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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究长沙窑的发展历程与文化价值

发布时间:2022-04-24 11:1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我国瓷器生产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两大瓷窑系统。长沙窑的兴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同时远销海外。其发明的釉下彩、诗词等装饰对后世瓷器影响巨大,为之后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

  摘要:我国瓷器生产发展到了唐代,出现了以浙江越窑为代表的南方青瓷和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两大瓷窑系统。长沙窑的兴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同时远销海外。其发明的釉下彩、诗词等装饰对后世瓷器影响巨大,为之后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本文对长沙窑的考古工作、造型特征、兴起与衰落、价值意义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长沙窑;考古发现;器型装饰;历史兴衰;价值意义

瓷器考古

  一、长沙窑的发现

  (一)国内的考古发现及保护工作

  1956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工作者在长沙市望城县瓦渣坪一带首次发现了长沙窑的窑址,将其命名为瓦渣坪窑[1]。1957年,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等人再次对长沙窑进行考察,确定其为釉下彩绘瓷器窑址[2]。其后三十年,考古工作者又对长沙窑窑址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工作,各地唐墓及古城遗址也出土了长沙窑瓷器,器型丰富,品种繁多,为长沙窑的断代研究和流通情况提供了材料[3]。

  1973年,宁波出土了一批长沙窑釉下彩绘瓷器,研究证实其是准备出海运往朝鲜或日本的[3]。1999—2016年,我国对长沙窑共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瓷器、窑具[4-5]。1988年1月13日,长沙窑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长沙窑遗址被列为全国100个重要大遗址保护项目。2009年,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中国首个获批建设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09年12月,完成了《长沙铜官窑遗址公园及周边地区保护、建设总体规划》。2011年,长沙铜官窑陶瓷烧制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2年6月5日,长沙铜官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开园[6]。

  (二)国外考古发掘情况

  1998年印度尼西亚“黑石号”沉船被发现,打捞出水了56 500件长沙窑瓷器,其中,大部分是碗,各类壶约700件,瓷器的装饰带有明显的域外文化元素。通过对出水文物的考察,推断其装货时间为唐代中晚期[7]。这一发现再度掀起学术界对长沙窑的研究浪潮。多年来,亚洲的日本、朝鲜、巴基斯坦和伊朗等国家的古遗址都出土了长沙窑瓷器,有利于进一步了解长沙窑瓷器的外销情况[3]。

  二、长沙窑的器型及装饰特征长沙窑创于唐而衰于五代,是我国釉下彩装饰的创始地,在“南青北白”的瓷器分布格局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对宋以后瓷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一)主要器型多年来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长沙窑瓷器,早期长沙窑瓷器的器型偏生活实用类,以碗、盘、壶、罐盂为主,风格较统一。后期器类增加,生活用具包括枕、洗、盏托等;此外,还烧制了镇纸、砚台、笔洗等文具和俑、猪、狗、鸡、鸟等瓷塑玩具[8]。由以上出土器型可知,唐代长沙窑作为民窑,其产品大多是以满足民众生活需求为生产目标,从早期的碗、壶等生活必需品,到后期的枕、文具、玩具,无一不体现了长沙窑盛行之广泛。

  (二)装饰特征

  1.装饰纹样长沙窑的装饰纹样丰富多彩,胎体装饰上较多采用贴花、刻画花、印花、镂空等。模印贴花的装饰方法使用较多,先用坯泥做成模印泥片,经过低温素烧,贴后施釉[9]。常见的纹饰有人物、婴戏、双鸟、双鱼、游龙、蝴蝶、立狮、荷花、葵花、葡萄等各种图案,在贴花上施一层褐色釉斑块以突出其装饰效果[8]。

  刻画方法常用在瓶、壶等器物上,用工具在胎体上划出由线条组成的各种纹饰,印花则多用于盘的内壁底部中心和瓷器的耳、柄上[10],镂孔在烛台、熏炉和器座、器盖上更常见[8]。彩绘装饰是长沙窑瓷器的一大特色。彩绘图案以花卉纹和草叶纹为主,绘画题材包括了人物、动物、花草、山水等[11]。图案线条流畅,纹样简明写意,反映了民众眼中的多彩世界[12]。诗文也是长沙窑瓷器的装饰手法之一。

  唐代长沙窑的工匠将自己对社会、对生活的各种感受和体验用文字书写在瓷器上[13]。工匠们使用模印、刻划、毛笔等方式,将文字书写在碗心或器物外壁,字体并不统一,而是根据工匠的书写习惯各有不同[14]。按照内容可将诗文划分为军旅、言情、劝诫、风景、文字游戏五大类别,主题广泛,语言通俗易懂,诗文形式短小精炼,更加口语化,表现了民众的情感与生活[15]。

  2.釉下彩与釉上彩长沙窑的彩绘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色料和色釉。色料主要有褐彩色料与绿彩色料,也就是釉下彩[16]。长沙窑的釉下彩瓷器是在岳州窑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运用得更加灵活广泛。釉下彩绘是在胎体上用毛笔作画,再覆盖一层透明釉,以1 300℃的高温一次烧成,通常与绘画的手法结合起来使用[13]。直接在胎体上施彩,可以描绘出精细的线条且不易晕染。

  釉下彩装饰出现在中唐时期,晚唐时期走向成熟[3]。初期的装饰形式是单一的褐彩,之后釉色种类发展到青釉、酱釉、黑釉、绿釉、蓝釉、黄地绿彩、黄地酱彩、黄地褐彩、黄地三彩和白地加其他彩釉[17]。色釉就是釉上彩,长沙窑的这一装饰方法吸取了唐三彩的技术,是指将一种或两种色釉施于另一种底釉上,按底釉可分为白釉与青釉两个系列。色釉装饰的图案绘制得较为随意,由于色釉与底釉相互浸润,导致线条晕散、边界不明,不能绘出精美的作品[16]。

  (三)外销瓷唐朝国力强盛,中外贸易频繁,长沙窑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其生产出来的瓷器不仅供国内使用,同时也远销海外。“黑石号”沉船中打捞出水了五万余件长沙窑瓷器,器型以碗、执壶为主,造型比较简单,使用釉下彩装饰,绘画题材包括花卉、树叶、云气、山水、诗文以及佛教题材的纹饰[7]。贴花装饰受到了国外装饰风格的影响,尤其是西亚地区。叶子树双鸟图、棕榈花纹、椰枣图案、寺庙图案、胡人舞乐图案等在瓷器上频繁出现,人物服饰也与中国传统的长袍大袖有所区别,极大地丰富了长沙窑瓷器的装饰手法,是中外文明交流的体现[18]。

  三、长沙窑兴起与衰败

  长沙窑的兴盛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从长沙窑的内在因素考虑,铜官一带蕴含丰富的瓷土以及充足的燃料,这是长沙窑兴起的必要条件。岳州窑成熟的制瓷技术也为长沙窑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此基础之上发明的釉下彩,成为长沙窑的特色。长沙窑地理位置优越,作为交通枢纽,为瓷器的流通提供了便利[19]。从外部环境来看,长沙窑的兴盛也与战争密切相关,北方的战争使社会遭受重创,大量人口往南迁移,为长沙窑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新技术[20],使长沙窑制瓷得到了飞速发展。

  同时,长沙窑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唐朝对外贸易的发展。长沙窑的初创是在初唐、中唐时期,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繁荣富足的经济条件为长沙窑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到了晚唐和五代时期,长沙窑的规模进入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兴起,长沙窑以扬州、泉州、广州为基唐长沙窑青釉褐斑贴花椰枣纹壶 地,向东亚、西亚各国流通,许多外国商人也到中国定制大量长沙窑瓷器,长沙窑的海外市场不断扩大[21]。

  长沙窑的衰落也与原料和战争相关。长沙窑瓷器制作所需的瓷土原料有限,到了后期,长沙窑瓷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质量明显下降,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战争导致的社会动乱,让民众流离失所、四处避难,商业发展受到阻碍,长沙窑瓷器也很难在市场上流通。与此同时,长沙窑的海外市场西亚也发生了战争,导致其对瓷器的需求量降低[21]。北宋时期,长沙窑的规模和文化内涵不如初唐时的境况,长沙窑走向衰落[20]。

  四、长沙窑的价值

  在唐代这样一个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长沙窑想要立足,需要具备充分的实力。长沙窑的兴起打破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其博采众长,吸收了各家优点,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格,多项发明均为之后瓷器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装饰技术创新釉下彩瓷是长沙窑的首创,虽然技术不成熟,制作工艺略显粗糙,但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用铜为呈色剂装饰瓷器的先例,为以后钧窑制作红斑乳浊釉瓷和景德镇釉里红瓷开辟了道路。彩瓷的出现打破了青瓷和白瓷的固有局面,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座里程碑。长沙窑装饰题材丰富,以诗词作为瓷器装饰,反映了民众的真实生活,开创了瓷器装饰的先河。使用西域题材装饰的瓷器数量庞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长沙窑在海外的影响力。

  (二)文化融合,承上启下唐朝国家强盛,经济繁荣,中外交流和通商频繁。瓷器在唐代已成为最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也大量销往海外。长沙窑凭借高超的工艺、独特的装饰艺术、实用的器形、低廉的价格,很快确立了它在外销瓷中的特殊地位,促进了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22],体现了中国古陶瓷在世界的地位以及对促进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积极作用,推动了唐朝经济的发展。长沙窑独创的制瓷技术也为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影响深远。

  五、总结

  长沙窑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独特的制作工艺、装饰技术无一不体现了唐朝长沙窑制瓷工人的智慧。长沙窑之所以能够如此兴盛,除了制瓷工人的高超技艺外,与他们开放包容的创新思维也密不可分。瓷器外销,不仅获得了经济效益,还吸收外来文化,为长沙窑的瓷器装饰技术带来了许多新意,在我国瓷器生产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佚名 .长沙瓦渣坪唐代窑址调查记 [J].文物,1960(3):31-32,67-70,84.

  [2] 陈万里 .建国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 [J].文物,1959(10):44-49.

  [3] 冯先铭 . 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 [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1):6-30,53,103-104.

  [4] 黄朴华 .湖南望城县长沙窑 1999 年发掘简报 [J].考古,2003(5):433-446,485-488.

  [5]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焰红石渚—长沙铜官窑遗址 2016 年度考古发掘出土瓷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6.

  [6] 长沙铜官窑:世界釉下多彩陶瓷发源地 [J].陶瓷科学与艺术,2015(2):42-43.

  [7] 陈克伦 .印尼“黑石号”沉船及其文物综合研究 [J].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9(4):10-17.

  [8] 冯先铭 .中国陶瓷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2):339-340.

  [9] 杨亦吾,梁习儒 .长沙窑陶瓷工艺特点 [J].中国陶瓷,1989(2):47-51.

  [10] 李辉柄 .略谈长沙窑瓷器的几个问题 [J].故宫博物院院刊,1985(1):70-73,77-101.

  [11] 王思阳 .中国境内出土长沙窑瓷器初步研究 [D].长春:吉林大学,2021.

  [12] 何清林 .唐代长沙窑诗画彩绘装饰研究 [D]. 株洲:湖南工业大学,2021.

  [13] 喻少英 .浅谈长沙窑瓷器的装饰艺术 [J].江汉考古,1994(3):83-85.

  [14] 方静仪 . 从“黑石号”出水瓷器看长沙窑诗文装饰特征 [J].文物天地,2020(12):66-69.

  作者:张冰俏(西北大学 文化遗产学院,陕西 西安 7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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