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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11-19 15:40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次
【内容提要】 唐耿良先生是20世纪中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苏州评话艺术家。 2021年1月适逢他百年诞辰。 有关方面适时整理并出版了据他典范传承和创新编演的长篇传统苏州评话本《三国》(100回)。 这对保存和传扬苏州评话艺术、研究并总结唐耿良的艺术贡献，都有着重要
【内容提要】 唐耿良先生是20世纪中叶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苏州评话艺术家。 2021年1月适逢他百年诞辰。 有关方面适时整理并出版了据他典范传承和创新编演的长篇传统苏州评话本《三国》(100回)。 这对保存和传扬苏州评话艺术、研究并总结唐耿良的艺术贡献，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意义! 值得特别关切和肯定。
【关 键 词】 唐耿良; 百年诞辰; 苏州评话; 《三国》; 整理出版
唐耿良(1921.1.30—2009.4.21)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为杰出的苏州评话艺术家之一。 他是江苏苏州人，出身市民家庭。 幼年贫困，生活窘迫，10岁丧母，被迫辍学。 为了生计，立志习艺，12岁拜在擅说《三国》的苏州评话名家唐再良门下，学习说书。 为了早日自立，一年后即在苏浙一带跑码头演出。 不久日寇占领华东，他在江南沦陷区忍辱求生，备尝艰辛; 却在颠沛流离的亡国奴生涯中，养成了发愤图强的不屈意志，练就了十分过硬的谋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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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年纪，已然成为享誉一方的说书先生。 期间又得周镛江先生的指导与传授，补习了不少的《三国》回目。 23岁时，应同行约请，进入上海都市演出，从此如虎归山，书艺大进，很快成为被时人称作“七煞档”[1]和“四响档”[2]的20世纪中叶苏州评弹(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界最具艺术影响力的重要代表性成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积极追求进步，于1951年11月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为发起创办该团的首批18位核心演员之一[3]。
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他曾作为上海文艺界治淮工作队的成员，赴安徽参与了治理淮河的工地劳动，体验到都市里和书台上无法想象的生活滋味; 也曾作为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的文工团员，在朝鲜进行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地演出，经受了那个年代峥嵘岁月的特殊洗礼; 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苏州评弹推陈出新的探索实践中，独立编演或与他人合作了短篇苏州评话《黄继光》《张积慧》《王崇伦》及“中篇苏州评弹”[4]《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王孝和》《芦苇青青》等新节目，亲历了由挖掘传统的“翻箱底”、到消除糟粕的“斩尾巴”、再到专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大写十三年”[5]等艺术创演上反反复复的左右摇摆和战战兢兢的曲折徘徊。
同时也有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国民党潜伏特务并下放劳动而备受折磨的荒诞劫难，以及平反解放之后陆续于1980年和1985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录制共100回传统长篇苏州评话《三国》的音频节目、于1988年在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16回的苏州评话曲本《三国·群英会》、于1994年在苏州电视台录制长篇苏州评话《三国》中专门围绕关羽展开的《千里走单骑》《过关斩将》《古城相会》和《华容道》等12回“关公书”、于1996年和1997年在上海电视台录制共46回苏州评话《三国》的视频节目、于2002年应美国达特茅斯学院邀请并在该校汉学教授白素贞(苏珊·布兰德)女士的协助下以访问学者身份借助数码技术录制全部100回苏州评话《三国》的视频节目，从而为“存亡继绝”[6]即抢救性地保存苏州评话的艺术传统付出的自觉努力与可贵担当。
真可谓人生与历史同频、艺术和时代共振。 期间，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及上海评弹团的副团长和艺术委员会主任，应邀做过苏州评弹学校的辅导教师，被评定为国家一级演员; 还兼任了中国曲艺研究会(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即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前身)理事(1953年9月当选)、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1958年8月当选)、中国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1979年11月当选)、理事(1985年4月当选，本届未设常务理事)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今上海市曲艺家协会)第一、二、三届副主席以及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等社会职务。
1989年退休后不久，随次女移居加拿大多伦多养老。 但依然坚持艺术活动，不时应邀演出讲学，积极向海外传播苏州评话，用艺术慰藉北美同胞乡愁。 2008年10月，在时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的长子、著名历史文化学家唐力行的协助下，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长篇人生及艺术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 他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苏州评弹发展并代表这一时期苏州评话创演水平的重要曲艺家。
苏州评话是源于苏州、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徒口讲说表演的曲艺说书形式，在当地俗称“大书”。 与俗称“小书”而说唱相间表演并有三弦和琵琶等乐器自行伴奏的苏州弹词一道，统称“说书”。 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不仅形成的时间大体相当，一般认为都在明末清初，或者至迟是在清代中叶的乾隆年间(1736—1795); 而且一直以来通常都在书场中同台轮替演出，历史上两个曲种的艺人拥有共同的行会组织如“光裕社”，遵循共同的行业规制及艺术操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由于继续共同拥有新的行业组织，如1945年由“光裕社”“润余社”和“普裕社”三个会社合并后所改称的“吴县评弹协会”，并共同组建了新的演出团体及教育机构，如1951年成立的“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和1962年建立的“苏州评弹学校”等，因此，便经常被习惯性地合称为“苏州评弹”。
这使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这两个如影随形长期相伴共同发展的曲艺品种，犹如江南吴语地区说书艺术的一对“龙凤胎”，各自独立却又无法分离。 而苏州评话之所以俗称为“大书”，大抵与其所说演节目的题材内容多属朝代更替、英雄征战与侠义公案而擅长表现风云际会、铁马秋风的“宏大叙事”即大格局、大场面、大人物及大悲欢有关，从而与擅长表现凡人小事、家长里短及恋爱婚姻、儿女情长的“小书”类曲艺说书形式如苏州弹词等形成鲜明对比[7]。 其美学风范，两相比较，也如艺谚所说，“‘大书’全靠劲”而“‘小书’全靠静”，“‘大书’一股劲”而“‘小书’一段情”，“‘大书’怕做亲”而“‘小书’怕交兵”，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各有兼擅、各具优长。
并且，与苏州弹词的“小书”式表演拥有音乐性的演唱和伴奏不同，苏州评话的“大书”式表演，除了配合说演的表情、动作、身姿、意态等“做功”与口技等技巧包括醒木、折扇、手帕等道具的简单辅助，艺术表现的主要途径，全赖通常是由一个人进行的徒口式说表叙述以及必要的模拟虚示，包括对故事中人物的代言式模仿即与苏州弹词相通共用的“起脚色”表演。 这使苏州评话的“大书”式表演，较之苏州弹词的“小书”式表演，由于缺少音乐性元素的加持与丰富，可资利用的技术手段相对较少，对曲本的文学成色和演员的语言驾驭能力之借重和要求因而更高。
诸如情节铺排、细节描绘、人物刻画、场景交代、心理分析、事理发挥、情绪渲染、氛围营造、掌故讲解、名物介绍等口述表演的诸般功能要求，也使知识的广博、观念的新锐、见解的独到、思想的深邃等，成为其徒口说演必须具备且尤为重要的基本素质。 至于构思的精致奇巧、悬念的紧张引人、节奏的徐疾有致、语言的机趣生动等，更是其艺术审美以及技巧运用高妙独特、撼人心魄的必然要求。
换句话说，将叙事、塑人、抒情、写景、状物、造境、说理、讲评等功能集于一个人、系于一张嘴的徒口说演格范，使得“讲论只凭三寸舌，秤评天下浅和深”[8]成为苏州评话等“大书”表演的根本特点和审美优长。 也使“大书”类的曲艺说书形式，由于更加倚重文学性内容的核心支撑及口头叙说的“语音表演”，而被喻为“立体的文学”。 对于曲本即演出脚本亦即话本之文学性的高格要求及其不断的研磨营构，也便成为那些艺术上清醒自觉、实践中卓有成就的成功“大书”艺术家们所以安身立命的终生事功与不懈追求。
“三国”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风云激荡又英雄辈出的特殊时代，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艺反复表现的热点题材。 其中许多的历史人物和军政事件，长久以来之所以被赋予了特殊的情感、充满着传奇的色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并非仅因《三国志》等正史的记述与传载，而是受到了各种野史特别是坊间传说包括曲艺“大书”等通俗文艺的创造性演绎和反复式传扬。
比如，曹操形象由原本是文韬武略的大英雄到口碑中阴险狡诈的大奸雄之变化，就是说书唱戏的民间艺人在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下，进行艺术加工和演出传播的结果。 宋代苏轼《东坡志林》卷六有关淘气孩童“听说古话”“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 闻曹败，即喜畅快”的记载即告诉我们，此等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至迟在北宋时期就已深入人心。
而宋末以擅长“说《三分》”闻名的职业艺人霍四究的出现同时表明[9]，“三国”题材的说书表演，比元末明初成书、被誉为“历史演义小说的经典之作”和“中国古代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的《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之文学传衍，早了至少300年。 及至元代《三国志平话》等曲艺曲本即说书话本的整理刊行，也充分证明，“三国”题材曲艺“大书”的表演内容，已然成为文学阅读即话本体小说得以形成的直接渊源与创作“先声”。
事实上，历史演义从来都是曲艺说书特别是“大书”类曲种的主要审美传统。 隋唐时期就已存在的“说话”表演，是已知最早可以确证的曲艺表演形态及说书类的演出形式。 发展到南宋时期，出现了主要是以节目的题材内容进行划分的所谓“说话四家”。 其中的一“家”亦即一类，就是专门讲说前朝史事的“讲史”。 并且，这种历史演义式的“大书”说演传统，自古迄今从未间断。 由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秦、再到汉唐宋元、明清民国、以至而今，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替及历史演进，都在曲艺说书特别是“大书”类曲种的艺术演绎中。
以诸如《封神演义》《西汉》《东汉》《三国》《隋唐》《水浒》《岳飞传》《杨家将》《大明英烈》《努尔哈赤》《民国英烈》《辽沈战役》等名目，汩汩流淌、绵延不绝。 以至历来中国社会的底层百姓，尤其是那些没有条件上学读书而不识字的普通大众，其历史文化知识的获得与思想言行修为的养成，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听赏曲艺“大书”得来并熏染而成的; 中国社会底层民众千百年来的主流价值及思想观念包括许多自成体系的所谓文化“小传统”[10]，也在很长时期和很大范围，都被此类通俗文艺所型塑。
即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古典文学名著”特别是章回体长篇白话小说的最终形成，尽管刊行时均有作者署名，但其直接渊源从根本上讲，均是作者在搜集记录历代艺人说演“水浒”“三国”和“孙猴”故事之话本内容的基础上，与书贾联手整理并加工刊行的结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式的结构套语，正是这种渊源关系的历史“胎记”。 而曲艺作为人类审美地把握世界的表演艺术门类之一，在兼有传扬历史文化知识的“文化之舟”作用和孕育地方戏曲剧种的“戏曲之母”功能的同时，另一种作为“文学之父”的特殊文化功用及其价值地位，即是主要通过此等“大书”类曲艺对《三国演义》等白话小说由内容到文体的全面孕育得以确立的。 明代以降，各种“大书”类曲种“三国”题材长篇节目的各自发展，尽管得到了章回体小说《三国演义》不同程度的文学性反哺，但绝大多数的“大书”节目。
并未依靠“直接搬演”《三国演义》来过活。 而是仍然沿着自身曲种创作表演的传统路数，按照艺人各自的审美情趣，自出机杼，扬长避短，进行着艺术上人物形象塑造的“这一个”、相同题材及体裁创演的“这一部”、乃至风格追求独特鲜明的“这一版”之各自创造。 这就使得《三国》作为连回说演的长篇曲艺说书的同题材及同名称节目，在几乎所有的“大书”类曲种中均有存在，并且各擅所长、各具特色、各拥名家、各有千秋。 仅近代以来，以说演《三国》兴盛和知名的“大书”类曲种及其名家巨匠与风格流派，就有北京评书及其艺人连阔如和袁阔成，扬州评话及其艺人李国辉、蓝玉春、康国华与所创立的“李派”“蓝派”和“康派”，四川评书及其艺人李润民、苏启堂、傅平川、刘联夫与所拥有的“文《三国》”“武《三国》”“白话《三国》”“花样《三国》”等风格。
苏州评话作为“大书”类曲艺的重要代表性品种，对于“三国”历史的艺术演绎，自然也不会缺席，并有自己的师承系统与审美传统，更有自身的名家巨匠及独到造诣。 已知最早说演《三国》的苏州评话艺人，为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由无锡移居苏州的陈汉章，传人有其儿子陈鲁卿以及张汉民和朱春华，包括私淑朱春华的许文安及其传人黄兆麟、熊士良、何绶良与唐再良。 之后，说演《三国》的知名艺人，除了郭少梅、夏锦峰和何绶良的徒弟汪如云及其传人陆耀良与汪雄飞，黄兆麟及其弟子张玉书与再传弟子张国良、唐再良及其徒弟唐耿良与顾又良等，均是其中比较杰出的优秀代表[11]。
唐耿良作为20世纪中后期苏州评话艺术的重要代表性人物，如前所述，命运尽管十分坎坷，功业追求却较圆满。 其在艺术上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为四个方面：
一是通过自身早期的刻苦努力，跻身堪称当时苏州评弹艺术发展最高水平之代表的“七煞档”和“四响档”行列，提升了苏州评话的艺术影响力; 二是合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时代变迁，编演了一些反映新时代现实生活与塑造当代英雄人物的苏州评话短篇节目，丰富并拓展了苏州评话创演的节目形态与题材内容; 三是藉着担任和兼任苏州评弹表演艺术团体及曲艺界相关组织领导职务的契机，参与组织并协助开展了许多艺术交流与学术研讨的相关活动，推动了苏州评弹及整个曲艺事业的当代发展; 四是陆续整理并先后分阶段说演录制了传统长篇苏州评话《三国》的全部100回音频节目及12回、46回与100回三个篇幅与版本的视频节目，包括整理出版了16回的苏州评话《三国·群英会》曲本，为全面传扬和创新发展苏州评话的长篇传统节目《三国》作出了重大贡献。 而从苏州评话艺术传承发展的角度去看。
其对《三国》的整理演播和录制保存，意义最为巨大，贡献也最卓著。 这是由于，经过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阻断与隔绝，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与历史语境，包括苏州评话在内的传统艺术的现代传承与当代发展，出现了文化生态与自身业态的双重毁坏：传人及演出减少，节目与观众老化，脚本创作薄弱，革新不时走偏; 再加上外来文化的冲击与流行文化的挤压，整个传统艺术的发展，陷入了极为严重的恶性循环。 类如苏州评话这样以长篇连回节目作为艺术存在基本样态的曲艺说书形式，更是滑向了短段式及碎片化的经营偏误，导致艺术素质的严重退化与急剧流失。
大力恢复长篇节目的创演传统，用优秀的长篇节目确证并张扬曲艺说书的特有价值，便成为关系到苏州评话等曲艺形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 深入挖掘并整理恢复优秀传统苏州评话长篇节目及其曲本，重新开启苏州评话持续健康发展的征程，正是唐耿良先生晚年多方整理打磨并积极录制保存长篇传统苏州评话《三国》以“存亡继绝”并“返本开新”的真正初心。
而《三国》之于唐耿良，既是学习苏州评话的出科书，也是他一生说演而潜心研磨的代表作，更是他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和书情书理的表达方面立足时代、着眼发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重新熔铸整部节目的创新性成果，既代表了他自身的艺术修为与水平，也体现着苏州评话当代发展的成果及水准。 对于传扬苏州评话艺术、研究苏州评话创演、培养苏州评话新人、推动苏州评话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示范意义。
如所周知，唐耿良先生说演苏州评话的主要特点，是嗓音甜润清雅，说表简洁明快，讲评剖析周到，事理论断分明，语言通白晓畅，富于时代气息。 尤其擅长在说表叙述中结合当下时事，在阐发书情书理时注重映衬对比; 人物塑造注意性格逻辑，描摹评析蕴藉而有新意; 话语节奏徐疾有致，听来让人感觉爽快。 这些特色与品格，在其经常独立摘演并为他赢得诸多荣誉的代表性回目即“折子书”《赠马》《战樊城》《草船借箭》和《借东风》等当中，更是有着十分集中而又鲜明的体现。 其中，注重结合当下时事的说演表达策略，以及讲求映衬对比的叙述摹学风格，使得唐耿良及其苏州评话《三国》，成为说书审美“古事今说，远事近说，虚事实说，假事真说，旧事新说，死事活说”的运用典范，也使成名于大上海、成功于新中国的唐耿良及其书艺的审美基调与总体风貌，昂扬向上、雅洁清脱，无江湖味、有书卷气，自成一家、卓然独立。
然而，纵观唐耿良先生的一生，虽然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但也存有不小的遗憾。 其中，因受各种政治运动的折腾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耽误，正当盛年时期的他，并没能将全部甚或主要的时间与精力，集中用到他所热爱的苏州评话艺术及其传扬与发展上。 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便将主要心思和功夫，花在了对于传统长篇苏州评话《三国》的整理演播与录制保存即“存亡继绝”的抢救性传承上! 在此过程中，他花费了大量的气力，研究“三国”历史，提升思想水平，回归传统正轨，打磨长篇节目，从理论上正本清源，于实践中返本开新。 终于在1980年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完成了全部《三国》中的30回，使之播放传扬。
又于5年后的1985年录制完成了其余的70回，使之成为全璧。 尤为可贵的是，在整理说演并录制完成这部皇皇巨制的艰辛过程中，他对从唐再良和周镛江二位先生那里学习继承而来的传统长篇《三国》节目，不是简单地进行被动恢复和演出，而是仔细地进行主动整理与加工，运用现代思想，进行积极扬弃，结合自身特点，着力打磨提高，既了却了“存亡继绝”的紧迫心愿，也完成了“返本开新”的使命担当。 再加上1994年、1996年和1997年三度在苏州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分别录制的共计58回《三国》视频节目，以及2002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录制的另版100回《三国》视频节目，唐耿良先生对于苏州评话长篇传统节目《三国》的艺术传承及文献留存，至此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殊为珍贵，也令人欣慰!
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努力，尽管唐耿良先生于2009年4月21日以88岁的高龄离开了这个世界，但由于录制留下了苏州评话《三国》的100回音频节目和46回及100回两个版本的视频节目，其音容笑貌、艺术风采、平生功德和生命价值，得以透过这些艺术文献而永存、永驻、永恒、永续!
为了更加详备地整理和保存这位代表着20世纪苏州评话发展水平的杰出艺术家的丰厚遗产，弥补唐耿良先生本人关于“一百回的长篇评话《三国》，我只整理出来了其中的十六回《群英会》(话本)，不足(全部的)五分之一”的生前之憾[12]，他的长子唐力行、徒弟黄鹤英和苏州评弹鉴赏家张进等人，前后用了7年时间，三易其稿[13]，对唐耿良先生于1980年和1985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先后说演录制的共100回长篇苏州评话《三国》的音频节目之内容进行了文字记录和曲本整理，并由张进逐回评点，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评弹资料整理与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此番整理出版，注意尊重苏州评话采用吴语方言徒口叙述而讲说表演的艺术特点，忠实运用吴语方言记录保存了这部口语化的演出脚本，从而使其“曲本文字”与据以记录的音频节目之“说演表达”保持了同步，也留存了原貌，体现出十分可贵的专业精神，凸显了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 属于纯正地道可资表演的“曲本文学”，而非普通一般仅可阅读的“曲艺文学”，对于本真地传扬苏州评话艺术、扎实地留存苏州评话文献，进而供给苏州评话的艺术创演和学术研究更为真切的脚本示范与更加确切的资料参考，都有重大而深远的作用与意义。 功德无量! 善莫大焉!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包括苏州评话在内的各种曲艺“大书”，对于所有历史事件的演绎即历史题材节目的创演，都不是简单一般的人物事迹介绍和被动重复的历史事件转述，而是审美意义上的艺术再创造和表演意义上的舞台再呈现。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或者如俗言所说“借壳上市”“借尸还魂”，才是其所以“讲史”和“演义”的审美之道与创演初衷。
因此，据唐耿良先生的说演叙述记录整理的长篇苏州评话曲本《三国》，也便有着自己在内容取舍与艺术剪裁，包括情节结构、人物塑造、思想观照和语言表达方面的美学追求及趣味特点。 独立特行，与众不同。 也就是说，打有唐耿良烙印的“唐《三国》”对“三国”时期历史故事的叙述和历史人物的塑造，是从“曹操赠关云长好马”开始，说到“华容道关云长放走曹操”截止。
既非“三国历史”的全景描绘，也非“三国人物”的逐一展览。 而是着重塑造了关云长、曹操和张飞、刘备等典型形象。 选取的事件、关切的人物、表现的情节、蕴含的思想、体现的观念、宣示的价值等，都有自身的侧重与考量，并在叙述表演即讲说表达上，重点塑造人物形象，着力阐发人情事理。 情节叙述、细节描绘、名物介绍、场景交代等，仅是塑造人物和阐明情理的必要手段，就像艺谚所云“说书固然讲故事，有情有理方有书; 说透人情参透理，警顽醒愚是正途”。 从这个意义上讲，据唐耿良的演述记录整理的长篇苏州评话曲本《三国》亦即“唐《三国》”，由于深刻继承了前辈的艺术创造，又鲜明熔铸了自己的发展创新，同时也融入了整理者的许多心血，不但深得说书美学的精髓，而且具有启迪创演的功用，值得作为说书艺术的经典文献留存，也值得同行在创作表演时借鉴。
走笔至此，深感有必要顺带说说唐耿良先生的长子唐力行教授及在整理出版唐耿良说演本长篇传统苏州评话《三国》中的特殊因缘与特别作用。 按照常理，作为人子和知识分子，无论是当年协助父亲整理其人生及艺术回忆录《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还是后来牵头整理“唐《三国》”，都是十分应当并且自然而然的事情。 但是，他对父亲的敬爱与孝心，远远超出了一般的亲情关系与伦理范畴。
他的职业虽是大学教授，专业却是历史学及其教学与研究。 生于1946年的他，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在安徽师范大学、苏州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任职，并且以对徽商与徽州社会及其历史文化关联的深入和开拓性研究，成为当今显学之一的“徽学”之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他的教学及研究方向，主要转向了江南社会文化史。 对于苏州评弹与江南社会及其历史文化关联的全面深入探究，成了他的主攻方向。
为此，他不仅申报成功并领衔承担了“评弹历史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及“评弹资料整理与研究”等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而且藉此培养了许多专攻这个领域的硕士与博士，并主编推出了《中国苏州评弹社会史料集成》(上中下三卷，商务印书馆2018年出版)、《光前裕后：一百个苏州评弹人的口述历史》(上下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出版)及“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丛书”(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已出14种)等系列成果。 不但在较短的时期内开创出一片全新的学术天地，并且显然是在以此表达着他对父亲及其一生钟爱和奉献的苏州评弹艺术的深挚怀念与别样礼敬。 是父亲一句一句靠着说演苏州评话挣钱养大了他也养活了他们整个家庭，也是父亲说演的“三国”故事熏染培育了他对“历史”的浓厚兴趣[14]。
通过拓展学术研究的视域和调整学术研究的姿态，将自身的功业与父亲的事业紧密联系起来，一方面告慰父亲对于苏州评弹艺术及其发展的热爱与牵念，另一方面也表达自身对于父亲由血脉到文脉的生命延传与精神继承，因而成为他学术转向和人生转身的朴素初心，进而书写出“孝敬”文化投注在他们父子身上的一段现代佳话! 而将由来是以“口头创作，口述表演，口口相授，口耳相传”的曲艺艺术包括苏州评话的此类演出脚本，通过凝结着血缘与亲情的此等情感寄托及表达方式，别样地整理并留存下来，呈示于世人面前，奉献给艺坛学界，的确使人动容、令人感佩、也让人赞叹!
2021年的1月30日，我们迎来了唐耿良先生的百年诞辰。 在这个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特别时刻，100回唐耿良说演本长篇传统苏州评话《三国》曲本的整理完成及隆重出版，无疑是对唐耿良先生在天之灵的深切告慰与最好怀念; 也是对他一生说演传扬苏州评话辛勤实践及卓越贡献的特别表彰与特殊礼赞。 尤其面对当今时代包括苏州评话在内的文艺创演，因普遍存在着“内容生产”的严重不足而出现大面积“曲本荒”与“剧本荒”的尴尬状况，则“唐《三国》”的整理完成与出版问世，不仅会给苏州评话的艺术传承和学术研究提供典型资源与参考便利，而且会给苏州评话的曲本创作与舞台表演提供直观示范与经典启迪。 功用是丰富的，价值是多维的。 令人瞩目! 也让人期待!
注 释
[1]所谓“七煞档”，是指1948年前后活跃于上海书坛的7个非常具有艺术竞争力及名望的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演出搭档及其拿手节目。 包括4档苏州评话节目即唐耿良及其擅长说演的 《三国》、韩士良及其擅长说演的《三侠五义》、张鸿声及其擅长说演的《英烈》、潘伯英及其擅长说演的《张文祥刺马》，和3档苏州弹词节目即蒋月泉和钟月樵(一说为蒋月泉和王柏荫)及其拼档说唱的《玉蜻蜓》、张鉴庭和张鉴国及其拼档说唱的《十美图》、周云瑞和陈希安及其拼档说唱的《珍珠塔》。
[2]所谓“四响档”，是指1950年由上海组团赴香港演出三个月，因持续轰动而享誉香江的4个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演出搭档，包括唐耿良的单档评话，蒋月泉与王柏荫、张鉴庭与张鉴国、周云瑞与陈希安的双档弹词。
[3]这18个创团演员是：苏州评话演员唐耿良、张鸿声、姚声江、韩士良和苏州弹词演员蒋月泉、刘天韵、张鉴庭、张鉴国、姚荫梅、周云瑞、朱慧珍、王柏荫、陈希安、谢毓菁、吴剑秋、徐雪月、程红叶、陈红霞。
[4]“中篇苏州评弹”是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从上海开始出现的在一个晚会的时段内(约两个半小时左右)一次性演绎一个完整故事、一般由三至四回书构成、通常由苏州评话和苏州弹词演员同台或分回联袂表演的曲艺说书形式及其节目类型。
[5]“大写十三年”是1963年初由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提出、引起高层关注并带来一些争论的关于文艺创演要大力表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三年的建设成就和精神风貌，从而将历史题材与传统文艺置于新文艺的对立面，简单归结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而加以排拒的“左”倾片面化口号。
[6]唐耿良.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M].唐力行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7]参见《评弹文化词典》“大书”“小书”条。 吴宗锡主编.评弹文化词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40.
[8][宋末元初]罗烨《醉翁谈录》甲集卷一《舌耕叙引·小说引子》。
[9][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京瓦伎艺”条有云：“霍四究，说《三分》。 ”
[10] “小传统”是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其于1956年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与所谓“大传统”相对应的一种文化人类学概念，意指与城市上层知识分子文化即“大传统”相对的农村乡土文化。 之后欧洲的相关学者将其表述为“精英 (主要通过典籍教育传播的) 文化”与 “大众(主要通过口头传承和演述的)文化”。 在中国，有学者如李亦园将其对应归结为“雅文化”与“俗文化”。 另有学者如叶舒宪认为，应“把由汉字编码的文化传统叫做小传统，将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统视为大传统”，以使“知识人跳出小传统熏陶所造成的认识局限，充分意识到传统是历史延续性与断裂性的统一”。
[11]参见：周良.苏州评话弹词史补编[M].苏州：古吴轩出版社，2018：18-23.
[12][14]参见：唐耿良.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M].唐力行整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267，441.
作者：吴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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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苏州评话名家唐耿良百年诞辰及其说演的长篇话本《三国》出版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