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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外来词造字音译初探

发布时间:2019-10-18 16:54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摘要]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大量音译外来词涌入到汉语词汇系统,此期西源外来词共有615个。在音译的多种方式中,造字音译是较为特殊且极具时代特点的一种类型,共计63个。这63个造字音译词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化学领域,此

  [摘要]清末民初是近代中国社会重要的转型期,受到西学东渐的影响,大量音译外来词涌入到汉语词汇系统,此期西源外来词共有615个‍‌‍‍‌‍‌‍‍‍‌‍‍‌‍‍‍‌‍‍‌‍‍‍‌‍‍‍‍‌‍‌‍‌‍‌‍‍‌‍‍‍‍‍‍‍‍‍‌‍‍‌‍‍‌‍‌‍‌‍。在音译的多种方式中,造字音译是较为特殊且极具时代特点的一种类型,共计63个‍‌‍‍‌‍‌‍‍‍‌‍‍‌‍‍‍‌‍‍‌‍‍‍‌‍‍‍‍‌‍‌‍‌‍‌‍‍‌‍‍‍‍‍‍‍‍‍‌‍‍‌‍‍‌‍‌‍‌‍。这63个造字音译词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化学领域,此外还有单位词及其他类别‍‌‍‍‌‍‌‍‍‍‌‍‍‌‍‍‍‌‍‍‌‍‍‍‌‍‍‍‍‌‍‌‍‌‍‌‍‍‌‍‍‍‍‍‍‍‍‍‌‍‍‌‍‍‌‍‌‍‌‍。通过探究其中的规律,进一步明确清末民初外来词传入和融合的特征。

  [关键词]清末民初;外来词;造字音译

中国语言学报

  一、清末民初外来词的基本类型及造字音译的含义

  汉语史研究中,“清末民初”指的是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1],此期受到社会剧变的影响,新事物不断涌入,借用外来语言成为一种必需的手段,这也正如王国维所说:“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而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矣。”[2]

  我们以能反映此期语言特色的经典著作和字词典作为语料来源,从中搜集并整理了“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词表”,在我们的统计范围内,此期西源外来词共有615个。从类型上来看,有关音译词的分类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我们这里采取刁晏斌在《现代汉语史》中的分类,将音译外来词分为:“单纯音译、谐音音译、造字音译、音译意译结合、音译+义标”这五类[3]。在这615个音译词中,属于造字音译的共计63个,占总数的10.2%,虽然从数量上来看不算太多,但它颇具特色,而且对外来词的翻译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造字音译”指的是“为了对应原词的音而兼表其所属的意义范围而另造新字”[3]251,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没有选取固有汉字而是另造新字,这主要是由汉语自身特点所决定。究其原因,汉字属于意音文字,它在表音的同时也兼具表义特性,尤其常用汉字更是如此。

  事实上,造字音译这种方式古已有之,例如“魔”,它出现在汉民族第一次大规模接触外来文化的阶段,即佛教传入时期,“魔”源于梵语“Māra”,最开始“Māra”是借汉字“磨”来对译,但“磨”是常用汉字,而且从石,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所以后南朝梁武帝另造新字“魔”,从鬼,明确了它的类属。这实际上就属于形意化的音译字,也就是“造字音译”。下面重点讨论这种音译方式。

  二、清末民初造字音译的类别及特点

  在我们的统计范围内,这63个造字音译词绝大多数都出现在化学领域,此外还有单位词及其他类别,下面结合实例分别说明。

  (一)化学术语与造字音译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化学元素不断被发现并被引介到中国,相对于普通词汇而言,它们本身具有抽象性和学术性,在对译时就更需要精确。我们知道,在19世纪末期已发现的元素有数十种,化学元素的名称作为一个系统大规模涌入,仅仅依靠旧词新义已经很难应对,所以造字音译这种手段应运而生。围绕化学术语的造字音译,先后出现了两种体系,我们分别进行说明。

  1.罗存德《英华字典》与化学元素命名。

  罗存德作为一名德国传教士,1848年来到中国,先后在香港、广州、日本等地传教行医。1866-1869年,他撰写了4卷本共2013页的《英华字典》(EnglishandChineseDictionary),并由香港“DallyPress”印刷出版。这部大型的双语字典代表了19世纪西人汉外辞典编纂的最高成就,对汉语、日语译词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抽旧绪,别出新诠,博采傍稽,合参互证”是对罗存德译词特色的精准概括。[4]139-146与当时的其他词典相比,罗存德并非一味求新,他创制的新词主要是对原有的汉字加以改造,这种改造根植于汉语本体,要么是在原有字形的基础上加以变化,要么是对原有词义进行扩充。

  具体说来,罗存德在《英华字典》第四册的序言当中专门探讨了化学元素的命名方式,他提到:“Itnowremainsforustoexplaintheprincipleonwhichwehavefoundsomeofthewordsusedinchemistry.TheChinesecharacterforelementis‘行’.Allwordscombinedwiththisradicalareplacedbetweentherightandleftdivisionofthefigureofthecharacter.Actinguponthisprinciplewehavenodifficultyinexhibitinginthesimplestformthenamesofmostofourelements.”(作者译:我们已经发现了化学中的一些术语,它们现在仍然可以作为一种规律存在。例如,英语中的“element”对应到汉语中即为“行”。根据这个规律,“行”可以分置到所有代表化学术语的汉字的左右两侧。

  据此进行操作,我们发现这个方法可以以最简便的形式来命名绝大多数的化学元素,而且是毫无困难的。)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罗存德认为化学元素如果对应到汉语中,可以统一用“行”这个字来表示,因为“行”是“thefirstorconstituentprincipleorpartofanything”,即“首要的构成原则”(《英华字典》第713页)。

  用“行”来表示构成世间万物的基本要素,显然是比附了中国人传统的“五行”观念,正是通过“行”这个字,罗存德开创了中国第一套元素译名。他主要以“会意”的方式来造字,绝大多数的元素名称都可以通过将某一汉字插入“行”中而轻易得到,例如:

  氧(oxygenium)——(读音为yang)

  炭(carbon)——(读音为tan)

  氯(chlor)——(读音为luh)

  碘(iodine)——(读音为lan)

  1860年,已知的元素共有63种,《英华字典》收录元素名称达到50个,其中使用“行”造字的元素则有21个。

  不过,该法虽然开创了化学元素命名的新天地,但是并未推广开来,究其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首先,由“行”字法造出来的元素名称,笔画繁复,形态很臃肿,所以不易识记与书写。化学元素是从西方自然科学领域引入的新兴名词,对于这种外来概念应采取简便的方式才有助于其融入汉语。其次,使用“行”来比附中国的“五行”,从表面上看是增加了“汉化”的因素。

  但是,自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行”已经不足以阐释西语中的“element”这个概念,例如合信《博物新编》第一章:“西人考究五类之元质,为数五十有六,五行原不足以尽之。”[5]54可见,这种造字方式虽然可以为化学元素进行较为系统的定名,但却缺乏科学的依据。再加之罗存德《英华字典》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反倒是在日本两次重印出版,以上种种原因均导致罗存德的尝试没有获得成功,影响力也有限。

  2.傅兰雅、徐寿《化学鉴原》与元素命名。

  在翻译方面,英国传教士傅兰雅是19世纪来华西方人士中贡献最大的。他在中国共生活了35年,曾先后在北京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并与中国科学家徐寿合译了《化学鉴原》,于1871年出版。该书大量创制化学元素的新名并广为流传,傅兰雅也因此被时人称为“今之仓颉”。

  傅兰雅在发表于1880年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一文中阐释了自己的观点,当时西方人普遍有一个看法,认为“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①,针对这个观点,傅兰雅提出:“盖明时利玛窦诸人及今各译书之人,并未遇有甚大之难,以致中止。”①

  事实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认为汉语有翻译西方概念的能力。傅兰雅针对化学元素名目的翻译摸索出了一套成体系、规范化的方式,即“以平常字外加偏旁而为新名,仍读本音,如镁、鉮、矽②等,或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如铂、钾、钴、锌等是也。”①他还明确指出“一字”原则:所有原质、多无华名,自必设立新者、而以一字为主、或按其形性大意而命之、或按西字要声而译之③。他所创造的新词创制方法对于化学元素的定名具有重要意义。据我们统计,这样的新造字可分为两类,在数量上具有差异,下面就结合这些新造字具体说明。

  首先,采取“平常字外加偏旁”方式的相对较多。该类基本都属于形声字,利用添加义符表示化学上的分类。譬如添加“金”字旁表示的是“金属”类,如“钙”“锆”“镓”“镁”等;加“石”字旁的表示的是“固态非金属”类,如“砷”“碳”“硅”等;添加“气”字头的表示的是“气体”,如“氧”“氦”“氩”等。值得一提的是,使用气字旁的新字并非傅兰雅所译,在《化学鉴原》中仍写作“养气”“轻气”,而“氧”“氦”等新造字是在益智书会1899年公布的《协定化学名目》中首次出现的,在1912年则成了教育部所规定的“部定字”。

  其次,“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方式的数量较少,这些字均在古汉语中已经出现,但有的字使用频率较低,甚至久已不用,因而具备“灌注新义”的条件‍‌‍‍‌‍‌‍‍‍‌‍‍‌‍‍‍‌‍‍‌‍‍‍‌‍‍‍‍‌‍‌‍‌‍‌‍‍‌‍‍‍‍‍‍‍‍‍‌‍‍‌‍‍‌‍‌‍‌‍。例如“铒”,《玉篇》释为“钩”,它是古代一种钩形饰物,此物由于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该字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而“铒”代表的元素“erbium”,它的后缀“-ium”在元素命名中大多表“金属”,而除去后缀音译过来就类似于汉语中的“er”,所以给“铒”添加新义用于表示元素名,还是合情合理的。与之类似的还有“钌”(以金属装饰器物,如“钌辔”)、“镉”(古代炊器,三心空足,同“鬲”)等。

  从这两种类型中我们可以看出,傅兰雅造新字的方式更易为中国人所接受,不管是哪一类,都有一定的理据性,较成体系,所以这也是他的元素译名能够留存至今的原因。

  (二)度量衡单位与造字音译

  体现度量衡单位的新造字非常具有典型性,下面一并进行分析。

  “呎”“吋”“哩”“唡”“呏”这五个新造字均表示计量单位,“呎”即“英尺”,“吋”即“英寸”,“哩”即“英里”,“唡”是重量单位“盎司(ounce)”的新造字,而“呏”是容积单位“加仑(gallon)”的新造字。这五个字中,前三个是来自日语的原语借词,后两个是国人自造词,虽然来源不同,但日本人的自造汉字也依据的是汉语造词规律,因而具有相通性,这里一并来说。这五个字的读音与它们右侧的声旁相同或相近,左侧均添加了“口”字旁。

  当时的译者使用“口字旁”来表义,这其实属于一种特殊的造字音译的方式。《说文》:“口,人之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属皆从口。”但是,“呎、吋”等从“口”之字与饮食并不相关,所以这里“口字旁”的表意与《说文》并不相同。事实上,添加“口字旁”来造字可能最早出现于东汉佛经翻译时期。宋代郭忠恕曾说:“钵啰护噜之文,内典加口而弹舌”④,对于佛经中的“弹舌”,他这样解释道:“佛经真言弹舌者多非本字,皆取声近者从口以识之。”④

  我们从中可以推断,佛经中添加“口字旁”的新字当属于音译字,例如译经中常见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咩吽”等,它们的语音与字右侧的发音近似,但是为了标明外来身份,所以添加了“口字旁”构成新的音译字。佛教中有大量的真言咒语,这都促使这种音译字的不断发展。举例来说,“哩”顾野王《玉篇·口部》释为:“哩,出《陀罗尼》。”

  “陀罗尼”在佛经中类似于长咒语,“哩”在“陀罗尼”中很多用,并且在后世其他的音译词中也多次出现,例如译经中常见的“阿密哩多”(Am?傳Vta,即甘露)、“底哩三昧耶”(Trisamaya,“底哩”即梵语中的“三”)等。严格来说,“哩”在佛经中早已出现,所以它并非是为了对译“英里”而新造的音译字,但“哩”是利用添加“口字旁”而形成的,这也符合我们所说的规律。

  这种新造音译字(即添加“口字旁”表义)的方式一直沿用下来,在清末民初也有所体现,而且在创制的过程中还添加了译者的主观心理。1840年的鸦片战争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帷幕,虽然这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程度,但同时也打碎了当时封建的清王朝自尊为“天朝上国”的美梦,这种社会的变革投射到对外来语言的引介上,就可能出现几种倾向,一方面,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经世派人士,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开始积极引介西方的新兴概念和科学技术,而另一方面,人们对外来事物却有着一种本能的抵触心理。

  例如,书写国家名称时,一般都要加“兽”字旁或者“口”字旁表示“非我族类”这样的心理[6]。方维规曾说过:“……根据通常的观点,这里的‘口’指的是动物的而不是人的嘴巴。在这样一种造词结构下,它很明显地涵括了人们所流露或暗示的印象,其特定的情感价值。”[7]104以英国为例,它在鸦片战争中侵占中国东南部沿海的城市,并且还迫使香港被割让出去并成为其殖民地,这让整个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当中,所以中国人对英国抱着一种本能的排斥的心态,因而“英吉利”(England,英国)被改译成“咭唎”。

  与之类似的,许多西方国家的名称均以加口字旁的方式进行了对译,例如“美利坚”(America,美国)被译为“咪唎坚”⑤,“法兰西”(France,法国)被译作“咈哂”⑥,“荷兰”被译为“嗬”⑦,还有的外国人名也遵循了这个规律,例如出现了“喳啵啷”“啵啷哑哩”⑧等名称。事实上,以上国名、人名所涉及的许多用字都是在古汉语中从未出现过的,但是通过添加口字旁间接反映一种来自异族、异类的造字心理还是较为普遍的。

  同样的,“尺、寸、里、两、升”是中国传统的计量单位,它们所表示的单位大小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当外来文明传入之后,基于一种积极进步的考虑势必要对它们进行科学的翻译,但是国人对西方文明又抱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所以在中国固有单位的基础上添加“口字旁”,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而又微妙的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造字在后来均发展出了其他音译形式,从它们的变化也能看出其来源的不同,来自日语的“呎”“吋”“哩”采取的是由音译缩略语素“英”作为偏语素,后面添加汉语原有单位“尺、里”构成音义结合的新词,如“英尺”“英里”等;汉语自造的“唡”“呏”则采取了单纯音译的形式,如“盎司”“加仑”等。

  (三)其他新造字

  其他新造字的数量不多,还有“啤”“镑”等,它们都是利用形声法而造的新字,我们试举几个典型词例进行分析:

  【啤】

  “啤”源于英语“beer”。我们知道,“beer”在当时还有其他翻译形式,如“比耳、比耳酒、麦酒”等,从“比耳、比而酒”发展到“啤酒”,其实体现了汉语音译外来词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外来语素的产生及再构词。具体来说,“比耳”是beer的单纯音译形式,从外形来看,人们难以了解它的含义,为了表义明确,可以在音译形式后添加义标,构成“比耳酒”。

  而“啤”则是为了对译beer而造出的新字,其左面“口字旁”表义标,右面声旁表音,由于它是汉语新出现的字形,具有浓郁的外来色彩,让人一看便知其源于国外。而且,与“比耳酒”相比,“啤酒”更符合汉语以双音节为主的特点,因而该词也取代了其他形式,并一直留存到了今天。

  虽然“啤酒”这一名称早已有之,但纵观19-20世纪多部双语词典,仍有将beer译作麦酒、大麦酒、苦酒的例子,可见该词仍未达到人所共知的程度。直到20世纪20年代开始,“啤”才逐渐参与构词,例如1926年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这乡间每‘望’都为你储有上好的新酿,黑啤如太浓,苹果酒、蕃酒都是供你解渴润肺的。”

  这里出现了“黑啤”一词,由于它在同时期的文献中仅出现1次,所以很难说此句中的黑啤究竟是词还是“黑色的啤酒”的缩略形式,但是可以看出,“啤”已具备作为语素参与构词的条件。后世随着该词使用频率的提高,“啤”也逐渐由无义音节向语素转化,当其又与其他语素构成新词时,实际就完成了语素化的过程。在今天,“啤”也成了汉语中典型的外来语素,由其也构成了众多词语,如“黑啤、扎啤、干啤、淡啤、冰啤、生啤、听啤、罐啤、散啤、青啤、燕啤”等。

  【泵】

  “泵”字明代既已出现,最早有明确的注释当出自清钮琇的笔记体小说《觚剩》中的“粤觚”一节,文中提到“粤中语少正音,书多俗字……其字之随俗撰出者,如水之矶激为‘泵’,音聘。”可见,“泵”最初是个会意字,从石、从水。后来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二又出现了“大浪泵”一词,他对“泵”的语音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字典音聘,土音蚌。”

  可见由于受到方音的影响,“泵”的语音很可能转化为了“bèng”。清末民初,它开始作为英语“pump”的翻译形式而存在。虽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泵并非是新造字,但由于其发音特点,再加之它在近代汉语中较为少用,这些原因都促使其成为pump的音译用字。有意思的是,泵经常出现在现代的字谜当中,如“当谜面是‘泵’时,打一四字成语”,由于“泵”是上“石”下“水”的结构,隐含着水的高度下降了,水下之石就会露出来的含义,谜底便是“水落石出”,而这恰与“泵”的功用相一致。

  另外,我们再简述几例:

  “镑”:它是英语“pound”的音译新造字,“镑”右边声旁表音,而左面的“钅”旁在汉语中往往与金属货币相关,这也提示了“pound”是一种货币单位。

  “”:它对应的是英语中的“rhea”,该词音译过来为“鶆”(即美洲鸵),其中“鶆”这一字形在上古时期既已出现,指的是一种鹰,“”则直到清末民初才出现。

  三、结语

  本文对清末民初颇具特色的造字音译词做了分析,它们虽然数量较少,但具有特殊性,通过对它们的探讨,可以明确汉字在对译外来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并得到规律性的认知。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还会进一步对清末民初西源外来词的其他类型进行考察,从而了解它们传入并融合到汉语词汇系统的全部过程‍‌‍‍‌‍‌‍‍‍‌‍‍‌‍‍‍‌‍‍‌‍‍‍‌‍‍‍‍‌‍‌‍‌‍‌‍‍‌‍‍‍‍‍‍‍‍‍‌‍‍‌‍‍‌‍‌‍‌‍。

  语言方向论文投稿期刊阅读:《中国语言学报》(年刊)1984年创刊,中文,16开,出版地:北京市,是国际性中国语言学刊物,是目前唯一以中国语言学为研究对象的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高水平SSCI学术刊物。本刊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双百方针”,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和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交流科技成果,促进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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