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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的整体特质与保护对策

发布时间:2020-05-07 17:17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自运河开通以来便成为最繁忙的漕运区域。由此形成的以运河文化为主的文化遗产为重要运河文化遗产地。现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其文化建设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中占重要地位。对

  摘要:通州位于京杭大运河的北端,自运河开通以来便成为最繁忙的漕运区域‍‌‍‍‌‍‌‍‍‍‌‍‍‌‍‍‍‌‍‍‌‍‍‍‌‍‍‍‍‌‍‌‍‌‍‌‍‍‌‍‍‍‍‍‍‍‍‍‌‍‍‌‍‍‌‍‌‍‌‍。由此形成的以运河文化为主的文化遗产为重要运河文化遗产地‍‌‍‍‌‍‌‍‍‍‌‍‍‌‍‍‍‌‍‍‌‍‍‍‌‍‍‍‍‌‍‌‍‌‍‌‍‍‌‍‍‍‍‍‍‍‍‍‌‍‍‌‍‍‌‍‌‍‌‍。现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与河北雄安新区共同形成北京新的两翼,其文化建设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中占重要地位‍‌‍‍‌‍‌‍‍‍‌‍‍‌‍‍‍‌‍‍‌‍‍‍‌‍‍‍‍‌‍‌‍‌‍‌‍‍‌‍‍‍‍‍‍‍‍‍‌‍‍‌‍‍‌‍‌‍‌‍。对运河文化遗产的梳理和规划是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如何保护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目前推进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一大问题。把握好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的整体特质,制定适宜的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对策是解决当下北京城市副中心问题的重点。

  关键词: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大运河;京津冀协同发展

北京城市文化遗产

  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处于北京中轴长安街东延长线与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拥有丰厚的运河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仅是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对整个城市建设也有着重大影响。随着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不断推进,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众多挑战。因此,北京城市副中心应关注文化遗产的整体特质,加大保护和传承力度,以实现千年历史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对接。

  一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的整体特质

  (一)水系文化、漕运文化及其整体性衍生功能

  通州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运河,而运河兴起的基础是水系发达。通州境内分布有北运河、通惠河、潮白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等河流,总长245.3公里。流动的运河水为通州百姓提供用水、承担物资运输、营造通州特色景观。运河两岸除了美景还有丰富的文化遗产,据2012年发布的《大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北京段)》文本目录统计,北京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有40处,其中17处位于通州,包括1处通惠河故河道、1处燃灯佛舍利塔、8处桥梁码头遗址、2处仓库遗址、5处建筑古遗址。此外,通州还留下众多与运河相关的地名遗产,包括码头、桥梁、屯厂地名等。

  漕运文化是通州运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元朝时,通州便已成为重要漕运节点。明清两朝,江南的物资大都云集于通州,漕运出现“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梯航满潞川”[1]的盛景,每年有几百万石漕粮经通州的土坝改兑漕粮转运入通仓,再由石坝码头正兑漕粮转运入京仓。明代在石坝码头上建有石坝公馆,石坝公馆以南有石坝掣斛厅,清代时石坝掣斛厅移至石坝公馆。石坝东南还建有大光楼,俗称“验粮楼”,是作为户部验粮官员办公、休息之所。

  大光楼不远处有一祖斛庙,当地又称斛神庙,“斛”为官方统一的量米用计量单位。斛神庙内原有一张铁质的“祖斛”最能突显此庙与运河漕运的联系。此外通州运河两岸还留下与漕运相关的许多仓储地名遗产。比如现在通州沿用的与古仓储遗址密切有关的命名——中仓街道、新仓路。通州地区还有信奉漕运神仙的的习俗。通州原有两处供奉海神妈祖的庙宇,一座位于里二泗的佑民观,一座位于通州北城的天后宫。同时,对仓神的信仰,是通州运河区域的特色。仓神庙宇原设立在通州仓储衙署附近,百姓经常来此祭祀以保粮仓平安。

  通州丰富的水系文化与漕运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通州地区传统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而衍生出独具特色的通州文化。通州“祭坝”即“开漕节”正是水系文化和漕运文化共同作用的代表产物。“祭坝”是运河转运漕粮过程中诞生的一种古老习俗,每年定期在石坝举行祭祀典礼,祭祀的主要对象为明嘉靖七年(1528年)疏浚通惠河工程的巡按直隶监察御史吴仲。祭坝表示对吴仲等人修浚运河的感激,还有庆祝首批漕粮运至通州之意。祭坝不同于民间庙会,不仅是通州百姓,朝廷官员尤其是漕运官员也要参与其中。

  祭坝时,中央掌漕官员和通州地方官吏都亲临现场,主持仪式。祭坝环节中有两项内容值得注意,一是“请坝神”,二是“巡坝”。“坝神”由五闸的闸夫或者坝头的扛夫扮演,“请坝神”用意是希冀以后漕粮运输都受到坝神保佑。“巡坝”则是由专人扮演明代官员,再现当年吴仲治理通惠河的故事。在祭坝中疏浚运河和漕粮运输是贯穿始末的两大主题,开漕节作为通州特色节日饱含有运河水运文化和漕运文化,是在这两种文化背景的交织下形成的。

  (二)水脉与文脉的整体性关联

  元明清时通州段运河以漕运功能为主,故而水脉功用更为明显。随着清末铁路事业的发展,运河漕运功能逐渐没落,其文脉价值得到突显。现通州段运河以文脉价值为主,形成了独具运河特色的文脉精神文化。元代以前通州教育鲜有史料记载,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通州教育资源得到很大提升,逐渐形成了以贡院为考试场所,以文庙(学宫)、书院、义学、私塾为主要机构的教育体系。

  明清时期对于地方学宫生员有人数限制,按照清嘉庆年间的标准,通州州学的定额大大超过其他同等级地域应有配额。明清时期通州有通惠书院、双鹤书院、潞河书院、杨行中书院、闻道书院。通州的义学和私塾同样在明清时期得到发展,到了清末通州共有36所义学、私塾。依托运河水脉,进行的思想学术交流南北文人也是通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元代以来众多的俊杰英才汇集通州,他们沿着运河或述职赴任,或游历赶考,或致仕归隐,带来学术上的新思想,使通州成为学术思想交流与传播的平台。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客居通州写成《续藏书》;清代时则有考古成就卓著的通州才子刘锡信;民国时期更是涌现出李德全、张克侠、费起鹤等投身革命的杰出人物。

  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学方面又出现以刘绍棠、房树民、李希凡等为代表的作家、评论家,通州被称为“作家之乡”。此外,通州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也能说明水脉与文脉的紧密联系。比如,在通州运河风物故事“大运河的传说”中有一百余篇故事传说,虽然故事所用题材各不相同,但都是以运河水为背景展开叙述,体现了通州人民群众的非凡创造力。

  二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与整体性

  (一)北京城市副中心“一线串四区”的文化架构

  通州作为京杭大运河北端,是运河文化遗产重地‍‌‍‍‌‍‌‍‍‍‌‍‍‌‍‍‍‌‍‍‌‍‍‍‌‍‍‍‍‌‍‌‍‌‍‌‍‍‌‍‍‍‍‍‍‍‍‍‌‍‍‌‍‍‌‍‌‍‌‍。“一线”是指以通州段运河区域为主线,“四区”指通州古城区、张家湾古城区、漷县古城区、路县故城遗址区。“一线串四区”即以大运河文化带保护传承利用带动通州古城、张家湾古城、漷县古城、路县故城的历史资源、生态资源、旅游资源等文化要素,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由“地理空间”迈向“文化空间”。

  通州古城区为运河文化核心区,留下许多文化遗存。不仅有与漕运直接相关的地名遗产和仓储遗址(中仓遗址、西仓遗址),还有古塔、寺庙、古桥、会馆,形成以“三庙一塔”为中心的文化遗产区。“三庙”指文庙、佑胜教寺、紫清宫,分别代表儒家、佛教、道教。它们呈“品”字形布局,虽然教义不同,但是在古城运河边互为紧邻,和谐共存已有400余年。“一塔”指燃灯塔,此塔距今已有1300多年历史,因为运河行船人时常凭借能否看到此塔来判断距离通州的远近,故清人王维珍诗言“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

  [2]通州民间也流传一首歌谣“先有通州塔,后有通州城”。[3]“三庙一塔”周围还分布着明代思想家李贽墓、通州城墙遗址。明清时通州商业繁荣,各地商人集团纷纷在此建立商业会馆、银号。晋翼会馆现有四通碑记遗存,记述着当年会馆的兴盛。通州的永通桥因西距通州西门八里又名八里桥,是京津水路咽喉。为了不阻碍漕船航行,八里桥的中孔建造的高耸能够让运粮的帆船直接穿梭,所谓“八里桥不落桅”正是指此。

  张家湾古城区建于元代,张家湾得名就与漕运有关:“州南十五里,以元万户张瑄督海运至此而名。”[4]张家湾古城现存通运桥、张家湾码头以及张家湾城墙遗址等50多处历史文物遗迹。其中张家湾码头是大运河文化带中的一大重要遗产。元代郭守敬成功开通北京至通州张家湾的通惠河河段后,漕运码头就迁到张家湾城东。“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官船客舫,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5]有“大运河第一码头”之称。

  明代北京皇家建筑所用的建筑材料如木材、花斑石等在到达北京城前都是先在别地储存,因此形成了几处专用码头。当中最具影响的就是皇木厂,通州历史上有两个皇木厂,一个在张家湾镇,一个在永顺镇。《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也与张家湾有联系,曹家曾在张家湾开设当铺。曹顒在给康熙的奏折上说:“奴才到任以来,亦曾细为查检所有遗存产业:惟京中住房二所,外城鲜鱼口空房一所,通州典地六百亩,张家湾当铺一所,本银七千两。”[6]

  《红楼梦》中对十里街、葫芦庙、花枝巷的描写,据传原型就在张家湾。通州张家湾还是北京地区安葬琉球使者的主要场所,葬有琉球国派遣过来向清朝进贡的官员和来京学习的14名官生。张家湾琉球国墓不仅是大运河段的一处重要历史遗存,同时也是中琉友好交往的见证。

  漷县古城位于运河西畔,属通州区东南部,为运河文化外延区。漷县古城内沿着城墙有一护城河,连通北运河、港沟河、萧太后河。古城东西南北各有一处城门,城内外分布着“四台八庙七十二眼井”。相较于通州古城和张家湾,漷县的历史遗迹遗存较少,重要的有大运河滚水坝遗址、漷县东门桥等。

  漷县大运河滚水坝为清代所建,距今已有近200年历史,这座水坝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从通州到天津段水利设施记载的空白,对于整个大运河段具有重大意义。漷县东门桥位于漷县水库的港沟河上,建于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因位于漷县东门外故得此名。东门桥至今仍在,1985年被定为通县文物保护单位。此外,漷县政府致力于对州衙、城隍庙、甘泉寺等景观建筑群进行复原建设,旨在追溯漷县古城的历史文脉。同时通过整合漷县内多处文化遗存,着力恢复漷县八景,优化漷县区域格局。

  路县故城遗址区是通州历史最早却被发掘最晚的一个古城片区。2016年12月,在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西北3里地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座完整的路县故城遗址。经过挖掘发现战国至明清时期墓葬4000多座,窑址165座、灰坑1096座、房址45座、水井155口、道路21条。此外还有金代塔基6座、明清时期的寺庙基址1处、明清时期的大运河故道1处等,共出土铜、玉、瓷器等重要文物1万余件。

  可以充分证明通州自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有大量人口居住,这里便是通州文化的起源之地,更是北京历史文脉延续的活化石。2017年1月9日,经市政府批准,对路县故城城址进行整体保护,将城墙、城壕及城内区域划为重点保护地区,建立考古遗址公园,并配套设立博物馆,逐步开展科学的考古工作。路县故城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北京城市副中心历史文脉延续的“活化石”,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也有着深远、积极影响。

  (二)运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紧密呼应关系

  通州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共同组成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整体,赋予了通州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同时也是通州“通”的文化精华之所在。“在历史或现今时期在运河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的城镇村落、商市街区、建筑园林、石刻墓葬等属于运河相关物质文化遗产,戏曲歌舞、民俗传说等属于运河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二者均是大运河遗产本体构成要素,是运河遗产保护主体。”[7]大运河文化带中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在地理上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关系,通州段运河沿线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通州佑民观与里二泗高跷会等民俗性非遗项目之间的联系。

  佑民观位于张家湾镇里二泗村,在北运河河道东移之前,因其地理位置临近运河,南来漕船上的漕运官员和漕丁经过此处时都会下船进观祭拜。佑民观的牌楼上正面悬挂牌匾,写有“敕赐佑民观”和“古迹里二泗”,背面则悬挂写有“保障漕运”的匾额,足见佑民观与漕运的密切关系。而佑民观中有一立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的石碑,阳面碑额书“金花圣母”四字,观中供奉的“金花圣母”兼具保漕的功用,也表明佑民观与运河漕运相关。

  现在佑民观每年春节以及农历正月十五至三十都会开设庙场,届时庙内庙外人头攒动,商贾云集,摊位上会出现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商品,当中涉及的非遗项目有“面人汤”面塑、通州大风车、团花剪纸等。佑民观庙会上还有精彩的集会表演,通州非遗项目里二泗高跷会和里二泗小车会都是参演的必备节目。佑民观、庙会、各类非遗项目组合在一起表现出运河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的呼应关系‍‌‍‍‌‍‌‍‍‍‌‍‍‌‍‍‍‌‍‍‌‍‍‍‌‍‍‍‍‌‍‌‍‌‍‌‍‍‌‍‍‍‍‍‍‍‍‍‌‍‍‌‍‍‌‍‌‍‌‍。佑民观为庙会提供举办地,庙会则为非遗传承人提供了展示、销售非遗产品的空间,也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不同非遗项目的魅力。而非遗项目对庙会也相应提升文化价值,增加了游玩乐趣的作用。

  三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关联

  (一)古今同辉的文化生态保护

  通州地处北京东部,是北京东西轴线、大运河上的重要节点,自西汉建置以来至今已有2200多年,在不同历史时期都留下文化印迹。《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指出要“遵循中华营城理念、北京建城传统、通州地域文脉,建设古今同辉的人文城市,深入挖掘、保护与传承以大运河为重点的历史文化资源”。从目前的保护状况来看,自大运河申遗成功后,北京城市副中心对运河的保护取得了成果。在加深挖掘通州文化价值的同时,使运河文化逐渐深入人心。成果之一就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对延芳淀湿地工程的开展,这有利于重塑古城风貌,创建古今同辉的文化氛围。

  延芳淀位于今通州的漷县,因其景色秀丽,莲菱飘香又为水域宽阔的淀泊,故得名延芳淀。辽代时曾为皇家苑囿,作为辽朝皇帝举行春捺钵的地点,所谓“捺钵”即辽朝皇帝一年四季到不同的地区进行巡幸和行猎。据《辽史》记载:“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故漷阴镇,后改为县。在京东南九十里。”[8]到了金代延芳淀水面略有缩减,元代时延芳淀水域缩减为四块互不相连小水面,清代许多百姓在延芳淀开荒种田,清代中期延芳淀的湖泊已经完全消失。从水域广阔到完全湮废,延芳淀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化。尽管延芳淀的湖泊已经变为陆地,但当年“水鸟亿万成群”的历史记忆却一直被通州百姓铭记。目前,延芳淀湿地公园还在建设中,建成后将再现“天下第一皇家湿地”,给人们带来湿地优美生态环境。

  (二)蓝绿交织的自然生态涵养

  北京城市副中心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要高度重视绿化、美化,增强吸引力”重要讲话精神,对城市绿色空间规划秉承“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规划思想上将绿色园林理念与城市生态建设融合在一起,打造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家园。城市副中心一直重视运河区域的自然生态保护,“城市绿心”是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多组团”空间结构的重要节点,总面积为11.2平方公里。

  根据城市副中心的规划通州区绿地系统核心指标显示,2017年通州区森林覆盖率为29%,2020年要增长为33%,2035年增长至40%;人均公园绿地占地面积,2017年通州区人均为13平方米,2020年要增长为人均18平方米,2035年增长至人均30平方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2017年为80%,2020年要增长为90%,2035年增长至100%。

  而城市副中心绿色空间规划除了对自然环境坚持高标准定位,还立足于发扬和传承通州历史文化,将对自然景观的恢复与历史场景结合。接下来城市副中心将在“通州老八景”“漷县八景”“文昌阁十二景”的基础上结合改善的自然环境,提出通州新景观。例如漷县八景当中“远浦飞鸿”“春郊烟树”“长堤回燕”“晾鹰旧台”四景,就能依托自然环境建设或者文化遗址保护再次重现。将现代自然生态建设配合古代旧景概述,不仅体现出自然生态涵养,更凝炼了当地历史文化。

  (三)水城共融的城市生态营造

  通州介于两大冲积扇之间,靠近潮白河,为多河富水的区域,汇集了潮白河、凉水河、潞河、萧太后河等13条河流。通州的城市发展在历史上一直与水密切相关,张家湾辽代时就开始作为通州水利系统中的重要港口发挥其转运功能。货物通过香河县进人白河,到达张家湾后再通过萧太后河抵达南京(今北京)。金代通州下辖潞、三河二县,这一时期通州城市以太仓所在街道为核心的布局已经基本形成。到了元代通惠河的疏浚和北运河的改道是重要水利事件,这一时期,受周边自然环境和人工河道的影响,两河交汇处的元代通州旧城整体呈“南方北尖”的形态。

  明朝明成祖迁都北京,由于这一时期通州人口的恢复,城市向西侧扩张,通州旧城的西门外修建了新城。新城的形态主要受运河码头分布的影响,因为越靠近码头的人员越密集且方便商家进货,因此城市形态呈现出“西窄东宽”的形状。至清时,运河漕运发展到顶峰,城市形态基本维持明朝时“西窄东宽”布局。现在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将建设为滨水宜居新城,将“五河交汇”处定位为新城发展核心区,整体呈现“中间宽,南北尖”的城市格局。

  同时开展对北运河、凉水河、萧太后河等7条河道的治理以及水岸生态景观的改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指出:“保护历史地区并使它们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是城市规划和土地开发的基本因素。”[9]城市副中心水城共融概念的提出正是为通州城市生态建设找到新出路。如今在尊重通州段运河的历史文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健康、协调、可持续的水城共融的城市生态正在一步步实现。

  四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策

  (一)突出城市副中心漕运文化遗产价值,讲好漕运故事

  2017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市通州区时强调:“深入挖掘以大运河为核心的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大运河是运河沿线所有地区的共同责任,北京要积极发挥示范作用。”通州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又为京杭大运河漕运进京最后一站的中转站,更应该重视挖掘漕运文化遗产价值。通州段运河漕运价值的独特性体现在:一是明清时期朝廷就对通州段运河给予了特殊关注。通州知州、州判作为地方行政人员除处理地方民事与刑事外,还必须承担通州段大量的漕运事务。二是通州粮仓具有“天子粮仓”的地位,明代孙承泽曾言:“京仓为天子之内仓,通仓为天子之外仓,淮、徐、临、德置外,所以备凶旱以防不虞也。”[10]

  而通州仓的兴衰从某种程度上能反映出明清王朝的兴衰,在王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运道畅通的情况下,通州仓不但仓廪丰盈,还能发挥出较高的运输效率;反之则表现出储藏不足,运输迟缓。三是通州运河岸边标志性建筑——燃灯塔。京杭大运河有著名的“运河四塔”,分别为通州燃灯佛塔、临清舍利塔、扬州文峰塔、杭州六和塔。

  通州燃灯塔在京杭大运河中有着特殊地位,处于运河最北端,作为大运河最后一站的标志,不仅是佛教建筑,还起着航标的作用。四是通州的永通桥(又名八里桥),永通桥与杭州的拱宸桥分处运河南北两端,形成呼应。城市副中心要发挥大运河文化带示范性作用,聚焦于漕运文化,讲好漕运故事,突出漕运文化遗产价值是关键一步。

  (二)打造保护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的三位一体“通州模式”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大运河文化带作出重要指示:“大运河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流动的文化,要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启动三位一体“通州模式”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运河文化提供了一个解决思路‍‌‍‍‌‍‌‍‍‍‌‍‍‌‍‍‍‌‍‍‌‍‍‍‌‍‍‍‍‌‍‌‍‌‍‌‍‍‌‍‍‍‍‍‍‍‍‍‌‍‍‌‍‍‌‍‌‍‌‍。所谓三位一体“通州模式”,即以运河文化为主体,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市民参与的方式保护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

  政府主导——政府在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保护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具有领导作用。哪些文化遗产应该被保护,如何对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应制定实施什么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政策,预期效果如何,其关键点就在于政府如何作为。但是北京城市副中心对文化遗产进行规划前,要对目前文化遗产的历史渊源以及现存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这就需要专家介入,依据专家对文化遗产相关情况的梳理再结合城市副中心对自然景观、区域经济环境等城市资源的合理配置,制定相关文化法规,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总体战略规划中。

  市场调节——曾经的通州商贸之繁荣连随朝鲜使节团来华的使者都感慨:“自天津卫会于张家湾,天下船运之物皆凑集于通州。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壮也。”[11]但自清末漕运衰落以后这种景象再难以看到。如今北京城市副中心结合运河文化与产业发展,新兴的运河文创产业将成为城市副中心发展的新经济元素。

  例如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就因聚集相当数量的当代艺术家而一举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以及艺术产业发展的象征。驻足宋庄的艺术家以通州运河文化遗产为灵感创作,形成独具特色的商业品牌。在打开市场的同时也宣传了通州的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文化遗产的行列中来。另外以出版发行为主导产业的台湖镇国际图书产业结合通州文化遗产,将更有利于增强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对周边城市文化的影响。

  市民参与——市民既是文化遗产的享有者,就应成为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是一项长久而艰辛的工程,不能光靠政府。市民作为传承、保护文化遗产的基础力量,能够推动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工作的有效进行。市民的参与表现在对物质文化遗产的爱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积极参与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听证会、专家座谈会等与遗产管理关系密切的活动。市民的参与在保证文化遗产管理科学性的同时,也有助于加深公众对于当地运河文化的情感认同。因为市民生活区域与遗产区域的重叠,市民能够对涉及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工程的开发进行监督。市民在监督中看到的各种问题,比如文化遗产的各级管理部门和工作人员的工作不负责、资金使用不妥当等问题都能及时反映。

  (三)塑造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为魂、联结四方、生态宜居、智慧生活的文化形象

  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发展建设工作大幅推进,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运河两岸景观绿化面积近万亩。城市内土地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等项目加快实施。但在面对文化景点分散,历史资源零散等问题时,城市副中心还需作出新的文化战略部署。塑造通州运河为魂、联结四方、生态宜居、智慧生活的城市文化形象,可以为建设城市副中心打通历史文脉、交通动脉、生态水脉、数据通脉。通州城市文化的核心是运河文化,挖掘运河遗产资源,塑造城市副中心文化形象首先要突出以运河文化为魂的城市形象。

  以运河文化为历史根基,继承运河文化精神,同时将文物保护、非遗传承和城市景观设计有机融合是塑造通州城市文化形象、提升城市文化内涵的重要步骤。谋求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相辉映,打造运河文化产业基地,使历史文化遗产与当代文化艺术相结合形成新时代运河文化,有利于打造城市副中心人文“一翼”。

  城市副中心的地理位置西临主城朝阳区、大兴区,北与顺义区相接,东临河北省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南与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交界。从地理位置上看通州是联结四方的交通枢纽,也是面向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可以借由交通打造城市副中心协同京津冀发展的“一翼”。而协同发展的第一步就是加大城市副中心与北京主城区、天津、河北廊坊北三县间的关联度。强化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的交通联系,合理安排与周边区域公路网的衔接关系,可以构建联结四方的交通走廊。

  城市副中心的发展一直坚持以人为核心,所以强调生态宜居也被看作是城市建设的重要一环。所谓“生态宜居”是指以自然生态和城市生态为出发点建设和谐家园,提高居民生活幸福感。城市副中心近年来十分重视自然生态恢复,对湿地使用进行了合理规划。城市副中心致力于依托多河富水生态,通过挖掘大尺度的绿化建设空间、抓好大气污染治理、提升居民区绿化标准等方式让绿色成为城市副中心底色,进而打造生态魅力新城。

  “大城市病”是城市在发展中忽视规律,盲目建设的结果,往往表现为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城市副中心设立的直接原因就是要缓解北京“大城市病”。所以建设城市副中心宜居环境一方面要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运行效率,打造国际一流的设施服务环,另一方面要未雨绸缪,将城市病防范于未然,大力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轨道交通。坚持低密度建设,解决好职住平衡的问题,整体提升老城品质,增强群众获得感。

  “智慧生活”即采用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清洁能源、绿色建筑等技术大力建设数字城市,给居民带来智慧生活。以舒适宜居为标准,注重发展生态科技,建设宜居新城。新时代是数据时代,城市副中心打通数据共享,各类城市大数据从空气质量监测、共享单车使用率到路侧停车收费,都可一目了然的实时共享。工作人员可以根据及时掌握的城市大数据分析异常情况和预警。

  通州运河段沿线拥有美丽的运河景观、众多的历史遗迹、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们展示出通州悠久历史文化价值的同时也为城市副中心注入发展能量。重视文化遗产并不意味放弃现代化城市建设,要建设好北京城市副中心就应注意处理好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现代化发展间的协调关系。城市副中心实行生态建设为协调两者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生态建设通过整合自然资源、文化资源,活化文化遗产建设成果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推进其现代化发展进程,最终给城市副中心建设画上圆满句号。

  文化方向论文范文: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播平台构建思考

  摘要:文章对青海省目前的国家级和省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了统计,并从认知、弘扬、发展、传播、数字化等方面设计了问卷调查,详细了解了青海本地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的整体认知状况、传播渠道以及对当前保护措施的满意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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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市副中心文化遗产的整体特质与保护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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