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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书院的师生关系与学脉传承

发布时间:2019-12-03 17:26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书院在宋代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期,书院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私学中的良好师生关系,师生相交以道、共进于道,互相砥砺。为师者,德业并举,阐扬圣道,培育圣贤,门人弟子则安学亲师,延续学脉。光大师说,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既是书院教育特色,也是

  摘要:书院在宋代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期,书院教育家继承和发展了先秦以来私学中的良好师生关系,师生相交以道、共进于道,互相砥砺‍‌‍‍‌‍‌‍‍‍‌‍‍‌‍‍‍‌‍‍‌‍‍‍‌‍‍‍‍‌‍‌‍‌‍‌‍‍‌‍‍‍‍‍‍‍‍‍‌‍‍‌‍‍‌‍‌‍‌‍。为师者,德业并举,阐扬圣道,培育圣贤,门人弟子则安学亲师,延续学脉‍‌‍‍‌‍‌‍‍‍‌‍‍‌‍‍‍‌‍‍‌‍‍‍‌‍‍‍‍‌‍‌‍‌‍‌‍‍‌‍‍‍‍‍‍‍‍‍‌‍‍‌‍‍‌‍‌‍‌‍。光大师说,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既是书院教育特色,也是书院精神的源泉‍‌‍‍‌‍‌‍‍‍‌‍‍‌‍‍‍‌‍‍‌‍‍‍‌‍‍‍‍‌‍‌‍‌‍‌‍‍‌‍‍‍‍‍‍‍‍‍‌‍‍‌‍‍‌‍‌‍‌‍。师生和谐互动推动了学脉的传承,开创了一代学风。研究宋代书院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对构建新时代师生关系,传承学术,引领社风等方面均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宋代;书院;师生关系;学脉传承;师道;学派;教化

师生关系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师道问题一直受到关注,其中的师生相处之道也受到重视。从孔子开始,历代众多教育家就留下了关于师生相处之道的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后世留下了师生感情笃厚、和谐相处、共进于道的典范。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教育理念并未能完全落实于后世实际的教育活动当中。到宋代,官学中的师生关系出现了种种问题。有鉴于此,宋代的一批学者在书院教育实践中,努力重建师生相处之道。他们秉承孔子以来重视师生相处之道的传统,以对道义的共同追求为基础,培养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毛泽东曾高度评价为“师生感情甚笃”[1]。这种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对书院的学脉传承意义重大。

  一、书院教育家对师生关系的认识

  从历史源流中观察古代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教育家在处理师生关系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和树立了典范。孔子与弟子们朝夕相处,相交以道,亦师亦友。在对“道”的切磋探讨中,学生直言不讳,教师循循善诱,相互之间感情深厚。这种纯粹质朴的师生关系为后人所敬仰,以此为基础,也形成了师生之间相交以道、教学相长、师生关系密切的传统。先秦以降,特别是隋唐以来,古代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到宋代,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书院教育家希望正本清源,重新审视师生相处之道。

  首先,书院师生继承孔子以来的传统,强调师生是一种以“求道”为目标的道义共同体。众所周知,隋唐儒学延续了两汉经学重章句训诂的传统,不重视对经书义理的探讨。“人知训诂而不知经,断折其言而不顾理,散而为章句,窃而为进取之术,君子不以为成德,小人假以文奸言。”[2]这种教育状况在官学尤为明显,故为学人所批判,“吾学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奋。……万物皆有理,若不知穷理,如梦过一生”[3]321。宋代教育家持义理之学的立场,反对附会先儒传注遗言,要求在教育中轻考据重义理,强调“义理有碍,则濯去旧见,以来新意”[3]321-323。只有穷究义理之本源,才能广大圣人之道。正所谓[4]:

  道义者,身有之,则贵且尊。人生而蒙,长无师友则愚。是道义由师友有之,而得贵且尊,其义不亦重乎!其聚不亦乐乎!

  天地间最尊贵的是道,最贵重的是德,要具备良好的品德,必须得到良师益友的帮助,因此良师益友的帮助是人们摆脱蒙昧,合乎道义的关键。由此可见,他对师生关系的定位非常明确,就是要相交以道、共进于道。

  强调师生之间相交以道,以道义相劝勉,成为宋代书院教育实践特色。受追名逐利的社会风气影响,官学成为声利之场,教师“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5]3363,“其师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学,则皆忘本逐末,怀利去义”[5]3363,师生相处之道失去了道义基础;另一方面,师生感情淡漠,官学系统之中“教养无法,师生相视,漠然如路人”[5]3812,师生关系已经出现很大问题。因此朱熹、陆九渊等书院教育家在其书院教育实践中,特别强调师生之间相交以道。

  朱熹批评当时官学教育汲汲于利欲而忽视了对道义的追求,“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5]3783。教师应该以道义、品德、气节感染和引导学生,而不是忘本逐末、怀利去义。陆九渊也认为,师友是为学者的品德修养提供帮助、指导的人,因为有了师友的辅助、提携,学者才能不断取得进步:“自古圣人亦因往哲之言,师友之言,乃能有进。况非圣人,岂有自任私志而能进学者?”[6]他们的这一认识,强调师生关系的道义原则,为书院师生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其次,宋代书院教育家强调教师应当以高尚的道德情操、深厚的学术素养感召、吸引学生,在此基础之上形成一种融洽的密切互动的师生关系。《礼记·学记》中有“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7]之说,这一原则也为宋代书院教育家普遍认同。程颐在为程颢所写的《行状》中就谈到,程颢待人接物堪称楷模,加上其学术精湛,教学循循善诱,讲授得法,使人心悦诚服,受益良多,因而吸引了大批学者从学[8]:

  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应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学者舍近而趋远,处下而窥高,所以轻自大而卒无得也。

  从程颐的叙述中可以看到,他们非常重视教师的品德和学问,认为教师的人格,会对学生产生强大的感召力、吸引力,从而形成一种牢固的师生情谊。陆九渊也谈到,他教授生徒,就是要真正从内心深处触发其求道明理、涵养本心的志向,使学生受到感召,而后以此为基础,师生在融洽、和谐的氛围中切磋、探讨、交流。书院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来源于教师自身。书院从普通教师到山长,其选聘颇为严格,“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9]。

  学高为师,德高为范,这就为良好师生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总体上看,在宋代书院教育家看来,书院师生关系的定位应该是:师生为了希圣希贤、阐扬圣道的共同目标而群居共学、相与讲习、共同研讨,教师以其人格魅力、深厚学养吸引、感召学生,而学生也将教师视为求道之路的导引者乃至圣人之道的体现者。师生之间关系密切,感情笃厚,亦师亦友,切磋砥砺,共同朝着明理求道的目标迈进‍‌‍‍‌‍‌‍‍‍‌‍‍‌‍‍‍‌‍‍‌‍‍‍‌‍‍‍‍‌‍‌‍‌‍‌‍‍‌‍‍‍‍‍‍‍‍‍‌‍‍‌‍‍‌‍‌‍‌‍。

  二、书院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

  (一)书院教育旨在求理明道,这是师生关系的纽带与基石

  李久学:宋代书院的师生关系与学脉传承求理明道本是古代教育的根本宗旨。对此,宋代著名教育家朱熹就这样说:“观古者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5]3587教师教育学生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是修身明理。但是隋唐以来,随着科举制和官学的紧密结合,古代官学教育逐渐成为士人追名逐利的场所。宋宁宗时期,有大臣上奏[10]:

  臣闻上之开设学校,贵乎教养之两尽;下之讲明学问,贵乎师生之相资。师生日亲,则教养无愧矣。……今乃不然。臣不欲悉数其故,长贰有兼识,间不入局,则学官足才及直舍,而旋即命驾矣。不闻延见佳士,尚何考德问业之可望?还舍既不许接见生员,自应质疑辩惑之无因。规矩昭揭,固非所以绳善类也。不肃则逾者无所忌惮。出假者节,盖欲其一意肄业也。不检者乃肆行而自贻伊戚。

  臣僚指出官学中的教师和学生尽坏规矩,教师不能严格管理、尽心教授,学生放任自流、滥竽充数,已经违背了朝廷开设教育的目的和宗旨,也无法达到预期人才培养的目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也就更加无从谈起了。

  正是基于对官学教育的深刻反思,宋代书院教育注重个人的心性道德修养,书院教育家把自身的理想和社会现实需要紧密结合,丰富了教育内容,承担起新的使命。书院的教育活动是师生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的互动过程,求理明道是这一过程的主线。他们开明宗义,批判官学不以明人伦为本。正如[5]3363:

  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

  越是对官学以猎取功名利禄为目的之教育进行批判,越是提倡秉承师教,追求德行道艺。于是教师普遍重视内圣之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11],注意在精神世界和行为操守上不断提升自我修养,崇尚以身作则,用自身的行为去引导学生。书院教育家认为教师应为生徒树立榜样,通过自身修养传递君子之道,培育圣贤,教师自身首先要以圣贤之道要求自己,生徒从内心深处对教师品德予以高度认可并把老师作为学习榜样,形成教师人格感召的力量。

  朱熹在《石鼓书院记》中,对书院教育的办学宗旨作了具体阐述,批评官学不注重德行道义,“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皆未尝试考德行道义之素。其所受授,又皆世俗之书,进取之业,使人见利而不见义”[5]3782。倡导书院要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办学宗旨,引导学生以求理明道为读书之目的。

  张栻主持岳麓书院期间在讲学时提出“学者潜心孔孟,必得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12],重视德性教育,主张为学须研习儒家典籍,求理明道。书院教师与诸生在道义互相砥砺,共同坚守道义,这是师生之间稳定长久的感情基础。教师通过讲明义理,培养士子君子人格,生徒求学不以功名利禄为人生追求。在加强生徒的道德教育和人格培养方面,将学生的道德情操和社会责任感作为主要任务,这些教育理念成为良好师生关系的纽带,形成了宋代书院在生徒培养方面的特色。

  (二)师生平等交流,教师对学生用情深厚

  在古代教育机构中,官学教师是官僚体系的成员。由于这种身份,监督管理官学教师,除按照国家对官员的一般要求外,随着其官学性质和以培养学生多寡逐渐突出权力和地位。[13]官学教师的官员身份,等级森严,致使官威十足。再加上对其考核是以培养科举之士为尺度,所以“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5]3363。教师和学生都是怀利去义,以致师生关系僵化日敝。

  书院教师与官学教师不同,能够与生徒平等以待。书院教师根据书院规模不同,数量也各有差异,大都实行山长负责制,而堂长、讲师、学长、斋长诸职“相与励翼之”[14]。他们虽然具体职责不同,但都是以培养生徒为中心,在教育过程中师生平等交流。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卷四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朱公掞(名光庭)来见明道于汝,归谓人曰:‘光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15]

  朱光庭听老师讲课如痴如醉,回来后逢人便夸老师讲学的精妙,“如坐(沐)春风”成语由此而来,形容受老师熏陶、教诲,就像受到春风的吹拂一般。朱熹在教学时亦敦敦教导,对学生的要求严厉亦不乏温情,寓道理于平和语气之中,并且晨兢夕厉,勤勉指导,对学生倾注了全部心血,唯恐学业缓慢,用情至深,学生感受深刻。学生黄勉斋曾在回忆先师中谈到朱熹“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辩,则脱然沉疴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16]。

  朱熹对教学的热爱之情和对学生的关切之心由此可见一斑。书院师生之间真挚的感情演绎了人伦道统的光辉,生徒用实际行动对师恩给予充分的诠释。“庆元党禁”后,朱熹被打成“伪学魁首”,去职罢祠后,诬蔡元定为朱熹羽翼,贬湖南道州编管。朱熹与从学者百余人饯行,许多人感伤而泣下,元定却泰然自若,不异平常,临行赋诗:“执手笑相别,无为儿女悲,轻醇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学,此心天可知。”

  [17]朱熹感曰:“朋友相爱之情,季通不屈之志,可谓两得之矣!”朱熹逝世后,朝廷下诏不许为其送葬,但黄榦、李燔、蔡沈、周谟等学生不顾诏令,出面主持朱熹葬礼,参加会葬者上千人,大批门生冒险而往。由此可见,书院师生情感甚笃,果非虚言‍‌‍‍‌‍‌‍‍‍‌‍‍‌‍‍‍‌‍‍‌‍‍‍‌‍‍‍‍‌‍‌‍‌‍‌‍‍‌‍‍‍‍‍‍‍‍‍‌‍‍‌‍‍‌‍‌‍‌‍。

  书院讲学过程中,教师不但在修业进德方面倾其所能外,同时关心着学生的生活,对学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范仲淹执掌应天府书院时对学生“执经讲解,无所倦”[18]1026,同时拿出自己的薪俸来资助贫困学子,“尝推其俸以食四方游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18]10267。欧阳守道的教学崇尚自由民主,讲课时循循善诱,学生如沐春风。

  宝祐三年(1255年),文天祥、刘辰翁、邓光荐等均为其在白鹭洲书院的学子。文天祥在《祭欧阳巽斋先生》中写道:“某弱冠登先生之门,先生爱某如子弟。”[19]439文天祥在白鹭洲书院学习的时间虽然还不足一年,但深受欧阳守道的教益和父母般关爱,学业进展飞快,思想逐步成熟,求学之余师生共议时政,抵御外辱,拯民于水火等志向逐步明晰。文天祥在回忆老师欧阳守道时情真意切:“先生之德,其兹如父母,常恐一人寒,常恐一人饥,而宁使我无卓锥。

  其与人也,如和风之著物,如醇醴之醉人……”[19]439教师待生徒慈如父母,感情深厚程度令学生多年以后记忆犹新,欧阳守道虽然与文天祥只有一年的师生之谊,但所受教益对文天祥产生了毕生影响。书院教师对生徒生活的关心帮助,进一步温暖他们,激励和鼓舞他们潜心问道。

  (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密切书院师生关系

  书院师生是一个书院师生之间的学习交流,除在书院开展教学外,不固守教条的传道方式,或组织名师会讲、以诗会友、雅集聚会;或携弟子游学,在讲学论道之际感受山川胜美,与自然亲密接触,教师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作为书院讲学活动的一种调节,在潜移默化中对生徒进行性情熏陶丰富学习形式,促进了师生关系的融洽和谐。朱熹在白鹿洞书院开展的教学活动不局限在讲堂之中,闲暇时常与生徒在山石林泉之中探讨各种学术问题,启迪点化学生的疑问。著名的“朱张会讲”“鹅湖之会”“白鹿洞讲会”等均为师生共同参加,共同参与体验学派之间的争鸣。

  在通达天地万物中积累深厚的师生感情。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到潭州访问张栻,随行的弟子即有范伯崇(念德)、林泽之(用中)等,在湖南讲学、游览南岳衡山先后二月余,“与择之陪敬夫为南山之游,穷幽选胜,相与咏而赋之,四五日间,得凡百四十余首。”[5]3627这期间师生之间留下的一百四十余首诗歌,即朱熹、张栻、林用中三人游览南岳时的唱和之作,结集为《南岳倡酬集》。林用中后又陪同朱熹参加了与“心学”宗师陆九渊论道的“鹅湖之会”,经过两次随师论学,林用中学问境界精进,成为朱门理学的重要继承人。

  书院教师也非常重视“礼乐”对学生的教化,乐于与生徒共同享受艺术的快乐。《安定学案》记载:“先生(胡瑗)在学时,每公私试罢,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合雅乐歌诗,至夜,乃散诸斋,亦自歌诗奏乐,琴瑟之声彻于外。”[20]28胡瑗深谙雅乐歌诗对学生潜移默化陶冶性情的作用,带领学生一起在音乐中寻找人生之乐。《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中,朱熹多次提及《乐记》,并撰写了一篇《琴律说》,阐述了自己对声数、定律、调弦的研究,鼓励通过音乐涵养心性,朱熹也常与学生探讨琴艺,在《答潘恭叔》书中谈到“诗经”“风”时说[5]2309:

  凡言《风》者,皆民间歌谣,采诗者得之,而圣人因以为乐,以见风化流行,沦肌浃髓,而发于声气者如此。其谓之风,正以其自然而然,如风之动物而成声耳。

  将音乐视为生活中自然而然之事。张栻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培养人才时,其教学内容既有儒家经典,又有七弦琴音乐,通过艺术来陶冶生徒。

  三、良好师生关系对学脉传承的促进

  (一)师生合作著述研究,传承道统

  书院师生是一种以“求道”为目标的道义共同体,他们教育生徒的目标就是上下求索,承续孔孟圣道。例如,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21]。他一生著述丰富,目前保留下来的《周易口义》《春秋口义》《春秋说》《洪范曰义》《论语说》等,主要由弟子记录、整理而成。孙复主持泰山书院期间,弟子祖无择从孙复学《易》《春秋》等,师生感情深厚。欧阳修所作《孙明复先生墓志铭》记载:“方其病时,枢密使韩琦言之天子,选书吏,给纸笔,命其门人祖无择就其家得其书十有五篇,录之藏于秘阁。”[22]

  孙复离世后,祖无择千方百计收其遗文汇编成册,出资刊印,使之传于世,可见对老师感情之深厚真挚。朱熹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丰的儒家学者之一,全祖望在《宋元学案》中称朱熹“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23]。朱熹生前著书,也往往组织弟子一起参与写作或编定,据《宋史》记载,朱熹注释《四书》《易》《诗传》等,皆与徐元定往复参订。

  其《伊洛渊源录》《近思录》《通鉴纲目》等著作,都含有蔡元定的见解,特别是《易学启蒙》,由蔡元定起稿。被称为古礼之大观的《仪礼经传通解》,朱熹到临死前尚未完稿,嘱黄斡等继续完成书稿,弟子黄斡仅完成《丧礼》十五卷便卒,后则由朱熹学生杨复撰补而成。朱熹师生之间在学术上的互动,使其思想更趋完善,弟子在老师去世后能接续其事业,用著述和研究延续着其学术思想。

  师生合作著述研究,传承道统,这正说明,古代书院不仅仅是一种教育组织,而且是一种学术研究机构,以及对学术发展的重大意义。以著述传承道统,也是书院区别于私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书院在发展历程中,始终以学术研究为主轴。”[24]著述研究,传承道统,能够进一步发挥书院发展学术、培养人才和普及文化、开发民智的功能。可以说,宋代学术界涌现的思想学术的洪流都能在书院师生合作著述研究,传承道统中充分体现出来;同时这一过程也进一步推动了书院的发展。

  (二)创建书院,授徒讲学,传承光大师说

  创建书院是弟子缅怀先师,传承学术思想的一种举措。据邓庆平博士统计,朱子门人创建和讲学的书院至少有34所[25]。朱熹门人在教育中积极推行朱子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和传播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朱子学义理,朱熹的学术影响和书院的影响也随着其弟子创建书院和讲学活动,声势益隆,印证了书院生徒良好关系产生的力量。黄幹见证了朱熹白鹿洞书院两次重建的历程,因此他后来也创立了许多书院,如嘉定元年(1208)创建莪峰书院,并讲学其中。嘉定五年(1212)建高峰书院。

  朱熹去世后,李燔率领南康的学子,开辟修江书院、白石书院、竹梧书院,继续传播和研究理学思想。江西上饶地区朱熹弟子众多,这些弟子受朱熹的影响建了许多书院,如朱熹门人金去伪建有鄱江书院;德行人王过,曾师从朱熹,讲学于拙斋书院;朱熹门人程拱建柳湖书院;陈文蔚曾往崇安武夷精舍师从朱熹,后建丰城龙山书院、宜春南轩书院、景德镇双溪书院。

  书院大儒培育的众多弟子,在老师逝去之后,生徒不负期望,继起先贤,讲学不辍,光大师说,成为老师学术的传播者继承者,或建书院发扬师说,或继承山长之位,将本学派的学说发扬光大,这在很多学派的发展中充分得以体现。良好的师生关系,造就了学术思想的承前启后,不断推陈出新。如陆九渊一生钟情于精舍,但陆门后学也一改其做法,具有浓烈的书院情结,这都致力于书院建设,以其作为“景行前修,心厉后学”[26]的心灵归宿‍‌‍‍‌‍‌‍‍‍‌‍‍‌‍‍‍‌‍‍‌‍‍‍‌‍‍‍‍‌‍‌‍‌‍‌‍‍‌‍‍‍‍‍‍‍‍‍‌‍‍‌‍‍‌‍‌‍‌‍。

  甬上四先生(舒璘、沈焕、杨简和袁燮)中,舒璘讲学于广平书院,王应麟称其教行于乡,其声闻于天下;沈焕既受业于焦征君讲舍,又讲学于史家月湖竹洲别业(竹洲书院);杨简讲学于碧址书院,弟子为作慈湖书院,大倡心学;袁燮建城南书院讲学,和同门丰有俊一起建东湖书院并作记,以“吾心是道”[27]训育诸生,东湖书院聘陆九渊长子陆持之为首任山长,刻《陆九渊文集》三十二卷,讲求心学,成为陆学中心。

  陆门后学还改象山精舍为象山书院,从山中撤出,新建于贵溪县城的三峰山下,以作为陆学的大本营,请得皇帝赐额,重刊《陆象山文集》,聘请浙东陆学名家钱时为首任山长,意在光大陆九渊的“发明本心之学”[28]117-118,“嗣先生之遗响,警一世之聋聩”[28]193。丽泽书院的创办者吕祖谦,除了自己在丽泽书院教授生徒、著书立说,经常邀请知名学者前来探讨学术,交流思想。吕祖谦弟子众多,《宋元学案·东莱学案》记载了二十余人、《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记载六十余人,较著名者有叶邽、楼昉、葛洪、乔行简、辅广等。

  “明招学者,自成公(吕祖谦)下世,忠公继之,由是递传不替,其与岳麓之泽,并称克世……而明招诸生历元至明未绝,四百年文献之所寄也。”[20]2434吕祖谦离世后,门人、弟子继续在丽泽书院从事教育、研究、藏书、刻书,对吕祖谦的学术传承和浙东学术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由此可见,良好师生关系,更可以激励生徒创建书院,授徒讲学,传承光大师说,成为老师学术的忠实传播者继承者。

  (三)祭祀先师,创立学派,传衍学脉

  书院弟子对先师的推崇、怀念成为继承和弘扬师说的动力。祭祀作为书院重要规制之一,也体现了书院弟子尊重历史、尊重先师、尊重学术传承的特点。例如[29]:

  祭祀对象的选择所突显的是他们所倡导的学说、思想及他们所体现、代表的某种品质、人格,祭祀对象的画像、木主、祠宇实际上是以某种无声的方式宣扬着一种学术观念、一种价值追求。

  书院除供奉孔孟等先圣先师外,大多祭祀其创始人、先师及在书院历史贡献杰出的先辈。这既是传统礼制的一部分,也是感念师恩,标榜学术理念、延续学派的一种昭示,即所谓“正道脉而定所宗”[30]。真德秀建江宁府南轩书院,祭祀张栻、胡淳;王埜从真德秀处习得朱熹之学,对朱熹门人、高第礼敬有加,在他所建的建宁建安书院中,专祀朱熹、真德秀,并校勘朱熹、真德秀之遗著;陆九渊门人杨简弟子袁甫建徐岩书院,专祀陆九渊、陆九韶、陆九龄,并以杨简、袁蘷配祀。

  他还在象山书院祀陆九渊兄弟,表明其传承心学的学术取向;吴猎在四川安抚使任上,在学校中祭祀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和张栻;度正知成都府华阳县后,受吴猎的委托,在成都府学汉文翁石室建“三先生祠堂”,以祠周敦颐、程颢、程颐三先生,并配祠朱熹、张栻。书院的祭祀活动,体现了弟子对先师的崇敬和传承师学的内在自觉,起到了传承道统、致敬先师,继承师道、启迪和激励后学的教化作用。

  创立学派,传衍学脉是弟子门人们纪念老师们的另一种方式。后学在继承老师学说的同时,往复论道,博采众说,不断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考亭学派与二程“洛学”在思想界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影响长远,后学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衍生出众多学术流派,如蔡元定所创“西山蔡氏学派”,黄榦所创“勉斋学派”,李燔、张洽所创“沧州淆儒学派”,辅广所创“潜淹学派”,陈填所创“木钟学派”。

  杜煜、杜知仁所创“南湖学派”,蔡沈所创“九峰学派”,陈淳所创“北溪学派”,舒璘所创“广平定川学派”,魏了翁所创“鹤山学派”等。湖湘学派创始人张栻的弟子胡大时、彭龟年等人兼采众家之长,创立的岳麓学派,承继张栻师说,留心经济之学,关心政事,主张抗金,为学提倡“见义必为”“知无不行”的作用,形成自己学派的特色,代表人物还有吴猎、游九言、蒋复、赵方、沈有开、苏权、李璧、李埴、周去非等三十多人,该学派在南宋与朱熹弟子所创学派并行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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