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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萃英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

发布时间:2019-12-03 17:2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邓萃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曾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和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邓萃英不仅倡导并注重高师学生有关学科知识和学科兴味的培养,加强道德教育和卫生教

  摘要:邓萃英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20世纪20年代,他曾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厦门大学和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在长期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极富特色的高等教育思想‍‌‍‍‌‍‌‍‍‍‌‍‍‌‍‍‍‌‍‍‌‍‍‍‌‍‍‍‍‌‍‌‍‌‍‌‍‍‌‍‍‍‍‍‍‍‍‍‌‍‍‌‍‍‌‍‌‍‌‍。邓萃英不仅倡导并注重高师学生有关学科知识和学科兴味的培养,加强道德教育和卫生教育,改进教学方法,倡行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力促北京高师男女同校,主张无论是高师还是普通大学,均应大兴学术研究,加强图书馆设施建设,实施人格教育,力促道德陶冶‍‌‍‍‌‍‌‍‍‍‌‍‍‌‍‍‍‌‍‍‌‍‍‍‌‍‍‍‍‌‍‌‍‌‍‌‍‍‌‍‍‍‍‍‍‍‍‍‌‍‍‌‍‍‌‍‌‍‌‍。

  关键词:邓萃英;北京高师;学术研究;人格教育;高等教育思想

高等教育

  邓萃英(1886—1972),号芝园,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我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903年始读于全闽师范学堂。1907年,被官派留学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TokyoHigherNormalSchool)肄业,期间,他积极介绍日本教育制度和教育学说。辛亥革命后,任福建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1917年5月,邓萃英和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1918年8月,他和杨荫榆等作为教育部首批考选的教员启程赴美。留美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University)师范学院师从杜威(JohnDewey)、孟禄(PaulMonroe)等学习教育哲学等理论的同时,广泛考察美国中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和高等教育等。

  1919年2月,教育部电命尚在美学习的邓萃英为教育部参事,不久邓萃英回国,并于是年7月19日到教育部就任。之后,他奉教育部命调查北美各地教育,1920年9月回国后,先后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和厦门大学校长、教育部次长,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邓萃英,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并借鉴日本和美国等国教育,结合中国教育状况和自身教育实践经验,在师范教育、教授法、人格教育、女子教育、义务教育等方面都有独特的认识和看法。本文拟就其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作一论述。

  一、三任高等学校校长,致力高等教育发展

  邓萃英一生最辉煌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期间,他先后担任北京高师、私立厦门大学和省立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在见证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同时,也为推进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

  (一)执掌北京高师

  北京高师的前身是清末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及京师优级师范学堂。1912年5月15日,教育部令改京师优级师范学堂为北京高师,由陈宝泉任校长。北京高师成立后,在陈宝泉的领导下,在办学宗旨、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教学管理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学校得到了较快发展,成为当时高等师范教育教学和研究的重要阵地。

  1915年邓萃英与刘以钟一起被推选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一届年会福建代表,出席是年4月至5月在天津举行的会议。会议期间,他结识了陈宝泉,并受陈推荐,于是年9月到北京高师,担任“论理”课程的教学。[1]授课期间,因所编讲义资料丰富,内容充实,且讲课条理清晰,颇受学生欢迎,且深得教师信任。不久,邓萃英被推选为北京高师校友会德育部干事长;翌年1月担任数学物理部教务主任。此后留美期间,邓萃英深深认识到中美两国教育发展的悬殊,促使他萌生“教育救国”的思想,坚定了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信念。

  1919年11月,陈宝泉和张彭春、袁希涛、金曾澄等作为教育部组织的欧美教育考察团成员出国考察,1920年4月底回国,之后,受到美国教育影响的陈宝泉,开始在北京高师大量聘请留美学者,并“抱彻底改革示范学制之决心,决意进行仿照美制的改革”[2],但遭到学校教员中留日派的反对,随着留日派与留美派之间矛盾日益加剧,陈宝泉被迫于1920年11月辞职。之后,教育部任命陶孟和为校长,但是,北京高师学生纷纷拒陶挽陈,很快,陶孟和请辞,不就。12月18日,教育部又任命邓萃英兼代北京高师校长。虽为“兼代”,但邓萃英表示,“兼代”并非不负责任的意思,“在职一日,总负一日的责任,而且愿负由此一日行事所发生将来种种影响之责任”[3]1。

  邓萃英既与留日派有旧交,又和留美派有新谊,加之在北京高师任教并担任行政职务已有数年,工作作风优良,很快得到学校留日派和留美派的认同,学生也对他颇为拥戴,亲切地称他为“新空气”。师生的认可,为他高效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担任北京高师校长伊始,邓萃英就召开全体教务主任会议,着手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于12月28日制订议决《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内部组织暂行简章》,规定除设立校长及校长室办公处外,还设置评议会、各种委员会等,并就各相关部门订立规则,健全学校行政管理,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如此,邓萃英作为北京高师代表,还担任《新教育》教育行政部组编辑员,并在1921年8月,和梁启超、黄炎培等人联合发起组织实际教育调查社,邀请美国教育家孟禄来华开展教育调查。

  是年9月底,因作为教育部特派专门委员偕同外交团赴美参加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且会后拟赴英、德等国留学,归期不定,邓萃英辞去北京高师校长职务。这样,邓萃英执掌北京高师校长未及一年,期间,他以“自强不息”为警言,时时自勉并勉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重视科学研究,扩充学校设备,修建图书馆,为北京高师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谢长法徐浩真:邓萃英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

  (二)首掌厦门大学,“短命”颇受訾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著名实业家陈嘉庚,倾资、筹款在厦门创办一所大学。1920年春,陈嘉庚前往上海,接受黄炎培的提议,组织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敦请黄炎培、余日章、汪精卫、蔡元培、李登辉、郭秉文、胡敦复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不久又增加邓萃英、黄琬、叶源为筹委会委员。在聘函中,陈嘉庚说,因为“兹事体大,无通儒硕彦,相(襄)助办理,不能树贞固之基,而收美满之效”[4]。鉴于邓萃英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且曾留学日、美,担任过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眼界开阔,行政能力强,且出身福建,在闽籍教育界人士中,资历颇深,所以经蔡元培、黄炎培、余日章等筹备员推荐,是年10月31日,邓萃英在厦门大学筹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校长。

  当时,邓萃英在北京教育部任参事职,由于邓曾由教育部咨送留美且部务缠身,所以于情于理都无法推辞教育部的任职;当接受厦门大学校长一职礼聘后,又希望对家乡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在左右为难之际,邓萃英只好采取双方兼顾的方法,推荐郑贞文为厦门大学教务处主任,何公敢为总务处主任,两人都是闽籍留日学者且均兼教授职。在得到陈嘉庚的认可后,郑、何两人11月底抵达厦门,12月初开始办公。然而,是月当邓萃英又兼代北京高师校长后,因对高师的热忱和注重,加之尽心尽责,这使得他不得不更多地在北京、厦门两地奔波。

  厦门大学开学时间定于1921年3月,1921年1月邓萃英匆匆南下,与郑、何二人抓紧准备开学事务,落实招生人数、学制、培养目标、收费标准等问题,待这些主要问题议定后,他不得不返回北京,处理北京高师的校务。归京后,虽挂心厦门大学校务,但无奈只能以信函形式驰书陈嘉庚商讨。期间,虽然他也为学校的筹备及开办努力颇多,但时常与陈嘉庚意见相左。

  感觉一番用心和付出付诸东流,难免心灰意冷,终萌生辞意,于5月3日提出辞职。因学校刚开办不久,为免师生心绪不宁,邓萃英将辞职缘由表述得比较委婉:“因才力既疏,体质又弱,理想诸难实现,抚躬自省,实深愧惭,不得已谨向先生辞职,以避贤路。”[5]陈嘉庚则坚持认为,邓萃英原为北京教育部参事,且身兼两校校长,未履行契约中的“辞去教育部职务”的约定,仅把校务交给郑、何两人处理,“此种挂名校长虽他处常有,若厦大当然不可”[6]。这样,邓萃英任厦门大学校长仅6个月,成为厦门大学历史上任期最短的校长。

  关于邓萃英辞职的原因,众说纷纭,当时的媒体也评论道,“邓之辞职,原因固甚复杂,而与校董陈嘉庚意见不甚相得,实为最大原因”[7]‍‌‍‍‌‍‌‍‍‍‌‍‍‌‍‍‍‌‍‍‌‍‍‍‌‍‍‍‍‌‍‌‍‌‍‌‍‍‌‍‍‍‍‍‍‍‍‍‌‍‍‌‍‍‌‍‌‍‌‍。对于邓萃英担任厦门大学校长这段历史,学术界则多有诟病,认为邓萃英把厦门大学校务托付郑贞文、何公敢两人处理,并依此推断出邓萃英是“挂名校长”“沾染官场气息”“不务实”,致成“短命校长”,忽略了邓萃英在筹备厦门大学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其实,学者们并未完全了解当时历史情形,没有设身处地地对邓萃英的行为进行分析。事实上,对于邓萃英在厦门大学筹备及开办之初所做的诸多努力,及取得的一定成绩,是不应忽略和抹杀的。

  (三)执掌河南中山大学,终身心系教育

  在辞去北京高师校长后,邓萃英并没有离开教育界。1922年6月,他受教育部命和汤中一起调查青岛地方教育,10月,他被委任为教育部兼代教育次长;1923年4月,他和秦汾、李建勋等被派为出席万国教育会议代表;1928年6月,他又被河南省政府委任为省立河南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8月,兼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翌年3月辞。期间,邓萃英仍在为他所熟悉和钟爱的教育忙碌着,这其中,以执掌河南中山大学最为引人注目。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伐进入开封,成立河南省政府,冯玉祥出任省主席。莅任后,冯玉祥尤其重视大学教育,决定在原中州大学(1922年11月在原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成立)的基础上筹设国立开封中山大学。7月,在中州大学基础上并入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河南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后组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不久,改名河南省立中山大学。

  1928年6月,邓萃英被任命为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当时,邓萃英是以第二集团军教育处处长的身份兼任校长的,由于政务繁忙,所以他每天仅有部分时间在校办公,至11月调离,这样,他任校长一职仅五月有余。虽任职时间短暂,但其所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如医学院的设置等,日后还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其在重视人格教育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研究孙中山所提倡的革命理论,将来做一个忠实的革命干部,共建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所有这些,均得到了师生肯定。正因为此,邓萃英执掌河南中山大学虽时间不长,却一直深受学生爱戴,离任时学生结队赴省政府请愿挽留,致使新接任的校长延期莅职,情境甚是感人。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逐渐丧失民心。眼见国民政府的腐败和不作为,邓萃英倍感“教育救国”希望渺茫,决定脱离政、学两界,不再任公职,改办实业,从事早年最喜爱的畜牧事业。1949年,北京市组织教育考察团赴台湾,邓萃英任团长,后留在台湾,直至逝世。在台期间,他曾担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教育部”特约编纂、北京师范大学旅台校友会监事长等职。虽年事已高,但他时刻关心教育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主张免试升学,致力于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生命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教育为立国之本,嘱咐儿孙要继承其遗志,为祖国和民族的教育事业多做贡献。

  二、高等教育思想的内容

  (一)重视高师学生的养成

  在邓萃英看来,高等师范学校作为当时培养师范学校和中等学校师资的重要阵地,责任重大,而其责任的体现在于学校的“产品”——师范生的质量。“若师范生有一不良,则传之他人,全社会受其影响,遗害甚大”[8]6;对于高师学生而言,“于普通学生的责任之外,还当尽师范生的责任”[8]6。要养成高师生的责任,则需要注重高师学生有关学科知识和学科兴味的培养,加强道德教育和卫生教育,并改进教学方法。

  第一,注重高师学生有关学科知识和学科兴味的培养。邓萃英认为,由于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必须注重高师学生有关学科知识和学科兴味的培养。就学科知识而言,他认为高师学生不仅要将自己所要教授的学科学习透彻,“烂熟胸中,闭目而可通前撤后”[8]7,而且对于中学生所学的其他课程也应有所了解,因为中学的各科知识是浑然一体的,“若教员对普通知识各学科不能融会贯通,则学科之浑一,无由致,亦即中等教育之浑一,无由成也”[9]7。

  就学科兴味来说,邓萃英认为“学科之趣味,实为师范生必要之条件”[8]7,因为高等师范学校所要培养的师范生,决非徒事裨贩之流,而是独立的教育学者,而“教育是变化无穷的事业,教师若无研究之兴趣,则断不能继续进步,虽初当教师能够勉强应付,而不数年,一定有所学非所用之叹”[8]8,且若“教师没有研究趣味,决不足以感化儿童,使他们欣然向学,乐善忘倦”。[8]8所以,高师学生应当“随时随地涵养其对于学科的趣味”,[8]8以求在不断丰富自身学识的同时,亦可在未来从教时达到感化学生的目的。

  第二,加强道德教育和卫生教育。高师学生乃是未来“教师之教师”,所以必须在不断提高其教育教学水平的同时,提升其思想道德觉悟,以便在未来具体的生活和学习中感召学生,“以身作则,庶几可为人师”[8]9。要使高师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邓萃英认为应注意让学生亲自实践,实际练习,如杜威所言“道德如泅水”[8]9,“若某人打算能够游泳,必定他亲身到水里面”[8]9。

  军国民教育是民初教育宗旨的内容之一,1912年12月10日教育部公布的《师范学校规程》中,也提出学校应注重以“健全之精神,宿于健全之身体,故宜使学生谨于摄生,勤于体育”[10]。邓萃英认为,无论何种学校,都应该注意体育卫生,“研究身体各机关之健康”[8]11,以达到“消极的免除疾病,积极增进效能”[8]11的目的,而高等师范学校不仅应关注学生体育卫生,还应该教导学生“对于体育卫生方面,不惟能之,而且好之、乐之”[8]11,以助日后在教育工作中更好地注意学生健康教育,在日常教学和生活中与体育教员及各科教员相互协作,承担起学校推行体育卫生的责任。

  第三,改进教学方法。受西方个性教育的影响,邓萃英和陈宝泉一样,强调学生自动学习。早在1918年7月15日,他在北京高师学术讲演会讲演《动的新教授论》,其所倡导的“动的教授法”,又名“动的传习”,它以“传授为手段,学习为目的,传授为客,学习为主”,以习为基础,“济之以传授”[11]5-6。他反对那种教师事先准备好讲义按部就班读内容、学生两手插口袋静听的“概用讲演式”教学,希望教师在教授时“养成生徒之目的观念”[11]25;倡导教材的选择与实际生活相符;教授过程中尽量说明所讲内容于学生未来生活和发展的重要,“常暗示以用途”[11]25,“留意研究之目的而学习”[11]25,使之为目标而前进。

  (二)倡行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力促北京高师男女同校

  第一,倡行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1913年2月24日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规程》中规定,高等师范学校的修业年限,预科一年,本科三年。由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接受训练的年限较短,在毕业后任教的过程中,时常表现出学科知识不扎实、教学方法缺乏新意等弊端,为社会所诟,因此,至20世纪10年代末,国内改革高师之议纷起,但意见不一。

  作为当时高等师范界的代表人物,邓萃英反对时人取消高师和将高师与普通大学合并以吞噬高师的观点,坚持师范教育独立,并倡行将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高等师范这种学校,有种种理由,非保存不可;要教育发达,非使这校继长增高,着实改良进步不可。”[12]12月24日,在北京高师就职校长的演说中,他又极力反驳当时社会上废止师范教育或认为师范教育不单独设立也可以办好教育的观点,指出“高师的独立与提高,有他的稳固的根据与充分的理由”。[3]4在他看来,高等师范学校与普通大学具有不可替代性,不仅不能取消高师,而且还应发展之。他强调指出“高等师范改称为师范大学”[13]4,“师范大学为培养中等以上师资及教育界专门人才而设”[13]4。

  邓萃英之所以主张北京高师改办为师范大学,是因为在他看来,担负培养中等学校教师的高等师范学校[14]47:

  比大学年限较短二年,外观上颇有阶级之别,即以大学为最高级教育机关,高师次之,其结果高师教育之精神及实质,受莫大之影响,亦即中等教育之精神及实质受莫大之碍也。

  这种影响,实质方面因“教员学科的修养不足,累及中学生之学业”;精神方面则使“教员之志气消沉,以此感化,危及中学生之人格”[14]47。在邓萃英看来,高师改办师范大学的具体方法为,将高师的修业年限延长为六年,分三个阶段,每段二年。前两年为高等普通教育,注重外国文及国文的学习,具有大学预科性质;中间两年始设专门科,如语文、史地、理化、数学、博物等,并注重教育学科的教授;最后两年[15]:

  更分专门,并关于该科目之教授法,以培养中等学校优良之师资,或修习较专门教育学科,以培养教育学者及教育行政之人才。修毕六年课程后,考验成绩及格,给予学士学位;其修毕第四年课程者,给予师范证书,得充中学教师,此为现在过渡时期中一种调剂办法。

  1922年9月,邓萃英参加教育部学制会议,会议通过了北京高师校长李建勋提议的《请改全国国立高等师范为师范大学案》‍‌‍‍‌‍‌‍‍‍‌‍‍‌‍‍‍‌‍‍‌‍‍‍‌‍‍‍‍‌‍‌‍‌‍‌‍‍‌‍‍‍‍‍‍‍‍‍‌‍‍‌‍‍‌‍‌‍‌‍。10月25日,教育部训令“造师资宜有专设之师范大学”,鉴于北京高师“开办较早,并有各种研究科之设置,亟应先就该校开始筹备”[16]。10月26日,邓萃英和陈宝泉被教育部委任为筹备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委员。11月1日公布的《壬戌学制》规定:“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想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17]。邓萃英认为改制后的师范大学校即可担负“培养中等教育必要之师资”“养成教育学术界及行政界领袖之人才”,又得以“研究实验新教育方法”“指导促进国内之普通教育”[14]47。

  1923年7月1日,北京高师正式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师范大学,校长为范源濂,邓萃英和梁启超、熊希龄、张伯苓、袁希涛、陈宝泉等9人为董事,9月28日,学校开学。亲眼看到北京师范大学成立,邓萃英特作《北京师范大学开校感言》一文,惟望“新诞生之师大,与吾人理想的师大日相接近是已”[9]7。对此,直至抗战胜利后,邓萃英还心存欣慰,而于其他几所高师被取消并入普通大学则不无遗憾。

  第二,力促北京高师男女同校。早在清末于全闽师范学堂学习时,因该校附设女子师范传习所,邓萃英亲见女子师范在福建的发轫。担任福建女子师范学校校长间,他更对女子教育有了深刻的认识。留学日、美,则使得他于男女平权有了更深的理解,即要实现男女平权,女子必须和男子一样接受平等的教育,因为如果“女子求学自由、执业自由,尚不可得,遑问其他”[18]。

  正因为此,他认为男女教育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均不应为严格之区别”[19]1,特别是在共和的民国,女子和男子一样,同为国民,“皆有受平等教育之权利,教育者不宜歧视之”[19]1。故而,他不仅主张国民学校“男女应绝对共学”,而且极力建议高等师范学校除了“须为女子特设家事等特别部门”外,和大学、专门学校一样,均“应同校同班”[19]1-2。

  在以上思想指导下,当邓萃英执掌北京高师后,顶住方方面面压力,于1921年暑假招收女生,在所报考的25名女生中,录取了刘光沅、曾繁顺、阮淑贞、黄志瑜、何镇楚等6人,使北京高师成为继岭南大学、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校后全国最早实行男女同校的开明高等学校之一。不仅如此,鉴于北京高师及其附属小学已经男女同校,为达成一致,使女子多有受教机会,提高女生程度,在邓萃英的促进下,是年暑假后,北京高师附属中学也开放女禁,招收女生一班,和长沙岳云中学、广州执信学校成为中学男女同校的开路先锋。

  (三)大兴学术研究之风,推动图书馆设施建设

  第一,大兴学术研究之风。依《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设立研究科之规定,及北京高师宗旨中的“研究专门学术”的内容要求,早在1920年1月,北京高师即设教育研究科始招专注研究的学生。当时的北京高师,教学和科研相辅相成,邓萃英深明于此,长校后,他继续贯彻造就专门学术人才之宗旨,在教育研究科的基础上,1921年夏增设理化、博物、数理三部研究科,学制两年,毕业合格后获理学学士学位。不仅如此,他还提倡学生从事学术研究,将科研引入教学过程,同时强调“提高教员之学术的修养”[14]40,并提倡教师开展学术研究,且身体力行,教学之余,自己不时撰写教育科研论文。

  开展学术讲演,担任教育研究科教师,兼任教育系特约讲师;广泛延揽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如经亨颐1921年春到校担任总干事兼学生自治指导委员长;邀请中外知名学者到校讲学,如梁启超被聘为历史系特约讲师,杜威曾在教育研究科讲授教育哲学课程,孟禄在华调查教育期间,受邀演讲《教育上之新潮流与师范生》。此外,邓萃英还鼓励刊行各学科杂志,以祈于学术发展,正是在他的支持和促进下,此前刊行的《史地丛刊》《数理杂志》《理化杂志》《博物杂志》《英文丛刊》《平民教育》《教育丛刊》不仅继续发行,学术性也更加鲜明。故而一时之间,学校学术氛围浓厚,研究之风大增。

  北京高师改办师范大学后,邓萃英虽然不再任校长职,但仍认为,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后,应该继续强调其“学术性”。他认为,“师大之使命:甲——养成中等教育必要之师资;乙——训练教育界学术界领袖之人物”[9]7。“理想的师大,非师范、非大学,亦师范、亦大学也”[9]7。所谓“非师范”,是指北京师范大学“兼担任研究学术创造教材,不得谓为纯粹师范也”[9]7;所谓“非大学”,是因为“师大既非纯粹训练绅士机关,又非完全培养学者之所,其目的别有在”[9]7。而所谓“亦师范”,是因为“师大主要目的乃在养成中等教育师资”[9]7;所谓“亦大学”,是因为“师大程度与普通大学相等,其设科,包含文理教育诸科,与普通所谓大学亦略同”[9]7。

  北京高师、厦门大学筹备之初,也是在邓萃英对学术研究的倡导和努力下,最后经多方商定,学校初办商学、师范两部,师范部分文、理科,预科两年,本科四年,并聘请陈灿、黄贤铭、刘树杞、刘乃宇、周辨明、林敬为师范部文理科及商学部教员,留美学者朱隐青、顾寿白、郑天挺、周予同、张哲农、章于天等为教职员,学校建设始见雏形。[20]1921年4月6日,邓萃英在厦门大学在开校典礼上发表演讲阐明其办学宗旨有三。

  一是研究学术,“中国天然物产甚富,何至于贫,皆因工业不兴;工业不兴皆由于无制造之新知识。故大学之要务,以研究学术为首重”[21];二是培养人才,“中国……何至于弱,皆由无人材之故,教育所以培养人材,国有人材,则无虞之不强”[21];三是“教育与社会须联为一气”[21],“学校必与社会互相援助,而后双方均有利益”[21];此三种要务之外,尚有一种要务,就是“自强不息”[21]四字。担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后,邓萃英仍重视学科建设,在原有的文、理、法、农四学院基础上,力排众议设立医学院,下设附属产科学校。

  第二,推动图书馆设施建设。在邓萃英看来,注重学术研究的高等学校必须“增加教学上的设备”[14]40。因此,在他执掌北京高师后,坚持认为“近代度量国家文化,观察学校教育,咸以图书馆为重要之标准”[22]2。因为高等学校的图书馆,乃“供学生课内参证,及课外之自修”[22]2的重要场所;而“迩来倡导自动教育、设计教育,尤非有完善之学校图书馆不为功”[22]2;所以,高等学校的图书馆,必须藏书丰富,建筑“合法”,管理“适宜”。[22]2

  基于以上认识,在北京高师,邓萃英一直关心图书事业的发展,并参加北京高师自1920年起接受李大钊建议组织的暑假图书馆讲习会,宣传和普及图书馆学基础知识。鉴于当时北京高师原图书馆藏书不多,且是借用旧礼堂及史地部教员室的楼房改造而成,容积过小,既不便全校师生使用,也有碍图书馆馆务的开展,阅览室常人满为患。邓萃英长校后,毅然决定建造一座新的独立的图书馆,在学校经费支绌之时,从1921年4至9月经费项下撙节3?5万元,并制订具体的建筑计划,聘请当时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戴志骞以及德国、丹麦、美国多国专家共同参与设计施工,于1921年9月奠基,是年冬开始筹建馆舍,翌年10月新馆落成。

  新建的图书馆除了能收纳中西文书籍10万卷的4层书库外(分为中、西两书库),还在楼内一层设有办公室、目录室、新闻(报纸)室、杂志室和公共阅览室,并配备全新的桌椅、书架,能一次性容纳500余人阅读。同时,不断购置新图书。从1921年1月至1922年10月图书馆新增馆藏中文旧籍193部,中文新籍222部258册,英文书籍1059册,日文书籍24部54册。[23]所有这些,为师生的教学、科研和学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此后,重视高等学校图书馆建设一直为邓萃英所心系。如在河南中山大学校长任内,他严格管理教育经费,注重扩充及整理注重图书事业的发展;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期间,他在所制订的河南教育计划中提出,1929年要举办图书馆员训练班,组织省立中等以下学校图书仪器设备委员会,整顿省立图书馆、教育馆和美术馆;去台湾后,邓萃英又将家中的部分藏书捐赠给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影印本一套,共808册,《四库备要》本《二十四史》,至今,这些书籍仍收藏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供读者查阅研究之用。

  (四)主张人格教育,力促道德陶冶

  受日本人格教育、美国个性教育的影响,邓萃英在北京高师、河南中山大学极力倡导人格教育。他的人格教育思想和实践,使学生受益匪浅。

  邓萃英认为,人格是一个人的基本要素,“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者,以其有人格”[24]。人格具有三个特征,自觉力、自制力和理想力。自觉力是自我认知的能力,自制力是自我节制、克己的力量,理想力是通过自我努力、最终达到理想状况的能力。在他看来,教育之理想,非专务知识之寻求,而在乎情意之陶冶,如果学生“有科学知识而无道德,将成为无源之流”[25],高等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造就人物,培养人格”[26]12,注重“人物的训练”,因为若“教育只有智识的授受并无人物的训练”[26]12,“不能培养人物,则教育必失败”[26]12,必须“人物与科学并进”[26]12‍‌‍‍‌‍‌‍‍‍‌‍‍‌‍‍‍‌‍‍‌‍‍‍‌‍‍‍‍‌‍‌‍‌‍‌‍‍‌‍‍‍‍‍‍‍‍‍‌‍‍‌‍‍‌‍‌‍‌‍。故而他坚定地认为“人格教育应在科学教育之先,若对于造就人物不下工夫,知识绝难彻底”[26]13。

  关于人格教育实施的途径,邓萃英认为应注重人格感化、感情陶冶和意志锻炼,因为“感情、意志实为人格之中心”。[26]13

  早在1916年,北京高师即成立校友会德育部。德育部以邓萃英为干事长,为达陶冶学生之目的,邓萃英和教师们以身作则,行不言之教,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以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情操和坚强的意志。1918年11月,德育部组织修养观摩会,之后又组织谈话会,举行讲演大会,邀请陈独秀、冯玉祥、蒋维乔、王正廷等到校就道德之养成、道德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东西方道德之异同等方面讲演,以启发、引导、教育学生。在邓萃英的组织、领导和垂范下,德育部成为北京高师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机构,仁爱、诚实、勤劳、俭朴等成了学生的座右铭。

  担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期间,邓萃英继续贯彻人格教育方针,强调陶冶学生感情和意志。他说:“古人教养子弟皆送于大人物左右,让子弟留意大人物的言行举动,即能潜移默化,此种感化力很大,故为教师须注意此人格感化”[26]13;同时应当加强学生意志锻炼,使之有坚强的意志,“须自强不息,不拍抵抗力”[26]13;在生活中,“做事须要稳重,读书听讲要目神灌注,举动有魄力,说话要和平中而有力量”[26]13。他并自信地说“教员与学生均须于陶冶感情、意志上注意,如将此种教育彻底一二十年后,河南中山大学必可有多数大人物产出”[26]13。

  在长校期间,邓萃英身体力行,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亲自带领学生到操场集合,首先登台领呼“精神之训练之问答口号”,勉励学生积极向上。时人云“邓校长以人物养成,为大学教育之方针,以造就国家栋梁为鹄的,注重人格教育,对于情感意志之陶冶,新立方案,注重学生之人生观及其行动举止。”[27]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邓萃英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特别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三所高等学校校长的教育实践中,逐步提出了颇具特色且可资借鉴的高等教育思想,正因为如此,他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理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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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萃英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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