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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7 16:47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本文以2012年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银行关联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关联能够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且在高层级银行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区域金融发展会在银行关联对高管薪酬的作用上产生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
摘要：本文以2012年—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银行关联与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银行关联能够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且在高层级银行关联企业中更为显著;区域金融发展会在银行关联对高管薪酬的作用上产生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企业引入高层级银行关联高管后会显著提高高管薪酬水平。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发现，缓解融资约束对提高高管薪酬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本文从银行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视角探究了影响高管薪酬的因素，为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关键词：高管薪酬;银行关联;关联层级;区域金融发展;融资约束;薪酬契约
一、引言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取决于其是否拥有持续的资金支持。现阶段银行仍是企业进行外源融资的主要渠道，但其审批贷款的“高门槛”和“严要求”是企业获取贷款时的一道“鸿沟”。处于转型阶段的中国，由于法律制度和市场环境还不够完善，通常会借助声誉和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加以弥补[1]。
金融论文范例：雄安新区金融创新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
在法律保护体系相对固定和区域金融发展相对平稳的背景下，银行关联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信贷资源配置产生影响。国内外学者研究发现，具有银行关联的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2-7]。因此，企业为了缓解融资困境，降低融资成本，倾向于聘请具有银行背景的高管，以建立银行关联。最优薪酬契约理论认为，设计合理的薪酬契约是正确反映管理者能力、激励其努力工作、降低股东和管理者代理成本的有效机制之一[8-10]。
由此可见，建立银行关联的企业能否科学、合理地设计管理层薪酬契约，不仅直接影响到拥有独特才能的管理者能否努力工作，积极帮助企业缓解融资困境，还关系到管理层与股东利益的平衡，进而影响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现有对银行关联的研究大多关注其对企业融资行为和融资成本的影响，少有文章研究其对企业高管薪酬产生的影响。
当相对高薪的银行关联高管进入企业后会对企业管理层的整体薪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更倾向通过建立银行关联来缓解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负面冲击，这又会如何影响企业管理层的整体薪酬?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为此，本文利用我国2012年—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探究银行关联对企业高管薪酬的作用机理，以期为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提供经验证据。
实证结果显示，建立银行关联提高了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且在高层级银行关联中更为显著;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负向调节了银行关联对高管薪酬的作用，即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银行关联(尤其是高层级银行关联)对高管薪酬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将银行关联引入到薪酬契约的研究框架中，并通过对银行关联进行分层，深入挖掘其对企业高管薪酬的作用机理，丰富了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第二，同时考察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和银行关联对高管薪酬的作用，有助于观察到在区域金融发展水平不一致的情况下，银行关联作为一项非正式制度所发挥的替代作用的差异，为Allen等[1]有关转型经济国家中“关系和声誉机制”的研究提供了经验证据。第三，为不同层级银行关联企业、位于不同区域的银行关联企业设计有效的高管薪酬契约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现阶段银行贷款是我国企业债务融资的主要方式，银行的借贷对支持企业长远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受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区域金融发展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企业在申请银行贷款时往往被“拒之门外”。当正式制度不能充分保证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时，非正式制度开始发挥其补充作用。银行关联作为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在企业获得银行借贷支持、提升企业价值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方面，银行关联有助于企业获得借贷支持。企业通过聘请有银行工作背景的人担任企业高管，有助于在企业和银行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降低企业内部信息不透明，减少银行和企业的双向信息搜集成本，缓解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银行通常认为拥有良好声誉和信誉的公司最终会履行债务合同[11]。有银行工作背景的企业高管向信贷银行提供了一种潜在担保与声誉，可以降低银行预计的企业违约风险和损失，帮助企业缓解因财务风险较大而面临的信贷配给压力。同时，具有银行工作经历的高管可以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指导企业申请贷款，使企业更容易达到银行的授信条件[12-13]。
一方面，银行关联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银行工作背景的高管既可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改善企业投资不足，也可以对企业因借款水平提高可能带来的过度投资起到特殊的监督作用[14-15]，从而提升企业价值。基于激励的最优契约理论认为，企业会评价与特定职务和工作相连的预期总收益，据此设计薪酬契约，以吸引和留住具有独特才能的管理者，并激励其努力工作[16-17]。而管理者也会将其拥有的潜在的、独特的管理资源作为在薪酬方面讨价还价的重要筹码[18]。
鉴于有银行背景的高管具有对融资的易获得性和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特殊监督性，以及在银行任职时的相对较高的薪酬水平，企业倾向于向其支付更高额的薪酬。根据“锚定效应”，具有银行背景高管的薪酬水平为其他高管设立了一个新的、相对较高的“薪酬定位”[19]。同时，管理层权力理论强调，在公司治理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管理层权力会影响自身薪酬的定价策略和结果[20]。因此，具有银行背景的高管较高的薪酬水平将成为其他管理层缩小薪酬差距、提高薪酬水平的一个重要契机和合适理由，从而导致企业层面高管薪酬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1：H1：相比不具有银行关联的企业，银行关联企业中高管的薪酬水平更高。我国企业的贷款审批需要从支行上报分行，短期贷款通常由分行进行贷前调查并决定是否放贷，而中长期贷款往往需要再上报上一级机构。因此，不同层级的银行关联对贷款可获得性的影响并不相同。
一方面，具有高层级银行关联的企业高管(曾经或现在在总行或一级分行担任中高层职务)通常拥有更多的人脉资源，更容易利用其社会资源和关系网络影响企业贷款尤其是长期贷款的审批[2]。另一方面，债务期限越长，风险越大，贷前调查越注重外部履约机制。高层级银行关联可以为企业提供更高级别的潜在担保与声誉，有利于企业获得长期贷款。并且，有高层级银行背景的高管通常具备更专业的知识和才能储备，可以为企业提供更有效的信贷指导和监督职能。而高管能力是影响其薪酬的重要因素。
因此，可以合理预见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薪酬以建立高层级的银行关联。同时，与低层级银行背景相比，具有高层级银行背景的高管在其原任职银行大多拥有更高的薪酬。受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具有高层级银行背景的高管将会获得更高的薪酬支付。根据“锚定效应”和管理层权力理论，管理层也将提升其他高管的薪酬水平以缩小薪酬差距，进而会提高银行关联企业高管的整体薪酬水平。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2：H2：相比低层级银行关联企业，高层级银行关联企业高管(企业高管曾经或现在在总行或一级分行担任中高层职务)的薪酬水平更高。企业外部融资的易获得性与其所处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密不可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虽然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仍然不均衡，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21-22]。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社会信用体系相对较完善，中介服务专业化水平更高，银行能够针对借款人进行有效的信息搜集和项目评估，监督职能的实现能够得到有效保障。同时，金融机构内部运作和风险管理更加有效，金融创新更加积极和主动。这些可以显著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相反，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存在政府干预程度较大、失信惩戒机制不完备、信用数据积累不充分等问题，银行不容易从市场机制中获得企业相关信息[7，23-24]，需要花费更高的信息搜集成本，并会预计更高的贷款违约风险和损失，这使得企业面临更严苛的融资限制。银行关联作为一种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能够发挥更加显著的信贷资源配置作用。
因此，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企业更倾向通过建立银行关联尤其是高层级的银行关联来缓解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获取信贷资源的负面冲击。建立银行关联尤其是高层级银行关联能够给企业带来更多的预期收益，企业也愿意为具有高层级银行背景的高管支付更高的薪酬。根据“锚定效应”和管理层权力理论，这将进一步提高企业高管的整体薪酬水平。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说3：H3：区域金融发展负向调节了银行关联(尤其是高层级银行关系)对企业高管薪酬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2012年—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数据筛选过程中剔除了保险和金融行业公司、非正常状态上市公司和关键数据缺失样本，最终形成14504个样本观测值。为了排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对数据进行了Winsorize去极端化处理;为避免异方差对结果的干扰，统计分析均使用异方差修正后的稳健标准误。数据来源方面，上市公司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金融机构贷款数据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地区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数据库。使用Stata15.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工作。
(二)变量设计高管薪酬、银行关联和区域金融发展是本文研究的主要变量。其中银行关联又分为高层级银行关联和低层级银行关联。为衡量区域金融发展，首先借鉴张翼等[25]的方法设置区域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区域GDP比重的变量，进而按照该变量的中位数来设置区域金融发展虚拟变量FD，当一个地区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比大于(或等于)中位数时意味着该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较高，FD取值为1，否则为0。为消除系统性差异，本文尽可能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将样本公司的经营绩效、财务杠杆、股权集中度、独立董事比例、管理层持股等作为控制变量。相关变量定义见表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高管薪酬的最大值为17.454、最小值为11.045，说明不同的公司其高管薪酬存在明显差异。银行关联平均值为0.241，说明在2012年—2019年期间我国上市公司中约24.2%的企业通过聘请现在或曾经在银行工作的人担任公司高管来建立银行关联。高层级银行关联平均值为0.142，低层级银行关联平均值为0.099。可知，在具有银行工作背景的高管中，有58.9%来自总行或省级分行，41.1%来自地市级分行、支行及以下。区域金融发展的平均值为0.446，表明位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占比为44.6%，样本选取合理。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以2012年—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银行关联对高管薪酬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不具有银行关联的企业相比，具有银行关联的企业高管薪酬水平更高;第二，银行关联层级不同，对高管薪酬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相比于低层级银行关联的企业，高层级银行关联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更高;第三，银行关联对高管薪酬定价的作用大小还受到区域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
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相比，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的企业更愿意建立银行关联，银行关联(尤其是高层级银行关联)能够显著提高企业高管的薪酬水平。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面临融资困境的企业选择银行关联这一非正式制度虽然可以缓解其自身的融资约束，但在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较为突出的情况下，也可能增加高管薪酬支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企业在设计高管薪酬契约时，应结合企业建立的银行关联层级、企业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科学、合理地评价具有银行背景的高管预期能为企业带来的总收益，让薪酬契约既能够激励具有银行背景的高管努力工作，增强企业融资的易获得性，发挥其对企业投资活动的特殊监督职能，又能平衡高管与股东的利益，进而有效增加股东财富和企业价值。
第二，高管薪酬水平不仅取决于高管个体对企业价值的贡献，还与管理层权力有直接关系。管理层权力的滥用会降低高管薪酬的激励作用，而完善公司治理和加强外部监督有助于企业有效地设计薪酬契约。因此，企业首先应建立科学的权力制衡机制，扩大股东参与权，限制高管自定薪酬;其次要发挥薪酬委员会在高管薪酬定价中的积极作用，薪酬委员会应由不受控于管理层的独立、专业人员组成;最后应建立科学的高管薪酬披露制度，通过准确、清晰、及时地披露高管薪酬，降低利益相关者和高管人员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加强内外部对高管薪酬的监督。
参考文献：
[1]AllenF，QianJ，QianM.Law，FinanceandEconomicGrowthinChina[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5(1)：57-116.
[2]唐建新，卢剑龙，余明桂.银行关系、政治联系与民营企业贷款：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经济评论，2011(3)：51-58.
[3]邓建平，曾勇.金融生态环境、银行关联与债务融资——基于我国民营企业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1(12)：33-40.
[4]BurakAG，MalmendierU，TateG.FinancialExpertiseofDirectors[J].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2008(2)：323-354.
[5]CiamarraES.MonitoringbyAffiliatedBankersonBoardofDirectors：EvidencefromCorporateFinancingOutcomes[J].FinancialManagement，2012(3)：1-38.
[6]顾海峰，刘子栋.高管薪酬激励、银行关联与企业资本结构偏离——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20(8)：40-50
作者：陈继萍1，崔浩杰1，王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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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关联、区域金融发展与高管薪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