要：王阳明“龙场悟道”后即通过讲学活动传播其心学思想，黔中士子从其学者人数颇多，遂形成全国最早的阳明心学地域学派——黔中王门。 黔中王门学者与宦黔心学官员相互配合，自正德后期以迄万历年间，先后整理和刊刻了六部阳明典籍。 种类及数量之多，即使置于全国亦十分突出。 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即代表官方的王杏与代表地方的陈文学、叶梧相互合作的产物，乃极为罕见的阳明文集早期单行刻本，无论是版本还是史料价值都极为珍贵。 阳明文献在黔中地区的大量刊刻，恰好反映了心学新颖思想在西南边地的广泛传播，呈现了黔中王学崛起于边缘区域的生动文化景观，折射出边缘与中心交流互功的复杂历史信息。
关键词：阳明文献 《文录续编》 黔中王门 边地文化 思想传播
作者：张新民
16世纪下半叶，为配合心学运动在西南边地的发展，黔中王门学者凝聚各种政治与学术资源，先后刊刻了《居夷集》《传习录》《阳明先生文录》《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阳明先生遗言稿》《阳明文录》六部专书，即使较诸王学发展最为兴盛的浙江、江西等中心地区，其数量规模亦足以令人惊诧，不能不说是阳明文献传播史上必须关注的重要历史事件。
文学方向论文范例：新时代阳明心学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层启示
贵州刊刻的阳明文献虽多已亡佚，然《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嘉靖十四年刻本及《阳明先生文录》嘉靖十八年补刻本，今皆尚存。 其中《新刊阳明先生文录续编》(以下简称《续编》)凡三卷，各卷均按文体类别编次，依序为文类、书类、跋类、杂著、祭文、墓志、诗类。 据书后所附王杏《书〈文录续编〉后》，可知书之梓行，乃是因其初至黔，即有感“(阳明)先生以道设教，而贵人惟教之由无他也，致其心之知焉而已矣”; 特别是“(阳明)先生昔日之所面授，此心也，此道也; 今日之所垂录，此心也，此道也，能不汲汲于求乎……贵人之怀仰而求之若此，嘉其知所向往也”。
遂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俾得见先生垂教之全录，题曰《文录续编》”，以为“读是编者能以其心求之，于道未必无小补。 否则是编也，犹夫文也，岂所望于贵士者哉? ”可见是书之所以题曰《续编》，乃是补已刊的《阳明先生文录》之未载者; 所谓“新刊”云云，亦相对旧刊本《阳明先生文录》而言。 而新刊本《续编》之梓刻时间，亦必在王杏撰文之嘉靖乙未(十四年，1535)，是时距阳明先生逝世才七年，谢廷杰之《全书》合刻本尚未刊刻，流传于世之单行本，无不“各自为书”。 《续编》即早期少数罕见单行本之一，历来鲜有史志目录专书著录，即使置于阳明文献整体系统之中，也弥足珍贵。
一、地方王门学者的合作与《续编》的刊刻 [见英文版第5页，下同]
《续编》之梓行，王杏既云乃其“以《文录》所未载者，出焉以遗之”，则主其事者必乃其人，刊刻地亦当在黔省无疑。 考书之每卷卷末，均分三行题有“贵州都司经历赵昌龄”“耀州知州门人陈文学”“镇安县知县门人叶梧校刊”字样，则参与校刻者尚有赵昌龄、陈文学、叶梧三人，后两人为阳明亲炙弟子，否则便不会在姓氏前冠以“门人”二字。 而王杏、赵昌龄亦必为服膺或私淑阳明者，刊刻《续编》一事即足可证明之。 王杏之史迹，综合历代史志考之，知其字世文，一字少坛，号鲤湖，又号日冈，浙江奉化人，嘉靖十三年(1534)巡按贵州。 时“贵州虽设布、按二司，而乡试仍就云南。 应试诸生艰于跋涉，恒以为苦”。 故早在嘉靖初，给事中田秋即“建议欲于该省开科”，然前后逾五年未有定议，至此复“下巡按御史王杏勘议，称便。 因请二省解额，命云南四十名，贵州二十五名，各自设科”。 杏之勘议奏疏明确称：
贵州地方，古称荒服，国初附庸四川，洪武十七年开设科目，以云、贵、两广皆隶边方，将广西乡试附搭广东，取士一十七名，贵州乡试附搭云南，取士一十五名。 永乐十三年，贵州增建布政司，以后抚按总镇，三司衙门渐次全设，所属府、卫、州司遍立学校，作养人才，今百五十年，文风十倍，礼义之化已骎骎与中原等，乃惟科场一事，仍附搭云南，应试中途间有被贼、触瘴死于非命者。 累世遂以读书为戒，倘蒙矜悯，得于该省开科，不惟出谷民黎获睹国家宾兴盛制，其于用夏变夷之意，未必无少补矣。
足证嘉靖年间，尽管黔地“环处皆苗，其冠带而临苗夷者皆土官”，“夷多汉少”的族群生态局面，实际并未完全改变。 但儒家思想的传播范围仍在不断扩大，地域性的士绅阶层早已形成，诚如王阳明《寓贵阳诗》所云：“村村兴社学，处处有书声”，后人据此以为其用心之苦，乃在“喜其向道知方也”。 适可见不仅府州县科考生员的数量日益增多，即独立开科设考亦成为历史的必然。 而正德二年(1508)，王济(字汝楫)“巡按贵州，大有声绩，以贵州少书籍，曾与左布政使郭绅刻谢枋得《文章轨范》，以公之士林”。 书稿刊刻前，王阳明受王济之嘱撰序，即称是书乃“取古文之有资于场屋者……是独为举业者设耳。 世之学者传习已久，而贵阳之士独未之多见”。 因而重新刊刻是书，必能“嘉惠贵阳之士”。 当然，他也特别告诫：“工举业者，非以要利于君，致吾诚焉耳。 世徒见夫由科第而进者，类多徇私媒利，无事君之实，而遂归咎于举业。 不知方其业举之时，惟欲钓声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尝有其诚也。 ”凡此种种，在阳明看来，均极不可取。 而主事者王济又尝“谋诸方伯郭公辈，相与捐俸廪之资，锓之梓”。 故阳明又极为担心“贵阳之士，谓二公之为是举，徒以资其希宠禄之筌蹄也，则二公之志荒矣”。 尽管“地以人才重，人才以科目重久矣”，但“若作兴风励之机，则在上不在下”，因而“能本之圣贤之学，以从事于举业之学”，以致“风动远人，使知激劝”，仍为多数在黔官员的共识。 即在王济本人，也认为“枋得为宋忠臣，固以举业进者，是吾微有训焉”，用心诚可谓良苦。
由此可见，随着边地科考人数的增多，相关书籍的刊刻也开始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 《续编》的编排刊印虽较《文章轨范》为晚，但也与大量读书士子文化心理上的需求有关。 《文章轨范》或《续编》的刊行流通，如同科考的独立开设与取名额的增加一样，立足于国家的整体宏观治理策略，从地方官员边政实情的观察视野出发，都既可在文化上“昭一代文明之盛”，也能在政治上满足“用夏变夷之意”，从而促使“夷多汉少”的边地朝着内地化或国家化的方向发展，实现王朝中央强化或巩固大一统政治秩序的治边目的。
当然，从国家有意建构的一整套教化体系看，更重要的是，“凡古昔名贤流寓之地，必稽姓氏，为往迹之光，甚而崇庙祀景德，永流韵为人心之芳传”。 如果说稽考流寓名贤姓氏，乃至立碑建祠，使人知所景仰固然重要，则刊刻其生前撰述，从而移易地方习俗风气，影响世道人心，从而改变“理学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习益偷，风教不振”的文化积弊现象，在地方官员看来，当也是其展开教化工作的一种重要手段。 因而《续编》的刊印作为一种官方政治行为，尚有其他具有地方官员身份，署名为“贵州都司经历”的赵昌龄的参与。 赵氏生平事迹，史籍载之甚少。 考徐问《抚院续题名记》“昔司马文正公谏院题名，有忠诈直回之语，将欲揭诸后之人，俾瞩目警心，聿兴劝戒。 然则今日之求宁，非后事之师乎? 某以是惧，爰命都司从事赵昌龄董工伐石，窃取文正公之意以续书焉”; 王杏《清理屯田事议》“臣巡历贵州新添等卫地方，查据经历赵昌龄呈称，贵州屯种额例……恐虚言无凭，委官履田踏勘，已各得实”云云; 具见参与校勘《续编》者，必是上述两条材料提及之人，则赵氏除参与校对之役外，又曾“董工伐石”，以便刻写贵州抚院续题名，并受命查核“贵州屯种额例”，所报数字均一一真实不虚。 可证赵氏与王杏，二人虽在官秩有为上下之分，多有公务往来，然在私交上亦必时有过从，均心仪阳明心学，赵氏遂深得王杏信任，参与《续编》之文字校订，其名赫然列于书中。
参与《续编》之文字校对者，尚有陈文学、叶梧两人，均阳明早期黔籍弟子，分别署名“耀州知州门人”与“镇安县知县门人”，然其时早已由官任返归贵阳，实际仍以门人弟子之身份，主动承担《续编》文字校雠。 钱德洪《王阳明年谱》“嘉靖十三年甲午五月”条载：
师(阳明)昔居龙场，诲扰诸夷。 久之，夷人皆式崇尊信。 提学副使席书延至贵阳，主教书院。 士类感德，翕然向风。 是年杏按贵阳，闻里巷歌声，蔼蔼如越音; 又见士民岁时走龙场致奠，亦有遥拜而祀于家者; 始知师教入人之深若此。 门人汤、叶梧、陈文学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 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膳田以供祀事。
席书延请阳明至贵阳，主讲文明书院，其事亦见郭子章万历《黔记》：“文成既入文明书院，公(席书)暇则就书院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观听以百数。 自是贵人士知从事心性，不汩没于俗学者，皆二先生之倡也。 ”可见阳明之主讲文明书院，与提学副使席书的关系极大，也可说是地方官员有意支持的一种施教行为，因而参与听讲的生员显然数量较多，汤、叶梧、陈文学即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实乃阳明在黔期间最早的亲炙弟子，亦必列坐于“环而观听”诸生之中。
二、国家边地政治策略与纪念阳明系列活动 [6]
钱德洪提到的汤、叶梧、陈文学等人，因阳明之因缘而知儒家心性学说，晚年致仕归黔带头请建阳明祠一事，亦见于李贽《阳明先生年谱》：“门人汤等数十人请建祠以慰士民之怀。 乃为赎白云庵旧址，立祠置田以供亲事。 ”实际是时“贵阳初设府，未建庙学，权以阳明祠为学，而庙则附于宣慰学”。 故建祠之同时而阳明书院亦得以成立，可证其事之必可信据，则贵阳之建专祠祭祀阳明，较诸直隶巡抚曹煜于九华山建仰止祠祭祀阳明，时间上整整早了一年，可谓全国最早建专祠祭祀阳明的区域，足证边地民众思慕系念之情弥久弥深。 只是无论钱德洪或李贽所记，如果沿流讨源，追溯其原始出处，实皆本于王杏的《阳明书院记》。 王氏在《记》中明白称：
嘉靖甲午，予奉圣天子命，出按贵州，每行部闻歌声蔼蔼如越音，予问之士民，对曰：“龙场王夫子遗化也。 ”且谓夫子教化深入人心，今虽往矣，岁时思慕，有亲到龙场奉祀者，有遥拜而祀者，予问曰：“何为遥拜而祀也? ”对曰：“龙场去省八十里，陵谷深峻，途程亦梗，士民艰于裹粮，故遥祀以致诚云尔。 ”子闻而矍然曰：“有是哉。 ”先生门人汤君、叶君梧、陈君文学数十辈，乞为先生立祠，以便追崇。 余曰：“公帑未敷也。 ”次日，宣慰司学生员汤表、张历等以辞请; 又次日，汤君辈又请。 予曰：“诸君之请，私情也; 问之于官，公议也。 牵之以私者徇，强之以公者矫，矫与徇君子弗取，诸公斯请，情至义得，是可以行矣。 ”乃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左布政使周君忠、按察使韩君士英辈会议，佥曰：“此舆论也，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祀典有弗舍焉者乎? 请许之以激劝边人。 ”遂许之。 为赎白云庵旧基，给之以工料之费，供事踊跃，庶民子来，逾月祠成。
文中提到的汤、叶梧、陈文学，以及当时尚为宣慰司学生员的汤表、张历等，显然均为黔籍人士，而受到阳明心性之学的沾溉。 其中之汤，字伯元，即贵阳人，正德三年(1508)，“王伯安先生谪龙场，公师事之”，“得知行合一之学”，“正德辛巳成进士，历官南户部郎，出守潮州……甫三月，改巩昌，便道归省。 其在任思亲，有‘肠断九回情独苦，仕逾十载养全贫’之句。 居无何，中飞语归。 ”汤撰有《逸老闲录》《续录》，惜俱亡佚。 黎庶昌撰《全黔故国颂》，将其收入儒林传。
与汤同时之陈文学，字宗鲁，自号五粟山人，贵州宣慰司人，“年十余即能诗，以诸生事阳明，乃潜心理学”，“弘治丙子乡举，知耀州。 三年调简，不果赴。 杜门养痾，一切世故罔预。 稍闲，即与圣贤对……自耀归，日者言岁将不利公，自作《五栗先生志》”。 著有《耀归存稿》《余历续稿》《孏簃闲录》，均合编为《陈耀州诗集》。 后人认为他与汤氏，均“亲炙文成，以开黔南学业，宗鲁得文成之和，兼擅词章; 伯元得文成之正，且有吏治，虽以飞语见责，恬然自退，又何伤哉? ”
同陈文学一样，叶梧(或作“叶悟”)也参与了《续编》的校勘。 叶氏字子苍，亦贵州宣慰司人，正德八年(1513)举人，曾任陕西镇安县知县，刘咸炘撰《明理学文献录》，广搜阳明弟子，“子苍”之名即赫然列于其中。 正德三年(1508)阳明龙场悟道后，讲学龙冈、文明两书院，他与汤、陈文学同时，均为最早进入师门的一批王学弟子，较诸最早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师事阳明的徐爱(字曰仁)，其前后相去不过仅仅一年。 故晚年返归故里筑垣后，不仅与汤、陈文学共同带领地方读书士子请建王文成公祠，同时也与赵昌龄、陈文学合作共同校订了师门的《文录续编》。
汤、叶梧、陈文学三人，外出入仕即为肩负官守职责之地方父母官，可谓握有朝廷权柄大任的士大夫，返黔乡居则为望重一时的缙绅，乃是能够代表读书士子发言的地方知识精英。 而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贵州都指挥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贵州宣慰司在治城北，贵州布政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在治城中，贵州都指挥司在治城中西，均同在府城，彼此紧邻。 城内“官军士民移自中土，且因迁调附住于此，生齿渐繁，风化日启”。 故叶梧、陈文学虽名为贵州宣慰司人，实际也是贵阳人。 时王杏恰在巡按任上，按察院具体位置即“在会城东门内”，阳明祠及所附书院也在城东。 据此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黔本《续编》，刊刻地点尚可确定在王杏、赵昌龄、汤、叶梧、陈文学共同交往和活动的区域，即贵州宣慰司与贵州布政司、贵州都指挥司、贵州提刑按察司同城而治的贵阳，可称为嘉靖十四年贵阳刻本或筑刻本。
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之修建，虽出于汤、叶梧、陈文学等地方缙绅之请，但毕竟要经过代表官方的王杏的允准，并商之“行布、按、都三司掌印官”周忠、韩士英等人，以为可以“激劝边人”，能够强化地方秩序，达致教化目的，才最终得以建成，可视为朝廷官员与地方缙绅的一次重要合作。 而筑本《续编》的梓行，既有主事官员王杏及其下属当差赵昌龄的倡导，也有叶梧、陈文学等地方精英的配合，也可说是地方政府与边地读书士子的一次成功合作，体现了国家治边大员与边地士绅文化共识空间的良性开拓与扩大。 如果以阳明心学在边地的传播和发展为观察视角，进一步向前追溯，则正德三年(1508)贵州提学副使席书与阳明往复论辩，最终为阳明所折服，并“与毛宪副修葺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也可说是“身督诸生师”阳明，即以阳明的身教与言教为中介，实现了地方官员与边地读书士子的良性互动。 而阳明亦因此开始传播其与朱子有别的“知行合一”学说，从而培养了以汤、叶梧、陈文学为代表的一批黔中弟子，标志着心学思想在贵州的扎根，汤、叶、陈可称为黔中王门的“前三杰”。 此后更以修建阳明祠及阳明书院为触媒，实现了地方政府与边地缙绅的合作，不仅透过祭仪活动提升了边地士子仰止先贤之心，而且也扩大了有利于边地秩序建构的思想符号资源。
十分明显，《续编》的刊印梓行，与阳明祠及其所附书院的修建一样，也是国家行政理性与地方文化认同资源的一次整合，既满足了边地士子阅读心理的需要，也有裨于阳明一生完整思想的传播，遂有孙应鳌、李渭、马廷锡等第二代心学学者的兴起，当被称为黔中王门的“后三杰”。 尤其贵阳一地，“富水绕前，贵山拥后，沃野中启，复岭四塞，据荆楚之上游，为滇南之门户”，不仅在文化风气的开启上具有引领全省的重要作用，即在国家地缘政治的布局上也有稳定整个西南的战略意义。 地方官员形成了“(阳明)先生功德在天下，遗泽在贵州，公论在万世，祀典有弗舍为者乎”的共识，并与地方精英群体合作刊刻了《文录续编》。 稍后黔中王门学者陈尚象为万历《黔记》撰序，也立足于国家立场着重强调：
今夫天地之元气，愈渐溃则愈精华; 国家之文治，愈薰蒸则愈彪炳。 而是精华彪炳者，得发抒于盍代之手? 其人重，则其地与之俱重，黔盖兼而有之。 贵山富水与龙山龙场，行且有闻于天下万世矣。 世有寥廓昭旷之士，亦必于黔乎神往矣。
这些足证《文录续编》的刊行，与席书要求诸生礼敬阳明为师，王杏采纳缙绅意见修建阳明祠类似，都是颇具国家边地政治策略象征意义的历史性事件。 其发挥了学术、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符号感召力量和影响作用，蕴含着“用夏变夷”即移易地方礼俗的微妙深意。
三、黔地刊刻的多种阳明文献及其源流关系 [8]
阳明著述文献的整理刊刻，即便在僻远的贵州也远不止一次。 王杏《书〈文录续编〉后》便明确提到：“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 又称“阳明先生处贵有《居夷集》，门人答问有《传习录》，贵皆有刻”; 具见《续编》梓行之前，黔地尚刊刻过《阳明王先生文录》《居夷集》《传习录》等书。 如论撰作先后次第，《居夷集》主要为入黔后之著述，与黔省关系最为密切，结集时间亦最早。 嘉靖《贵州通志·王守仁传》亦明载阳明“正德间以兵部主事任龙场驿驿丞，有《居夷集》传于贵”。 郭子章万历《黔记·艺文志》著录“《居夷集》，阳明先生谪龙场时撰”，亦必为黔中之刊本，均可证王杏之言必不诬。 其刊刻时间，考正德四年(1509)岁杪阳明离开贵阳赴庐陵任，途中曾有信札寄黔中弟子，信中便强调“梨木板可收拾，勿令散失，区区欲刊一小书故也，千万千万”。 所云似即指《居夷集》之刊刻，或阳明在黔时即有刻印是书之打算，付梓则必在正德年间后期。 阳明信中提及之黔地弟子达十七人，其中必有参与其事者，当为全国最早的《居夷集》印本。 稍后贵州按察司副使谢东山谓其“读公《居夷集》”，显然又联想到阳明在龙场“百死千难”的情形，“未尝不叹天之所以重困公而玉之成者，实在乎此”。 其寄慨如此之深，似亦入黔获读《居夷集》后才有之文字。 惜书已不传，历来著录者亦极少，然必是最早刊刻之本，似无任何疑义。
《居夷集》今存嘉靖本三卷，首有丘养浩叙，末有韩柱、徐珊跋，丘《叙》云：“引以言同校集者，韩子柱廷佐，徐子珊汝佩，皆先生门人。 ”徐《跋》谓“集凡二卷。 附集一卷，则夫子逮狱时及诸在途之作。 并刻之”。 可识丘、韩、徐三氏，均为是书之校刻者。 惟三人均未曾入黔，其书亦非黔刻本。 韩、徐二人尚在跋文落款处明书“门人”，揆诸史迹，其入门时间必在阳明离黔之后。 故钱德洪特别强调：“徐珊尝为师刻《居夷集》，盖在癸未年，及门则辛巳年九月，非龙场时也。 ”癸未即嘉靖二年(1523)，据丘养浩“嘉靖甲申(三年)复孟朔”叙，知“二年”必为“三年”之误; 辛巳则为正德十六年(1521)，是时阳明离开黔地已久，故是书决不当牵混为黔本。
继黔刻本《居夷集》之后，黔中尚有阳明在黔遗言专书之锓刻。 主其事者为胡尧时。 胡氏字子中，号仰斋，亦阳明弟子，好与人讨论阳明心学。 郭子章万历《黔记》尝载其事云：
胡尧时，字子中，泰和人，嘉靖丙戌进士，由驾部郎出为云南提学副使、贵州按察使。 公昔为阳明先生弟子，虽职事在刑名案牍，然谓贵阳民夷杂处，宜先教化、后刑罚。 既以躬行，为此邦士人倡。 复增修黉舍与阳明书院，凡王公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垂远，且与四方学者共焉。 朔望率诸生拜先圣礼毕，即诣阳明祠展拜，如谒先圣礼。 已，乃进诸生堂下，与之讲论学问，率以为常。
胡氏在“民夷杂处”的边地，以秩序的建构为目的，认为“宜先教化、后刑罚”，又鉴于阳明在黔省的影响，遂有一系列的行政作为。 其中搜考阳明在黔遗言，并在贵阳镌刻垂远一事，清人邹汉勋也主动加似证实，以为其“尝师事王守仁，学以躬行为本……又新阳明书院，刊守仁所著书于贵州，令学徒知所景仰，士风为之大变”。 可证其事必当可信，阳明在黔之遗言，除《居夷集》外，尚另有一胡氏刊本。
胡氏刊行之书，据郭子章《黔记·艺文志》之著录，当题作“《遗言稿》”，或乃《阳明先生遗言稿》之省写。 郭氏按语明云：“贵州按察使泰和胡尧时编集阳明先生遗言在贵阳者，悉为镌刻，与四方学者共焉。 胡，王(阳明)先生门人也。 ”胡氏对阳明的尊崇，观其友人谢东山的赠言：“我国家文明化洽，理学大儒后先相望，而阳明王公则妙悟宗旨，刊落支离，其有功于后学为尤大”云云，或亦可窥而知之，故书名必作《阳明先生遗言稿》，似可完全断言。 是书专记阳明谪居黔地期间遗言，就阳明一生思想发展而言，较之徐爱所辑《传习录》时间断限更早。 然成稿并锓版于何时? 考胡氏到任贵州按察使，乃在嘉靖三十年(1551)，则撰稿或当始于是时，付梓则必在稍后。 刊刻地点与《续编》类似，亦当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 其时去阳明龙场悟道不久，与阳明交往之人或多健在，可说“地近而易于质实，时近而不能托于传闻”，显然具有材料搜考核实上的便利。 其书必多有可观，兼可与《居夷集》互证，惜早已亡佚，难免不令人兴叹。
与《居夷集》《阳明先生遗言稿》一样，《传习录》一书亦有黔中之刊本。 然是书之最早编集，实因徐爱从阳明游久，乃“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遂得以成书。 考阳明与徐爱畅论《大学》之旨，乃在正德七年(1512)，而今本《传习录》卷一，亦多载有相关内容，则其书之结集，亦必在是年或稍后不久。 虽规模狭小，不过十四条或稍多，然保存阳明龙场悟道后早朝教言，功亦不小。 以后薛侃据徐爱所载，补以陆澄与自己所录，刻于虔州(今江西赣州)，时在正德十三年(1518)，是为最早之初刻本，即今本一之上卷。 嘉靖二年(1523)，南大吉续刻《传习录》，即今通行本之中卷。 其他可考者，如聂豹有感于其所见之本，“答述异时，杂记于门人之手，故亦有屡见而复出者”，乃与陈九川“重加校正，删复纂要，总为六卷，刻之八闽”。 钱德洪广搜师门遗稿，合以诸家之所录，补入其撰辑，重编增刻，时间已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之后。 故王杏所言专记“门人答问”之黔本《传习录》，必在钱氏之前即早已刊刻。 如谢东山乃四川射洪人，嘉靖十年(1531)举乡试，二十年(1541)登进士，自谓“自弱冠时得公(阳明)《传习录》而读之，虽以至愚之质，亦未尝不忻然会意”，则其所读者，必乃早期刊本。 而蜀、黔两地毗邻，谢氏亦长期关心阳明在黔史迹，则其所读之书，似不能排除即黔本之可能。 因此，尽管《传习录》陆续补辑成书，“四方之刻颇多”，然黔刻本仍为早期罕见之书，透露出不少阳明文献地域传播的信息，惜亡佚甚早，学界亦鲜少知之。
前云《续编》，其书名既冠以“新刊”二字，王杏又明言：“一奉梓《阳明王先生文录》，旧皆珍藏，莫有睹者。 予至，属所司颁给之。 贵之人士，家诵而人习之，若以得见为晚。 ”足可说明黔地必曾刊刻过《文录》，刊刻地点亦必在按察司署所在地贵阳，惟原版印数甚少，所谓“颁给之”云云，极有可能据原刻再印，否则便谈不上“家诵而人习之”。 足证其亦为官方牵头出资梓行，不仅刊刻时间早于《续编》，即印次亦绝非一次可限。 王杏《续编》接踵后出，实即其书同一性质之补编本。
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文录》，虽久已不为人所知，幸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所藏有明嘉靖年间刻本，书名正题作《阳明先生文录》，凡三卷三册，非特体制规模大小与《续编》相当，即称名亦与王杏所言一致。 而版刻特征虽有差异，风格仍有接近之处。 更要者即与贵阳本《续编》类似，是书卷末亦赫然题有“门人陈文学、叶梧重校”字样，并附有《祭阳明先师文》一篇。 祭文称“隆辈生长西南，实荷夫子之教”; 又云“嘉靖己丑三月戊辰，阳明夫子卒于官，讣闻至辰，门人王世隆等为位设主，哭于崇正书院之堂，复具香币往奠之”。 可证作者必为王世隆，当为阳明生前入门弟子，相互之间多有过从，故一俟闻知阳明讣信，即专设木位祭祀，严守弟子守丧之礼。 具见是书之刊刻，不仅涉及黔地及其学人，更与王门弟子王世隆有关，极有可能即是王杏所说之黔本《文录》。
四、《阳明先生文录》之补刻及其与黔地学者的关系 [9]
《祭阳明先师文》当撰于阳明病卒之后。 按史籍载阳明之卒年，当在嘉靖七年(戊子，1528)十一月。 时王氏(世隆)正在湖南辰州，故获知师门讣闻，已在嘉靖八年(己丑，1529)三月，祭文即撰于是时。 是书既由陈文学、叶梧“重校”，则必与黔地有关。 考明人郭子章《黔记》，果在《总督抚按藩臬表》中有王氏题名，据此可知其字“晋叔，长洲人，进士”，曾任贵州“(按察)副使”。 检读《阳明先生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年间刻本，恰好有别本不载之阳明《与王晋叔》三通。 首通开首即云“昨见晋叔，已概其外，乃今又得其心也”; 次通又云：“所惠文字，见晋叔笔力甚简健”; 第三通复云：“刘易仲来，备道诸友相念之厚”; 则二人不仅时常见面，同时更有文字交往，从中可见以阳明为中心，其周围已形成一讲学群体，所谓“实荷夫子之教”云云，当为信实可靠之语。
然极为可疑者，王氏里贯既在长洲，万历《贵州通志》所载亦同，长洲乃在江苏，王氏何以自称“生长西南”? 而黔本《文录》与《续编》，一前一后，时序分明，附有王氏《祭文》之书，如若真为黔地刊刻之书，则必有线索可寻。 复核郭子章《黔记》及万历《贵州通志》，可知王氏到任贵州副使时间，乃在“嘉靖十七年”(1538)，是时《续编》已刊毕，更遑论更早之《文录》，王氏可能与役? 欲回答上述问题，则必须进一步详考。
先看王氏之里贯，除长洲说外，早出之嘉靖《贵州通志》，便明载其为“辰州人”。 而辰州或称辰阳，故欧阳德亦径称“王君晋叔，辰阳人也”。 其地历来为湖南属府，再查《沅陵县志》，果然内其立有专传云：
王世隆，少英敏，强记为文，援笔立就。 年十七，中正德丁卯举人，嘉靖丙戌进士，授刑部主事，谳议精详，多所平反。 历升贵州副使，有风裁，既归，构大酉妙华书院，集诸生讲业，其中湛甘泉为铭其堂，著有《洞庭髯龙集》行世。
文中提及之大酉妙华书院，乃因大酉山妙华洞而得名，其地即“在辰阳西北”。 其所著《洞庭髯龙集》一书，早已不传，今存《辰州郡城记》一篇，或即其中之佚文。 文中总结辰州形胜，称“据楚上游，当西南孔道”，则王氏所谓“生长西南”云云，显然自有其立论根据。 足证其必为辰州人，所谓“长洲”当为音近致误。 嘉靖《贵州通志》纂成时，距王氏出任贵州副使，前后相去不过十七年，实为当时人记当时事，较之晚出之其他志乘，似更为准确可靠。
王氏既为辰州人，阳明赴谪贵州，往返均经过其地，而尤以正德五年(1510)返程就庐陵知县，滞留当地时间最长，遂多有讲学活动，并“与诸生静坐僧寺，使自悟性体”，从游者则有“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 所谓“静坐僧寺”，前引阳明《与王晋叔》第二通亦有句云：“守仁前在寺中说得太疏略”云云，其事似均发生在同一地点，即当地虎溪龙兴寺内。 而文中之刘观时，其人“字易仲，从阳明讲学虎溪，尽得其奥妙。 阳明曾作《见斋说》遗之，学者称为沙溪先生”，显然即《与王晋叔》第三通提及之刘易仲。 具见阳明函札之前二通，必当作于其在辰州时。 第三通有语云：“路远无由面扣，易仲去，略致鄙怀，所欲告于诸友者，易仲当亦能道其大约。 ”其时阳明已离开辰州，似当撰于滁州督马政送别观时之后。 阳明尝自谓“辰州刘易仲从予滁阳……久之辞归，别以诗”，诗中有句云“秋风洞庭波，游子归已晚”，足可征而证之。 故王世隆与冀元亨、蒋信、刘观时，亦必在正德五年(1510)初，阳明离黔途经辰州时，得以面益入师门，遂形成楚中王门早期重要人物群体。
再论黔本《文录》之刊刻，《续编》既云“新刊”，则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必为旧刊，时间当在嘉靖十四年(1535)之前。 然王世隆嘉靖十七年(1538)始任贵州副使，何以能与黔人陈文学、叶梧合作，提前预刻是书? 陈、叶二氏之所为，亦径称“重校”而不云“校”? 实则王氏之到任副使，贵州按察司提学道刻本《文录》旧版尚存，而王氏似有可能获见其他异本，遂据以补刻，分置于各卷之后，痕迹宛然犹在，均不难辨识。 例如，《与王晋叔》三通，虽为阳明旧文，亦必乃王氏私藏，复加上其私撰《祭文》一篇，或如钱德洪所预知，乃“好事者搀拾”，虽文献价值极高，仍为补刻时羼入其中者。 其时王杏已离任，陈、叶二氏仍告老乡居，遂聘其就旧版重校，或有个别挖改，为官绅之再次合作。 与王杏刻本《续编》一样，补刻重校地点亦必在贵阳。 而王氏以副使身份与陈、叶二人合作，就贵州按察司提学道旧版补刻重校，其书以其到任次年或再次年推之，亦当称其为嘉靖十八年或十九年贵阳补刻本。 以补刻重校耗费时间相对较少而论，似可即定其为嘉靖十八年贵阳补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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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黔中地区阳明文献的刊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