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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西陵的“个性张扬”问题

发布时间:2020-02-26 18:08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浏览:

【摘要】清世宗在昌瑞山陵区范围之外另卜陵址,泰陵的特异性在神道和陵区总体布局上表现明显;之后,宣宗重建寿陵于龙泉峪,在整体上改变了陵宫的平面结构,后来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也受慕陵影响而别具特色。清西陵自肇建开始,前后130年间不断凸显出个

  【摘要】清世宗在昌瑞山陵区范围之外另卜陵址,泰陵的特异性在神道和陵区总体布局上表现明显;之后,宣宗重建寿陵于龙泉峪,在整体上改变了陵宫的平面结构,后来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也受慕陵影响而别具特色。清西陵自肇建开始,前后130年间不断凸显出个性张扬的色彩,与同时的东陵陵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关键词】清朝皇陵;皇陵特异性;泰陵;慕陵;清西陵

清西陵

  作为王朝的重要礼制建筑,皇陵的营造在历朝历代都要遵守一定的范式,特别是在一代之制确立以后,主要部分整齐划一、少有变异是最常见的面貌。清泰陵卜建于入关后的第三代,彼时清代皇陵制度已经进入了稳定期,但由于清世宗在昌瑞山范围之外另卜万年吉地、宣宗再建寿藏于龙泉峪,使得西陵兆域四座皇陵中的两座显现出极强的特异性,相应的后妃陵墓制度也受到影响而出现了明显的变异,这在历代皇陵中是比较少见的。

  一、泰陵定位的悬疑

  相传清世祖亲自卜定兆域于河北遵化凤台岭(后封为昌瑞山),康熙时期相继建成了孝陵、景陵、暂安奉殿(后定名昭西陵)、孝东陵等帝后陵墓,奠定了清代皇陵制度的基础。世祖、圣祖既定昌瑞山为万年吉兆,按照“陵区制”的规则,世宗理应在界内卜葬,但他却先卜吉地于昌瑞山陵区以外的九凤朝阳山,再定寿域于易州泰宁山太平峪,由此揭开了清朝陵寝制度出现变异的序幕。清世宗从一开始就对昌瑞山陵区不满意。雍正三年(1725)九月,他“命大学士嵩祝、工部尚书李永绍、兵部右侍郎傅鼐往遵城北二十里九凤朝阳吉地,相度地形、建竖红桩,及建城垣、衙署方向,拟皇贵妃卜葬于此”[1]。九凤朝阳山吉地虽然也在遵化,但却与昌瑞山相隔约20公里,并不在山水所界定的同一个自然地理区域内。

  此处吉地经怡亲王等人“经画有年”[2]262之后,世宗又听信“精通堪舆之臣工”所言,以“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3]190之辞予以否定。雍正七年(1729),怡亲王允祥、总督高其倬等人在易州泰宁山太平峪选择了另一处寿陵基址,世宗以其“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不敢贸然开工,让文武官员讨论另处建陵“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大学士、九卿遵旨会议上奏:“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

  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州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皇帝表示,“大学士、九卿等引据史册典礼陈奏,朕心始安”[3]190—191,开始在易州营造陵寝。泰陵虽然另区而建,但并没有完全模仿东陵中孝陵的规制,一个最明显的差异就是没有建设像清东陵乃至明十三陵那样的“总神道”。泰陵神道长度不到孝陵的一半,而且没有石像生。最初设计泰陵时,皇帝认为“石像等件,需用石工浩繁,颇劳人力”,因而下令“不必建设”[3]191。从后来乾隆朝的有关讨论(详后)中可以知道,泰陵石像生确实是受到地理环境的限制而难于措置,但回溯雍正朝所面临的寿陵是否设置石像生的决策,似乎更关乎礼制。

  清世宗是继统之君,既不是开国创业之祖,也没有统一治平之功。按照清圣祖对清初诸帝历史地位的表述:“太祖、太宗、世祖之缔造勤劳,与朕治平之天下”[4],清世宗的寿陵显然不能建成祖陵规模,而只能按照继统之君的模式兴建,其陵园规制不应超过乃父圣祖的景陵。所以泰陵兴建伊始就充满了法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另辟新区建陵,实际上已经否定了与东陵陵区的从属与继承关系,有“第一陵”之嫌;另一方面又试图保持一般宗陵的基本格局,不逾父陵之制。神道不设石像生,就是沿袭景陵之制,遵守明十三陵以来各从葬宗陵的既成之规,至于陵宫规制更是一仿景陵,不逾分毫。泰陵神道碑亭和陵宫中的隆恩门、隆恩殿、琉璃花门、宝城等主要建筑物建制一如景陵,平面布局也几乎完全相同,惟泰陵神道碑亭建于三座三孔神桥以北。另在隆恩门前垫出一个大月台,其宽度与陵宫相等,月台南部正中做出青白石礓碴连接三孔桥以北地坪,东西两旁各出石阶五级。

  隆恩门月台、东西朝房、守护班房等皆建于这个大月台之上,以高度差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泰陵神道建置大为省简,但大红门一带仍然仿东陵并且规制有所增加。泰陵大红门制同东陵,为红券门三洞,单檐庑殿顶,但门外还增设了一对蹲伏的石雕麒麟。考明代孝陵大金门、昌平十三陵大红门外皆无门兽之设,清东陵也承袭了这一特点,故泰陵石麒麟之设是增制。另外,泰陵大红门前仿东陵安设石牌坊,其形制与明十三陵、清孝陵石牌坊相同,皆为仿木结构的六柱五间十一楼式,只是雕饰纹样有所区别。

  但东陵石牌坊只有大红门南面一座,而泰陵大红门前南、东、西三面各建石牌坊一座,大小相同,均高12.75米,面阔31.85米,比孝陵石坊(高12.48米,面阔31.35米)还要略高大一些。泰陵大红门外不惜超逾祖陵之制安设三座石牌坊,并置瑞兽守门,推测主要是因为大红门东侧有易水支流流过,有风水方面的考虑。还有一点和东陵不同的是,泰陵三座牌坊以南多出五孔石桥一座,石墁神道自大红门向南延伸到石牌坊以外,直到五孔桥,由此再蜿蜒向南到大雁桥附近。进入陵区的大路上还有一座石牌坊,四柱三阙式,因其每间正梁上皆有一石雕火焰宝珠,俗称“火焰牌楼”,为东陵所无。

  泰陵大红门外这些增设的建置,应该都是因山水之势,有一定的风水镇压或聚拢意义,并非有意超越父祖陵墓之制。现在很难准确判断泰陵卜建之初究竟有没有另辟新陵区、最终与东陵平分秋色的打算。当泰宁山吉地初卜,清世宗认为怡亲王允祥“经营吉地,实为首功”,曾有赐葬左右之意:“(泰宁山)相近山水回环,形势联络之处,又有中吉、次吉之地。……欲以中吉者赐之。

  王惊悚变色,惶惧固辞。”[2]263(怡亲王后卜建园寝于西距易州六十里的涞水境内)世宗既有赐以“中吉者”等语,则当时似乎并没有为子孙嗣皇帝筹划,拟建成另一陵区的打算。泰陵孤悬于昌瑞山两代陵园区域之外,最终如何定位,成为乾隆早期皇朝礼制阐释与建设的一个难题。

  二、乾隆朝的救正措施与西陵陵区的形成

  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三日,清世宗猝死于圆明园,乾隆二年(1737)三月初二日奉安于太平峪地宫。在这一年半中,易州陵寝如何定位,颇见新君举棋不定的迹象。清高宗在心理上显然并不认同乃父在昌瑞山区域之外建陵的举措,但却不能不尊重先皇的遗愿。雍乾改元之际,在泰陵两旁修建了三座皇子园寝,将世宗夭折诸子迁葬于此,貌似有让他们“陪伴”先皇之意,偌大的泰宁山下大有被安排成世宗的“家庭墓地”之势。且看这三座园寝及其墓主的经历:端亲王园寝,位于西陵镇张各庄西。和硕端亲王弘晖,世宗嫡长子,母孝敬宪皇后,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二十六日生,康熙四十三年(1704)六月初六日早夭。

  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岁末,园寝兴工,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初七日落葬工竣。园寝后院正中为端亲王墓,其东为世宗未叙齿之次子弘昐〔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六月初二日,夭折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二十九日〕墓,其西为世宗第七子福宜〔生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五月二十五日,康熙六十年(1721)正月十三日夭折〕墓。怀亲王园寝,位于西陵镇昌西陵西北。怀亲王福惠,世宗第九子,母敦肃皇贵妃年氏,生于康熙六十年(1721),雍正六年(1728)九月初九日殇。初以亲王之礼殡于京师东直门外,雍正十三年(1735)十一月十三日追封。同年岁末,园寝兴工,乾隆三年(1738)岁末竣工迁葬。

  三阿哥园寝,位于张各庄西端亲王园寝西南。墓主弘时,世宗第三子,母齐妃李氏。康熙四十三年(1704)二月十三日生,雍正四年(1726)二月,钦命过继给允禩为子,五年,以“行事不谨”被削宗籍、圈禁,同年八月初六日卒。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高宗诏追复其宗籍,迁葬西陵界内。因弘时无爵,乾隆朝以来的官方文件中只称其墓为“三阿哥园寝”。三座皇子园寝的建立,间接宣告了高宗即位之初即没有在泰陵两旁为自己选择“万年吉地”的打算。乾隆元年(1736)九月,清高宗因泰陵地宫中是否预留太后棺位之事请示崇庆皇太后(世宗熹贵妃、高宗生母),奉皇太后懿旨:“世宗宪皇帝梓宫奉安之后,以永远肃静为是,若将来复行开动,揆以尊卑之义,于心实有未安。况有我朝昭西陵、孝东陵成宪可遵,泰陵地宫不必预留分位。”[5]573按,世宗元配孝敬宪皇后雍正九年(1731)九月二十九日卒于畅春园,同年十月初七日权殡田村芦殿;敦肃皇贵妃年氏,雍正三年(1725)十一月二十二日卒于圆明园,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移阜外十里庄殡宫:二人依制随世宗葬泰陵。

  于是在讨论世宗帝后合葬问题时,高宗指示:“皇考梓宫奉安地宫时,着照例安设龙山石。其随入地宫之皇妣孝敬宪皇后梓宫应居左稍后,敦肃皇贵妃金棺应居右,比孝敬宪皇后梓宫稍后。”[5]574世宗帝后奉安以后不久,比遵化陵区昭西、孝东两座皇太后陵更为规范、严整的泰东陵开始兴建。泰陵区域在仿遵化东陵之制方面迈进了一步。泰陵大葬前夕,高宗已经力主在神道上补置石像生。乾隆二年(1737)二月末,世宗梓宫到达易州陵区,三十日,高宗于梓宫前行午供礼毕,传谕总理事务大臣等:“朕因泰陵前安设石像生一事,于乾隆元年降旨,令王大臣议奏。

  据称:‘询问原相度山水之巡抚高其倬、户部员外郎洪文澜,佥称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依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于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议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等语。朕思陵前石像生系典礼之一节,若因甬道前地势盘旋,难于安设,或将大红门、龙凤门展拓向外,俾地势宽敞,位置攸宜。尔等同和亲王带领通晓风水之洪文澜再加敬谨相度,妥协定议具奏。”

  寻议:“大红门正在龙蟠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旺之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况石像生之设,古制未详,无大关典礼之处,似可毋庸添设。”高宗以“知道了”报闻[6],泰陵安设石像生之事被搁置。乾隆十三年(1748)刊刻、由工部屯田清吏司编辑的《工部则例》记载了泰陵如景陵之制有望柱及石像生五对,显然泰陵石像生的营造工程应该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乾隆十三年(1748)八月,“世宗宪皇帝忌辰,上谒泰陵”[7]。清朝逢先朝帝后忌日一般是皇帝行礼于宫中奉先殿,此次高宗亲祭泰陵,或即与查看石像生工程有关。

  三、慕陵的别出心裁

  如果按照清高宗的安排,仁宗葬西陵,宣宗葬东陵,子孙依序祧葬于东西两陵界内,也许真就是“万年大吉”了,但这个“祖宗之制”仅仅执行到第二代时就出现了变故。清宣宗最初依制在遵化东陵界内的宝华峪(在景陵皇贵妃园寝以东,本名绕斗峪)营建了寿宫,并于道光七年(1827)九月葬入元配孝穆皇后钮祜禄氏。但到八年(1828)九月,因地宫渗水至浸渍皇后梓宫,宝华峪陵宫被废弃。后于道光十一年(1831)二月新卜定于西陵界内的龙泉峪重建寿陵,同年十一月兴工,十五年(1835)八月工竣,清宣宗入葬后荐号慕陵。早在道光二年(1822)七月,因东陵宝华峪陵工大臣绵课等人所奏,清宣宗面谕大学士戴均元、英和等,并传谕内阁,指示寿陵“一切工程务从简朴,并谕以宝城内月台、碑亭等工程酌量裁减。地宫内之起脊琉璃黄砖头停,金券内之经文佛像及二柱门,俱行裁撤。

  其石像生一项,量为收小,井上石栏,无庸起建亭座”,此外,宝城、方城、红墙等也都要求相应减省[11]。新址重建寿宫,在营造总方针上继续了这一思想。在“节俭”的名义下,慕陵的宫墙、享殿、后寝门、宝顶完全是新的规制,尽管营造工艺、建材质量依然上乘,但在建筑等级、外观上却颇显简朴。慕陵建筑规制奇异,无论是神道部分还是陵宫部分,都与有清其他诸陵大相径庭。其神道部分起自龙凤门前的五孔桥,不与泰陵或昌陵神道相通,神道上裁撤了大碑楼及四隅华表、望柱和石像生等,五孔桥与龙凤门遥对相望,其间是具有仪树意义的两列罗汉松。龙凤门北紧接神道碑亭,中间也没有一孔石桥之设。神道碑及碑亭之制同诸陵,但在碑阴增刻有一段清文宗御制御书文字,记述宣宗不建圣德神功碑之遗命,并称颂宣宗德业,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慕陵不设圣德神功碑的缺憾,一碑二用,在清代唯此一例。

  四、规制简约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

  清代皇太后陵宫规制接近皇陵,其差别在于神道部分没有神功圣德碑楼、石像生、龙凤门或牌楼门,陵宫中没有二柱门和明楼后的月牙城(哑巴院);另外,太后陵的宫门、享殿、方城明楼、宝城等主要建筑物的体量一般都比所对应的帝陵收小,梁、枋、雀替等处的彩绘图案也不尽相同。咸丰朝内外交困、国力维艰背景下建成的昌西、慕东两座皇太后陵特异性突出,都带有慕陵影响的印记。

  五、清西陵个性化突出的成因分析

  清西陵陵区内建有皇帝陵4座(世宗泰陵、仁宗昌陵、宣宗慕陵、德宗崇陵),皇太后陵3座(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另有妃园寝3座。后来所见的西陵,在整体上模仿东陵,但半数以上的帝后陵墓特异性明显,而该陵区自肇建伊始即凸显出鲜明的个性。

  文物考古论文投稿刊物:《文物鉴定与鉴赏》(月刊)创刊于2010年,是由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主办的是面向国内收藏界发行,以宣传传统鉴定科技鉴定相结合的“双轨鉴定”为基本内容,宣传“文物科技”为特色的文物鉴定、收藏鉴赏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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