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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江州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发布时间:2020-02-26 17:43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环境对文人诗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特征所造就的作家的气质、作品风格差别较大,这些差别又给文学作晶以鲜明的地域特征。江州之贬是白居易思想和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一方面江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白居易作晶的风格、意

  摘要:环境对文人诗歌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特征所造就的作家的气质、作品风格差别较大,这些差别又给文学作晶以鲜明的地域特征。江州之贬是白居易思想和诗歌创作的转折点,一方面江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白居易作晶的风格、意象、语言、审美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庐山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成为了许多失意文人的内心寄托处,东林寺、陶公旧宅等一系列人文景观也对白居易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江州;白居易;自然地理环境;人文景观

诗歌

  曾大兴先生曾说:“一个文学家迁徙流动到一个新的地方,自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新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自然会对新的所见、所闻、所感,做出自己的理解、判断或者反应,并把这一切表现在自己的作品当中。”⑷纵观历代文学家创作,这一说法往往得到印证。世间万事万物都处在一定的因果联系中,并随着因果关系的改变而改变。在影响诗歌创作的因素中有主要原因、次要原因、直接原因、间接原因。主要原因有诗人自我价值取向及其学识,次要原因有社会环境、历史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孟德斯鸠曾经提出“地理环境论”0,关于这个理论的正确性虽有待商榷,但是也能表明地理环境对人的影响。一般来说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对一个文人的影响是多重复杂的。

  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江州之贬向来被认为是白居易思想和诗歌创作的转折点。那么,白居易的转折期与江州有什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呢?江州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对白居易的心理、文学选择有什么影响呢?

  1江州自然环境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不同地域特征所造就的作家的气质、作品风格差别较大,这些差别又给文学作品以鲜明的地域特征。自然地理环境对白居易作品的风格、意象、语言、审美都有很大的影响。白居易诗风的转变,与其在政治上遭受的打击有很大的关系,但被贬江州之后,前后期生活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迥异,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北方,故白居易的诗带有着北方的气息,如“官阙”“牡丹”“松柏”“胡马”等是其诗歌中常见的意象。白居易在《潯阳三题并序》中说“夫物以多为贱,故南方人不贵重之……予惜其不生于北地,因赋三题以唁之”。

  这三首分别是《庐山桂》《溢浦竹》《东林寺白莲》。从这可以看出不同的自然环境会影响诗人入诗意象的选择,而意象的不同对作者的写作风格也产生了影响。生活在北方,抬眼便是楼台宫阙,京都街道的繁荣景象,或者是同样在天子脚下,也有穷苦百姓的心酸生活,这一切让白居易对社会对朝廷产生想法,故其大量创作讽谕诗,写作风格也大多尖锐、多批判,语言也比较直率,意激气烈。而在江州,诗人看到的是“月明江水寒”“偃蹇月中桂”,这期间创作多为闲适诗,风格也多淡泊平和、闲逸悠然,语言也较优美通畅。白居易贬谪江州,“十年七月……追诏授江州司马”,“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3:4344,这说明白居易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江州。江州,东晋始置,辖境为江西大部,是唐朝的行政区划之一,亦指今江西省九江市。江州境内名胜有庐山,古迹有陶公旧宅、遗爱草堂、东西二林寺等处。大自然赋予了庐山奇异的风光及自然风貌,白居易在《庐山草堂记》中说“匡庐奇秀,甲天下山”⑷252,这为庐山的山水艺术铺垫了唯美的特征。在《东林寺白莲》中:东林北塘水,湛湛见底清。

  中生白芙蓉萬茗三百茎。白日发光彩,清颱散芳馨。泄香银囊破,泻露玉盘倾。我惭尘垢眼,见此琼瑶英。乃知红莲花,虚得清净名。夏萼敷未歇,秋房结才成。夜深众僧寝,独起绕池行。欲收一颗子,寄向长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间种不生。⑷12东林寺的白莲,生长在清澈的池塘水中,散发着光彩和芳香。而山中寺庙的清净又让这莲花沾上了佛性,让“我”惊为“琼瑶英”,而这样纯洁的莲花离了这儿,在人间是种不活的。庐山的清幽与人间尤为不同,诗人将这独特之景写入诗中,体现了庐山的地域性。同时因为庐山多花,白居易又是个爱花的诗人。所以在庐山,白居易大量描写莲花、杜鹃和桃花。莲花的高洁、独立、坚强让诗人不由得去描写,如《东林寺白莲》《感白莲花》等。

  而杜鹃素有“百姓之花”的美誉,正好契合了白居易一向亲民爱民的为官之道与性格特点,如《戏问山石榴》“小树山榴近砌栽,半含红萼带花来。争知司马夫人妒,移到庭前便不开。”对于桃花,白居易从小便养成种树栽桃的习惯,那首贬谪江州所作的《大林寺桃花》更是体现了庐山之花晚开的特点。来到江州,白居易创作了许多江州自然风光的诗歌,如《宿西林寺》《春游西林寺》《别草堂三绝句》《重题》《题元八溪居》《咏意》等。

  2江州人文环境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之际,许多文人就被庐山之景及其独特文化吸引,也让江州充满了人文气息。因为庐山迷人的风景,有神风仙气,故慧远在庐山创办了东林寺。正如《高僧传》所载:“远创造精舍,洞尽山美,却负香炉之峰,傍带瀑布之壑。

  仍石垒基,即松栽构,清泉环阶,白云满室。复于寺内别置禅林,森树烟凝,石径苔合,凡在瞻履,皆神清而气肃焉。”⑸所以庐山与佛教渊源颇深。同时,庐山也充满着道教氛围,天师张道陵一度在庐山修炼,道教禅师陆修静在庐山创立道教灵宝派。庐山丰厚的文化内涵也成为了许多失意文人的内心寄托处,东林寺、大林寺、陶公旧宅、庾楼、简寂观等一系列人文景观,也对白居易创作有所影响。下面从东林寺和陶公旧宅两个文学景观来进行论述。

  2.1东林寺庐山是一座宗教名山,有三大名寺。

  公元390年东晋时期的慧远大师来到庐山建东林寺,在庐山创建了净土宗。唐时,东林鼎盛,庐山作为一座宗教名山,一生好佛的白居易贬江州时,常出入佛寺。“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3]4345“追贬江州司马。既失志,能顺适所遇,托浮屠生死说,若忘形骸者。”同白居易被贬之前也信佛,但是所作的诗大多表达闲适情绪。《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一诗,即表现出对“帝都名利场”[4]39的厌倦、对现有生活的满足。诗末四句:窗前有竹玩,门外有酒沽。何以待君子,数竿对一壶⑷翁。

  另一首作于養屋尉时的《官舍小亭闲望》也有类似的诗句:亭上独吟罢,眼前无事时。数峰太白雪,一卷陶潜诗。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兹⑷切。这都表现了白居易的淡泊知足的心,与他早期的佛家思想是分不开的。但是来到江州之后,对佛教的信仰更为真切,经常前往东林寺,在他的《宿东林寺》诗中“经窗灯焰短,僧炉火气深。索落庐山夜,风雪宿东林”⑷覽在《春游西林寺》一诗中“身闲易澹泊,官散无牵迫。缅彼十八人,古今同此适”⑷"。这表达了他与佛结缘的情怀。在《岁暮》诗当中,深切的表达了他离尘隐居的想法。“名官忘已矣,林泉计如何?拟近东林寺,溪边结一庐”⑷'9。并且他也身体力行在香炉峰下,筑草堂而居,而且作赋写道: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书,终老于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庐山草堂记》)白居易的这些想法和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净土宗的影响,诗中渗透着他的念佛思想,选择隐居“凝观禅定”这一切与他贬官后爱好自然、选择闲适生活有关。

  2.2陶公旧宅

  蔡正发说:“在唐代诗人中受陶渊明影响最深最大者,当首推白居易。陶氏对白居易的影响几乎遍及其思想、性格以及诗词歌赋的创作等一切领域。”切白居易《访陶公旧宅》诗小序“今游庐山,经柴桑,过栗里,思其人,访其宅,不能默默。”⑷"这表明白居易任江州司马时曾经去过陶公旧宅,并且还作诗《访陶公旧宅》:垢尘不污玉,灵凤不啄膻。呜呼陶靖节,生彼晋宋间。心实有所守,口终不能言。永惟孤竹子,拂衣首阳山。夷齐各一身,穷饿未为难。先生有五男,与之同饥寒。肠中食不充,身上衣不完。连征竟不起,斯可谓真贤。我生君之后,相去五百年。每读五柳传,目想心拳拳。昔常咏遗风,著为十六篇。今来访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尊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荣利,老死此丘园。

  柴桑古村落,栗里旧山川。不见篱下菊,但馀墟中烟。子孙虽无闻,族氏犹未迁。每逢姓陶人,使我心依然。⑷"白居易对陶渊明“不慕荣利”思想非常敬仰,在造访陶公旧宅中,诗人的精神受到洗礼,并且身体力行“应须学取陶彭泽,但委心形任去留。”⑷⑸(《足疾》),这与白居易后期诗歌中“独善其身”“知足保和”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除了《访陶公旧宅》,白居易还在《效陶潜体十六首》中,仿效陶渊明《饮酒》诗,表达对酒的独特体会:面对生死无常的人生,借酒极尽生之乐;在生的孤独中,借酒排遣生存的不适;在命运难测的无奈中,借酒抒发内心的愤懑之情。“归来五柳下,还以酒养真。人间荣与利,摆落如泥尘”,“愿君且饮酒,勿思身后名”。

  3贬谪江州对白居易诗风的改变

  白居易早年对杜甫写实之作全力推崇,他继承杜甫写实传统的意识是非常明确的。“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与元九书》)。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这一诗歌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

  白居易的讽谕诗大多作于贬谪之前,其中《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養屋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在真切自然的描写中看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省也十分的深刻。贬谪江州是诗人一生的转折期,此前为兼济天下时期,此后是独善其身时期。同时也是他的诗歌转折期,前期大量写作讽谕诗,后期大量写作闲适诗,宣扬“知足保和”思想,他的著名诗《大林寺桃花》便反映了这一点。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诗的表面意思是在描写庐山的桃花,结合诗歌与人生际遇间的逻辑联系,从《游大林寺序》“因与集虚辈叹,且曰:’此地实匡庐间第一境,由驿路至山门,曾无半日程,自萧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无继来者。嗟乎!名利之诱人也如此。’时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白乐天序。”我们可以作出猜想:人间隐喻官场,花谢隐喻贬官,此中隐喻本心。那么这首诗可以解释为官场的路已经走到头了,但是在庐山当中还有新的希望。我经常为被贬官而独自忿忿,却不知在庐山当中我依然可以找到另一个精神寄托。

  诗人之前的单一价值观便是传统的士大夫观念做官兼济天下,但是当官场失意无法做到兼济天下的时候,诗人没有选择一直忧愁抑郁,满怀愤恨。而是在庐山大好的春色当中寻出了另一个精神寄托,从而形成了多元的价值观。这首诗是白居易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代表,诗人的价值观发生了由兼济天下到找寻自我价值的转变。“知足保和”思想被认为是白居易思想的一部分,如陈寅恪所说:“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8],“忘荣知足委天和,亦应得尽生生理”《吟四虽》。

  ⑷邙这个思想也是从被贬之后白居易大量写作的内容。因为被贬,内心出现巨大落差,但是白居易懂得自我调节,以让自己度过难熬的境地。《知足吟》云:不种一陇田,仓中有余粟。不采一枝桑,箱中有余服。官闲离忧责,身泰无羁束。中人百户税,宾客一年禄。樽中不乏酒,篱下仍多菊。是物皆有余,非心无所欲。吟君未贫作,因歌知足曲。自问此时心,不足何时足?⑼此诗描写仓中有余粟、箱中有余服,而这一切都不需要亲自去劳作,官闲但依然有俸禄。

  来到江州,诗人还因沿途之景有了一个变化,即诗学理念的变化。倪超曾说“诗名与仕途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诗歌作品的价值在仕途得意与否的评价标准之外,还存在一个民间的、世俗的评价体系,而这一评价体系似乎更为重要,尤其是在诗人不遇之际”[10]o诗名和仕途并不是成正比的,诗人仕途是否得意并不是诗歌作品的价值的评价标准,因为还有一条民间的看法。元和十年,诗人被贬,白居易由长安到江州的路上,行千里路。一路的长途跋涉,让诗人对自己的诗有了新的看法。即“讽谕诗的创作及其希望达到的政治功能可能因仕途的转变而失败,但民间的、世俗的接受与评价却能使自己的文学作品获得长久的生命力”⑴]O综上所述,江州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对白居易的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心境、观念、审美追求)产生影响,进而对其诗歌创作的主题、意象、语言产生影响,从而对其诗歌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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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江州对白居易诗歌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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