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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画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发布时间:2020-02-07 17:31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年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展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及社会生活,体现了民众的思想情感、生活智慧、文化观念、审美情趣、道德标准等各个方面。其蕴藏着的民众审美、民俗习惯、民间信仰、民族精神等传统文化意蕴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

  摘要年画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民间美术形式,展现了不同时期的文化特点及社会生活,体现了民众的思想情感、生活智慧、文化观念、审美情趣、道德标准等各个方面。其蕴藏着的民众审美、民俗习惯、民间信仰、民族精神等传统文化意蕴经过历史的积淀,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对当代国人的理念信仰、道德情操、行为准则等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年画;民众;文化意蕴;价值

年画

  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思想和精神的结晶,是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年画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记录和反映了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历史变迁,具有美化和丰富民众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进行优秀传统道德教育,传承历史文脉,记录历史事件等功能。保护与传承好承载着悠久历史和丰富文化的年画,弘扬其深厚优秀的传统文化意蕴,对于提升民族文化价值,坚定文化自信,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融合,使之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纵观年画的发展史,从远古的萌芽,汉代的雏形,宋代的形成,清代的鼎盛,到近代改良年画与新年画,再到力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当代年画,虽历经沧桑,但一直顺应着社会变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调适与变化。年画漫长的发展流变进程折射了民众辟邪祈福不变的情感诉求,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的多姿多彩。

  (一)萌芽与雏形:祭祀与信仰

  年画起源的确切年代尚有待考证。学者大多认为,其萌芽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发轫于原始宗教与鬼神崇拜,体现了先民的祭祀需求与神灵信仰,并认为守门护宅的门神与言好事保平安的灶神是年画中出现最早且极为重要的两种艺术形象。相关古代文献表明,门神与灶神是顺应先民们进行祈福祛祸、迎吉化凶的祭祀活动而产生的。古人视门户为门神,顶礼膜拜,祈求通过祭祀活动得到门神对人丁家宅及六畜物产的护佑。记载门神祭祀的文献,最早可见于西汉戴圣所编的《礼记·丧大记》:“大夫之丧,将大敛,既铺绞紟衾衣。

  君至,主人迎,先入门右,巫止于门外,君释菜,祝先入升堂。”东汉郑玄对此解释为“君释菜,礼门神也”①。由此得知,周代便有祭祀门神的风俗。同样,从《礼记·祭法》中亦可知,周代同时也有祭祀灶神的习俗。祭祀灶神被列为当时七种祭祀之一②,是古人从对火的依赖到对火的崇拜再到对灶神的信仰的产物。汉代民众基于万物有灵的信仰,视桃木为灵物,民间出现了门户挂桃符的习俗,先是画神虎于门、画金鸡于户,之后出现的“桃人”则是神话中的两员神将———神荼和郁垒,此乃门神的艺术雏形,门神从此有了具体的姓氏与清晰的形象表达。

  汉代王充在《论衡·订鬼》篇中曾引用古籍《山海经》中“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上有大桃木……上有二神人,一曰神荼,一曰郁垒,主阅领万鬼……立大桃人,门户画神荼、郁垒与虎,悬苇索以御凶魅”的记述,汉代蔡邕的《独断》、应劭的《风俗通义》等诸多汉代典籍中,亦有关于门神画的记载,可见门神信仰在汉代已经十分流行。以上所述,都可以从古汉墓出土的画像砖与画像石上的门神图像中得到进一步佐证。而灶神还可通过《史记·封禅书》中“以方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后汉书·阴识传》中,阴子方“腊日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等文献记载,证明至少在汉代已出现灶神年画之雏形。

  (二)形成与鼎盛:世俗与教化

  学术界一般认为,年画于宋代真正形成。宋代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市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手工业的振兴,日渐成熟的雕版印刷术为年画的制作提供了良好的技术支撑,丰富多彩的年俗活动为年画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宋代的年画为顺应浓厚的市井文化氛围,满足各行各业各阶层的需要,一方面把题材内容加以世俗化的创新,另一方面对世俗风貌进行真实的描写,出现了大量贴近民众生活,描绘和反映市井人物与社会生活场景的图式,同时也开始出现描写戏曲、杂技等题材的作品,并且正式有了年画作坊与买卖年画的画市,印制与手绘的年画作品成为了普通民众的消费商品,宋代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记述过当时年画市场的繁荣景象。明清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市民阶层的壮大与社会的繁荣,特别是清代前中期社会的长期稳定,促进了城镇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城乡民众对年画的需求不断增加,刺激年画迅速发展,使其达到鼎盛。

  1652年,顺治皇帝为了天下能够长治久安,颁布了“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邻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六条圣谕③,此后整个清王朝时期,年画应时以正面弘扬或以侧面批判讽刺为手段,创作了大量以宣扬孝道为主的劝诫世人,具有教化意义的作品,因其既切合朝廷的旨意,又符合老百姓的愿望,所以既被官方所肯定,也深受民众的喜爱。此外,这一时期戏文年画也占有重要分量。戏文年画除了娱乐民众之外,通过把瞬间动态的场面定格为永恒静止的画面,以视觉形象彰显忠诚、英勇、正直等美德,对民众具有潜移默化的教化功效。

  (三)改良与革命:宣传与政治

  晚清至民国初期,民族危机加剧,国家动荡不安,改造、变革社会的思潮汹涌。维新改良运动时期,受康有为、梁启超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社会改良风气兴起。当时一些维新派人士敏锐地洞察到年画对社会改良可以起到积极的宣传和促进作用,因而对年画给予了格外的重视,使年画的政治文化功能日益显现。1903年,赵炳麟在《移风易俗议》一文中主张用新年画向民众传授新知识,传播新思想,并建议对各地出售的年画进行鉴别,如有锢蔽智慧、蛊惑人心的,一律禁售,并毁其版④。1905年,知名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上也明确提出了改良年画的观点,“以为可以辅助教育,欲令其随时加以改良……”①,提倡对年画进行彻底改良,以适应社会变革的大趋势。

  彭翼仲还发行了启蒙画报,并在画报的创刊号上刊印了一些改良年画。此举开风气之先,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全国各知名年画产地的积极响应,兴起了一股创作、售卖改良年画的热潮,其中尤以天津杨柳青最具代表性。民国初期,国民政府对年画更加关注与重视,将其视为引导乃至控制民众思想观念的重要宣传工具。政府除了颁发严格的年画审查制度外,甚至还派专员赴年画店铺进行实地考察指导,监督改良年画的印制与售卖。当时的教育部还颁发了《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议决调查年画案》,明令各地搜集年画以供审核。天津的教育司派专员对杨柳青年画进行全面考察,同时还在杨柳青用彩色石印技法印制了一批改良年画。在有识之士的大力推动下,以政府为主导,对年画进行的改良,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画面传统题材保持不变,添加白话文字,图文互释,以方便更多的老百姓理解接受;另一种则是改良画面内容,以新生事物、时事新闻传播信息,传播革命思想。

  及至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存亡之秋,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热心提倡改良年画,主张以年画作武器,与日寇作斗争。1937年,《民众周报》发表了《愿大家起来,从事“改良年画”的事业》等文章②,推动以年画宣传抗日爱国思想,动员民众投身抗战。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全民抗战的宣传画,对于鼓舞、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起到了重妥的宣传鼓动作用。

  二年画是中华民族独创的艺术形式,深深扎根于民间,普遍应用于节日,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并长期流传于民间。虽然年画的形式与内容随着时代的流变不断发展变化,但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许多与其它艺术不同的特殊性,从民众的审美倾向、风俗习惯、信仰观念、民族精神等方面鲜明地反映了其丰富多彩的文化意蕴。

  三年画这一民间传统艺术,其创作题材与内容大都注重表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反映普通民众的心理特点,表达普通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其内在的艺术、文化、教育等核心价值,对于规范民众行为、塑造民众心智、浸润民众心灵,对于研究艺术与历史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与价值。当代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潮流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年画原有的传统文化意蕴逐渐遭到削弱,加之人们对“年”的观念日趋淡化,年画赖以存活的环境发生改变,致使其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所幸的是,有关部门和年画界人士对当代年画如何在传承历史精髓与经典的前提下,跟上日新月异的新时代、新潮流,借助新的科技手段,探索新的表现形式,寻求适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新路径,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有了更加清晰的发展方向和努力前行的动力。

  因此,在国家大力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形势下,年画以其个性鲜明的艺术价值、异彩纷呈的文化价值、意义深远的教育价值必将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方式,也将被赋予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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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画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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