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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7-24 16:42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自流井》是以家族记忆和地方历史为基本素材的艺术创造，和1920年代前后自流井的社会历史有极强的对应结构和具体的时空感，要在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自流井时空场域中开掘小说的丰厚意蕴。 将1920年代自流井的社会历史与文本内容进行互证阐发，既能再现
摘要：《自流井》是以家族记忆和地方历史为基本素材的艺术创造，和1920年代前后自流井的社会历史有极强的“对应结构”和“具体的时空感”，要在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自流井”时空场域中开掘小说的丰厚意蕴。 将1920年代自流井的社会历史与文本内容进行互证阐发，既能再现自流井绅商窘迫困境与走向衰亡的历史命运，召唤自流井已逝的民国历史情景，又能在相互印证中理解历史如何进入文本生成小说美学。 《自流井》所蕴含的地方书写与时代表达的表意方式，使得小说中三畏堂与自流井的困境与出路的书写成为时代缩影的投射。 因而，《自流井》也提供了一个在“时代”的“地方”理解“地方”中的“时代”的典型文本。
关键词：王余杞; 《自流井》; 绅商; 地方
1944年，王余杞出版长篇小说《自流井》广受欢迎，以致脱销。 然而，大陆通行文学史却未提及王余杞其人其作，司马长风的文学史也只提及其长篇《浮沉》①。 文化研究兴起后，《自流井》中的盐文化书写引起研究者注意。 但传统文化研究模式易将小说本身的丰富性简化为盐文化的简单对应物，遮蔽小说的多重意蕴。 王余杞曾说：“我的家本是一个封建的组合”“在资本观念逐渐加强的今日”“一经打击，便立刻崩溃而不可收拾”②。 周开庆认为小说是“描写在自流井的一个封建式的家庭，如何为现社会所不容，而终走到崩溃的道路”③。 可见，王余杞以自身家族历史为原型的文学书写，得到时人认可。 而两人表述所隐含的阶级分析模式，提醒我们小说具有对历史、现实与未来多重指向的叙事特征，主要内容虽是呈现绅商家族的衰亡，目的却是试图指明出路来拯救民众的历史与现实。 那么，作家如何调动家族与地方的经验，地域性经验又怎么与作家的观念碰撞聚变生成新的意义，是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 因此，论文试图在1920年代和自流井所构织的时空场域中阐释小说的内涵，呈现地方历史情境与文学塑造中的自流井绅商衰落之象以及独特的革命书写形式，意义不仅在于小说文本意义的阐释，也试图在自流井的时代情境与文本艺术的交织中找寻美学生成的可能。
一 自流井的发现及其前史
《自流井》在《中心评论》连载完后，王余杞特地写了长篇序文来交待写作小说的动机、构思、目的等问题。 “序”是正文本的重要辅助文本，与小说内容存在互文关系。 《〈自流井〉序》“补述小说中所未说的话”，有“小说”和“论文”的双重性质④，是阐释《自流井》的原点。 在序的第一部分，王余杞说：“在四川，昔时之所谓魔窟，而今立刻变做了天堂。 ”在“昔”“今”对比中，王余杞概括出四川“魔窟”与“天堂”的两种形象。
两种形象是因战事进行的一系列解构与重构的结果。 “魔窟”主要是民国以来川内接连不断的大小内战和鸦片给省外人留下的固有印象。 但“九一八”后，四川作为“将来民族复兴史上，一定是个顶主要的地方”⑤之价值被发现，“魔窟”形象逐渐被“天堂”和“勘察加”取代。 1936年，“日本在蓉设领的非法行动”，当时媒体认为此举无异于埋下毁灭“最后‘勘察加’”⑥的炸弹，“‘中国的勘察加’已非乐土”⑦。 魔窟四川转向乐土的同时，也吸引时人为此竞相入川。 入川的人除游省会成都和有“小上海”之称的重庆外，自流井也被“当作‘新大陆’般地发现出来”“当地情形，报纸都争相记载”⑧。 但王余杞对他者赋予四川尤其是自流井的美誉并不买账。
他者发现的是他们所在时刻的自流井，容易被自流井的投资价值遮蔽，难以进入自流井历史兴衰。 王余杞出生于自流井盐商大户之首的三畏堂，见证了三畏堂和其他盐商家族的荣辱兴亡，小说将盐商称作“绅粮”或“绅商”。 史学界用“绅商”一词来指称这类在传统与近代的交汇处亦绅亦商，“兼具绅、商特征的独特社会群体”⑨。 绅商有别于传统士绅或乡绅：“绅商(由商而绅，由绅而商)和乡绅是官与民的中介，前者多在市，后者多在乡; 前者与工商业结缘，后者与宗法、地租联姻”⑩。 自流井虽地处西南，“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鼎盛时期”，却构成了“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11。 从作为历史存在和小说描写的各种特征看，三畏堂和传统的士绅和乡绅都有区别，属典型的绅商。 小说的主要内容就是描写绅商家族由衰败到衰亡的历史。
因自身的特殊经历，王余杞能清楚地看清族人的内心、习性、见识和“家之破产是必然的”12，是“他者”发现的自流井“前史”。 在序的第二部分，王余杞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三段材料来阐释这段衰亡史，这是小说《自流井》呈现的主要内容。 从叙述结构来看，《自流井》是一部由一条明线与两条暗线交织并进的复调小说。 明线主要在自流井独特的地方政治中呈现三畏堂大小绅商的窘迫处境和衰落景象，是小说刻画得最为着力的部分; 一条暗线是以迪三爷为主要代表，试图力挽家族衰亡之狂澜的中兴计划，对明线形成补充，复兴计划的破产预示着以三畏堂为代表的绅商家族完全消亡于滚滚的历史洪流; 另一条暗线在夔门“内”“外”对比中，呈现自流井暗自涌动的革命潮流，与前一条暗线形成呼应，是作者为三畏堂、自流井和民国的困境提供的另一条出路。 这是小说的叙事结构特征，也是后文的基本写作思路。
二 地方政治与绅商的衰落
王余杞力图在1926年至1928年三畏堂和渝沙债权团的债务纠纷这一特定的历史困境中展现绅商家族的衰亡。 三畏堂从王云朗创业发迹到小说所写的1927年前后以抵佃族产还债，近一个世纪的辉煌到达尾声，见证了家族由辉煌至衰落的叫花老太爷直呼“家也快败完了! 气数啊! 气数啊! ”这表明曾被四川总督冠以“富甲全川，交通六部”13的三畏堂，已经到了将全部族产抵佃给债团还债的危机时刻。 1928年，三畏堂将大多数族产抵佃给债权团偿还债务14，三畏堂至此宣告解体。 王余杞出生时三畏堂颓势已显，及至其成年三畏堂则完全没落。 可以说，王余杞既是三畏堂衰颓过程的经历者，也是苦痛结果的体验者。
王余杞是左翼作家，他以“哀其不幸”的态度描写出三畏堂的衰象及大小绅商的无力与无奈。 被塑造为卖家奴的总管如四虽假公济私，却面临“内不能化除意见、一致团结，外不能清还债款扩充营业”的尴尬处境，因而养成集老虎、兔子、狐狸和乌龟于一身的四种性格，不论是应对族人，还是对付债权团代表，都先用乌龟的躲避本能，最终仍面临职位被替代的命运。 文二大人几乎分得二房所有遗产，又任公堂的灶专理，还兼“两场商会会长，看起来仿佛倒也是个场面上的人物”“手头也竟渐渐感到周转不灵”。 大绅商虽有困厄，也还如意，但迪三爷及以下的中小绅商就陷在困窘之中难于应对。 1920年前后，王余杞返乡特别留意了族人的服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衣着或饰物是将身体社会化并赋予其意义与身份的一种手段”15，有显示族人在家族的身份和地位的意味，服饰的变化历程也就是家族的衰亡过程。 在家族月会上，穿布料的人常被穿绸缎的人以鄙夷的眼光上下打量，任何言行都有招致呵斥的可能，但“真正计算起来，其实这种人才是全家的大多数”。
三畏堂的衰败不仅在于陷入经济的困境，而且体现在病态的身体与精神上。 这主要通过川籍作家笔下的重要意象鸦片体现出来16。 鸦片是象征王氏绅商病态身体和精神萎靡的重要道具，这与西南三省在旧时代大量种植与吸食鸦片的环境相关。 小说中随处可见王氏绅商吸食鸦片的描写，祠堂的“每间屋子都排铺着床，每张床上都点着烟灯”; 族长学八公在祭堂主持祭祀不久就犯起了烟瘾，哈欠连天。 在近代中国，鸦片不仅是一种物质形态，在个体层面还象征“愚昧、孱弱、变态、反身体、自我残害、疯狂、毫无生产能力等”17。 小说中，绅商的身体不仅被鸦片重新形塑，呈现出中年垂暮的体态特征，咳嗽和哮喘成为疾病的隐喻，精神也受到极大影响，普遍表现出萎靡不振、不思进取、甘心堕落的精神状态。 概言之，小说中的鸦片已不是单纯的消费物品和物质书写，而是象征化为王氏绅商积弱的形象之物。
显然，三畏堂是从具体的绅商到整个家族、从经济的困窘到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萎靡的整体性的衰败。 这使得他们不仅不能应对“丘二”的越轨之举，更没有能力应对自流井强大的军阀政治。 王余杞对军阀政治给自贡绅商尤其是三畏堂带来的灾难，有很清醒的认识：“省内每次战事的发生，争夺自流井，便成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 谁要抢得自流井，谁就可以从此发财，一直发到下一次战争爆发以至失掉了它的时候。 ”18与从正面集中着力描写王氏绅商所处困境不同，在大部分篇幅里，军阀只是零星地散布于绅商的言谈和叙述者的议论之中，直到十七、十八、十九节才匆匆上场。 从这些稀散零星的谈话和议论中，可知军阀已成为影响和规约绅商们的行动和思维的隐现力量。 绅商对军阀的盘剥手段甚为了解与恐惧，不仅产生了惧怕性习惯的心理，还有恐惧与依附的复杂态度。 债权团作为新兴盐商与驻军张旅长合开公司，以低于生产成本的价格收购自流井地区的存盐，运出倒卖。 王余杞用商业资本胜过工业资本来解释这一现象，认为这是三畏堂衰落的重要原因。 但在1920年代的自流井，不论是带有工业资本性质的井户还是带有商业资本性质的运销商人，若无与军阀合谋的胆识就很难在自流井地区闯出一片天地。 因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自流井绅商，是否“积极投入政治的和准政治的行动对于在盐场取得成功”至关重要19。 在自流井，最大的政治当属军阀政治无疑。 对军阀统治环境不适应，使得王氏绅商只能困在军阀与商人编织的罗网中挣扎喘息。
绅商不仅受军阀直接或间接的劫掠，还要承受县长敲诈勒索。 县长老圈为讹迪三爷一笔钱，以一份莫须有的诉讼状将其逮捕软禁。 王余杞用了几乎整整五节的篇幅来写这一情节，可见对这一情节的重视。 这一情节具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让王氏绅商颓势尽显，另一方面则导致了维新派的抵制计划失败，家族衰亡成为事实。 这在保皇党与维新党的势力对比中得以凸显：在与保皇党的相持过程中，维新党查账和借款还债虽受到阻碍，但在情理上压倒对手。 老圈的插入使局势发生戏剧性逆转：迪三爷被软禁让保皇党有加紧与债权团勾结，抵佃基业的可趁之机。 迪三娘因迪三爷被软禁期间过于操劳而病故，保皇党趁迪三爷办丧事之机将公堂基业抵佃给了债权团。 这就意味着“自贡盐场最大的盐业家族财团——王三畏堂解体而告结束。 ”20老圈的敲诈和军阀的直接劫掠相比，算不上是狮子大张口，不论对迪三爷本人还是对维新党，老圈的出现也只是一个意外。 但正是这个不大不小的意外，将三畏堂推向解体的深渊。
三 中兴困境与绅商的消亡
与描写王氏绅商衰败相伴相生的一条暗线是部分王氏绅商试图以各自的方式实现私家或家族的复兴。 这些绅商的中兴之举既是向衰亡的命运艰难抗争，也是对衰亡命运的补充与续写，但历史的困境注定中兴计划难逃失败的宿命，孱弱的绅商也因此消亡。
为从债权团获取高额的回扣，保皇党想方设法将公堂基业抵佃给债权团。 对这样的行为，王余杞心怀鄙夷，在小说中有意以戏谑和丑化的方式刻画保皇党人。 以迪三爷为代表的维新党一直试图中兴公堂，却因权不在手使复兴计划难以实施。 不过，维新党人也并非都一心为公，在利益驱使下，大多数维新党随时可抛弃复兴公堂的初衷。
作为世代以井灶为生的盐商子弟，斯谦和迪三爷在公家衰败之际都试图锉办井灶振兴私家。 与迪三爷将所有精力倾注在抵制保皇党不同，斯谦没有介入两者之争，将精力全放在锉办来福井上。 在公家解体衰亡之际，斯谦的私产却呈兴旺之势，使族人常露欣羡之色。 但来福井却很快就因烟囱坍塌致火灶熄灭，工人因斯谦借故克扣工资，濒临饿死，不得不走向罢工，斯谦的产业也因此不振。 迪三爷见抵佃基业已成大势，昌福井也就承载了迪三爷的所有期望。 但办井本身就是一次不知结局的冒险，“一眼井兴家”是盐业绅商们竞相办井的动力，“一眼井败家”也是悬在他们头顶的达尔摩斯剑。 迪三爷将昌福井视作最后的赌注，却未能逃过被凶险之剑刺中的命运。
作为树人学堂的校长和远近闻名的教育家，迪三爷将教育视作兴家的重要基点。 小说中的树人学堂并非师心独创的凭空想象，而是对三畏堂所开办的树人学堂的艺术再现。 树人学堂初是由王云朗兴办的义学，科举制废除后，义学扩大为树人两等学堂，1908年增设中学和各类班次。 1913年，因经费困难，撤销中学，改为树人两等学堂。 21这一年，王余杞入树人学堂读小学。 1921年，树人两等学堂因三畏堂濒于破产而停办，也就在该年，王余杞小学毕业。 王余杞认为三畏堂的衰败“百分之二十败于缺乏教育”22。 因这样的特殊经历和观念，王余杞将1921年就停办的树人学堂移植进小说中作为叙述的重点。 在王余杞看来，树人学堂和三畏堂一样是历史深渊中的困兽，露出百般窘态。 迪三爷身为校长，对教育期待颇高，认为近可以救家族之颓势，远可治人心、消战乱和治世道。 但王余杞对这个怀教育兴家救国的教育家却不无讽刺：自诩新人物，却将十年前的留学经历一直当作“新知，对着当地人，俨然英雄豪杰; 而拿起夔门外寄来的报纸，又不免自伤不合时宜”; 校长和教育家更是有名无实的符号，学校于他只是一个来去匆匆的停脚点。 树人学堂因是王氏私立学堂的性质，注定了它成不了成功的学校。 树人学堂前学监因责打赌博的松六哥，被强行解雇。 后来的学监虽为学生犯错头疼不已，但覆车在前殷鉴不远，不敢对学生多加管教。
这种打着教育的幌子，实则不重视教育的思想是自流井特殊的社会结构所致。 “在近代经济营运和科学的企业管理中，为传统社会所推崇的状元、进士的金字招牌，几乎完全无济于事”23。 商与学不同的行业规范与对成功迥异的评判标准，使“学”在绅商社会境遇尴尬。 考取头名的幼宜，因不能解答大班如何办井的问题，被质疑“上了学又有啥用场”，与周白文谈论如何办井熬盐时，虽被周白文抢风头不甘心，但又不得不承认自家见识不如人。 迪三爷虽比其他绅商重视教育，却仍旧更看重对发家致富有立竿见影效果的制盐实业。 迪三爷的矛盾与失败都产生于此。 作为似新实旧的旧人物，迪三爷率先将“火龙车”这一科学的产物应用到锉井上。 但对应用“科学”能力的盲目自信，致使他难逃失败的宿命。 办井失败不仅指向实业本身，还带有科学创业、教育兴家失败的象征意味。
尽管如此，迪三爷坚持认为“教育可以挽救一切：重振家业，建立事功”，让儿子幼宜带着中兴家业的重任赴京求学，待到基业抵佃之期满，仍可再造辉煌。 幼宜学成归来却敲碎族人重振家业的迷梦。 幼宜认为是商业资本对工业资本的压制导致了三畏堂的破败，这显然是借用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三畏堂终究不完全是一个具备资本主义生产和管理方式的现代企业，而是一个介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绅商经营的家族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企业的资金筹措、经营管理和技术引进方面，家族亲情和血缘关系都可以起到很多功用”24。 但当历史的脚步悄然跨入现代社会，绅商家族就会受本身所具有的滞后性习惯的纠缠与制约，本就苍老孱弱的身躯难免因跟不上历史的步伐而倒下。 基于这样的认识，幼宜被问及三畏堂是否有复兴的希望时说“时代不同了! 没有希望了! ”这将王氏绅商的复兴之梦连根拔起，也喻示着三畏堂以及复兴三畏堂的念想都消逝于历史的尘埃中。
不同于史学根据“一组有限的陈述”“对史家心中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一组特定问题所作出的回答”25，小说着力于表现具体的社会历史情景中特定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命运走向。 王余杞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呈现三畏堂及其大小绅商在1920年代不可避免的消亡命运，敏锐地捕捉到自流井特殊的军阀政治对绅商的命运掌控，体现其对王氏绅商命运的理性审思。 通过对家族整体窘况和各个绅商的具体现实遭遇的描写，王余杞展现了王氏绅商在自流井的地方政治与时代困境中的衰落遭遇及消亡宿命，以文学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天堂”之前的自流井历史图景。 不过，这并不全是王余杞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所在。
四 三畏堂、自流井与两种革命叙事
《自流井》所书写的并非仅仅是一个绅商家族的衰亡故事，这可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小说虽以呈现三畏堂的衰亡为主要内容，却是以“自流井”而非“三畏堂”为题，王余杞曾说他所呈现的三畏堂“正是一个缩小的自流井”26，三畏堂的家族史也潜在地被当作以绅商为主体的自流井地方志进行书写。 王余杞把对革命的认识与理解寄寓在三畏堂和自流井的地方经验书写中，在具体而特殊的绅商家族衰亡书写中包含着革命书写的诸多要素。
在整体呈现与具体书写、内在家族衰败与外在军阀催逼的互补辩证中突显三畏堂的历史宿命固然是小说的特点。 但理解若仅留于此，小说将是一曲饱含哀叹的挽歌，更为重要的是，将不能理解小说为何会生出与家族衰亡不够密切的枝蔓。 《自流井》不仅是对王氏绅商衰亡过往的历史重现，还是王余杞有组织的文学构建，包含了王余杞对家族史、地方经验与革命三者间的理解与呈现方式。 因此，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家族史与地方志之间的关系; 二是在家族史和地方志中如何书写和想象革命。
相对于同时期的家族小说《家》执着于描写三世同堂的高家，《自流井》呈现三畏堂的方式较为特别：三畏堂已经没有传统家族同堂而居的居住习惯，小说中的三畏堂更像一个家族特征并不突出的区域。 王余杞有意识地在小说中表现作为家族的三畏堂与作为地方的自流井间的交织关系，用三畏堂的历史来讲述自流井的故事。 因此，小说中才会出现讲述三畏堂衰败故事时，不时地讲述自流井的整体衰颓图景。 若对四大家族的兴衰稍作了解，还能发现小说中三畏堂的故事实际上是王余杞征用四大家族的历史后的艺术创造。
不同于史家对待历史事实的力求准确态度，作家王余杞有对现实材料进行加工、改造和重组的权力，以“强化效果来产生意义”27。 这种“家族史”与“地方志”相交互的书写方式该如何理解。 地方或“‘地域文化’叙事本身即是与现代民族国家同步出现的现代性构造”28。 因而，若考虑到左翼作家大多都是通过书写革命的方式想象民族国家，王余杞的书写方式显然可视为独特的革命书写。
地方之间的地理界隔和相对自足的地域性经验，往往会成为以地方为基点的革命书写内容。 就小说所表现的民初自流井而言，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清政权虽成历史，但其旧有的国家和生活意识形态早已以各种方式流入地方得以保存，被视为落后的价值观念加以批判29。 三畏堂月会时，叙事者插入大篇幅的非叙事性话语，透视王氏绅商在大厦将倾之时的拼奢斗富心理，并用讥讽的笔调表现作者的“观念和声音”30。 奢侈之风并非三畏堂独有，而是自流井普遍的风气。 在自古以来就崇俭斥奢的中国，自流井的奢侈之风时受指斥。
这种带有后见之明的批评虽不无道理，但确实忽视了明清以来影响就日趋广泛的“重奢”潜流。 《管子·侈靡》开启中国“重奢”思想的先河31。 明人陆楫在《蒹葭堂杂著摘抄》中反对当时的禁奢主潮，提出崇奢思想，得时人欣赏，辗转传述。 到18世纪下叶，奢侈不仅是士人间讨论的议题，更是“影响到地方以至中央的社会政策”32。 可见，自流井绅商的奢侈之风渊源有自。 不过，历经王纲解纽后，绅商未改奢侈积习，继续将之带进世殊时异的社会。 王余杞当然会在小说中对此风气加以批判。
地方与地方间的地理界隔也导致新旧观念的差异，往往被新文学家叙述为必须清除的障碍。 鲁迅的部分小说就多少流露出这样的心态，这是新文学家自觉或不自觉的启蒙者姿态所致。 这在以深处腹地的自流井为题材的《自流井》中表现得更加明显。 与鲁迅克制隐忍的表述不同，王余杞在一系列夔门“内”与“外”的对比中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表达得更加突出。 白话取代文言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实绩，白话与文言也潜在地被归入先进与落后的阵营加以区别对待。 尽管新学不等同于白话，但讲新学不赞成白话仍对迪三爷暗含讽刺; 白话文运动距小说叙述的时间近十年，却仍没被接受。 夔门之外是先进知识文化的象征，自流井则寓示着地方的封建、保守与落后。 在三畏堂破落绅商的眼中，幼宜从夔门外带回的见识是能够与叫鸡五的丰厚家资分庭抗礼的唯一力量。
夔门之外的世界还对自流井“新人物”极具吸引力，迪三爷在家业衰败之时，也要将幼宜送往北京。 夔门外的异托邦引力，在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也表现明显：“家”不是精神的温床，而是年青一代极力逃离的罪恶渊薮。 上海的新生活曙光，成为觉慧和觉民相继逃离的动力。 显然，王余杞和巴金在夔门内外的对比中，都有意对夔门内的人与事进行了批判，为割断与“家”精神脐带提供充分的理由。 与觉慧、觉民的逃离相比，幼宜回乡后直接宣布家的复兴无望，并暗示年轻的一代投身革命，显示王余杞对此进行了更为激进的处理。
王余杞最初的写作意图不是写自流井绅商，而是想以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小说《屠场》和《石炭王》为蓝本，创作一部以自流井盐业工人为主角的小说33。 但因对盐业工人的生活遭遇与工作环境不熟悉和家族经验的不自觉闯入，王余杞的创作意图受到影响，原本想着重呈现的内容也随之改变。 不过，他也并未完全放弃对工人与工人运动的描写。 对一个作家的创作而言，原本的创作意图往往更能接近作者的思想。 和始终以全知叙事的方式描绘绅商的困境与衰落不同，对工人的叙述经历了限制叙事到全知叙事的渐变过程。
限制叙事在小说中有两个叙事功能，首先在大部分篇幅中，工人的悲惨遭遇在幼宜的儿童视角下被逐渐“发现”，为工人罢工积淀了情感势能和行动逻辑; 其次限制性叙事与全知叙事交替进行的叙事方式，全景式地扫描了自流井盐业工人和自流井绅商的生存困境。 不同的是，王氏绅商为如何中兴而忧，工人为如何生存而忧。 工人的工资被无故克扣，只得罢工，走向与东家谈判之路，这是濒临饿死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王余杞并不是虚构盐业工人运动来迎合彼时兴盛的阶级斗争题材，而是对民初自流井多次工人罢工进行了艺术化处理。 不过，王余杞不是以自流井自身“罢工传统”的内在经验动员工人，而是由夔门“外”的学生老秦和老龚，到夔门“内”“唤醒”盐业工人。 通过学生这一中介，自流井的工人运动得以和下江的北伐相呼应，喻示天下大变的政治愿景。 应是囿于历史现实的限制，王余杞和其他左翼知识分子一样，虽然指出罢工为工人阶级的行动方向，但无力描绘此方向将通向的具体图景。 与多数左翼工运题材作品一样，《自流井》描写的工人罢工也在蓬勃发展之时戛然而止。 但这并不影响王余杞在小说中呼吁“大家联合在一起，联结在一起更有力量”，重造“新国家”。
史学论文投稿刊物：《史学集刊》是教育部主管、吉林大学主办的专业史学期刊，创刊于1956年。初为半年刊，1981改为季刊，自2006年起改为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史学集刊》是“中文(历史类)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百强社科学报”，被遴选入中国知识资源总库《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精品数据库》。现任主编为刘德斌教授。
结 语
《自流井》集家族记忆、地方历史和革命想象于一体，是“一个开放的网络”，与1920年代前后自流井的社会历史呈现出极强的“对应结构”和“具体的时空感”34。 因此，需要在“时代”这一具体的时间轴和具体的“自流井”空间场域中才能开掘《自流井》中的丰富意蕴。 将1920年代自流井的社会历史与文本细节进行互证阐发，既能在小说的阐释中召唤回自流井已逝的民国历史情景，又能在相互印证中理解历史如何进入文本生成小说美学。 对王余杞而言，《自流井》既包含他对1920年代现实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又蕴含了地方书写中的时代表达。 因而，《自流井》的意义不仅在于小说如何呈现这种表达方式，更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时代”的“地方”理解“地方”中的“时代”的典型文本。
注释：
①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页。
②⑧ 12 18 26王余杞：《〈自流井〉序》，《中心评论》第32期。
③开庆：《编辑后记》，《中心评论》创刊号。
④编者：《编辑后记》，《中心评论》第32期。
⑤举庭：《魔窟四川》，《北平周报》第86期。
⑥王景昌：《“勘察加”民众的怒吼》，《现世界》第1卷第2期。
⑦金：《“勘察加”已非乐土》，《燕大周刊》第7卷第7期。
⑨章开沅等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官绅商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⑩陈旭麓：《陈旭麓文集》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6页。
11 19[美]曾小萍：《自贡商人——近代早期中国的企业家》，董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第272页。
13本文所引小说内容皆引自原刊《中心评论》第1-31期，若无特殊说明皆为小说文本，篇幅所限不再一一加注。
14自贡市档案馆：《自贡盐业诉讼档案专题选编——(一)自流井三畏堂与渝沙债权团债务纠纷案》1993年第1、2期。
15[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郜元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16李怡：《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98-108页。
17徐敏：《鸦片和轮船——晚清中国的物质、空间与历史叙述》，《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20自贡市档案馆：《自贡盐业诉讼档案专题选编(一)自流井王三畏堂与渝沙债权团债务纠纷案》1993年第1、2期。
21王季潜：《自流井的第一所新学堂——私立树人学堂》，《自贡文史资料选辑》1-5辑合刊本1982年版，第296-299页。
22王余杞：《三畏堂》，《王余杞文集》(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23 24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8页，第172页。
25[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12页。
27 34[美]莫里斯·迪克斯坦：《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刘玉宇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8页，第1-2页。
28贺桂梅：《村庄里的中国：赵树理与〈三里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后文关于“内”与“外”的论述受该文启发，在此致谢。
作者：邹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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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史、地方志与革命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