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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摩擦成本与企业成长基于新三板企业的实证研究

发布时间:2021-10-21 16:5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利用世界银行2014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对中国制度性摩擦成本进行测算,并以20132018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性摩擦成本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通过运营加速效应和政策效应对企业成长产生负向

  [摘要]利用世界银行2014—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对中国制度性摩擦成本进行测算,并以2013—2018年新三板企业为样本,检验了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制度性摩擦成本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通过运营加速效应和政策效应对企业成长产生负向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制度性摩擦成本对非国有企业和没有获得政府补贴企业的影响更大。

  [关键词]制度性摩擦成本;企业成长;行政审批;营商环境;商事制度改革

企业成长论文

  一、引言

  近年来,在内部产能过剩、外部需求萎缩的背景下,我国企业经营面临诸多困境,出现了成本上升、利润下滑的趋势,生存压力有所增大。为了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盈利空间、激发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合理扩大降费减税规模、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成为政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和主要方向。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

  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方案强调通过“简化审批、放宽准入、优化服务”等措施的同步推进,着力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2018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3—2017年国务院部门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削减44%的行政审批事项,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项缩减74%,中央政府层面核准的企业投资项目减少90%,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大幅减少。①2019年国务院推出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措施,全年减税降费超过2.3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②切实减轻了企业经营的负担,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为市场主体营造了良好的营商环境。

  在简化行政审批、降低准入门槛、优化服务质量、强化市场监管等多项措施一并落地的激励下,我国“放管服”改革取得了极大成效,营商环境得到极大改善(曾慧、赖挺挺,2020)[1]。201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中国营商环境排名从2018年的第46位跃居第31位,上升了15位。然而,在“获得信贷”指标中,中国排在第80位,在“纳税”指标中,中国排在105位,说明我国营商环境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商事制度改革是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改革,减少政府对市场活动的直接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为企业设立和生产经营创造便利条件,提高企业的创造力和市场活力。

  在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背景下,各类市场主体面临转型升级、要素成本增加、生产经营困难、创新意愿和能力不足、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等问题,以优化营商环境为引领,通过“放管服”等制度性改革,有效控制和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成为当前维护和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课题。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整个生命周期中所承担的税费水平、管制水平等制度差异的重要来源,也是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线索(卢现祥、朱迪,2019)[2]。实体企业在设立和生产运营中,需要进行各种审批报备,受到各种监管,避免不了要与政府部门打交道,因此,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必然存在的。不同的制度环境会形成不同的交易成本,关键是如何改良制度,为企业尽量降低相关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企业组织面临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安排,在实现合规经营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即合规成本;另一部分是因为不合理或欠科学的法律法规等制度给企业运行所带来的冗余的、不必要的时间成本与费用,即摩擦成本(周清杰,2018)[3]。合规成本是企业在正常运转过程中必须要付出的,而摩擦成本对于企业而言是多余的,因此在制度性交易成本中,最为重要的是要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制度性摩擦成本的降低可以优化营商环境,进而对企业成长和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那么,如何量化制度性摩擦成本?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是什么?这正是本文所关注的问题。

  二、文献综述

  (一)制度性摩擦成本的文献综述

  1.制度性摩擦成本的界定。

  制度性摩擦成本是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组成部分,目前学术界还缺少对制度性摩擦成本的统一界定。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可以追溯到新制度经济学关于交易成本的相关论述,企业的成本可以分为生产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中交易成本包括市场性交易成本、企业内部的管理性交易成本以及行政性的制度交易成本(FurubotnandRichter,2010)[4]。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由于制度因素所产生的非生产性经营成本,对企业的设立、生产经营和创新等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刘军和付建栋,2019;Hoffmanetal.,2016)[5,6]。

  周其仁(2017)[7]、张峰等(2021)[8]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因一系列制度的、观念的、法律的、成体系的政策设计与组织安排所带来的经济体系的运行成本。卢现祥和朱迪(2019)[2]认为制度性交易成本是由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导致的成本,其包含在企业管理成本之中。

  本文借鉴周清杰(2018)[3]的研究,将制度性交易成本分为合规成本和摩擦成本两部分。企业在经营中必须要遵守一系列法律、规章等正式制度安排所产生的成本,即合规成本,这是企业在实现合规经营时必须付出的代价,包括商事注册成本、相关文书制作费用、税费等。合规成本是在规范的法治经济社会中,一个企业规范运行不得不付出的规制费用。摩擦成本则是指因为不合理或欠科学的法律法规等制度给企业运行所带来的冗余的以及不必要的成本与费用。对于企业来说,这类成本是多余的、不必要的,会增加企业的负担,降低企业的竞争力。

  2.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影响效应。制度性交易成本是影响政企关系的关键要素,也是分析审批制度改革和营商环境建设的核心变量,因此现有文献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影响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审批制度、营商环境等方面。宏观层面的研究表明,简化行政审批、放松政府管制可以促进产出增长(BruhnandMiriam,2011)[9],有利于就业增加和岗位创造(Amicietal.,2016)[10]。

  微观层面的研究表明,行政审批改革可以提高企业进入率(AlfaroandChari2014;毕青苗等,2018)[11,12],削减企业注册程序以及降低企业注册的成本,进而增加企业和居民创业(张龙鹏等,2016)[13],减少企业交易费用(夏杰长、刘诚,2017)[14],促进企业创新(王永进、冯笑,2018)[15],优化企业间资源配置(郭小年、邵宜航,2019)[16],提升企业价值(孙艳阳,2019)[17]。此外,作为制度环境之一的营商环境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优化营商环境可以改善企业绩效(许和连和王海成,2018)[18],减少寻租导致的负面效应,有利于企业开展市场创新活动(夏后学等,2019)[19],降低企业的信贷成本(周泽将等,2020)[20]。

  (二)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企业成长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议题。传统的企业成长理论通常将企业的内部因素(如企业拥有的技术、财务和人力资源、领导者特征等)作为企业成长的动力(HeirmanandClarysse,2004;徐尚昆等2020)[21,22]。

  事实上,企业成长除了要受到内部因素的影响,外部环境(如制度、文化、法律等)也同时制约着其发展。Hashi和Krasniqi(2011)[23]、杜传忠和郭树龙(2012)[24]均认为,税收负担、不公平竞争以及不适当的融资方式等环境壁垒是中小企业成长的主要障碍因素。赵颖(2015)[25]使用2012年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企业调查数据,研究腐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腐败会促进企业销售额增速的提高,进而促进企业成长。

  朱奕蒙和徐现祥(2017)[26]利用中国1997—2003年成立的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创业的宏观环境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结果发现,在经济衰退期进入市场的企业平均规模更大。李贲和吴利华(2018)[27]以2003—2006年开发区设立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0—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样本数据,评估了开发区设立对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开发区设立促进了企业的规模成长。

  (三)文献评述

  综上文献表明,制度环境对企业经营具有重要影响,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和营商环境的完善在一 定程度上可以降低企业的制度成本,促进企业发展。但是,现有研究尚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制度性交易成本对于企业经营而言是必然存在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主要是指降低其中不必要的、多余的成本即摩擦成本,而现有文献并没有将制度性交易成本与制度性摩擦成本做出区分。

  其次,现有文献多是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和营商环境完善的角度出发,从侧面研究制度成本对企业经营的影响,而没有从制度性交易成本出发,通过测度多余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即制度性摩擦成本,进而研究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直接影响。最后,通过上述文献可知,制度性交易成本会对企业经营产生影响,那么制度性交易成本尤其是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如何,影响机制是什么,上述文献鲜有提及。

  鉴于此,本文首先界定制度性摩擦成本的内涵,阐述制度性摩擦成本影响企业成长的理论逻辑,并利用世界银行2014—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制度性摩擦成本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以2013—2018年新三板企业数据为样本系统考察了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并检验了其影响机制及异质效应。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尝试在三个方面做出改进。

  一是从制度性摩擦成本的视角研究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从制度性交易成本出发将其划分为合规成本和摩擦成本,在对制度性摩擦成本界定的基础上,基于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数据进行测度,进而系统评估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微观机制,为后续关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是从促进企业资产周转的运营加速效应和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效应这两个渠道出发,深入刻画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机制,为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制定促进微观企业成长的发展政策提供微观经验证据。三是将制度性摩擦成本纳入企业成长研究的分析框架,并从企业所有权性质和是否获得政府补贴两方面分析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影响的异质性,从制度层面拓展了对企业成长影响因素的认识,丰富了企业成长的现有研究。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的提出

  (一)制度性摩擦成本与企业成长

  以简政放权为核心内容的商事制度改革,极大地简化了企业注册资本登记手续,降低了企业不必要的成本。一方面,政府通过减少各种市场准入限制、审批许可、不合理的管理措施,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另一方面,将“放管服”改革与大规模减税降费结合起来,通过清理涉企收费和降低一系列成本,降低企业经营的税费负担。

  相应地,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的微观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政府通过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激发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有利于企业及时把握市场契机进行生产性经营活动,即存在运营加速效应;另一方面,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制度建设和特殊政策,降低企业不必要的费用支出和税收负担,直接或间接地提供外部资源,即存在政策效应。

  1.运营加速效应。制度性摩擦成本的降低有助于完善激励机制,有利于企业将更多的经济资源用于生产性的经营活动,提升资产周转率,缩短经营周期,优化生产效率,产生运营加速效应,从而有利于企业成长。制度性摩擦成本是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因执行各类外部制度而产生的不必要的成本,这部分成本与企业生产经营无关。行政审批流程过于复杂或市场准入门槛设置过高等外部制度的不合理,在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制度性摩擦成本。

  制度性摩擦成本的增加使得企业将有限的资源分配至非生产性活动,显然,这将增大企业生产活动的融资缺口,不利于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刘行和李小荣,2012;Zhangetal.,2016)[28,29]。因此,制度性摩擦成本的减少,能够使企业将更多的经济资源留在企业内部,有利于缓解资金约束,便于企业开展更多的生产性活动。例如,企业能够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的基础上,通过改进已有产品的质量和技术含量,加大新产品的研发投入,来扩大产品销售规模和提升产品的市场占有率(王永进和冯笑,2018)[15],进而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优势,加快企业生产运作的步伐,形成良性循环,促进企业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因此,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所带来的运营加速效应有助于企业成长。

  2.政策效应。政府通过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简政放权,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缓解企业的资金压力,能够促进企业成长。在企业经营中,除了缴纳显性的“税”之外,还需要支付一系列隐性的行政性费用(于文超等,2018)[30]。企业偿付成本,赚取收入,实现盈亏平衡,是企业持续成长的前提。企业税费负担降低,直接增加了企业当期的资源存量,意味着企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会增加企业单位产品的税后利润,提高企业利润率,进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绩效。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世界银行自2003年起公布《营商环境报告》,但对于我国营商环境得分的测算仅限于上海市。直到2014年,才开始以北京40%和上海60%的比重测算中国的营商环境得分。因此,本文根据世界银行2014—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计算出2014年至2019年中国的制度性摩擦成本。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主要是反映内资中小企业经营中所面临的制度环境,为了与《营商环境报告》所考察的对象尽可能保持一致,并保证数据披露的规范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取新三板挂牌企业为研究样本。

  由于世界银行2014—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的数据反映的是2013—2018年企业所面临的制度环境,因此,本文选取2013—2018年挂牌企业的数据作为初选样本,进一步将制度性摩擦成本数据与企业层面数据进行匹配。为保证数据的可靠性和代表性,本文对样本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样本;(2)剔除在样本观测期发生重大重组事项、被ST和*ST的公司样本;(3)剔除主要变量存在数据缺失的样本;(4)剔除所有者权益账面值为负的公司样本。为了消除离群值的干扰,本文对连续型变量进行双侧1%的缩尾处理(Winsor)。经过上述处理后,最终得到26681组有效观测样本数据。新三板企业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制度性摩擦成本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2014—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在手工整理数据的基础上,采用Stata16进行数据分析和实证检验。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从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样本期间被解释变量企业成长(growth)的平均值为18.36,中位数为18.35,两者基本持平,标准差为1.128,说明个体间差异不是很大。解释变量制度性摩擦成本(fric)的平均数和中位数分别为33.76和37.09,其最大值为37.33,说明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性摩擦成本相对较高,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2.相关性分析。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制度性摩擦成本(fric)与企业成长(growth)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48,且通过了5%水平的统计检验,这与本文的研究假设是一致的,从而为研究假设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关键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部分小于0.3,这有助于缓解对于变量间多重共线性问题的担心。企业人数(employ)与企业成长(growth)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678,小于共线性门槛值0.7。但是,相关性分析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更严格的经验证据还需要我们通过后面的实证分析来得到。

  六、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于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运行、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关键是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制度性摩擦成本的存在会降低企业的运营效率,增加企业的税费负担,不利于企业成长。本文首先对制度性摩擦成本进行界定,并利用世界银行2014—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对中国制度性摩擦成本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以2013—2018年新三板企业数据为样本,检验了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1)通过对2014— 2019年中国制度性摩擦成本进行测算,发现自2014年起,制度性摩擦成本总体趋势是不断下降的。总体而言,在各细分项领域中,办理施工程序、获得电力的制度性摩擦成本下降的程度最大。(2)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存在负向影响,即降低制度性摩擦成本有利于企业成长。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

  (3)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运营加速效应和政策效应是制度性摩擦成本影响企业成长的重要传导机制。制度性摩擦成本的降低可以显著减少企业的非生产性支出,提高企业资产周转率,缩短营业周期,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企业成长。同时,制度性摩擦成本的降低可以减少企业的税费负担,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有利于企业成长。(4)制度性摩擦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与企业的所有权性质和是否获得政府补贴有关,制度性摩擦成本对非国有企业成长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对获得政府补贴企业的负向影响要小于没有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

  (二)研究启示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推进商事制度改革、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其一,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本文研究表明制度性摩擦成本的降低促进了企业成长。近年来,随着商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我国制度性摩擦成本虽有所下降,但下降的幅度还不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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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度性摩擦成本是企业依靠自身难以降低的成本,因此,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需要持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继续推进投资项目审批改革,大力破除市场准入壁垒,简化行政审批程序,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支出,使企业能够保留足够的资金进行生产运营,促进产品升级和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实体企业持续健康发展。其二,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本文研究表明制度性摩擦成本会加重企业的税费负担,增加企业经营成本。近几年,我国大规模减税降费措施的实施有效降低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但是一些措施由于种种原因还没有完全落地。

  [参考文献]

  [1]曾慧,赖挺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的比较与启示——基于《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J].统计学报,2020,1(1):55-62.

  [2]卢现祥,朱迪.中国制度性交易成本测算及其区域差异比较[J].江汉论坛,2019(10):31-40.

  [3]周清杰.制度性交易成本视角下的营商环境便利化改革[Z].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第26届年会,2018.

  [4]FurubotnEG,RichterR.InstitutionsandEconomicTheory:TheContributionoftheNewInstitutionalEconomics[J].RevistadeEconomiaInstitucional,2010,2(2):165-169.

  [5]刘军,付建栋.营商环境优化、双重关系与企业产能利用率[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9,21(4):70-89.

  [6]HoffmanRC,MunemoJ,WatsonS.InternationalFranchiseExpansion:TheRoleofInstitutionsandTransactionCos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Management,2016,22(2):101-114.

  作者:徐凤1,周清杰1,朱倍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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