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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绮年银坛之旅:从“爱国明星”到“巾帼英雄”

发布时间:2020-03-05 18:35所属平台:学报论文发表咨询网浏览:

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除了传播基督教相关教义之外,他们还宣传基督教男女平等的思想,认为中国的落后全因为中国女人之地位,尤较男人为下[1],他们创办报刊、兴办女校、变革中国妇女生活陋习,对传统女性观念带来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启蒙

  鸦片战争后,大量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除了传播基督教相关教义之外,他们还宣传基督教男女平等的思想,认为中国的落后全因为“中国女人之地位,尤较男人为下”[1],他们创办报刊、兴办女校、变革中国妇女生活陋习,对传统女性观念带来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启蒙了新女性观念的形成。在“西学东渐”的热潮中,许多西方现代女权学说也开始被引入,并得到了思想界人士的认同与推动。比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人士,他们主张要改变“早被总阀的组织排挤到社会之外”[2]的三千年妇女生活的历史现实,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3]。在思想界、社会进步人士的鼓励下,女性团体、女性报刊层出不穷,女权的声音不断被发出,辛亥革命前后十余年,女性团体约有35个,[4]主张妇女解放的女性报刊多达40多种[5]。女权学说逐步成为主流话语,并在其发展过程中融入天赋人权、国族建构等多种思想理论。

  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尝试打破传统父权桎梏,走出家庭而投入社会各行各业中。尤其在五四运动之后,出现了许多新型女性职业,如女老师、女医生、护士、女招待、女售货员。20世纪20年代,中国电影正值蓬勃发展的年代,部分女性通过电影学校学习、电影公司公开招募进入了电影表演行业。女演员作为这一时期内最为光鲜亮丽的职业,她们中优秀代表会顺利成为令人瞩目的“女明星”。女演员(明星)不仅仅是作为女性的一种职业,其在银幕内外所塑造的形象都可上升为一种象征符号,具有一定社会文化意义。在中国早期女明星的研究中,对阮玲玉、胡蝶、周璇等著名影星研究较多,而对活跃于华南影界的女明星考察则相对较少。本文拟以“南国影后”李绮年为主要考察对象,首先以时间为线索,简要梳理她的生平轨迹。在此基础上,试图对“爱国明星”李绮年的形象塑造过程加以分析。并通过对她来沪所拍的两部历史题材影片进行文本析读,以探究银幕“女英雄”角色大热背后的社会、文化、历史因素。

万国公报

  一、李绮年生平:“阮玲玉第二”的前世

  今生1934年9月,由于经营不善,罗明佑决定收缩“联华”在上海以外的机构,准备集中在“联华港厂”的电影机器、人才,去往上海。“联华港厂”被裁撤,这也直接导致赵树燊与罗明佑曾拟筹建的“海外联华”计划的破产。“联华”决定不再投资“海外联华”,“海外联华”可免费借用“联华”厂房的方式进行合作。赵树燊对此大为恼火,不同意去上海拍摄粤语片,遂决定不再办“海外联华”,转而将美国的大观声片公司迁往香港。1935年前后,赵树燊集资在香港创办“香港大观影片有限公司”,开始着手拍摄《断肠人忆断肠声》(《昨日之歌》)。而此时,原先计划参与主演《断肠人忆断肠声》的女主角胡蝶影改投“天一”,“大观”不得不另外寻觅女主角,面向社会招请新人。恰逢此时,李绮年由澳门来到香港,看到了“大观”征求《断肠人忆断肠声》女演员广告。李绮年1914年生于广东,长在香港,原名李楚卿。17岁时,她曾流落到了澳门成为交际花,花名碧云霞。

  “李绮年最初,以温碧霞名悬牌于澳门福隆新街廿九号,花运颇红,埠中之豪商巨贤,莫不与之有杯酒之缘。”[6]而后,李绮年离开澳门,前往香港。在看到“大观”广告之后,遂应征,被赵树燊、关文清相中,认为她“声笑貌颇可人意”[7],遂在众多应征者中脱颖而出。“次日,树燊用大观公司名义,与她订立了三年合约。”[8]李绮年之所以能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还有个重要原因:她与当红影星阮玲玉有几分相似,与此同时,李绮年还是“阮玲玉迷”,早在中学时期,她就是阮玲玉的影迷,会反复观看阮玲玉主演影片,有时候甚至会看五六遍。

  关文清回忆当时招考情形:“我问她欢喜看什么明星,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阮玲玉!’”[9]酷似阮玲玉的容貌、“阮玲玉影迷”身份,两种特质相重合,增加了新人李绮年的辨识度。进入影坛后,她所属公司则利用她身上的这一特质,进一步加以放大。1935年3月8日,著名影星阮玲玉自杀身亡之后,曾登了这样一篇报道:“阮玲玉之死讯传出后;联华电文致全国报馆及戏院,宣不再以阮玲玉之死作宣传,而其最后作品《国风》已在前一日完成,感激阮氏对公司的贡献;继阮氏后陈燕燕、王人美、黎莉莉等人艺术皆在阮氏之下,而公司则属意造就李绮年女士为接班人。”[10]在当时,阮玲玉是著名影星,有无数影迷和观众以及极高的知名度,尤其是她在最辉煌的时候自杀身亡,更是为她的人生增添了传奇色彩。在她死后,各大报纸也纷纷就她的自杀大做文章,因而,公司虽然在这里专门说明,“宣不再以阮玲玉之死作宣传”。

  颇有意味的是,又着重强调李绮年与阮玲玉内在的承继性,“公司则属意造就李绮年女士为接班人”,刻意把“阮玲玉接班人”的名号与李绮年联系起来,为初出茅庐的李绮年造势,以增加她的曝光度与知名度。此外,赵树燊、关文清还试着用演员速成方法来训练她——观摩大量影片、模仿影片女主角的表情、动作,对镜练习,并卓有成效。此时《断肠人忆断肠声》剧本已成,并改名为《昨日之歌》。该片成为李绮年银幕表演首秀,她在片中表现的可圈可点,“观众对她的印象很好”[11],她的演艺事业也打开了局面。影片公映后,收入上佳,在南中国和东南亚一带非常卖座。李绮年出名之后,一度身陷各种流言蜚语,甚至陷入与阮玲玉类似的情感官司中。较之阮玲玉更为幸运的是,她所在的“大观”并未因为流言蜚语放弃与她继续合作,反而让她出演《生命线》《摩登新娘》电影《女皇帝》海报《山东响马》等一系列影片。

  尤其是1935年《生命线》上映之后,她的过往与绯闻不再为大众所关注,而是被称为“爱国影星”。也正是在这样的事业发展势头下,在她与“大观”三年合同期满时,她的演技和声誉,已然可以和当年的阮玲玉媲美。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李绮年成为港粤一带最为璀璨的明星,“在香港提起李绮年来,真是大名鼎鼎,地位着实可比得上当年的胡蝶,虽然没做过皇后,但也是一个大红大紫的明星”[12]。当时各大新闻媒体报道李绮年相关新闻、讯息时,皆将她称为“南国影后”。上海艺华公司看中了李绮年的影响力,用重金聘请她去上海拍摄国语片。

  1940年,李绮年由港抵沪,并出演了《女皇帝》《梁红玉》,皆为借古讽今的古装历史题材影片。紧接着,李绮年又拍摄了《天长地久》《现代青年》《贼美人》《风流寡妇》等四部现代时装题材影片。好景不长,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李绮年的电影事业就此中断。1942年,李绮年结婚,婚后息影。虽然在1948年想在香港影坛重新复出,出演《花香衬马蹄》,可成绩不甚理想。在1949年拍完《卖肉养孤儿》之后,李绮年彻底告别了电影生涯。在电影事业之外,李绮年也曾一直想在话剧界施展拳脚。话剧向来为她所喜,“她不仅爱好文艺,也爱好戏剧,在她拍戏的空暇中,时时叙集着戏剧界中的友人,研究着古装剧。

  她上演过《貂蝉》,她又新自排练着《王昭君》;《中旅》话剧在港演出,她也去看过,于是她对话剧感到兴趣,听说她已在筹备组织一个李绮年话剧团。”[13]在1938年,与“大观”合同期将至时,李绮年打算出资三千元,将与广州蓝白剧团的林擒、朱泉,和原先的话剧前辈刘火子,一同成立“新生话剧团”,专门在香港出演。李绮年担任团长并承担剧团财政开支,林、朱二人负责排演。[14]“新生话剧团”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后因人事问题,合作不得不搁浅。1942年,在暂别影坛后,李绮年又一次踏上了话剧舞台,领衔出演“新生剧团”的话剧作品《芳华虚度》。该剧是一部缠绵凄婉的悲剧,讲述的是一对有情人林蕾与梦青之间因为误会、阴差阳错导致的不能成眷属的故事。最终,林蕾在爱人死去之时获得了谅解,她和梦青的爱情也终于得到了世人的理解。该剧上映之后并未获得多大反响,李绮年的“新生话剧团”也经营惨淡。1949年,李绮年带领剧团去东南亚巡演时,在金边的一家旅馆,她吞食了过量的安眠药。最终她效仿了她的偶像阮玲玉,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二、“爱国影星”:他塑与自塑之间

  纵观李绮年的一生,“阮玲玉第二”不仅是“大观”用以打造李绮年个人品牌的宣传策略,也成为她的人生真实写照。在《昨日之歌》上映之后,李绮年名声大噪,此时却传出了她曾在澳门福隆新街做妓女,并被某富商收为“偏房”的各色传言。尤其此时出现一名庄姓富商,在致李绮年的公开信中,以李绮年的个人隐私为要挟,要求她10天内回澳门,履行同居合同。庄姓富商此番荒唐行径,与张达民中伤阮玲玉、并将其告上法庭的做法如出一辙。关乎李绮年的谣言愈演愈烈,她在万般无奈之下,甚至动了自杀的念头。所幸的是,庄某的所作所为遭到了其妻妾子女的强烈反对,只好收回合同,不再张扬此事,李绮年这才获得了一线生机。与阮玲玉遭遇的不同之处在于,此时的总体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时值中国内忧外患之际,整个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此时,“大观”的关文清去日本考察影业,目睹日本城市“舸艦迷津”的景象,回忆起被迫《廿一条款》,“淞沪战争”与“沈阳事变”的耻辱。

  遂决定要拍部电影,以“唤醒同胞”[15]。因有感于孙中山《建国大纲》中将铁路网比为“生命线”,决定以此题材为剧本,并将“生命线”作为影片片名。吴楚帆、李绮年主演。影片制作完成后,原本已定在新世界戏院公映,却不料在送审过程中被港英政府禁映。该片被禁,与整个世界政治局势有密切关联,此时英国正困于希特勒政府,无暇东顾,并命令港英政府对日本采取“怀柔”政策,所有在香港有关日本人的新闻,皆用“××”代替,日本领事馆一旦抗议某件事,港英政府便取缔。影片《生命线》的剧情中,有不少影射日本侵略的细节,如在花影容演唱《天女散花》中,歌词中用“魔鬼久缠东北地”这句暗指日本侵略东北三省事实,因此,检察人员认为,影片抵抗意识影较强,予以禁映。“大观”认为,《生命线》只是鼓励青年抗敌,并没有指明敌人是日本。故再次上诉,经过“三司会审”(警察司、民政司、教育司联和审查)后,“由于该片没有明确入侵中国的敌人是谁,因而法庭最终判导演关文清上诉得值,撤销禁制令,批准影片以原装版本公映,”[16]一致通过解禁该片。《生命线》被禁事件反而为该片的上映造足了声势,获得了舆论的好评,“广州社会当局特给予奖状”[17]。华南地区的观众对该片也很有热情,“连日满座,轮票长龙”[18]。该片盛极一时,此时主政广州的“南天王”陈济棠甚至让借陈公馆给家人试映该片,陈母看后连声称赞,陈济棠亦大加奖赏。《生命线》在整个华南影坛大放异彩,“该影片的出现,确在粤语声片发展的进程中大放异彩,能不说是华南影业前途的一线曙光”[19]。

  三、由“家”到“国”:银幕中的“女英雄”

  随着外来侵略与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剧,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为,要想改革社会现状、走向国家独立自强,唯一可行性之路就在于建构现代的民族国家。在许多有识之士看来,想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就要塑造现代国民,其中重要一点就在于引入西方男女平等观念,解放被传统父权制度压抑千年的中国女性。是故,批判传统父权制度、鼓励妇女解放是近代中国中一股重要的思想潮流。在这股思潮的推动下,精英阶层呼唤能够出现“理想的女性”。所谓“理想的女性”,即她的个体命运,最好要同国族命运连接起来。1904年,《女子世界》杂志中就曾连续载过花木兰、秦良玉、沈云英、梁红玉等女英雄上战场的英勇事迹。以花木兰为代表的“女英雄们”恰好是“理想女性”的极致化和典范。她们一心为国、刚毅勇敢,为国杀敌、为国抗战,心中装着不是三从四德、以夫为纲,而是真正的家国天下。

  参考文献:

  [1][美]林乐知.论中国变法之本务[J].万国公报,1903:169.

  [2]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影印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103.[3]谭嗣同.仁学[J].亚东时报,1899:5.

  [4][5]沈智.辛亥革命前后的女子报刊[M]//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下),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361,2020.

  [6]佚名.李绮年的罗曼史之一[J].影星专集,19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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