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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7-24 16:4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摘要：郑小琼把自己在南方打工的创伤性经验，转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这成为她写作的一个强劲、持久的心理动机，使她坚信诗歌写作必须上升为对整个时代生活的记录，而且最终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由此也决定了她诗歌的表达方式，即
摘要：郑小琼把自己在南方打工的创伤性经验，转换成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这成为她写作的一个强劲、持久的心理动机，使她坚信诗歌写作必须上升为对整个时代生活的记录，而且最终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由此也决定了她诗歌的表达方式，即在修辞层面上倚重宏观把握，繁复地使用隐喻和对非虚构写作方法的借用等。 郑小琼诗歌超越了当下常见的个人化抒情，联结了个人和时代经验，获得了“总体性”。 她的诗歌写作，实现了 “诗”与“史”的共生、互证。
关键词：郑小琼; 历史意识; 修辞; 总体性
21世纪以来，郑小琼的诗歌在诗坛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诗人发星以惊叹的口吻写道：“诗坛出了个郑小琼”①。 批评家谢有顺称她“在新一代作家的写作中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②这些年来诗歌界从“打工诗歌”“底层写作”“女性写作”等方面对郑小琼的创作进行归类、阐释，还有学者认为她的创作“深层次地衔接和打通了新世纪诗歌与20世纪左翼诗歌”的传统③。 这些尝试借助现有的社会学、文艺学术语对她的诗歌创作进行的定位、命名，都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展开进一步研究。
通读郑小琼的诗集《黄麻岭》《纯种植物》《女工记》及一系列随笔，结合我们对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感受和思考，我们可以发觉郑小琼的诗歌浸透了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 张德明先生曾敏锐地指出，郑小琼的诗，善于“将诗情的寄发点设置在‘历史’这样的宏阔场景之中”④。 郑小琼立足个人经验，凝视时代，将诗歌变成了一种投入历史的行为。 她的诗艺也随之拥有了“立史”的意味。 诗与史有着古老的、天然的联系，在新的时代境遇、文化空间中，郑小琼立身于诗、史的接缝地带，以其智慧和激情双边作业，激发出了二者关系的新可能。
一 历史意识的获得
郑小琼诗歌创作的灵感源于一种个人在时代生活中的创伤性经验。 早年，正值少女时代的郑小琼毕业于四川家乡的卫校，在乡镇医院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踏上了离乡打工的道路。 2001年郑小琼到东莞，先后在家具厂、毛织厂、五金厂等工厂打工，做流水线上的女工，也当过仓库管理员、推销员等。 南方打工的生活，在她的记忆中一直是居无定所、四处求职的状态，充满了苦难，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出打工这个词，很艰难，说出来，流着泪”⑤。 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每天在机器上工作十六七个小时，成千上万次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 “有多少爱，有多少疼，多少枚铁钉/把我钉在机台，图纸，订单，/早晨的露水，中午的血液”(《钉》)“你们不知道，我的姓名隐进了一张工卡里/我的双手成为流水线的一部分，身体签给了/合同，头发正由黑变白，剩下喧哗，奔波……”(《生活》)这是当时女工生活的真实写照，是散落在“机台”与“卡座”上的诗。
郑小琼以朴素直白的文字，展示了人被异化的处境。 乡村出身的郑小琼到南方打工的苦痛经历，催生了其自我的“彷徨”和“呐喊”，如果说这样的啼饥号寒是出于个人的情感行为，那么后一时期郑小琼的思考和书写则超越了个人而上升到对整个时代进行审视的高度。 郑小琼写道：“两年后的今天，我在纸上写着打工这个词，找到了写着同一个词的张守刚，徐非，还有在南方锅炉里奔跑的石建强以及搬运工谢湘南……”⑥她从对自我的关注，扩展到对整个打工群体遭遇的感同身受，对他们命运的深切关注，她的写作开始“表达了一个群体的声音，但在现实沼泽前我有一种无力感，一种愧疚感”⑦。
郑小琼曾回忆，她在当选人大代表后将自己内心的想法付诸行动，努力地代农民工发声，表达他们内心的呼声，甚至亲自替他们讨薪。 郑小琼在《人民文学》散文获奖时的演讲中说道：“这些感受，不仅仅是我的，也是我在南方打工的工友们的，我们既然在现实中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们已经见证了什么，我想，我必须把它们记录下来! ”⑧面对一代人的经历，她意识到自己必须更深地进入时代，记录这代人的人生轨迹和精神史，必须将个人一时的经历转化为一种更具普遍性的“记忆”。 至此，一个诗人就开始竭力将自己嵌入到历史的链条中去，“让整个创作活动参与到中国历史的演进中，挣得合法的位置与价值……让文学的书写历史化。 ”⑨
郑小琼把个人经验与时代情感统摄了起来，将“诗”与“思”变成一种投入历史的行为。 真正“鲜活的”历史与“正统的”历史发生了对抗，后者是对前者的压抑。 历史意识在郑小琼这里，有两种含义。 第一，意识到“现在的过去性”，执着地将个人在时代中的体验、思想忠实地记录下来，“立此存照”。 因为诗人清醒地知道，当下发生的、正在进行的事物，不管多么盛大、不可一世，最终都会过去。 时间的最高秘密之一，就在于它是燃烧的火焰或流动的水，永远地、一刻不停地将正处在其中的人生世事变成灰烬或遗迹。
只有一刻不放松地凝视它、写下它，才能有机会供人体认、做出评判。 “这些年，城市在辉煌着，/而我们正在老去，有过的/悲伤与喜悦，幸运与不幸/泪水与汗都让城市收藏进墙里/钉在制品间，或者埋在水泥道间/成为风景，温暖着别人的梦。 ”(《给许强》)女工老去，付出的血汗和泪水、幸与不幸都被“收藏进墙里”，一并埋葬了，成为“别人的梦”，过去的风景。 这些劳动、奋斗、希望与悲伤在正进行的时候已成了“过去时”。 “立此存照”即意味着对“流逝”的抗辩，在时间之流中打捞出有价值的东西，发挥它超时空的意义。 第二，发现“过去的现在性”，将眼光延伸到过去，给过往的事件赋予现在进行时态。
郑小琼于2006年完成的长诗《魏国记》，引领我们逡巡在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的国土上。 “魏国”是庄子去过的国度，蝴蝶翩然翻飞，是人民“与吴起将军/一同作战，共唱子曰无衣”的历史空间。 这个重新想象出来的“魏国”处在战国纷争的历史云烟中，也处在古今杂陈的开放境域中。
“魏国”经济发达，经济开发区的水泥森林在荒芜的农田上耸立起来; 文化空前地“繁荣”起来，“市场的拓扑学，发展的语言学，稳定的逻辑学”在时代的广场上和私人的小巷中宣讲; 次生的杂草在污染了的地平线上疯狂地冒出头颅。 发展中混杂着无序，生机中蕴蓄着荒凉。 很显然，郑小琼以一种双重的感觉、错位的眼光，发现了过去的现在图景。 当代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症候在过去的空间里得到了栩栩如生的表现。 郑小琼用亦真亦幻的笔法，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异化的状况，含有十足的现代主义色彩。 包括《河流：返回》《树木：黄斛村记忆》《玫瑰庄园》，这些书写都极力塑造出“历史的现在图景”或“有意味的记忆片段”。
郑小琼置身其中的时代给她难以忘却的记忆、没有答案的谜题，迫使她上下求索，将思想的触须伸回到生命的早年，乃至千百年前的某些重要时段，如此反复求证，多维言说，进而生成了一种坚硬而磅礴的历史激情。 以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代生活，把当代生活当成历史来关照，同时又在历史的空间和材料中发现、投射当代生活的面影和症候，表达那种源于个人又超越个人的经验感受，不仅包含了现实记忆，还蕴含了道德判断，着实体现了深沉的“历史辩证法”。 这样，“诗”与“史”就切实地相遇了。
二 历史的修辞
“历史”成为郑小琼诗歌写作的一个隐形焦点，一种超越性的内在力量，统摄了自我和时代，使她得以在更高远、更宽广的视野中看待自我的处境和时代的状况，同时审视这个时代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 对历史的感情和投入历史的激情，使她的诗歌写作超出了一般打工诗歌“叫苦叫累”的简单和粗糙，拥有了“史”的品质。 相应的，诗歌写作的方式，具有了“立史”的特征和品格。 经验和表达是一种相互施压和生成的关系，历史经验中强烈的爱恨、抗辩的勇气和证实的渴望呼唤高效、具有同一性的表达。 表达即广义的修辞，经年累月地切磋词语的质地，搬移句子的位置，压缩或放大语义的色彩，加快或放慢呼吸和言说的节奏。 历史的激情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历史的言说。
首先，转向宏观把握。 进入当代以后，尽管我们更强调历史书写、历史想象的个人主体性，但实际上愈加离不开超个人的俯察和判断。 历史毋宁说是一个场，一种强大的支配性的力量，将生活在它内部的个人思想剥离出来，以比较的、全局性的眼光来看待原有的事物。 这首先表现在外视角的广泛使用。 小说叙事学中说的“外视角”，指叙述人站在所聚焦、叙述的核心事件以外来观察、讲述事件。 因为处在事件的外部，所以对事件的认识程度有所限制，主观感受、情感比内视角就少一些，这样的好处是减轻了对自我晦涩经验的耽溺，增强了客观性和经验的可共享性。 郑小琼在创作时习惯跳脱自身所处的现场、情境，比较冷静客观地审视自我、打工人群乃至当代人的处境，将时代的情感、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对象化”。
这样就和自我的低吟、情绪化的沉迷拉开了距离，远距离地或侧面地把生存的真相昭示出来。 这同时带来了概括方法的使用。 概括是一种思维方式，披沙沥金、去芜存菁，从总体上把事物的本质总结出来。 被揭示出来的本质、真相，悲壮而凄凉地和现象、细节排列在一起，引起人们的震惊。 有时这种“概括”带上了哲学的气味，具备了智性诗的某些因素，使诗人看上去像一个哲人或先知。 因而她的述说口吻显得严肃、高调，带有不容置辩的真理意味。
《郑小琼诗选》开卷的第一首《交谈》，十分具有代表性，可以看作整部诗选的总纲，预示了整部诗选的走向。 透过文本中那些繁密的意象、抽象地议论，我们可以设想，诗中那个“我”正坐在离乡进城打工的火车上，穿过夜色笼罩的小镇和平原。 “那么浩繁的真理，哲学，艺术折磨着我”，虽是第一人称的陈述，但“真理”“哲学”“艺术”这些词和“我”之间构成的张力，拔擢“我”超离了“小我”，进入了宏大叙述。 “我”也变成了某种公共身份，可以和上下文的“我们”互换、和“他们”互换。
这个“我”当然也承担着某种宿命，甚至寓示着“一个时代的人都这样”的真相。 “平原的村庄没有风景，像历史般冷峻”，在工业化的现代社会，村庄普遍衰落。 尽管加入了“忽闪的火花”等关于夜晚坐火车的具体细节，但却都融化在总体性的思考氛围中。 诗中几次对“历史”的直接言说，都含有论断的性质，包裹着哲学的内涵，语调、口吻显得冷峻而忧郁。 “交谈”实际上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公共化了的自我体验，是与“时代”“历史”这些超我的庞然大物的对话。
其次，隐喻的繁复使用。 从2006年开始，郑小琼诗歌表达中的隐喻多了起来。 如果说诗集《黄麻岭》还是有所节制地使用隐喻，那么到了诗集《人行天桥》和《纯种植物》，隐喻则俯拾即是。 《玫瑰庄园》可以说整个是用隐喻写成的，一个巨型的隐喻体系。 张清华说，“她不寻常的陌生感、黑暗性，它强大的隐喻和辐射力，这些都使之在‘整体上’获得了不可轻视的意义。 ” ⑩
但罗执廷批评转型后的郑小琼“好抽象玄思、好用大词、好雕琢诗句，从而失去了原本明晰与自然的诗写优点”11，进行的是一种日益远离具体语境的空洞写作。 这一指责实际上缺乏对郑小琼特殊的历史化写作的理解。 特伦斯·霍克斯认为，隐喻“指一套特殊的言说过程。 通过这一过程，一物的若干方面被‘带到’或转移到另一物之上，以至于第二物被说得仿佛就是第一物。 ”12在隐喻的过程中，“第二物”被精心构建，变得血肉丰满又含义悠远，作为“第一物”的现实经验得到了命名，进入了诗的言说，同时也规避了很多禁忌和危险。
在隐喻中，诗人主体体会到一种双重的矛盾、压力，一方面是那些激烈、迫切的经验需要被以诗的语词、形式说出来，即被语言照亮，不再处于晦暗不明的境地，一方面又要说得巧妙，不触犯各种显形、隐形的规约。 显然，郑小琼反复写到的“车间”“铁钉”“断指”“荔树林”“暮色”，就构成了一套隐约的喻指系统，一种从生硬的现实基础上蒸发出来的迷幻而痛楚的风景。
她将一代人的风景放进了隐喻的装置，引导他们打量现实、又反顾自身，从而领悟自己所处的历史境遇。 这正是一种进入历史、实现历史言说的难得实践。 郑小琼自述，“我尽量将我真实的生活与内心的镜像不断地呈现出来，从描绘外在客观的真实生活的景象入手去抵达内心镜像中的一种事物，诗歌让我在二者之间找到和谐的平衡点”13。 她的确是在那个“平衡点”上精心地作业，因此成就了一种委婉曲折而又高能的立史方法，一种现代诗学中的“春秋笔法”。
最后，对“非虚构写作”的借用。 近年来，文学创作中“非虚构写作”兴盛，郑小琼加入了这一潮流。 “非虚构”表达一种对以小说为主体的文学的“虚构性”的质疑倾向，排除写作的虚构性、情节性，追求“现场”“亲历”的效果，看重写作的“行动性”14。 尽管郑小琼的一些作品在很多场合被纳入“非虚构”的名下，但客观来看，这些作品并非纯正意义上的“非虚构”，呈现一种准“非虚构”的性质。 一方面，郑小琼采取“直录”的原则，像做人物履历表那样记录女工的信息、事件，“十五岁 生活的骨头卡住她孱弱的身体/辍学 被人拐卖到广东 从庄稼地到小发廊/像根刺卡在喉间 吐不出也咽不进”(《女工记·杨红》)，这样尽量带来“档案”般的真实效果。
另一方面，在记下那些打工的“小人物的传志”时，并没有完全排除主体的介入、哲学化的把握方式，她常用隐喻来对细节进行提升，用想象来补充事件的盲点。 灵活对待“非虚构写作”，她并非只想写出“新闻稿”式的文字材料，内心的历史意识决定了她有更高的追求。 在《女工记》中，郑小琼说她对部分人物的名字和身世信息做了替换或改动，以诗篇和“手记”两种文体，穿插、互补式地全面描述女工的生存境遇和命运遭际，她看中的不是机械的真实，而是更高的历史真实。 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 历史学家与诗人的差别... ... 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 ”15郑小琼在“必然率”和“可然律”之间求取平衡，力争做到历史的真实和诗歌的想象二者的高度融合。
历史的意识需要历史的修辞。 以上这三种写作方式，散布在郑小琼不同时段、不同题材的诗集中，在郑小琼的诗歌创作中呈互补协作的状态。 被某种历史宿命击中的诗人，在不可抑制的激情中，突入了语言的深广区域，不厌其烦地切磋语词，磨砺技艺，将自己培养成了智慧而勇敢地为历史而演奏的乐器。
三 走向整体性
郑小琼从自己的经验出发，认识到和她一样的整个一代人都有着同样的处境、同样的命运，由此产生了一种时代使命，并发明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创作方法，即将这种宏大感受付诸历史表达，将写诗变成一种投身历史的行动。 换种眼光看，她通过“历史”进入了时代，或者说通过一种个人化的强烈历史意识，将自我、时代、历史的经验联结了起来。
多年以来，中国当代新诗一直在寻求、呼唤一种“总体性诗学”，不管是像主流一贯倡导的那样在某种既定框架下对社会存在进行整体言说，还是像民间派对日常生活的执意发掘和耽溺，网络空间中对欲望的张扬，这种种做法都隐含着一种将个体、短期经验、感性组织起来，克服瞬间性、零散化，完整而有效地表达经验、传达和共享经验的强烈冲动。 然而，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中国当代新诗似乎在一种私人性的、软性的经验絮说中越走越远。
王士强担心当代诗坛不断地“小圈子化”16，张立群批评21世纪诗歌日益“小情绪”化，诗意情感日益泛化17。 关心诗歌的人们普遍意识到走向“总体性”的巨大难度。 在这种情况下，再回过头来观察郑小琼，可以看到她的存在的巨大价值。 郑小琼作为一种诗歌现象的代言，通过强烈的历史意识，联结了自我和时代，将当下社会中的感性、经验、欲望、思想统一在了她的诗歌表达中，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可，这在我们这个时代，尤为难能可贵。 郑小琼的诗歌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经验。
郑小琼在短时期内，填补了当代诗歌和经验之间的巨大鸿沟。 阅读、分享她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分享一代人复杂的人生经验，使这些族群的记忆、诉求暂时具备了公共性、可言说性，上升为一种大众的可共享的“精神财产”。 然而，更大的疑虑、甚至危机正孕育其中。 郑小琼的诗歌思维仍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 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结构诗歌的表达，选择诗歌的材料，赋予价值判断。
文艺论文发表知识：发表文艺论文有审稿快的学报吗
几乎所有的书写都是二项式的，打工阶层与管理阶层的、乡村与城市的、永恒与当下的、道德与现实的、善与恶的……在这种对立的设置与铺排中，她总是倾向于拥抱前者。 在写作中用前者对后者造成强大的压力，并最终付之于道德审判，余旸就指责郑小琼过分放大了疼痛，常出现“对‘苦难’的迅速简单的道德化处理”18。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宏观式的道德批判，有时会妨碍对复杂现实的深入，弱化对其他可能的展示。 总之，由“自我”而“时代”，经“个体”到“历史”，郑小琼完成了这一艰难的联结，给当代诗学的困惑提供了一种解决之道，当然也留下了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注释：
①发星：《诗坛出了个郑小琼》，载《郑小琼诗选》，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②谢有顺：《分享生活的苦——郑小琼的写作及其“铁”的分析》，《南方文坛》2007年第4期。
③王琳、向天渊：《郑小琼诗歌与左翼文学传统》，《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1期。
④张德明：《在历史的多棱镜中映照底层生存——郑小琼的短诗〈交谈〉阐释》，《名作欣赏》2009年第21期。
⑤⑥郑小琼：《打工，一个沧桑的词》，《湖南林业》2007年第12期。
⑦王士强、郑小琼：《我不愿成为某种标本——郑小琼访谈》，《新文学评论》2013年第2期。
⑧郑小琼：《获奖感言：“文字在现实面前如此脆弱，但我仍告诉自己，我必须写下来”》，ttp://www.shzgh.org/renda/node5661/node5664/userobject1ai1400203.html。
⑨李丹梦：《“杞人创伤”的生存美学与“历史化”——师陀论》，《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7年第4期。
⑩张清华：《词语的黑暗，抑或时代的铁——关于郑小琼的诗集〈纯种植物〉》，《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4期。
11罗执廷：《从“打工妹”到“知识分子”——论郑小琼诗歌创作的转型》，《扬子江评论》2011年第6期。
12转引自《文学理论批评术语汇释》，王先霈、王又平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6页。
13郑小琼：《用铁钉把祖国钉在诗歌的墙上》，《名作欣赏》2009年第21期。
14陈竞、李敬泽：《李敬泽：文学的求真与行动》，《文学报》2010年12月9日。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载《诗学·诗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29页。
16王士强：《消费时代的诗意与自由：新世纪诗歌勘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6页。
17张立群：《小情绪的简约、泛化及其他——当前新诗发展的困境与难题》，《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2期。
18余旸：《“疼痛”的象征与越界——论郑小琼诗歌》，《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1期。
作者：程继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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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历史的激情一一论郑小琼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