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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责任与改革发展:浙江省新华书店70年发展回望

发布时间:2019-11-29 16:5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本文立足于计划经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整体背景,按照时间序列,回顾浙江省新华书店的发展路径,总结其发展规律及特征:浙江新华坚守文化责任、扎根市场经济,坚定主业发展、坚持科技引领,建立先进高效的现代经营运行机制,走了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

  [摘要]本文立足于计划经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整体背景,按照时间序列,回顾浙江省新华书店的发展路径,总结其发展规律及特征:浙江新华坚守文化责任、扎根市场经济,坚定主业发展、坚持科技引领,建立先进高效的现代经营运行机制,走了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浙江经验的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展望和研讨了新华书店未来主要发展趋向,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揭示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新华书店的发展历程和发展特征。

  [关键词]新华书店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改革发展文化责任70年(1949-2019年)

国家人文历史

  杭州于1949年5月解放后,第一家浙江省新华书店(以下简称浙江新华)在杭州西子湖畔正式营业。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浙江新华肩负着思想宣传与文化传播责任,与时代同频、与浙江共振,着力改革与发展,不断做大做强做优主业,在全国新华书店发展队伍中名列前茅,发展出了一条体现时代特征、具有浙江新华特色的道路。文章将浙江新华的发展置于中国图书发行业在计划经济30年和改革开放40年的整体背景之下,按照时间序列,回顾发展路径,总结发展规律及特征,展望未来发展趋势。

  1前三十年(1949—1978):计划经济年代的新华书店经营发展

  1937年4月24日,新华书店在革命圣地延安创建,在抗日战争中壮大,到解放战争中,跟随着解放大军南征北战,红旗插到哪里,新华书店就会出现在哪里,从事解放区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

  5月6日,华东新华书店总店(设在山东)随军南下中队的一支分队进入杭州城。5月16日,浙江新华书店成立,同日,第一个门市部在西子湖畔开业。随着各市、县的解放,全国各地陆续建立了新华书店。1950年,国家出版总署《关于统一全国新华书店的决定》指出,“浙江新华书店”更名为“新华书店浙江分店”,对全省市、县新华书店行使统—领导和管理职能,建立了全省统一经营管理的发行体系。

  随后,根据出版总署1950年10月发布的《关于国营书刊出版、印刷、发行企业分工专业化与调整公私关系的决定》,浙江分店分离了出版、印刷业务,成为单一的图书发行机构。1952年1月,原浙江分店门市部移交杭州支店,浙江分店成为全省图书发行管理和浙江版图书与租型图书的总发行机构。1956年1月,浙江分店归属省文化局领导,原由浙江分店统管的支店人事权转由各市、县政府管理,1958年7月又将支店的财、物管理权全部下放给当地政府,浙江分店改称浙江省新华书店,各支店改称市、县新华书店。1958年,浙江省新华书店同浙江人民出版社合署办公。

  1962年,浙江省新华书店单独建制,市、县新华书店改由浙江省店与当地文化行政部门双重领导,业务、财务由浙江省店管理。“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新华书店系统体制、机构受到冲击。1970年9月,省出版事业管理局成立,浙江省新华书店与省文化局脱钩,成为省出版事业管理局的一部分。

  1971年1月,市、县新华书店财权下放给各地地方政府。1978年1月,浙江省店恢复单独建制。在计划经济的三十年中,浙江新华跟全国新华书店一样,管理体制几经变更,但是红色基因代代相传,一直作为党和国家思想宣传和文化传播阵地,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建立了计划经济下的经营体系,在浙江发行事业中发挥着一家独大的重要作用。

  1.1以门市网点为阵地,坚守文化传播社会责任

  浙江省新华书店第一个门市部开业时,陈列销售的主要品种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工商政策》《小二黑结婚》等解放区革命书籍和刊物。《浙江日报》报道说:“很久没有见过这么伟大动人的场面,有这么多热衷求知的男女们拥塞在新开张的新华书店里进行大规模抢购书籍的活动”。自此,浙江新华书店成为向浙江人民宣传党的政策,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

  1950年11月,浙江分店在《改进和开展书刊发行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中明确新华书店系统实行统筹统支方案,确保全省建立网点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各地政府的支持下,新华书店在当地城市中心位置及部分大乡镇建设门市部,新华书店与百货商店、供销社一起构成当地商品供应的“三足鼎立”之势,成为人民群众守望精神家园、享受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

  1.2送书上门,广泛开展流动供应与单位团购

  一个县域仅有一个新华书店门市部,显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对图书和知识的需求。在1950年11月,浙江分店认为流动供应对开展业务有决定性的意义,要求各店必须做好这一重点工作。书店员工不辞辛苦上山下乡、送书上门,广泛开展流动供应。同时,在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代销处,协助建立农村、城市图书室;在机关、团体、学校、居委会组织寄销,并在失业贫苦知识分子、店员、小商贩、租书摊中发展推销员。

  此外,还依靠党政机关,通过行政力量组织发动销书、购书运动,如在发行《婚姻法图解通俗本》时,浙江分店根据省委宣传部关于普及婚姻法宣传的要求,给各地党委宣传部发出信件申请协助发行工作,要求做到每户一册、干部人手一册。期间也有地方出现了摊派购书的现象。全省新华书店业务迅速发展,1951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比上年全年增加3倍。

  1.3联合农村供销社,做大农村图书发行

  1951年7月,根据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联合总社共同签订的《关于书刊发行工作的协议》,各地新华书店和供销社共同努力,基层供销社开始普遍开展书刊代销业务,全国范围内的农村图书发行双轨制逐步形成。至1977年底,浙江新华拥有供销社及商业部门网点3188个,成为农村图书发行的主要力量。

  1.4全力以赴做好教材发行,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1949年7月,建店后的浙江新华书店立即着手解决解放后第一个新学年中小学课本的供应工作。遵循中共中央宣传部对私营书店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浙江新华联合杭州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等成立了浙江省教科书联合发行所,委托上海印制供应教科书,在部分尚无新华书店网点的市、县则由教科文部门负责发行课本,满足了全省秋季中小学课本的需要,保证了准时开学,为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新政权做出了贡献。

  1951年3月,新华书店总店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教科书出版工作与课本发行会议。为保证课前到书、及时供应,会议明确了社、店职责,并决定分区域印制中小学课本,实行“先远后近、先山区后平原”的发货原则。按照全国中小学教科书发行的这一体系,浙江新华始终高度重视教材发行工作,全力以赴做好征订、进发货、配送到校,确保每学期完成“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政治任务,保障了全省中小学新学期的教学秩序。

  2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1979—1988):试水市场经济,大胆探索出典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市场经济体制第一阶段。1979年1月,财政部、国家出版局发出《关于恢复县(市)新华书店财务由省、市、自治区统一管理的联合通知》。

  同年,省出版局、省财政厅联合发出《关于浙江省新华书店系统利润留成试行办法》,明确各地新华书店必须对企业经营成果负责并试行企业利润留成50%,至1983年财政部对企业实行利改税,将企业的财权进一步扩展,帮助企业提升自我发展和自我改造的能力,推进了新华书店系统的改革和发展。针对日益突出的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三难”问题,1982年7月,根据文化部《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建立以新华书店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多条流通渠道、多种购销形式、少流转环节(简称“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发行网络为主要内容的发行体制改革目标。

  1988年5月,中宣部、新闻出版署发出《关于当前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将图书发行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确定为建立和发展开放式的、效益高的、充满活力的图书发行体制,提出了“三放一联”的改革思路,即:放权承包,搞活国营书店;放开批发渠道,搞活图书市场;放开购销形式和发行折扣,搞活购销机制;推行横向经济联合和发展联合经营活动。浙江新华在这十年间,身处图书发行改革初期,特别是在浙江市场经济大潮中,敢为人先,做了诸多探索,积累了不少成功案例和先进经验。

  2.1经历《飘》的出版风波,在书业改革初期打头阵

  1979年春,省店业务负责人去上海发行所组织货源,手抄了古旧书版本目录部分品种清单,回来向省出版局汇报。省局决定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飘》。《飘》上册于1979年10月开始印制。全国书店和广大读者皆因此书出版而兴奋不已,十多个省级新华书店派人来要货,全国订货数一路飙升到60万册。然而就在紧接着准备印制中下册的时候,引发了一场“《飘》到哪里去?”的全国性批判与争议,并停止了该书的出版印制发行。

  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6月会见美国代表团,在谈到《飘》时对《飘》在中国出版给予肯定,一场批判风潮终于得以平息,《飘》的发行量大幅上升。浙江新华此后又在出版或重版其他精品种类图书领域不断探索并最终取得成功。通过出版发行畅销图书,浙江新华与各省新华书店将进货图书加以交换,浙江省的“书荒”现象因此得到有效缓解,浙江出版发行改革的影响也在全国出版发行界迅速扩大。

  2.2试行社店联合寄销制,实现图书购销形式新突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经销模式只实行一种包销制,销售不完的存书损失全部由基层新华书店负担,导致新华书店不敢进货、出版社发不出书、读者买不到需要的书。针对这一瓶颈,1982年,浙江新华开始试点浙江版图书社店联合寄销制,凡浙江出版社出的图书,对基层新华书店全部实行寄销;同时要求基层新华书店预测市场需求、足量备货,积极宣传推销;如有卖不完的图书,可以全部退还给省店,并由省店与出版社对半共同负担。浙江社店联合寄销制在海宁、衢州两店试点后,图书销售迅速上升,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对缓解当时社会上的“买书难”问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6月份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上,浙江新华介绍的这一做法和取得的成效,引起震动,被誉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图书购销形式的第一次新突破,为行业提供了一种新的经销模式。同年7月10日,根据文化部的《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工作的通知》,建立“一主三多一少”的图书发行网,其中的多种购销形式即推广寄销和试销。

  2.3探索多种联合出版发行机制,尝试重点品种社店共同投资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结合了历书记事与年画艺术的挂历开始普及,市场购买需求急遽上升。1983年4月,浙江新华与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西泠印社等出版社联合,首开展样宣传订货会之先河,在杭州召开第一次浙版年画挂历全国展样宣传订货会。在此后的几年中,由于浙版年画挂历品种、选题不断翻新,浙江新华发货质量可靠,社店联合推销得力,浙版年画的声誉及市场占有率迅速上升,在全国名列前茅。

  1988年,浙江省新华书店与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以“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原则,尝试社店共同策划、共同投资、合作出版大型连环画丛书《世界童话名著》,出版后在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联合举行首发仪式。这一合作模式立足挖掘市场需求、降低经营风险,充分激发了出版、发行环节的积极性,丛书总印数达到21万套、168万册,被评为1988年“中国图书奖”,成为浙江版“双效统一”的最佳优秀畅销图书之一。此后,浙江新华继续发挥贴近市场、贴近需求的优势,灵活开展《孙子兵法》连环画独家发行、生活类图书总代理等多种社店合作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经营效益,在当时全国新华书店批发业务中占据了较高的份额,并有了较大的影响力。浙江成为当时图书出版发行走向市场经济的排头兵。

  3改革开放第二个十年(1989—1998):清醒认识能力危机,自练内功打基础改革开放前十年的发行体制改革,冲破了计划经济体制,搞活了图书流通,更好满足了读者需求。但新华书店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流通格局被打破,民营书店崛起、参与市场竞争,出版社自办发行兴起、产销见面。在实行放权承包后,有的新华书店的经营面积、门市出租面积出现缩小现象,随之而来出现经营短期行为,直接导致了新华书店社会形象受到损害,主业经营能力被削弱。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浙江新华敏锐地领悟到这一新理论,提出组建现代企业集团是省级新华书店改革的方向与前进的道路,重点是省级新华书店经营机制的转换和服务功能的升级。

  4改革开放第三个十年(1999—2008):集团化、连锁化、网络化发展1999年9月,十五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浙江省委、省政府于同年11月制定贯彻落实的实施意见。经过自我改造、自我提升的浙江新华紧紧跟上整个社会经济改革的步伐,根据浙江省省属企业改革领导小组批复精神,迅速于1999年12月28日组建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各个县、市的新华书店都是分散、弱小、独立的,而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以资产为纽带,以人、财、物关系的梳理为基本手段,最终成功整合了市、县新华书店的资本和经营。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上于2003年6月召开,会议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列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首批试点单位之一。浙江新华实现了“事业单位转向企业单位”的整体改制。2008年,在中宣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四家单位的评选下,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成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优秀企业”。

  在这十年中,浙江新华肩负着文化传播使命和文化产业发展责任,一手抓改革,一手抓发展,建设优越的技术平台和高速有效的现代经营运行机制,与此同时,不断提升与改进新华书店门市的经营与运转方式,在文化体制改革领域成为的先驱,走上集约化、连锁化、网络化的规模经营途径,驶入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快车道。

  4.1研发第二代信息管理系统,从单店管理走向集团化ERP浙江新华于1999年下半年开始,启动程序开发、需求调研和架构设计等项目,主要针对新一代信息管理系统的集团化、网络化、连锁化的发展与应用状况,与此同时,企业自身的书目信息标准化建设也就此拉开序幕,书业行业产品信息资源得到整合,字段丰富、信息完整的标准书目库最终实现建立,以解决因出版业书目信息不统一给经营管理和信息交互带来的难题。

  2001年3月,新一代的集团总部中盘信息管理系统,在教材图书批发与零售、物流运转、财务结算等各环节同时上线,随后,新一代基层店POS销售信息管理系统也开始上线运行。由此,浙江新华的第二代信息管理系统,从单店管理走向集团ERP,集团总部与基层书店的所有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通过网络化全部整合到一个计算机信息管理平台上,确保了信息共享和有效地对称流动,整个集团库存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信息一体化的管理模式得以实现,从而为接下来的连锁经营机制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5改革开放第四个十年(2009—2019):步入产业化提升发展这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变化最大的十年。一方面,中央提出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的部署和要求,给出版发行业带来了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同时大集团的组建、资本市场的介入使得图书行业的市场竞争和企业发展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另一方面,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阅读习惯,网络销售、数字出版和知识服务等使传统出版发行业面临着技术革命的危机。在这个传统与现代接轨、市场与技术冲击、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文化产业大融合时代,新华书店提出了转型升级。自“十二五”开始到“十三五”期间,浙江新华继续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企业发展为第一要务,以调整和优化结构为主线,坚定主业发展,坚持科技引领,实施和深化“三走一提升”经营战略,以创新求突破、做增量求规模、抓落实求效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6发展的路径特征与未来展望:实体书店转型升级新阶段

  6.1浙江新华发展的路径特征浙江新华,是全国新华书店的一个部分,也是中国出版发行业的一个环节。回望浙江新华70年的建设、改革与发展,可以看到中国出版发行业的建设、改革与发展的缩影。浙江新华坚守文化责任、扎根市场经济,坚定主业发展、坚持科技引领,建立先进高效的现代经营运行机制,走出一条具有时代特色、浙江经验的发展之路。我们总结其发展路径、经验及特征,以期得出一些对中国新华书店乃至出版发行行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和启示。

  6.1.1践行初心,始终担负着文化传播主阵地的使命从诞生伊始,浙江新华一路不忘初心,始终践行文化传播使命。作为党和国家重要的思想文化宣传阵地和窗口,浙江新华高度重视领袖著作、政治读物和教学用书等发行工作。作为传播知识文明的重要场所,浙江新华给读者带去了无数的知识读物,成为浙江人守望精神家园、知识改变命运的向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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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人文历史》2010年创刊,是一份集事实政论与人文历史于一体的资讯类杂志,刊物依托人民日报特有的时政优势和丰富的报道资源,以“读时事历史,揽天下风云”为宗旨,立足时事,钩沉历史,纵横中外,斟酌古今;为学术界搭建话语平台,为新锐者提供思想阵地,为文史爱好者营造精神家园,打造有趣、有味、有用的精英历史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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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责任与改革发展:浙江省新华书店70年发展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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